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主動赴美到驚魂離境：CZ 的入獄、獄中生活與出獄經過

編輯 | 吳說區塊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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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前說明的是：《幣安人生》被作者界定為個人回憶錄，關于案件、監獄經歷、制度細節與動機判斷，多來自 CZ 的單方敘述與回憶，不應等同于獨立司法記錄或完整外部證據。

這段經歷真正的起點，不是在監獄，而是在 2023 年那場漫長的美國司法部談判里。到 2023 年 11 月，協議已大致成形：CZ 承認違反《銀行保密法》，個人繳納 1.5 億美元罰款，幣安繳納 43 億美元罰款并接受三年獨立監察，另外兩項指控留待法院裁決。按書中說法，他原本希望在認罪后回阿聯酋等待量刑，但司法部要求他留在美國；律師還不斷誤判局勢，一度讓他以為最壞不過是進入條件相對寬松的最低安保“營地”，后來才發現，非美國公民根本很難被分配到那里。

2023 年 11 月 20 日，CZ 飛抵西雅圖。那天他一邊過境，一邊還在和律師團隊確認條款；到了晚上，他和姐姐、母親及幾位朋友吃完飯，獨自回到酒店，把第二天公開用的辭任文章寫到凌晨四點。對他而言，這一夜真正沉下來的不是認罪本身，而是身份的斷裂：第二天，全世界會同時知道兩件事 — — 他向美國聯邦法院認罪，也辭去了幣安 CEO。第二天出庭時，法院工作人員甚至因為表格里沒有對應選項，隨手把他的案由勾成了“金融詐騙”；保釋問題也在法庭上反轉，地方法官原本認為他沒有潛逃風險，允許其回阿聯酋等待宣判，但司法部隨后罕見上訴，上級法官改判，要求他必須留在美國，直到 2024 年 2 月的量刑聽證。原本以為只需幾天的法律收尾，變成了至少三個月的滯留。

這幾個月里，他一邊準備量刑，一邊在美國境內被動等待。司法部后來又把原定 2 月的宣判推遲三個月，讓“三個月”變成“六個月”；與此同時，他開始為自己爭取緩刑或居家監禁的可能，向朋友和熟人征集支持信，最終收到 248 封，提交法院 160 封。也是在這段被困住的時間里，他開始籌劃 Giggle Academy，反復推敲自己在錢、權力、名聲之外還在乎什么。按書中敘述，等候量刑的幾個月并不是簡單的“審前停頓”，而是他被迫從幣安創始人的高密度工作節奏里抽離，第一次以半失業、半被監管的狀態面對自己接下來的生活。等到 2024 年 4 月 30 日正式宣判，司法部一度要求判他三年監禁，法官則駁回了“洗錢”“資助恐怖主義”等缺乏證據支撐的加重說法，最終判處四個月監禁，并明確表示不需要對他進行獄后監管。

真正的下墜從 2024 年 5 月 30 日開始。那天，姐姐和 82 歲的母親開車送他去 Lompoc II 聯邦監獄報到。下車后，獄警立刻催促家人離開，連一個完整道別都沒有；他只能獨自坐在外面的長椅上，在冷風里等著被帶進去。進門之后是標準化去人格化流程：過金屬探測器、被關進小房間等待、脫光接受全身檢查、換上舊棕色 T 恤、褲子、發黃襪子和平底鞋，隨后再被問是否吸毒、是否抑郁、是否有自殺傾向。接著他被帶到 C 區，面對的是一個三層、約兩百名男性囚犯共同生活的監區：紋身、光頭、長發、大胡子、鐵欄、重門，和電影里并無太大區別。剛進去幾分鐘，他就先暴露了“新來者”身份，又在沒有真正選擇的情況下，被默認歸入按族裔劃分的“太平洋島民”小團體。

第一天最具體的感受，不是什么抽象的羞辱，而是身體上的匱乏：從早上下車到下午封鎖，他六個小時沒喝到一口水；領到牢房后，發現 A5 漏水，又被換到別的囚室；下午 3 點 40 分整個監區封鎖，他一個人坐在鋼床上，只拿著別人借來的舊塑料杯。晚上發的床墊只有兩三厘米厚，發霉、破舊，下面就是硬邦邦的鋼架。第一晚他最難熬的，不只是背痛、床硬，而是無法告訴家人自己沒事。夜里，整個監區的沖水聲持續不斷。這里的馬桶沖力極大，大家又默認如廁時要不停沖水，以免氣味影響室友，于是兩百人的監區里總有人在沖。對于一個平時連稍吵的餐廳都不愿去的人來說，這種噪音不是背景，而是睡眠本身的敵人。

獄中生活很快從“新鮮的震驚”變成“重復的消耗”。食物高度工業化：早飯是寡淡得像紙屑的麥片、稀得像摻了水的脫脂奶和兩塊假蛋糕；午晚飯大量碳水、少蔬果、少蛋白，最值得期待的一餐是每周四晚上的一只雞腿。福利社兩周開一次，卻經常被獄警拖延或取消，他前幾周甚至連牙刷都買不到。電話與電腦的稀缺更構成另一種控制：兩百人共用六部電話和四臺“電腦”，每次只能使用十五分鐘；所謂電腦只是鎖死的終端，消息最多三千字，發送延遲兩小時，沒有鏈接，沒有附件，最關鍵的是不能復制粘貼。他就是在這種條件下斷斷續續把這本書的初稿敲出來的。想挪一句話，就得刪掉重打；思路往往剛接上，十五分鐘就到了，只能下一輪重排隊。后來他得知自己被列為重點監控囚犯，寫什么、發什么，都會被記錄與審查。

兩天后他被調去和一名“曾殺兩人、被判三十年”的美洲原住民囚犯同住，對方最致命的問題不是案底，而是雷鳴般的鼾聲；淋浴間只有三個極窄的小隔間，門只能半遮，洗澡還必須穿內褲，以防女獄警巡邏時看到全裸；熱水一次只出三十秒，還常常燙得難以直接沖身。獄警大多不打人，但喜歡用規則展示權力：有人嫌多米諾聲響，就讓桌子裹毛毯；下一班又嫌難看，命令全拆。有人不喜歡囚犯用塑料繩晾衣服，就拿剪刀一間間剪斷。整座 Lompoc 監獄本身還是 1920 年代建的老設施，通風口里布滿霉斑，幾乎所有新來者都會生病，CZ 進去幾天后就喉嚨痛、高燒。放風場倒很大，有草地、泥跑道、排球場和器械，但能不能放出去，全看天氣、霧氣、施工和獄警情緒。對刑期只剩幾周的人來說，最穩妥的生存策略不是抗議，而是盡量少惹事、把情緒壓低。

這段時間里，最像“人間”的部分來自家人探視。朋友們反復申請探視，全都卡在繁瑣流程里，直到他快出獄前一周，輔導員才把一沓朋友申請表拿出來，輕描淡寫地說“反正你要走了，也不用處理了吧”。家人的探視則靠 Michael Santos 提醒才找到通道：只要家人在量刑前報告名單里，原則上無需額外審批。姐姐最終帶著打印出來的規定進了監獄，但 82 歲的母親第一次卻被擋在門外，只因為護照上沒有入境章。姐姐后來又去政府網站打印合法入境記錄，母親才終于被放進來。書里寫得很具體：在她們第一次真正見到他之前，他嘴上還說不用跑六小時來看他，但到了那天，仍然提前幾個小時就準備好，等獄警一叫名字，幾乎是“腳不沾地”地跑去探視室。

2024 年 8 月 13 日，他從聯邦監獄轉去中途之家。那天早上 7 點被叫去釋放處，等了一小時后才換回自己的運動服。獄警推來三大箱別人寄給他的書和信，但這些東西在他服刑期間從沒交到他手里；到了離開的時刻，它們又突然被當作“個人物品”推了出來。他拒絕帶走。走到停車場后，他一度獨自站了二十分鐘 — — 家人還沒到，他身上又沒有手機，無法和外界聯系。直到家人和 Michael Santos 趕來，車子開出監獄，他才慢慢意識到自己是真的離開了。但這種自由仍然是打折的：上午 8 點出獄，下午 3 點前就必須去中途之家報到。中間幾個小時，他先去了姐姐家，吃了一頓像樣的午飯，洗了一個“真正的澡” — — 不必碰墻，不必穿拖鞋，不必忍受臟地板。

中途之家看起來像大學宿舍，卻住滿了即將出獄的犯人。門不鎖，三個單元，每個單元八張上下鋪，十六個人同住；前七天不能出門，但可以用手機、上網、點外賣，家人也可隨時送東西。對 CZ 來說，這里最大的恢復不是空間，而是節奏：終于能重新接觸網絡，重新和家人朋友聯系，重新安排白天。他隨后去 Michael Santos 的機構做志愿者，給囚犯整理加密貨幣教育資料。書里專門寫了一個細節：在經歷了 76 天不能復制粘貼之后，當他重新用到復制粘貼功能時，幾乎感到激動。

按原流程，他 9 月 18 日后可以去姐姐家做最后九天居家監禁，房子、座機、線路限制、工作人員上門檢查、姐姐的培訓，全都準備好了。可就在 9 月 13 日，中途之家的管理人員突然通知他立刻回來，兩名女警幾乎沒有解釋，就給他戴上手銬和腳鐐，塞進帶鐵籠的警車，送往 Santa Ana 警察局。到了那里，他又被重新執行了一遍完整入監流程：填表、脫光、全身檢查、換橙色囚服。直到第二天中午，他才知道原因 — — ICE 第三次對他下達移民拘留令，理由是簽證過期、服刑期間屬于“非法滯留”。按書中敘述，這個荒誕之處在于：正是司法部此前阻止他離開美國，又拖延量刑與滯留時間，才把他一步步推入所謂“逾期停留”的處境。三天后，ICE 總部雖然撤銷了拘留令，但中途之家檔案已注銷，重新申請至少兩到四周，已經遠遠超過他剩余刑期。于是，最后 14 天，他只能在拘留中心里被白白再關一遍。

拘留中心比監獄更糟：沒有操場，沒有健身器材，沒有電腦，只給一塊極其難用的平板；發一條消息還要收費。他能做的，只有在小隔間里做俯臥撐、仰臥起坐，靠身體動作抵消時間流動的遲緩。更折磨人的不是環境差，而是最后時刻的不確定：前一天律師告訴他按流程第二天應當釋放，可拘留所的人什么也不說。他那晚幾乎沒睡，從凌晨三點熬到天亮，穿好衣服，整理好小隔間，一直坐著等。8 點半沒動靜，9 點沒動靜，10 點還沒動靜，直到 10 點 50 分，獄警才終于走到他面前說“準備一下”。十五分鐘后，他換回衣服，簽完文件，姐姐和母親已在外面等著。他走出那扇門，呼吸到 14 天來第一口自由空氣。隨后全家直奔機場，一架私人飛機已在等待；從他走出拘留中心到飛機起飛，只用了 26 分鐘。可即便起飛后，他仍不敢完全放松，直到飛出美國領空，神經才真正松下來。到達阿聯酋后，再次抱住孩子和家人時，他才把這 11 個月以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自由感受為“幸福”。

出獄后最初幾周，他不想見太多人，不想接受采訪，也很少使用社交媒體；一個月后才在迪拜的幣安區塊鏈周露面一次，隨后繼續做 Giggle Academy，慢慢恢復與工作世界的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