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決策的荒謬性

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奧派經濟學）

文丨古原

2026年4月15日，美國眾議院預算委員會舉行了一場聽證會。

白宮管理與預算辦公室主任羅素·沃特坐在證人席上，面臨來自兩黨議員越來越尖銳的追問，戰爭到底要花多少錢？

他的回答很簡單，我不知道，我連個大致的數字都給不出來。

就在同一天，五角大樓已經向白宮提交了一份2000億美元的追加預算申請，用于支持自2月28日開始的伊朗軍事行動。

與此同時，白宮正在推動一份總額高達1.5萬億美元的年度國防預算草案，其中國防支出在可自由支配預算中的占比將從2025年的56%飆升至68%，而非國防開支則被削減約10%。

這件事如果只從政治角度去看，你會看到黨派之爭、審計問題、預算程序的糾纏。但如果從經濟學的視角去審視，你會看到一個遠比政黨斗爭更深刻、也更具警示意義的問題，當一個政府用強制手段從社會中抽取資源時，它所面臨的不是一個關于如何更有效率地花錢的問題，而是一個根本性的認知困境，它無法像市場中每一個普通人那樣，進行有意義的經濟決策。

為什么？

就拿這次戰爭來說，對外宣稱的是為了阻止伊朗擁有核武器，那么，相對于這一目標，美國民眾要花多少錢，才是值的？

1美元還是10萬億美元，或是100萬億美元？

是犧牲一個士兵的生命，還是要1000人，還是100萬人，或是1000萬人？

相對于不讓伊朗擁有核武器這個目標，多少代價是合理的。

你看，政治決策，就面臨這一困境，他無法進行經濟計算。

你想打造一個天下無賊的社會，讓一個賊都不出現，征收所有公民財產的99%的財產，可以嗎？一個人配一個警察隨身安保，可以嗎？

你一定會認為，這很荒謬，不，一點也不。

你經歷過類似事件，親身經歷過。

美國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東西兩大洋，外敵無法登陸美國，南北皆為附庸國或弱國，還有世界上第一強大的反擊能力，哪個國家敢主動攻擊美國？

但是，美國國防部和退伍軍人事務部的文職人員，就有一百萬人。

美國一家的軍費，是除其以外的其他十余個強國加起來還要多。美國國會發生的這一幕在告訴美國人，這些軍費，還不夠！

在任何一個社會中，資源都是稀缺的。一美元花在了導彈上，就不能再花在醫院、學校、道路或者糧食上。

這個道理簡單到幾乎不需要解釋，但它隱藏著更深層的含義，一個決策是否正確，取決于人們是否知道這些資源在其他用途上能夠產生多大的價值。

在市場體系中，這個問題的答案以一種極其精妙的方式浮現出來。

每個普通人每天都在做這樣的事，你走進超市，面對十幾種品牌的牛奶，你選擇了一款。你的選擇本身就是一個信號，告訴生產商你更偏好這個品牌，告訴配送商這個渠道更有效，告訴奶農這個品質更受歡迎。

價格和利潤就像一根無形的指揮棒，引導著無數分散的個人決策，最終匯聚成一個復雜的、自我調節的資源分配系統。

這個系統從來不是完美的，但它有一個根本性的優勢，它能從實際的選擇中不斷學習、不斷調整。

然而，當資源分配從自愿的市場交換轉向強制性的政府決策時，這根指揮棒就消失了。

政府不是用自己的錢在消費，它用的是從納稅人那里強制征收來的錢。它不面對盈虧檢驗，不面對消費者的直接反饋，不面對市場那套殘酷但有效的獎懲機制。

表面看，國會、議會審查政府預算是在監督，但請問，要怎么監督？

這是全世界最大的笑話，卻被無數人當作真理。

他們以為選舉一批議員，去審政府的預算，對著政府官員一頓猛批，就可以節約預算，防止浪費，能做到嗎？

我前面已經告訴你了，這是一個在邏輯上不成立的事，因為沒有不可能進行經濟計算和判斷。

美國政府可以恐嚇民眾，安全是一切，如果沒有國家安全，如果伊朗有核導彈，那么，將來會出現美國人被核武器攻擊，幾百萬人死亡的事件，在這種恐嚇下，征多少稅，都會被接受。

因為沒有安全，就沒有一切。

所有國家窮兵黷武，都是基于未來的想象中的恐嚇，因此來說服民眾接受龐大的軍隊和軍備支出。

市場的邏輯是，任何選擇都有代價，而這個代價是由選擇者本人來承擔的。你花一百塊錢買一雙鞋，你就失去了用這一百塊錢買書或者吃飯的機會。但你知道自己在放棄什么，因為那是你自己的選擇。

坐網約車有沒有風險，有！你要打2塊一公里的車，和打5塊一公里的專車，安全系數肯定不一樣。誰來決策，自己！安全和價格，由自己的偏好決定。

一個月入三千的姑娘，半夜打車，她可能也會選擇月入兩萬的白領平時也不打的專車。

比亞迪去巴西的建筑工人，是選擇去巴西住公寓，拿一萬一個月，還是選擇住工地臨臨棚屋，拿兩萬一個月？

這是他人自己通過偏好進行的選擇。

但政府預算的邏輯恰恰相反，做決策的人不承擔決策的后果。

哪怕是議員，他們雖然是選上去的，他們并不能真正代表選民，因為他們的選民，也有不同的風險偏好，要花多少錢去戰爭，選民們之間也沒有共識，因為只有具體的個體能根據本人的風險偏好進行決策，他人是無法代表的。

佛蒙特州眾議員貝卡·巴林特質問沃特，她指出了一個令人事實，預算中為伊朗戰爭預留的3500億美元，足以將奧巴馬醫改的稅收抵免延續整整十年。

這是一個具體的、可感的數字，它把抽象的預算爭論轉化為了普通人能夠理解的權衡，一個十年的醫療保障，還是一場為期數周、數月甚至更久的戰爭？

這不是一個技術性問題，這是一個價值判斷問題。而問題的關鍵在于，政府沒有任何機制來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沒有人能代表不同的納稅人做出這個判斷。

戰爭非但不會降低生活成本，反而會推高能源價格、糧食價格、通脹水平。霍爾木茲海峽的運輸風險已經導致從化肥到小麥、從玉米到面包的價格全面上漲，這種連鎖反應最終會沖擊到每一個美國家庭的餐桌。

但正如我前面舉的例子，生活水平的下降，能代表風險偏好就要調整嗎？勒著肚子，也要打贏XXXX的人有沒有，議員憑什么依據這一點就否認擴大戰爭，增加預算的要求呢？

不能。

以上，我沒有站在美國反對戰爭的議員的角度，也沒有站在美國行政部門要推動戰爭的角度，我是在說，這一套體制，是永遠不能決策這種事件的。

因為，任何脫離自愿交易的經濟安排，都無法進行真正的經濟計算。市場的價格體系不是某種武斷的發明，它是無數個人在自愿交換中逐步形成的知識網絡。每一筆交易都傳遞著關于稀缺性、偏好、成本的信息。

當你看到一個蘋果賣一美元時，這個價格濃縮了種植者的勞動成本、運輸者的燃料費用、消費者的評價偏好、替代品的相對稀缺，所有這些信息被壓縮在一個簡單的數字里，然后被每一個市場參與者解讀和利用。

但政府的預算數字不具備這種性質。一億美元的軍費開支，這個數字本身不告訴你任何關于資源真實成本的信息。你不知道這億美元如果留在私人部門會產生多少價值，你不知道納稅人對這筆錢的其他用途有多大的偏好，你不知道戰爭的風險和不確定性被折現了多少。

預算數字是一個單方面的命令，而不是一個雙向的信號。它的性質與市場價格有著根本性的不同。

一些讀者可能會想，那市場體系就能解決戰爭問題嗎？戰爭難道不是市場失靈的典型案例嗎？

這是一個常見的誤解。政治戰爭本身不是市場的產物，它恰恰是市場體系之外的存在。在純粹的自愿交換體系中，資源不會被用于破壞性目的，因為沒有人會自愿為摧毀他人的財產付費。

戰爭是霸權的體現，是強制對自愿的取代。市場邏輯從不宣稱它能解決戰爭問題，它只是揭示了戰爭的真正代價，這個代價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任何理性的個人都不會選擇它。但問題在于，政府決策不遵循個人理性，它遵循的是另一種邏輯。

當政府決定發動戰爭時，它實際上是在做一個無法被市場檢驗的決策。沒有利潤和虧損的信號來告訴決策者他們的判斷是否正確。沒有消費者的選擇來引導資源的流向。沒有投資者的恐懼和貪婪來約束過度擴張。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政治程序，而這套程序天然地傾向于低估戰爭的代價、高估戰爭的好處。

為什么？因為決策者本人不需要為他們的決策承擔全部后果。戰爭的成本分散在數億納稅人身上，而戰爭的好處卻集中在少數利益相關者手中。軍工企業可以從國防預算的擴張中獲得巨額利潤，政客可以從展示強硬姿態中獲得選票，軍事官僚可以從權力擴張中獲得個人滿足。

這是一種經典的激勵扭曲，受益者是集中的、可見的、有組織的，而受損者是分散的、隱蔽的、無組織的。

在市場中，會有會有軍事行動？有，但這不能稱之為政府戰爭。

美國人會買槍，這是為了保護自己的私有財產，但買多少把，他們自已會決策 ，大部分美國人也不會在家里配上幾挺加特林。

面對有組織的軍事攻擊，私人一樣可以組織起來自衛。

不管是美國早期殖民地時期的自治安保武裝，還是中國古代鄉紳建立的民團，都是由那些愿意支付代價保護自己的人建立的。

他在有威脅時就進行準備，在威脅消滅后就降低規模，畢竟 是花自己的錢，誰也不愿意，在太平年間節衣縮食去養大量的軍隊。

早年間的美國，甚至歐洲都是如此，平時幾乎沒有大規模的常備軍，只有戰時，才開始組織，因為沒有必要。

但在二戰之后，各國維持大規模的常備軍，軍事預算不斷增加就成為了現實，為什么？因為附著在軍隊上面的利益集團已經尾大不掉了。

為了能持續保持大規模的軍事支出，他們還需要不斷地制造敵人。

伊拉克戰爭，美國政府公然造假，用虛假的謊言說伊拉克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花費了上萬億美元的軍費，造成了伊拉克當地上百萬人的死亡，最后也沒有找到伊拉克有什么大殺器。

為什么？

這就是政治，政治無法經濟計算，就需要操縱民眾的主觀價值偏好，他會不斷地夸大外部威脅，以建立更為強大的武力，以維持龐大的軍隊、美國的軍工復合體，可不止是指軍工巨頭，還包括軍工生產企業的員工，軍事承包商的員工，國防部與退伍軍人事務部一百萬公務員，還有分散在美國幾十個州的軍事生產基地所影響的議員們。

這些人要維持自己的利益，就需要不斷地宣傳，外部有敵人，所以我們需要多花錢。

民主黨的議員們，只是為了搞倒川普的共和黨，所以在議會批評美國行政機構，但他們在推動其他戰爭時，一樣用的是這套手法。

兩黨不斷地宣傳外部有威脅，于是美國只能不斷地增加軍費，最終要增加國債，直至帝國崩塌。

這就是政府資源分配體系的宿命，它天然地傾向于將資源從分散的、無組織的大眾手中，轉移到集中的、有組織的利益集團手中。這不是因為某個政客的品德問題，也不是因為某個機構的效率問題，這是由強制資源分配的內在邏輯所決定的。當決策與后果分離，當收益集中而損失分散，當利潤信號消失而政治博弈取而代之，扭曲就成了必然的結果。

這不是說市場中的人不會犯錯。市場中人每天都在犯錯，虧損的企業天天都在倒閉。但市場有一個自我修正的機制，犯錯的人被淘汰，正確的人被獎勵。

這個機制不需要中央計劃，不需要預算審批，不需要層層聽證。它自動運行，永不停歇。而當政府介入時，這個修正機制就被切斷了。錯誤的決策不會導致決策者個人破產，只會導致納稅人集體受損。虧損的政府項目不會被清算，只會被追加預算。無效的軍事行動不會被叫停，只會被描繪成必要的犧牲。

這就是政府資源分配的根本困境，它不是通過讓人們用自己的錢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來分配資源，而是通過讓人們用別人的錢為別人的選擇負責來分配資源。前者產生知識，后者產生無知。前者產生效率，后者產生扭曲。前者產生和諧，后者產生沖突。

如果只是錢，倒還好，都算是幸運了。這是因為美國是發達國家，有錢。有美元地位，不斷的印鈔后果全球人分攤，如果是更差一點的國家，他們在進行戰爭決策時，還有一個巨大的成本，叫人命。

政客把一個國家的幾百萬人口的生命投入戰爭，在他們眼里，這都不叫代價。現代國家，有議會，有三權分立，就是什么文明國家嗎？不，這依然是奴隸制國家，否則，為什么政客能直接將人的生命當作戰爭的燃料呢？

在戰爭下，平民的財產、生命，都不過是政客手中獲取勝利的資源罷了。

當下，貿易保護主義的陰霾籠罩全球，地緣沖突此起彼伏，通縮壓力如影隨形，普通人如何在這場風暴中守護錢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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