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霸權橫行，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嗎？

編者按：在全球秩序崩塌與美式霸凌升級的今天，我們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真理在射程之內，世界將重回叢林法則時代。

那么，當對手已不再遵守國際規則時，我們該怎么辦？

在本文中，馬其頓漢學家馮海城從孔子與亞里士多德共通的“中道”美德出發，指出中國過去幾十年以“韜光養晦”的戰略耐力實現了崛起，但在當下這個時代，耐力可能從美德淪為自我束縛。

作者還以親歷者的視角——他的祖國南斯拉夫在美國鐵騎下不復存在——剖析了美國霸權底層的“阿里曼式”邏輯：無法容忍任何“他者”的獨立存在。在他看來，美國對華的真正目標并非競爭，而是“終結中國作為統一實體的存在”。

面對動蕩的全球秩序，中國是否已經陷入“執劍人困境”：在挑釁不斷升級的當下，不行動的風險是否已大于行動？作者給出的出路是“鏡像反制之術”——學習對手的方法與策略，但不使其內化為自身認同，如莊子所言“用心若鏡”，應物而不傷。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能感受到作者基于自己祖國經歷的憂思，并以此種邏輯來假設中國的處境，從中依舊能看出西方現實主義理論的色彩。需要指出的是，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同于美國的零和博弈思維，中國始終致力于為世界和平與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中國有能力、有智慧走出一條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在“大爭之世”中開辟出一條“以和止戰、以智破局”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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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馮海城】

如果我們探尋孔子與亞里士多德這兩位中西思想典范代表的哲學共通之處，最顯著的相似性體現在他們的道德理論上。

兩位思想家都將德性定義為兩種對立惡習之間的中道。例如，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第三卷第6–9章）中，將“勇敢”這一德性描述為介于“魯莽”與“怯懦”這兩種惡習之間的中點——前者代表過度，后者代表不足。

從更廣闊的文化視角來看，亞里士多德的這一方法可被視為一句自古便鐫刻于古希臘最神圣圣地——德爾斐阿波羅神廟入口處的神諭銘文的哲學表達：“凡事勿過”（Μηδ?ν ?γαν）。后來，在羅馬時代，詩人賀拉斯（Horatius，公元前65—前8年）在其《頌歌集》（Carmina）中采納了這一原則，并將“黃金中道”（aurea mediocritas）發展為社會與經濟層面的理想（在這一意義上，該概念在某種程度上呼應了最早見于《詩經·大雅·民勞》中的“小康”觀念）：

Auream quisquis mediocritatem diligit, tutus caret obsoleti sordibus tecti, caret invidenda sobrius aula. 崇尚黃金中庸之人， 避危朽之屋舍污濁， 遠奢靡之殿宇嫉恨， 持清醒而超然物外。 （賀拉斯，《頌歌集》2.1）

同理，在中國，儒家倫理理論圍繞“中庸”這一核心觀念得以凝練成型，即君子之高尚品格，體現在能夠尋求并持守兩種對立極端之間的中道。這一倫理取向的一個著名例證見于《論語》中的如下論述：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

然而，此概念最為澄明通透、意象最為生動傳神的隱喻，見于《荀子》：

孔子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于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 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 孔子喟然而嘆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荀子·宥坐》）

在我看來，將德性理解為兩極之間的中道——兩極之所以皆為惡，正因其走入極端——其精髓恰在于靈動圓融。此一路徑要求人們因時因地制宜地審視每種情境，審慎思慮如何恰如其分地行事。既然人生與社會始終處于流變之中，便沒有任何一條固定法則能夠裁定所有情境下的正當行為。鑒于此，我們便了解：倘若某種道德原則建立在僵化的誡命之上——即主張無論具體情境如何，人必須始終如此或如彼行事——那將是多么左支右絀。

儒家與亞里士多德式“中道”倫理理論的優勢，恰恰在于其能夠解釋道德情境的流變特性：某一情境中被視為極端者，在另一情境中未必極端，反之亦然。然而另一方面，此路徑亦要求行為主體具備深思熟慮、明辨事理的品格，能夠在每種具體情境中準確甄別何為極端、何為適度。正因它不提供現成的答案，故而對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亞里士多德》肖像畫

我舉個例子：我們是以亞里士多德對勇氣的定義開啟這場討論的，所以不妨來看看，在特定情境下，究竟什么才是正確且勇敢的做法。假設我正走在街上，突然撞見這么一幕：一個強壯的年輕小伙子——看著像是個剛出健身房的運動健將——被一個上了年紀的醉漢糾纏。我該怎么辦？是該插手去懟那個醉漢，還是直接路過？顯然，那年輕小伙子完全有能力自己甩掉那個醉漢，所以我如果硬要插手，純粹是給這事兒添亂，這反倒構成了一種“極端”。反觀一下，如果我遇到的情況是那個醉漢開始糾纏一個放學回家的小女孩，那么為了保護她而挺身而出就是正確的做法，這才構成了所謂的“中道”；而這時候如果選擇袖手旁觀，那就是怯懦的極端表現了。

耐力的邊界

一般大家都會認同，耐力像勇氣一樣，也是一種美德。如果我們運用亞里士多德和儒家所推崇的“中道”方法來定義它，那么耐力可以被理解為介于急躁和優柔寡斷之間的平衡點。作為一種美德，耐力并非僅限于個人修行，它同樣可以被集體——乃至國家和整個文明——所踐行。這種情況下，我們便稱之為“戰略耐力”。

事實上，中國過去幾十年的行動，正是戰略耐力在歷史層面發揮作用耐力的典范，并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復興。鄧小平著名的“二十八字方針”或許最能體現這種戰略耐力的決心：

“冷靜觀察，站穩腳跟，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善于守拙，絕不當頭。”（《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1、354-363頁）

過去幾十年，“戰略耐力”原則讓中國受益匪淺。然而，我們或許都會認同，如今的中國乃至世界，和鄧小平制定這一方針時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早已截然不同。人們往往有一種奇怪的心理傾向，總認為既然某種做法在特定時期和特定環境下被證明是成功且有利可圖的，那么延續這一做法就能產生同樣的效果。但事實并非如此，正如老子早已深刻洞察到：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道德經》, 9)

想象一下，一個體重超標的人下定決心要減肥，于是開始嚴格執行熱量攝入極低的節食計劃。一段時間后，他成功達到了標準體重，感覺身體更健康、行動也更敏捷了。但如果過了這個節點，他還無限期地繼續這種嚴苛的節食，他會變得更健康嗎？還是會適得其反？

在中國語境下，迄今為止所踐行的戰略耐力在以下四種情境下是具有現實適用性的：1）以聯合國、世貿組織等運作良好的多邊機構為代表的（相對）穩定的國際秩序；2）國家間（相對）可預測的行為準則，并通過國際法加以規范；3）各國之間的互動主要基于理性的經濟自身利益；4）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相對重要性”，無論是在經濟、軍事還是技術層面，都相對較低。

如今，當我在2026年仲春寫下這些文字時，上述種種已不復存在。在功能正常的多邊機構主持下，一個相對穩定的國際秩序曾存在于冷戰時期，并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一定程度上得以延續；然而，在1999年美國侵略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以及隨后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烏克蘭以及現在的伊朗爆發的戰爭之后，我們可以有把握地斷定，以機構為基礎的多邊主義已經消亡，而且很難在舊的框架內復興。

由此可見，國際法的概念已變得微不足道，淪為一聲微弱而憂郁的回響，盡管我們一次又一次地抗議西方暴行，但往往徒勞無功。國際法及其所建立的秩序，從來都不是世界上主權國家（無論其影響力大小）理想化規劃和理性實施的結果；相反，它始終是權力平衡的產物：必須至少存在兩個大國，他們無法通過武力戰勝對方，也都意識到這一事實；因此，它們試圖通過一套成文規則——國際法——來規范和平衡彼此的關系，其他實力較弱的國家也必須遵守這些規則。

3月10日，在伊朗首都德黑蘭拍攝的遭空襲后產生的濃煙。新華社

二戰后建立的聯合國秩序便是如此，其中主要的平衡力量是美國和蘇聯。當其中一個平衡力量退出舞臺后，建立在《聯合國憲章》基礎上的國際秩序逐漸瓦解，直至如今國際法秩序的混亂局面。因此，通過訴諸國際法來回應美國的暴行是徒勞的，而且在心理層面上，甚至可能助長施暴者的氣焰——就像強奸受害者的尖叫和懇求只會進一步激起強奸犯的欲望一樣。

事后看來，可以說，在唐納德·特朗普第一屆政府執政期間及其對中國發動貿易戰之后，經濟全球化實際上已經開始出現逆轉態勢。這場貿易戰在拜登政府期間仍在繼續（還記得2022年8月的“芯片法案”嗎），并在特朗普第二屆政府的關稅狂熱中變得國際化；結果，世界各國關于貿易、投資和能源購買的決策，越來越多地受到某些流氓超級大國的直接壓力或公開威脅，或者基于地緣政治、意識形態和安全考量，而罔顧理性的經濟利益。

歐洲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短短幾年內，它就通過放棄購買來自俄羅斯的廉價可靠能源、惡化與中國的商業關系（例如撕毀中歐全面投資協定），以及通過購買價格虛高的液化天然氣和簽署關于貿易與關稅的不平等條約，卑躬屈膝地屈服于美國明目張膽的敲詐勒索，從而走向了一場慢動作式的經濟自殺。

有時，我不禁會想，歐洲是否因為自身的腐朽而嘆息，或者僅僅是出于無聊——是否已經厭倦了生存，并在某種潛意識里渴望消亡。所有關于“俄羅斯人兵臨城下”的言論和狂熱宣傳，據稱計劃在2027年、2030年或更晚的某個時候征服歐洲，都帶有一種反常的興奮感——仿佛熱切地希望這種事情發生。這種情緒令人毛骨悚然地想起20世紀希臘詩人康斯坦丁·卡瓦菲斯（Κωνσταντ?νο? Καβ?φη?；1863-1933）的詩作《等待野蠻人》。詩中描繪了一座虛構的羅馬晚期城市，城中居民似乎同樣厭倦了生活，世世代代流傳著蠻族即將到來并洗劫城市的謠言；然而，有一天，消息傳來，實際上并沒有野蠻人：

— Γιατ? ν’ αρχ?σει μονομι?? αυτ? η ανησυχ?α κ’ η σ?γχυσι?. (Τα πρ?σωπα τι σοβαρ? που εγ?ναν). Γιατ? αδει?ζουν γρ?γορα οι δρ?μοι κ’ η πλατ?ε?, κι ?λοι γυρνο?ν στα σπ?τια του? πολ? συλλογισμ?νοι; Γιατ? εν?χτωσε κ’ οι β?ρβαροι δεν ?λθαν. Και μερικο? ?φθασαν απ’ τα σ?νορα, και ε?πανε πω? β?ρβαροι πια δεν υπ?ρχουν. __ Και τ?ρα τι θα γ?νουμε χωρ?? βαρβ?ρου?. Οι ?νθρωποι αυτο? ?σαν μια κ?ποια λ?σι?. —為什么會有這種突如其來的不安、不解? (人們的臉變得多么嚴峻。) 為什么街道和廣場轉眼就空空蕩蕩， 每個人都沉思著回家? 因為天黑了而野蠻人并沒有來。 那些剛從邊境回來的人說再也不會有野蠻人了。 而現在，沒有了野蠻人我們怎么辦? 他們，那些人，是一個解決辦法。

最后，自鄧小平時代以來最深刻的變化莫過于中國的崛起，世界經濟重心逐漸向中國傾斜，并不可避免地帶來了科學、外交、政治和軍事多方面的連鎖反應。1991年，中國的名義國內生產總值為4140億美元，約是美國的十四分之一和日本的八分之一，因此中國很容易做到“守拙”。但是，如今中國的名義國內生產總值約為20萬億美元，僅次于美國的約30萬億美元，是日本的五倍，我們又怎能期望中國“不引人注目”呢？

與此同時，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約為43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而美國為31萬億美元，其生產總值份額也超過了美國、歐盟和日本的總和。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是一家具有明顯反華傾向的鷹派新保守主義機構，該所去年12月發布了年度《關鍵技術追蹤報告》。報告指出，“在追蹤的74項技術中，中國在66項技術上領先，美國僅在其余8項上領先。”

在這種情況下，“戰略耐力”意味著什么？

執劍人困境

人們很難不注意到，無論近年來美國的行動在地理上有多遙遠，其目標似乎總是針對中國。特朗普綁架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并隨后將該國變成附庸國，部分理由是為了阻止或至少控制石油流向中國。甚至去年美國對格陵蘭島的領土要求，在言辭上也是以臆想的“中國威脅”（順便還加上了“俄羅斯威脅”）來證明其正當性的。控制與中國的能源貿易并切斷其與歐亞大陸西部的聯系，無疑是當前對伊朗戰爭的動機之一——盡管這場侵略背后的全部目的更為復雜，至少有三個層面（宗教、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和兩個煽動者：以色列和美國，它們的最終目標可能并不總是一致。

近來，我聽到一些中國朋友發表類似這樣的看法：“我們不必關心委內瑞拉、伊朗、古巴等國可能發生的事情；那些都不可能真正影響到我們。中國只有一條紅線——臺灣。”對此，我不禁表示異議，并回應道：“美國人絕不會越過那條紅線——至少在他們完成對中國的地緣政治包圍，以及對其逐步實施經濟遏制之前，不會如此。

在這一點上，我斗膽提出一個假設性的判斷，且衷心希望它永遠不會成為現實：如果伊朗在當前這場戰爭中，或在未來某場戰爭中陷落，那么可以合理預期，美國可能會在隨后的若干年中，試圖通過某種‘顏色革命’的方式，或其他手段，將中亞諸國（或許還包括蒙古）納入其控制之下，或使其轉而對中國和俄羅斯抱持敵對立場。這種過程，或許會以某種‘中亞版北約’的形式出現，亦或是通過類似利比亞或敘利亞那樣的動蕩與失序加以實現。當前，中亞處于中國、俄羅斯與伊朗之間的地緣政治三角地帶。倘若這個三角地帶的一角被移除，那么……”

我們不應該假裝不知道，美國已經開始通過逐個擊破那些與中國合作者來實現這一目標，從它認為是“最薄弱環節”的國家開始，目的是從長遠來看，排除任何潛在平衡力量出現的可能性。這些力量在多極格局下，可以建立基于國際法的新國際秩序，從而終結目前美國無法無天的霸權。

面對挑釁時，常理認為人們不應以挑釁者期望的方式做出反應。但這是否意味著完全不予回應？最近，一種宣傳敘事正在興起，暗示與中國保持密切經濟和政治關系的國家往往會遭遇“不幸”。這種敘事的弦外之音顯而易見。我們是否正接近一個“戰略耐力”應該讓位于“戰略行動”的時刻？如果是，又該采取何種行動？

美國在全球舞臺上的行為遵循一個簡單的原則，這已不再是披著虛偽遮羞布的秘密：我這么做是因為我能；如果無人回應，那就意味著他們無能為力，給我的信號是，我應該更加咄咄逼人。與冷戰時期不同，克制不再被視為善意的象征或妥協的邀請；相反，它只會進一步激怒霸凌者。幾個月前，我聽了一場俄羅斯哲學家亞歷山大·杜金的采訪。在討論俄烏戰爭的現狀時，他指出，任何行動都伴隨風險；然而，在歷史的某些時刻，不采取行動的風險大于采取任何行動的風險。

這讓我想起了劉慈欣的科幻三部曲《三體》（又名《地球往事》）第三部《死神永生》中的一個場景。根據宇宙中較為悲觀的“黑暗森林”理論——該理論認為，暴露一個文明的存在會自動招致其他文明的毀滅，以防范潛在威脅——人類為了威懾三體人入侵，設立了“執劍人”這一職位。一個被選中的人肩負著這樣的責任：一旦探測到來自三體星的入侵企圖，就要決定是否“按下按鈕”，從而向全宇宙廣播三體星的坐標——間接地也包括地球的坐標——這可能會引發相互毀滅。

在《三體》中，執劍人是手握引力波發射開關、以同歸于盡威懾三體文明的決策者。

在小說主人公羅輯擔任該職位的半個世紀里，沒有任何入侵事件。然而，在他被程心取代的那一刻，三體人發動了攻擊。在他們的投射物沖向地球的整個過程中，程心沒有采取任何行動；她不敢按下按鈕，人類因此戰敗。事后，入侵者透露，他們曾為執劍人建立了心理檔案：如果遭到攻擊，羅輯按下按鈕的可能性為90%，而程心僅為10%。我不禁思考：在美國長期戰略規劃者的眼中，中國看起來更像羅輯，還是程心？

阿里曼之怒

美國對中國的敵意是長期的。其（在很大程度上是潛意識的）動機本質上與經濟競爭、技術競賽甚至地緣政治競爭關系不大，盡管它是以這些術語表達的，但它具有更深層的社會心理，并最終源于宗教根源（源自新教加爾文主義“基于雙重預定論的揀選”教條，我之前寫過這個話題，所以在此不再贅述）。

為了尋找一個合適的比喻來說明（在我看來）典型的西方，特別是美國，無法與文明上的“他者”和解，我的思緒轉向了瑣羅亞斯德教的創世故事，如其經文《本達希申》（Bundahi?n）中所述。你看，這個古老的伊朗宗教通常被稱為二元論，因為與其他宗教傳統不同，它假定存在兩個非受造的形而上學原則：善者——阿胡拉·馬茲達，或奧爾馬茲德（中古波斯語）——“智慧之主”，即“上帝”，以及惡者——安格拉·曼紐或阿里曼（中古波斯語）——“破壞之心識”，即“魔鬼”。

然而，仔細觀察，我們發現這是一種不對稱的二元論，因為全知的阿胡拉·馬茲達從永恒起就知道阿里曼的存在。然而，反之并非如此——阿里曼并不知道除了他自己之外還存在任何東西。因此，在阿胡拉·馬茲達創造世界的行為中，阿里曼第一次意識到除了他自己之外還存在別的東西，他本能地試圖摧毀這個“他者”，毀滅阿胡拉·馬茲達新創造的世界。這個故事的倫理基礎非常重要：即，它將惡的本質特征定義為作惡者無法接受任何與自身不同的事物的存在。

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表現得就像阿里曼。拒絕正視這一點，最終將給每個非西方國家乃至整個世界帶來災難性的后果。一些讀者可能會問：“這個對著美國大放厥詞的糊涂老外是誰？他肯定有什么個人恩怨。”他們說得沒錯。我確實有個人恩怨——因為我的祖國，我出生時的南斯拉夫，已經不復存在；因為美國制造了一個黑洞，將我無憂無慮、以祖國為榮的童年記憶吞噬，如夢一般虛無；而那些在南斯拉夫解體后出生的人遭受了接連不斷的羞辱，他們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被羞辱，也就是說，他們將恥辱等同于常態……

事實上，我遇到過不少中國知識分子（都是很好、很善良的人），他們對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態度，讓我想起了20世紀80年代末南斯拉夫知識分子中普遍存在的態度，一句話總結就是：“羔羊愛上狼。”毋庸置疑，大多數這類南斯拉夫知識分子后來都為他們幼稚的行為感到無比后悔，但為時已晚……他們成了西方精心炮制的、被簡化為戰略性武器的“傳教敘事”的受害者，正如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Александр Зиновьев；1922-2006）在他1995年的著作《西方：西方主義現象》（Запад: феномен западнизма）中清晰分析的那樣——這本書在方法和風格上，盡管范圍更廣，讓我想起了《美國反對美國》中的一段描述：從意識形態上看，這被描繪成西方一項人道、無私和解放的使命，西方將自己標榜為文明的巔峰和所有美德的化身。

“‘我們是自由、富有和幸福的’——西方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向那些被西方化的人灌輸——‘我們也想幫助你們變得自由、富有和幸福。’但西方化的真正本質與這毫無共同之處。其目標是將預定的受害者帶入一種狀態，使他們喪失獨立發展的能力……這并不排除被西方化國家的自愿性，甚至可能包含對這條道路的熱切愿望。西方積極鼓勵的這種行為，以便目標受害者心甘情愿地爬進它的魔爪，甚至在這個過程中心存感激……”（Александр Зиновьев，Запад: феномен западнизма，第224頁）

我知道，面對一個你認識的人最終想要你不復存在的現實，在心理上是難以承受的。我們很容易地將這種說法拋諸腦后，認為這是妄想，但任何心理應對機制都無法改變殘酷的現實。1992年，諾姆·喬姆斯基出版了一本名為《山姆大叔真正想要什么》（What Uncle Sam Really Wants）的書。如果從中美關系的角度看，我們可以對這本書標題中隱含的問題給出一個答案——山姆大叔確實想要中國的終結（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家和地緣政治實體），毫無妥協的余地。

山姆大叔

現在，談論“中美競爭”或“中美新冷戰”已經成為媒體陳詞濫調。圍繞這個主題，前段時間我做了一個小范圍的個人調查，詢問我的中國朋友如何定義當前中美競爭中的“勝利”（好吧，我知道這種方法與其說是科學的，不如說是軼事趣聞）。

他們的回答無一例外都圍繞著這樣的概念：“GDP（總量和人均）超過美國”、“中國制造的人工智能和其他尖端技術表現優于美國技術和/或占據更大的市場份額”、“國際貿易更多使用人民幣而不是美元進行結算”等等。

正如你所看到的，在中國人眼中，“勝利”總是被定義為中國在某些領域（通常是經濟領域）通過客觀標準衡量比美國更好。現在，如果你費心去查閱美國大眾媒體，看看媒體評論員甚至普通美國人如何定義“贏得與中國的競爭”，最常出現的短語是：“中國崩潰”、“中國終結”、“打倒中國”等等。

這種顯而易見的差異無需贅言。

即使是一個大國，只要其相對經濟、技術和軍事分量不顯山露水，并且同意在美國主導的秩序中扮演從屬角色，就能暫時避過“阿里曼”的“耳目”，避免最終被標記為“不復存在”。這一秩序的設計正是為了阻止任何非西方國家的崛起——我還要補充一點，以及其真正的政治和精神獨立——同時，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將其生活水平永久限制在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范圍內。這也是西方在改革開放時代后希望中國面臨的命運。

然而，事與愿違：中國沒有按預定的劇本行事，最終被“注意到了”。事后看來，我們可以確定這個轉折點發生在2010年左右——當時中國的GDP超過了日本，電力消耗超過了美國（反映了其工業產出的絕對優勢），而在此之前，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中國還幫助美國經濟擺脫了困境——這是美國人永遠不會原諒的恩惠。第二年，奧巴馬總統公開啟動了“重返亞洲”政策。從那時起，美國似乎終于下定決心，他們的最終目標是讓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家和地緣政治實體）不復存在，就像蘇聯和南斯拉夫不復存在一樣。

人們普遍錯誤地認為美國似乎不具備制定長期政策的能力。在宏觀經濟和基礎設施發展等領域，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屬實的，在這些領域，短期利潤往往占據主導地位（而這最終可能被證明是美利堅帝國的阿喀琉斯之踵）。然而，當涉及地緣政治目標——特別是破壞性的目標時，美國人可以極具長期導向。給人的印象是，一旦決定針對某個國家，就永遠不會撤銷。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將使用關于兩只狗的故事——一只是沙爾山犬（?arplaninac），一種來自馬其頓和鄰近巴爾干國家的性格高貴、神態威嚴的牧羊犬，另一只是美國品種比特犬。那些目睹過這兩只狗打架的人聲稱，通常情況下，最終占上風的是比特犬。這可能會讓人感到驚訝，因為沙爾山犬體型稍大，因此應該更強壯，但秘密在于比特犬那種狂熱的執著。也就是說，當它們交鋒時，一旦比特犬咬住對手，它的下顎就永遠不會松開；另一方面，沙爾山犬如果第一次成功甩掉比特犬，就會置之不理，繼續走自己的路；而恰恰就在那時，比特犬發動第二次攻擊，如果再次被甩掉，就發動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攻擊……直到沙爾山犬最終因精疲力竭而屈服。

人類和國家可以從這個故事中學到的是，在應對威脅和侵略時，重要的不僅是客觀實力，還有運用實力的意志力。

在2007年接受“民主現在！”（Democracy Now!）采訪時，美國退役將軍韋斯利·克拉克回憶說，就在9·11襲擊事件發生后，時任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和他的副手保羅·沃爾福威茨拿著一份備忘錄找到他，概述了“我們如何在五年內推翻七個國家，從伊拉克開始，然后是敘利亞、黎巴嫩、利比亞、索馬里、蘇丹，最后以伊朗告終。”

正如我們所見，這一切都成為了現實——盡管花了不止五年的時間——因為我們現在正處于這一意圖執行的第二十五年。在這四分之一個世紀里，華盛頓有很多機會與這些國家達成協議，這些國家中的大多數甚至一度愿意屈從于美國主導的霸權秩序——例如，2003年卡扎菲總統領導下的利比亞。但所有的努力都以失敗告終，盡管人們可能會懷疑，與蘇聯和南斯拉夫的解體不同，這些中東國家的解體是否更多地與以色列的利益有關，而不是純粹的美國利益。

利比亞前領導人卡扎菲

還有一點我必須借助孔子的智慧加以闡明。在全球媒體中，美國發動的戰爭和干預行動——比如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等地的行動——通常被貼上“失敗”的標簽，因為這些國家最終陷入了混亂，而沒有變成所謂的“繁榮自由民主國家”，這被宣稱是美國行動的高尚目標。

這種誤解源于對美國政府公開宣稱的動機過于信任。相反，我們應該首先冷靜地進行“格物致知”，然后進行孔子“正名”的基本操作。令人不安的結論是，混亂和分裂正是美國人所追求的目標。從這個角度來看，上述案例代表的是輝煌的成功而非失敗，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美國一直在重復同樣的事情。

為了掩蓋其真實意圖，美國政府幾乎總是采用一種修辭策略——與孔子的“正名”相反——“用反名”。例如，2003年為了征服和肢解伊拉克而發動的殘酷戰爭被命名為“伊拉克自由行動”。

同樣，此類軍事行動的目標被表述為“政權更迭”和隨后的“國家建設”。但“政權更迭”究竟意味著什么？這個詞指的是同一國家框架內，用另一個政府或政治制度取代現有的政府或政治體制。然而在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以及類似的案例中，我們看到的是領土沿著教派、部落和政治路線被分割，而不是統一的主權實體。最終實現的不是“國家建設”，而是“國家解體”。因此，美國的目的是在全球范圍內盡可能多地制造非主權領土。

那么中國呢？讓我們暫時設想一下那難以想象的情景：即便純粹是假設，中國決定“屈從于美國的指令”，比如說，以某種方式同意回到20世紀90年代美國人和西方人想象中的狀態——一個只適合外包的廉價勞動力經濟體，缺乏自己的國際品牌或本土高科技，生活水平低下，眼里閃爍仰慕的目光，向西方尋求文化指導，等等。

你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人就會放過中國嗎？不。“阿里曼”一旦做出了破壞性的決定，就永遠不會改變。他也可以很有耐力：如果十年不夠，他會用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不，一個世紀——但他絕不會罷休，直到看到中國不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和地緣政治實體。與此同時，美國方面與中國達成的任何“協議”、“緩和”或“妥協”都只是一種戰術詭計，旨在最終實現上述長期目標。

我又從何知道這些的呢？從歷史經驗，來自南斯拉夫和蘇聯的悲慘經驗。在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領導下，蘇聯和俄羅斯確實做了上述“難以想象”的事情——他們自愿向西方和美國屈服。結果，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的景象令人十分沮喪：破敗不堪、治安堪憂；絕望的少女將她們的貞操出賣給丑陋的西方老游客；大學教授為了生存，在跳蚤市場兜售家里的家具；而街角擠滿了乞丐，他們不乞討錢財，而是討酒，用顫抖的、飽經風霜的手緊握著金屬杯子。當這一切發生時，俄羅斯幾乎每個人——從最貧窮的酒鬼到葉利欽本人——都真心愛上了西方，并將美國奉若神明。

為了說明這種現象的普遍程度，我將講述1992年的一件事——記錄在前俄羅斯外交部長葉夫根尼·普里馬科夫（Евгений Примаков；1929-2015）的回憶錄中——當時俄羅斯聯邦外交部長安德烈·科濟列夫（Андрей Козырев）在美國訪問了美國前總統理查德·尼克松，在會談中，科濟列夫問尼克松：“請告訴我們，我們的國家利益應該是什么？”尼克松本人對這個請求感到震驚，并回應科濟列夫說，俄羅斯在外交政策上盲目追隨美國將是一個錯誤。

回顧那個歷史時代，人們不禁會想起俄羅斯政治家帕維爾·米留可夫（Павел Милюков；1859–1943）在1916年國家杜馬發表的那句名言：“現在發生的是什么——是愚蠢還是叛國？”嗯，我聽說如今俄羅斯人在提到這句話時，會說戈爾巴喬夫犯下的錯誤遠比叛國更糟糕——那是天真。

戈爾巴喬夫的高級顧問，也是其改革政策的設計師之一（也是著名導演卡倫·沙赫納扎羅夫的父親）格奧爾基·沙赫納扎羅夫（Георгий Шахназаров；1924–2001）在蘇聯解體后的一次采訪中承認，戈爾巴喬夫及其同僚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們誤以為與西方沖突的唯一原因是意識形態分歧，并認為只要自身意識形態向更自由的方向轉變（同時期望對方也向社會主義方向轉變），兩種制度可以逐步趨同，然后大家從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我們現在輸了，”他說，“這完全是我們的錯，我們的悲劇；結果，唉，這樣一個偉大的國家便消失了。”

那么，上述局面令美國滿意了嗎？沒有。他們反而變本加厲地推進俄羅斯的經濟崩潰，同時煽動分裂運動，旨在最終瓦解俄羅斯聯邦。直到2000年代中期，普京才終于意識到，美國和整個西方國家想要的，不僅不是社會主義的俄羅斯、君主制的俄羅斯或自由主義的俄羅斯，而是根本不想看到任何俄羅斯的存在。

文明心若鏡

《怎么辦？》（俄語：Что делать?；1863年）——尼古拉·車爾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1828-1889）的這部小說，據說最初激起了俄國人的思想狂熱，促使他們為祖國的變革而苦苦求索，并最終導致1917年革命的爆發。如今，隨著美國對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的最終意圖已然暴露無遺，車爾尼雪夫斯基小說標題中的問題聽起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緊迫，無論是戰略上的還是其他形式的耐力，似乎都已所剩無幾。

當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種文明——意識到自己正遭受多管齊下且不懈的攻擊時，這種攻擊不再被道德說教所掩飾或粉飾（此時不知哪種情緒更為恰當——是對這份遲來的坦率感到如釋重負的嘆息，還是面對道德虛無主義時的厭惡，正如弗朗索瓦·德·拉羅什福科所言，畢竟“偽善是惡行向美德支付的貢品”），隨之而來的首要困境便是：為了成功地反擊，是否要用對方對付自己的方法來對付對方？

想象一下，現在是16世紀，你是一個生活在亞洲某地的民族。突然，你得知一支裝備著火器的殖民者軍隊正逼近，一心想要征服你們。按照你們民族的傳統習俗，戰爭唯一正當的方式是雙方英雄手持刀劍、目光交鋒，遵循神圣的騎士精神準則。這時的你面臨一個選擇：是像往常一樣遵循古老的傳統，還是嘗試掌握對手使用的新型火器技術。如果你選擇前者，你會英勇犧牲，光榮地失敗——你的家園被焚毀，你的妻女慘遭蹂躪，幸存的兒子們被迫在你故土的種植園里做奴隸。如果你選擇后者，你至少有相當大的機會成功保衛你的家人和族人，并阻止任何進一步的征服企圖，盡管這意味著要效仿對手的戰術和方法。

這就好比在1853年美國海軍準將馬修·佩里率艦隊闖入后，日本的所作所為。不過，明治時代的日本經歷也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學習那些試圖殖民你的人的技術和方法，很容易導致自身道德認同的迷失，變得與敵人無異。日本開啟現代化進程（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西化），本是為了抵御西方列強的侵略，卻在這個過程中全盤接受了西方殖民主義背后的意識形態和偏見——這不僅給亞洲鄰國帶來了深重災難，最終也讓日本自己在1945年嘗到了苦果。

1853年，美國佩里艦隊駛入日本江戶灣，以武力脅迫日本結束鎖國政策，被迫開國通商。

不過，中國古代哲學里似乎早就有一套思路，有助于避開這種陷阱。我上高中時讀的第一本中國思想著作是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簡史》。讀到北宋理學家程顥時，書里提到了他寫給張載的《定性書》，其中討論圣人亦發怒，然其怒如明鏡映物，怒由外生而非內擾，故雖動情而本心湛然。這種思路可以一直追溯到莊子的名言：

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莊子·應帝王》）

誠然，若以特定視角來看（未必契合原初本義），中華文化中另有一概念可與此道相映成趣——大乘佛教所倡“方便”或“善巧方便”（梵語：upāya），特別是《妙法蓮華經》的詮釋最為精微。

綜上所述，模仿對方的方法與策略，唯有在不使其成為自身身份認同的一部分時，才是安全的。（事后看來，這個道理與清末張之洞的“中體西用”原則相暗合）。

此外，這種模仿對手技巧的做法充其量也應該是暫時的（盡管不一定短暫），也就是說，僅限于對方使用這些技巧攻擊你之時，而不能超越此限。這一分寸很難把握。一個人很容易對這類方法習以為常，以至于自身的文明道德準則崩潰——正如托爾金的《指環王》中所描述的那樣，佩戴魔戒一段時間，雖然會帶來好處，卻會在不知不覺中導致道德淪喪——這種現象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日本帝國就曾發生過。

鏡像反制之術包含三個步驟：一習其法，二精其術，三反制其人。這里所指并非“硬件”——無論經濟、科技抑或軍事（坦率而言，我在這些領域的造詣尚淺）。真正令我深究的層面是問題的“軟件”。這是什么意思呢？

與中國熟人討論西方對華認知戰時，經常注意到他們說“謠言不攻自破”，認為再多的虛假信息也無法改變現實。對此我不敢茍同。宣傳的目的并非改變現實，而是改變他人對虛假信息攻擊目標的態度。舉個例子：如果有人散布謠言說我感染了某種致命傳染病，即便這本身絲毫不會改變我的健康狀況，但它仍然可能毀掉我的社交生活，甚至經濟狀況。

同樣，不可否認的是，美國和西方在全球認知領域對中國的攻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認知戰本身就是一種技術，與物質技術并無太大區別，其背后是精密的科學研究和艱苦的研發過程。如果這種技術被用來對付你，你真的能承受不去學習它的后果嗎？就像我之前舉的例子中使用槍支的情況一樣。這當然會引發道德困境，但是……

“天下”還是“國”

我常思考，是否可以將人類性格特質歸因于文明？如果設想成立——從一位外國漢學家的視角出發——在瑞士心理學家卡爾·古斯塔夫·榮格提出的兩種基本性格分類（內向型和外向型）中，我可以謹慎地認為中華文明屬于內向型。這有其清晰的歷史緣由，尤其在將中國與中東及地中海盆地發展的文明相比較時。中華文明在其形成階段所面臨的主要境況之一是什么？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讓我們先厘清“文明”的確切含義，以及界定中華文明形成階段的時間范圍。

公認的文明兩大定義要素是城市（即城市文化）和文字的存在。根據目前的考古學知識，中國在商代便明確滿足了這兩個標準。因此，中華文明的形成期可確定為從商代一直到戰國時期（即諸子百家思想成熟之前），盡管在某些語境下，可延伸至西漢初期。

一個顯著的歷史事實是，在這大約兩千年的漫長時期里，中華文明未曾與其他文明有過實質性的互動。事實上，中國首次與同樣擁有城市和文字（即文明）的其他社會建立聯系的有據可查的實例，可追溯至漢代張騫、班超和甘英的遠征，記載于《史記》和《后漢書》。

位于陽關的張騫像

在這種情況下，考慮到中華文明廣袤的地域和龐大的人口規模，便不難理解為何中國歷來被視為“天下”，以及為何在其文化歷史進程中，它始終相對內向，盡管并非總是如此，程度也不盡相同。

正如普通人的童年經歷會以難以察覺的方式塑造其終身的行為和態度，我們也可以說，某一文明在形成期占主導地位的環境，常常以非顯而易見的方式影響著其在歷史長河中的文化、社會、政治態度和行為模式。因此，必須細致地理解中華文明的這種“內向性”——在諸如唐代等歷史時期，其表現并不顯著；而在諸如明清等朝代，則更為突出；就此而言，我認為宋代相對而言較為均衡。

相比之下，發源于中東與地中海地區的諸文明——諸如美索不達米亞的蘇美爾、阿卡德、亞述文明；埃及文明；小亞細亞的赫梯文明；伊朗高原的米底與波斯文明；地中海盆地的米諾斯文明及其后的希臘文明（含邁錫尼與古典時期）；繼之而起的伊特魯里亞與羅馬文明等——自誕生之初便毗鄰而居（甚或疆域交錯），始終被迫通過貿易往來、社會文化交融及頻繁沖突進行互動。這種文明生態的生動見證，可見于埃及出土的阿馬爾那文書——這些追溯至法老阿肯那頓時期（約公元前1353-1336年）的外交信函，淋漓盡致展現了青銅時代中東與地中海主要文明間精妙復雜的互動網絡。

中華文明的內傾特質固然有其優勢，但也存在弊端。從積極面看，較之于西方文明，中國歷史上較少發動遠距離海外侵略（盡管需避免過度浪漫化——雖外征罕見，但如黃巾起義到太平天國運動，大規模內部暴力事件層出不窮，其傷亡規模堪比歐洲歷史上的國家間戰爭；再仔細想想，就其規模而言，這些事件與16世紀的法國宗教戰爭、17世紀德國的三十年戰爭，或是法國大革命爆發后的旺代戰爭，其實并沒有太大不同）。消極面則在于，此種內傾性有時也滋生自滿心態，導致對外部新知的吸納意愿衰減，并削弱識別和有效應對來自外部世界的威脅的能力。二者共同釀成了晚清時期的慢性災難。

去年12月，我拜訪了上海一家大型傳媒機構。它的總部設在一座摩天大樓樓頂，坐在頂層的咖啡館里，我透過落地窗凝視著令人著迷的城市景觀——高樓群如鋼鐵森林般綿延至天際，下方熙熙攘攘的活力穿透玻璃撲面而來，令人幾乎忘卻上海之外另有天地。置身于這個人口達14億（約占人類總數18%，而按亨廷頓定義的西方世界僅占10%）的國度，目睹民眾已享有體面生活水準，尖端科技如空氣般融入日常生活，豐富的社會結構與蓬勃的文化生活激蕩著多元思潮（甚至相互抵牾），人們難免會產生置身獨立宇宙的錯覺：這里堅不可摧、穩如磐石，其運行規律如同長江終將匯入東海般確鑿無疑。

然而，中國不再是“天下”，而是世界各國之一——盡管是文明型國家。在當今時代經濟、意識形態與地緣政治斷層線的相互交織，以及現代交通與通訊手段的進步，無論多么遙遠的事件與變遷（有時難以預測），都可能在極短時間內對任何國家造成重大沖擊。對此類變化的認知，以及擺脫偏見、靈活應對的能力，將成為決定地球上每個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因素。

或許我在此顯得過分謹慎，甚至有些可悲，但這恐怕正是我們南斯拉夫經歷在我身上的投射。南斯拉夫曾是傲然獨立、根基穩固的國度，憑借冷戰時期不結盟運動的原則性政策贏得舉世尊重——人民享有優渥生活，社會經濟制度仿佛融合了西方的精華，文化思想界的活躍程度也異常繁榮，以至于今天回想起來都令人難以置信。我們生活在自成一體的南斯拉夫世界里，恍若這世界將永遠持續下去……然而，源自國外的一連串不可預見事件，竟使我們的世界頃刻土崩瓦解。

恐懼交易

倘若有人宣稱，當今驅使國家行為的核心動力已經不是理性的經濟利益，而是恐懼——我們當作何感想？如先前所述，我們正身處國際法秩序蕩然無存的時代高潮，這禍根早在美國主導的1990年代便已埋下。此情此景下，所有關于“世界運行規則”的認知根基都在動搖，近乎尼采所言的“價值重估”。

數十年來，中國參與全球事務始終秉持“國家間互動以理性經濟自利為主導”的前提。因而構建穩定世界秩序的關鍵，被寄托在經濟領域的合作共贏之上。然而，最近我們卻目睹了他國元首遭到綁架或暗殺，公海商船被海盜劫持，外國經濟資產被明目張膽地竊取。當這些亂象持續蔓延且無休止跡象時，我們認知中的世界規則還剩下什么？這對中國又意味著什么？

我自己有時也會思考，受儒家思想啟發的原則在國際關系領域是否能發揮作用，或者它們的目的是否僅僅在于使一國內部的社會更加人性化和和諧？如果是這樣的話，“儒為內，法為外”的原則或許更為適用。

仔細想想，或許我們可以采取一種更為平衡的策略。也就是說，只有在像現在這樣國際法形同虛設的情況下，遵循孔子或孟子所定義的價值觀在國際舞臺上才會毫無成效，而創造性地運用“商靜”或“韓非子”的原則，在孫子提供的框架內，或許會更加成功也更加審慎。

然而，一旦建立起一個基于平衡和國際法的、相對穩定的全球秩序，儒家思想或許也能在國際關系中找到一席之地。此時，我不禁想起陸賈對劉邦的忠告：“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史記·酈生陸賈列傳》），我們可以反過來，創造性地重新詮釋這句話，得出這樣的結論：當世界處于國際混亂狀態時，儒家思想無法建立新的秩序；但一旦建立起來，或許就能被他們保存下來。

美國誘導的恐懼以奇特而深刻的方式運作。毋庸贅言，在主要國家中，日本的對華輿論可以說是最不友善（去年皮尤調查顯示，86%日本受訪者對華持負面看法）。這究竟是為什么呢？除了釣魚島爭端，除了日本對中國根深蒂固的歷史仇恨，事實上，有史可查——自公元57年漢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賜“漢委奴國王”金印開啟中日官方交往（該金印1784年被發現），中國從未侵略或羞辱日本，（1274與1281年忽必烈渡海攻日之事暫且不討論，因為情況比較復雜）但反過來卻不能這樣說。

“漢委奴國王”金印

過去兩百年間，唯一三次對日本造成重大羞辱的強權是美國：1853年，前文提到的佩里準將率領的“黑船”艦隊入侵日本；1945年，美國對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隨后占領日本，其影響至今猶存；1985年，強加《廣場協議》，事后看來，該協議嚴重削弱了日本經濟，并導致日本經濟停滯數十年。然而，日本民眾普遍崇敬美國，同時對中國抱有負面看法。

我認為，這種崇敬并非源于這些羞辱，而是恰恰因為這些羞辱。為了應對1945年后美國民眾所經歷的那種原始的、近乎本能的恐懼，這種恐懼通過一種類似于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心理機制，轉化為一種真摯的愛。在斯德哥爾摩綜合癥中，人質會開始認同他們的俘虜者。作為這種復雜狀況的必然結果，被壓抑的怨恨——因為指向恐懼對象風險太大——轉而指向那些被視為恐懼力量的敵人。

而且，這種綜合癥并非日本獨有……

中國依然挺立

正如典型的好萊塢電影都以大團圓結局收尾一樣，即使是最陰郁的主題，文章通常也應該以樂觀的結尾收束。我也會盡力而為……

美國作為“西方之巔”，是否有可能自愿放棄其對絕對霸權的瘋狂追求？齊諾維也夫曾用以下的語言描述了這種追求的最終目的——

西方國家過去所有所謂的“解放”和“文明化”活動，其目的只有一個：征服地球，為己所用，而非為他人所用；使地球適應自身的利益，而非他人的利益……經驗表明，必要時，西方會毫不猶豫地訴諸武力，因為他們堅信自身擁有壓倒性的優勢。地球的西方化導致所有可能孕育出新的、非西方文明的“增長點”被徹底摧毀。西方通過征服世界，摧毀了所有可能孕育其他文明的種子，使世界淪為一片貧瘠的進化荒漠。（224-225頁）

我對上述問題的回答是：并非如此。然而，我們可以設想這樣一種情況：美國可能因此而無法有效地實現其破壞性目標。以下三個假設情景可以說明這種可能性：

1)美國社會根深蒂固的矛盾可能全面爆發，引發分裂解體。 2)美國肆無忌憚的軍事擴張（如侵略伊朗）將耗盡其實力，使其他多極大國能建立有效威懾，制止其暴行。 3)特朗普政府的瘋狂行徑可能迫使美國盟友——經“正名”實為附庸——最終試圖擺脫控制。

這些可能性都存在，但無一必然發生。因此我們只能寄望——盡管古諺有云：希望不是策略。耐人尋味的是，亞歷山大·季諾維耶夫早在1995年就對中國寄予厚望：

社會主義中國依然挺立，要像瓦解蘇聯那樣對付它絕非易事。(228頁)

而今2026年，全球目光再次聚焦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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