忍將功業苦蒼生：一個民族的落后首先是知識分子落后

一個民族好談文化，尤其好談文化決定制度選擇，不是民眾出了問題，而是這個民族的知識分子出了問題。

丨革命引起觀念vs.觀念引起革命

中華民族延續五千年，文化傳統中確有很多糟粕，但沒理由一股腦兒徹底否定它。“五四”片面否定的后果就很明顯。

反過來講，傳統也是個活的東西，在全球化的今天，它也會吸收很多外來的因子。

文化保守與現代民主并不沖突，臺灣就是一個例子：它的轉型恰恰是在文化保守的土壤上成長起來的。臺灣的例子已經說明，五四時代“實現民主轉型，必須打倒傳統文化”的觀念不能成立。

把文化保守和憲政民主對立起來，是“五四”余緒造成的一個困擾。好像在中國要建立憲政民主，非得破除中國傳統的文化，我不這么看。政治制度和文化傳統之間當然有聯系，但更多的是相互獨立。

一個制度需要一定的文化條件，但更多的是一個利益安排，是利益覺醒、利益博弈的結果，而不是文化觀念博弈的結果。

羅素曾有一句話：“在先進的國家，革命引起觀念；在落后的國家，觀念引起革命。”

這話耐人尋味，但在中國難以被人注意。“五四”以來，中國走的就是后一條道路。

一個民族的落后，首先是知識分子落后，知識分子落后的表現之一，就是埋怨民眾落后，總在責怪阿Q、小D、吳媽，要改造他們，改造他們的魯鎮、未莊，乃至改造社會，改造國民性，不在制度上著力，卻要去百年“樹人”，樹新人，破舊人。

二戰后不止一個民族由于政治分裂，在分界線兩邊出現不同的走向，如東西德。

在邊界線的這一端，總是在強調破除舊文化，建立新文化，肅清舊社會，改造新人；在邊界線的另一端，對社會、對文化取保守態度，不觸動、不破壞，在既有的文化傳統上嫁接憲政民主法制。

如此競爭50年，結果怎么樣？

再看我們，30年來，我們如果有進步，是改造文化的結果，還是制度變遷，甚至制度未變、僅僅是政策變遷的結果？

是魯迅式的改造成功改造了阿Q、吳媽，才有上世紀80年代的農村進步？

恰恰相反，是那種“改造”破壞了社會有機體，魯迅的弟子學生首先被送進牛棚“改造”，此后天怨人怒，方改弦易轍，再不談改造，而是向社會讓步，向阿Q、吳媽的本性讓步，手一松，才會有此后的社會進步！

難道是因為魯鎮覺醒了，未莊啟蒙了，阿Q革命了，才有了改革開放？門里門外、三十年前后，有這么多的對比在，我不懂有些知識分子為什么還要抱著五四式的文化改造話語不放。

一個民族的文化乃至社會，是要被這種文化話語折騰壞的。

例如法國之所以是空想社會主義源頭，與知識分子的惡習不無聯系。

丨我們是落在歷史皺褶里的一代

作為早期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胡適在政治上要求民主憲政，短期彷徨，羨慕統制經濟即計劃經濟，在文化上卻持激進主義立場，欲除傳統文化而后快。

但胡適的可愛之處、令人尊敬之處在于，晚年以后他開始反思、調整了自己在經濟和文化上的立場。

魯迅從來不是自由主義者，他有一些可貴的東西，但他那個精神方向存在更大范圍的隱患。他對民眾、社會的悲憫與傲慢，既有“閏土”式的懷舊，也有尼采式的改造沖動。他那種“啟蒙”、“樹人”，與“改造”話語僅一紙之隔。

上世紀50年代前，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一要民主，二要計劃經濟，三要文化改造，再加政治激蕩，才會有40年代整個知識分子的左翼化。

這與“五四”的真實面貌被遮蔽，遲遲沒有得到梳理有關。到了現在，知識分子大部分人過了市場經濟關，但在文化上，厘清文化和政治、傳統與制度之間的關系這關還沒過。

今天從官方到民間,為什么“文化大師”層出不窮，丑聞不斷？除了那些“大師”本身有“文化劣跡”，90年來中國始終沒有擺脫“五四”話語的大環境，也讓這些所謂的“文化大師”鉆了空子。

這塊文化土壤被翻騰多次，已堿化、沙漠化。正常環境下可能是一代人能積累起來的精神進步，我們要花幾代人的時間。

歷史被切割成碎片，沒有連成一條線，每一代人總在原地踏步，事倍功半。這也是中國社會有進步但仍未取得應有的更大進步的一個原因。

社會有進步，但進步很慢，而知識分子的進步比社會更慢，已經落在社會進步的后面。

對此，我沒有那么樂觀，可以說悲觀。悲觀的一部分，是對知識界的“憤老”思維感到可悲可嘆。

歷史上生活過無數代人，更多的人是生活在歷史的皺褶部位，向下凹進去的部位，少部分人能夠生活在歷史鼓出來的部位。大凡被摁在歷史皺褶里的一代，都是難以自拔的一代。

丨豈有文章覺天下，忍將功業苦蒼生

我接受哈耶克的社會自發擴展理論。什么叫自發擴展？

第一，社會不應改造，傳統不可切斷；第二，社會傳統自發擴展的結果，能夠滋長起民主法制憲政，而不是反過來。

反過來的路數就是“五四”的負面話語，改造社會、改造文化、改造傳統，改造的最后結果，欲樹立的民主自由卻越來越遠，改造者反過來被改造、被侵蝕。

這一百年的制度選擇，幾起幾落。

凡是“落下”部分，都是打著“社會”的旗號，與“社會”為敵，反社會，改造社會；

凡是“起來”部分，都是與社會言和，向社會讓步。

只有向社會讓步，才能讓社會進步。社會進步更多的是要依靠社會自己的生長，市場經濟的健康成長，新社會階層的出現。

知識傳承、觀念變革是知識分子的職業本分，但很容易由此而輕輕一滑，滑向人性變革、社會改造，那真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知識分子的職業本分、價值堅持，是社會進步的合力之一，但沒理由夸大。

你到一個正常社會看看，一些知識分子還在堅守他們的價值立場，但自我感覺要謙卑得多，他們與大學門口修鞋、補車的人沒有高貴低賤之分。

我母校復旦大學編漢英大辭典的陸谷孫先生，經常到門口買報紙，報販有事離開，他能為報販朋友守攤子，這樣的知識分子才是知識分子，而不是念念不忘知識貴族身份，端著個人上人的架子。

這個“世界是平的”，知識分子與其他階層的關系是平行結構，只有病態環境下，知識分子與其他階層的關系才是垂直結構，要么被壓制在下，要么被高抬在上，兩端都不正常。

當然，在病態社會，知識分子的作用相對要大一些，但這只是暫時的現象，是被不正常的制度逼出來的，千萬不要認為自己出來說幾句，就是為天下代言，是社會良心。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語出宋人張載，我難以理解也難以接受這樣的話，這是中世紀“政教合一”的追求，不穿袈裟的袈裟語言。

一個有現代視野的知識分子可以把這些話語當史料來讀，但如果作為自己的座右銘，那就可悲了。

正如朱學勤老師所說：知識分子的職業本分是知識傳承和觀念變革，并非社會和人性改造的操盤手。

社會病癥的復雜性，并非某一階層的某些突發奇想就能夠治愈的，知識分子“為萬世開太平”的美好愿景極有可能走向烏托邦的災難。古今中外的歷史教訓已經太多。

朱學勤老師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反思，亦是托馬斯·索維爾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中的反思。在索維爾看來，有很大一部分知識分子會將人類面臨的“問題”簡單歸因于特定的社會機制，并用頭腦中理想化的構想來改造社會，將傳統智慧與文明價值斷然舍去。

而且索維爾指出，知識分子的錯誤理念間接造成了災難，但是他們卻普通人的頂禮膜拜，卻不承擔任何責任。那些錯誤的理念也會因此被人們忽略，改頭換面繼續影響社會。這不僅是20世紀的歷史，也是21世紀的現實。

因此，索維爾認為，反思知識分子，不僅是知識階層自身的義務，更是一種對歷史和社會現象的考量。

北大教授何懷宏在推薦序中說：“《知識分子與社會》為我們提供了一面鏡子，它指出了知識分子道德責任中重要的另一面，即知識分子不僅要敢盡言責，還要善盡言責，考慮和顧及他們的言論和理念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和后果。”

為此，先知書店獨家誠薦托馬斯·索維爾的《知識分子與社會》。索維爾是美國著名思想家，全憑他健壯的常識、道德堅守和一份“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勇氣，成為美國當代杰出的經濟學家、最具影響力的社會評論家。

這本《知識分子與社會》可以說是偽裝成甜點的一道健康大餐，流暢的文筆、無懈可擊的邏輯、淵博的知識，無論對專業人士還是初學者都是一種享受。本書中譯本早已絕版，因價值極大，先知書店特少量復活，感興趣的讀者，可識圖掃碼，一鍵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