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uis Mosley坐在BBC演播室的鏡頭前,面對主持人的追問,拋出了那句關鍵表態:"我們對英國患者數據沒有興趣。"
這位Palantir英國區執行副總裁的澄清,發生在一場越來越激烈的公共辯論中心。2023年,這家美國數據公司拿下價值3億英鎊的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聯邦數據平臺(FDP)合同,如今續約在即,所有NHS英格蘭地區的信托機構已被建議從本月起采用其工具。政治人物、醫護人員、隱私倡導者的質疑聲浪,正把Palantir推向風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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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筆交易到底在做什么?
NHS的痛點很具體:GP診所、醫院、急診室各自為政,系統互不連通。Mosley描述的" lived experience"——每次換病房都要重新解釋自己是誰——確實是英國患者的日常。
FDP的設計目標就是打通這些孤島,統一管理候診名單、床位、手術室排期和供應鏈。用技術術語說,這是一個數據整合與運營優化平臺。
但問題在于誰來操盤。Palantir的背景足夠敏感:CIA早期投資、美國情報界的長期供應商、創始人Peter Thiel與特朗普政府的密切關系。當一家這樣的公司要接觸英國全民醫療系統的核心數據,反對者看到的不是效率工具,而是權力讓渡。
正方:效率敘事與官方背書
Palantir的辯護邏輯很直接:我們是來解決實際問題的。
Mosley的BBC發言可以拆解為三層。第一層是功能承諾—— fragmented systems(碎片化系統)確實在消耗NHS的運轉效率。第二層是利益切割——"對患者數據沒有興趣",暗示公司的商業模式不依賴數據變現。第三層是經驗背書——Palantir在其他政府項目中的"成功記錄"。
NHS高層的表態給了Palantir關鍵支持。有報道稱NHS負責人曾稱贊其"outstanding results"(杰出成果)。對于一家在公共部門擴張的科技公司來說,這種來自系統內部的認可,比任何公關聲明都更有分量。
技術層面的論據同樣存在。NHS的數據孤島不是新話題,疫情期間的混亂更暴露了整合的緊迫性。FDP的架構—— federated(聯邦式)——理論上允許數據留在本地,只共享計算結果,這對隱私保護是加分項。
Palantir的Gotham和Foundry平臺在政府領域的滲透也是事實。從美國軍方到歐洲海關,這家公司已經證明了處理大規模復雜數據的能力。對NHS管理層而言,選擇一個"做過類似項目"的供應商,風險似乎低于押注本土初創公司。
反方:信任赤字與結構性擔憂
但反對者的質疑穿透了技術層面,直指權力與監督的根本問題。
醫護人員的抵制最直接。有報道稱NHS員工將Palantir軟件稱為"ethically bankrupt"(道德破產),并質疑"it doesn't do anything new for us"(它沒給我們帶來任何新東西)。這種來自一線的聲音很重要——如果工具的實際用戶拒絕采用,再完美的技術架構也會失效。
隱私倡導者的擔憂更系統性。"Very significant privacy concerns"(非常重大的隱私擔憂)——這是另一份報告中的措辭,涉及Palantir獲取英國金融監管數據的獨立爭議。當同一家公司同時接觸醫療數據和金融數據,數據聚合的風險呈指數級上升。
政治層面的反對正在成型。蘇格蘭民族黨等黨派已呼吁對Palantir的NHS角色進行更嚴格審查。這不是單純的技術評估,而是關于"公共基礎設施能否外包給外國科技公司"的憲政級討論。
更深層的焦慮在于不可逆性。一旦NHS的核心系統完成Palantir化,更換供應商的成本將高到難以承受。這意味著今天的合同決策,實際上鎖定了未來十年以上的技術路徑。而Palantir的商業模式——高度定制化、深度嵌入客戶工作流程——恰恰以"鎖定效應"著稱。
我的判斷:這是一場關于"數字主權"的預演
雙方都有合理之處,但辯論的框架本身需要重新審視。
Palantir的辯護存在一個關鍵模糊點。"對患者數據沒有興趣"不等于"不接觸患者數據"。FDP的運行必然需要處理敏感信息,區別只在于存儲位置、訪問權限和審計機制。Mosley的表述是一種精巧的話術轉移——從"能否接觸"滑向"是否濫用",而后者幾乎無法證偽。
NHS員工的抵制更值得重視。技術采購中常見的陷阱是:決策層看重"戰略價值",執行層承受"日常摩擦"。當一線醫護人員說"它沒帶來新東西",可能意味著功能冗余,也可能意味著工作流程的強行適配。Palantir平臺的復雜性是出了名的,學習曲線陡峭。
但真正重要的不是這筆交易本身,而是它揭示的模式。英國并非孤例:德國、法國、荷蘭都在面臨類似的抉擇——核心政府系統,該交給誰建?
Palantir的優勢在于"已經做過"。這種經驗壁壘,在公共部門采購中幾乎無法逾越。但這也意味著,每一次合同授予都在強化這種優勢,壓縮本土替代方案的生長空間。
3億英鎊的價格標簽相對NHS年度預算不算夸張,但數據平臺的特殊性在于網絡效應。使用范圍越廣,平臺價值越高,替換成本也越高。本月"建議所有信托機構采用"的指令,實質上是在加速這種鎖定。
蘇格蘭民族黨的審查呼吁,以及更廣泛的政治反彈,反映的是一種遲到的覺醒:當關鍵基礎設施的數字化由外國科技公司主導,"數字主權"就成了一紙空文。這不是反美情緒,而是對系統性依賴的本能警惕。
Palantir的案例之所以值得持續關注,在于它測試了一個邊界:在效率訴求與安全焦慮之間,民主社會的公共機構如何做出選擇?Mosley的BBC表態是一種回應,但遠非答案。
續約談判的結果、信托機構的實際采用率、以及未來可能出現的審計報告,將共同決定這個案例的最終走向。目前能確定的是:當Louis Mosley說出"我們對患者數據沒有興趣"時,他試圖平息的爭議,恰恰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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