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磊：世紀之爭，兩大體系重新站在了對立面

作者：肖磊看世界

最近關于歐盟、北約和美國的事情，有一些新的歷史性變化出現，法國總統馬克龍在訪問日本的時候，提出一個新的概念，叫“中等強國”，意思是說，想不做中美的附庸，中等強國就需要聯合起來。

為什么這個事情非常值得重視，原因是，當年就是馬克龍喊出，“北約腦死亡”。從當下的俄烏戰爭和美以伊戰爭去看，北約確實腦死亡了，甚至可以說已經的的確確的名存實亡。

歐洲人的意志，是值得關注的，這種關注，并不是說當下的歐盟有著扭轉乾坤的力量，而是說，歐盟作為一種新的全球化的組織形態，一旦形成自己的意志，實際上對世界的影響，將是巨大而深遠的。

如果從歐盟的整個歷史發展去看，從最初的關稅聯盟，建立一種整體的經濟貿易談判體系，使得歐洲成為一個貿易的整體，獲得了足夠的談判能力和獨立性；再到促成歐元的誕生，使得在整體的經濟和對外運行中，對美元的依賴大幅降低，可以說完成了貨幣的獨立；同時，隨著俄烏沖突的推進，歐盟實際上已經完成了軍事獨立，美國已經不僅不支持烏克蘭，還在向俄羅斯妥協，反過來美國已經站在了歐盟軍事層面的對立面，這使得歐盟的軍事獨立更有現實意義。如果站在五年前，要說沒有北約的歐盟，要應對俄烏沖突，大家還是不能想象的，但如今去看，沒有美國和北約的歐盟，已經可以完全的支撐俄烏沖突，完成了軍事獨立。

更有可能的是，美以伊戰爭結束之后，美國很可能真的退出北約，而歐盟實際上也做好了準備（從歐盟各國對美國打伊朗的態度來看）。這里面重要的信息是，如果美國無法迅速的獲得對伊朗戰爭的勝利，同時歐盟在支撐烏克蘭方面又不再需要美國，這種此消彼長之間，不僅北約對歐盟失去了吸引力，美國在北約和歐盟內部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將大幅降低。

也就是說，歐盟在過去三十多年里，分別完成了貿易獨立、貨幣獨立、軍事獨立。請注意，歐盟走到今天，如果再去看馬克龍當年所說的“北約腦死亡”，就已經不再是一個笑話，因為在那個時候開始，歐盟的核心國家，就已經在為“北約腦死亡”做準備了。

基于此，我們再去認真思考，關于“中等強國”聯合起來的這個新的邏輯，實際上也是值得深入討論的。當歐盟完成了貿易、貨幣和軍事的完全“獨立”之后，歐盟的下一個全球戰略是什么？或者說歐盟的下一個全球性訴求是什么？

當然，這個“中等強國聯合起來”，其本身包含的，并不是一種簡單的政治性或外交性企圖，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一種對未來的判斷。至于是為了不成為“中美附庸”，還是什么樣的說辭，實際上并不重要，因為基于國家間的運行來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確定就是另一個國家的附庸，這里面沒有非常清晰的判斷標準，只是一種情緒性和號召性，或者說民族性的一種表達，并不能成為某種國際典型事件的理解依據。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等強國聯合起來”，更多的，是對未來世界的一種判斷和訴求，也就是看到了在世界中等強國這個層面，“中等強國”本身需要中美之外的第三種選擇（這是判斷），而如何在中美之外，建立一個足夠強大的，甚至超越中美單個體量的一種“中等強國聯盟”（這是訴求）。

自大航海開始之后，歐洲實際上不僅成了全球的主導性力量，還成為了國際領域的“概念”大師，這些“概念”對后來世界的影響是巨大的，比如工業革命、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等等，如果這體現的是一種向內的社會學范疇，實際上更大的“概念”輸出在于，當全球各類戰爭爆發之后，非常提前性的“概念”介入。比如法國，給美國送去的，不僅僅是在抵抗英國方面的“自由女神像”，實際上法國的孟德斯鳩、盧梭，以及大革命等，也直接塑造了美國的整個制度和后續價值觀等選擇。

最近特朗普對英法連續羞辱，細節確實不堪入目，但實際上如果沒有英法，確實就沒有美國。至于二戰那會，沒有美國，歐洲會不會說德語，這個也不太好說。在這種糾纏不清、深入嵌套的歷史背景當中，美國和歐盟的未來之爭，將是世界最大的塑造性力量。

伊朗問題就算美國完全獲勝，實際上歐盟的“先入”也值得關注，歐盟是最快、最早的將“革命衛隊”列入恐怖組織的國際體系，歐盟僅僅是不贊同美以對伊朗的軍事行動，這里面更多的還是美國沒有通知歐洲盟友，以及歐盟有能力在不使用戰爭的情況下達到對中東的擴張等目標，而不是雙方本身對伊朗的“定性”之爭。

既然要討論歐盟和美國的問題，就需要更清晰一些。如果從當下的局勢來看，價值觀、意識形態等等這種非常虛的領域，美國和歐盟沒有什么相互的競爭優劣，但歐盟的優勢在于和平性擴張能力，這一點來說，不用戰爭，歐盟也能達到擴張訴求。而美國的優勢在于貨幣和二戰后建立的平臺優勢。實際上北約就是一個平臺，為什么北約國家都非常依賴美國，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北約國家必須基于美國的戰爭平臺來指揮，離開了這個平臺，北約國家根本就無法組織到一起。俄烏戰爭打到今天，實際上歐盟基于對烏克蘭的援助和戰爭參與，正在擺脫北約平臺，這是歐盟真正走向軍事獨立的決定性條件。

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說在體系擴張當中，歐盟和美國存在競爭的話，歐盟的擴張成本更低，而美國的擴張成本更高，因為歐盟在和平條件下就能完成擴張，而美國很多時候得訴諸武力。但關于貨幣和國際平臺問題，美國占有優勢，歐元的國際化水平和影響力，依然低于美元，這就使得國際諸多貿易和金融等平臺，實際上歐盟依然無法跟美國抗衡。如果歐盟的和平擴張，也就是加入歐盟的國家越來越多，歐盟的貿易和歐元的地位也會相應提高。于是，雙方可以在以上條件里面，各有優劣，算是打一個平手，美國有當下優勢，歐盟有未來優勢。

當然，如果僅僅是探討這樣一個現狀，是不值得長篇大論的，這里真正要跟大家討論的是，歐盟跟美國相比，實際上真正的競爭性風險，并不是未來的擴張成本等問題，從貿易、貨幣和軍事建立“獨立性”之后，歐盟真正的目標，需要回歸到內部，而非外部。這就是為什么“中等強國”聯盟這個說法，值得拿出來思考的原因。

歐盟真正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或者說進一步的創造世界“第三極”的能力，根本不取決于能否建立“中等強國聯盟”，而在于能否在內部打造強大的競爭優勢。

現在的歐盟，跟美國打造的經濟體系相比，有著一個巨大的內部“隱患”。

很多人覺得，歐盟的隱患是統一性不夠，可能解體等，這種說法過于籠統，也沒有說服力。如果去看當下歐盟的擴張，就連英國這個已經退出歐盟的國家，都已經明確的，要把重心重新回到跟歐盟的關系當中，在東歐和地中海地區，加入歐盟依然是諸多國家奮斗的目標，在這樣的背景下，說歐盟很快解體并不現實。更重要的是，歐盟內部共同體的打造，通過各類體系的一體化，包括簽證、工作、貨幣、居住和交易等的一體化推進，實際上加入的國家很難離開這個體系（英國當時沒有加入歐元區，脫歐的成本稍微低一些）。

要把歐盟真正的“隱患”說清楚，還需要跟美國來做對比。

歐盟和美國最大的不同，在于兩者的內部創造和管理的走向已經出現分野。歐盟逐步的在固化基于“分配”而非“創造”的管理模式，而美國依然是基于“創造”，而非“分配”的管理模式。這是歐盟相比美國來說，最重大的一個競爭性隱患。

也就是說，美國在創造能力依然十分強大的背景下，依然還在圍繞“創造”來建立所有的內部體系，而歐盟在創造能力依然弱于美國的背景下，卻不可避免的走向“分配”主導的模式。這是歐盟真正值得警惕的部分，如果這種走向持續，歐盟未來會面臨分無可分的地步，單純的對外成員擴張，很難彌補內部創造的缺失，而同時會增大“分配”負擔，這也是為什么歐盟不太敢接納體量稍大的，類似土耳其等國家的主要原因。

歐盟之所以走向“分配”型模式，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首先一個是，歐盟由于家底比較厚，盡管經歷了數次大戰，但財富積累、工業積累、人才積累等都異常雄厚，很容易建立對外的貿易優勢，這就使得整個政治體系和民眾訴求，不是如何增加“創造”，而是更容易進入到整體性的一種內部訴求，即，如何分配現有財富和資源；第二個是，歐洲始終存在最深層次的宗教和種族情緒，盡管歐盟的成立壓制了這種潛在問題，但歐洲社會對“創造者”的不信任和社會對其的瓜分欲望始終存在，很多人覺得二戰反猶只是德國的事情，其實在歐洲其他國家甚至比德國還厲害，這就使得歐盟內部，就算擁有“創造”，也得分是誰在“創造”，如果不是特定人群主導的“創造”，就會面臨被打擊的風險，這在歐盟體系下雖然有所避免，但長期看對整個體系內“創造”的趨勢性打擊始終存在；第三個是，由于長久以來的，基于“分配”的整個政治人文生態，使得權力結構固化，也就是整個權力結構是基于“分配”來選拔、運行的，而為了讓“分配”變得合理，讓這種基于“分配”的權力結構更具有說服力和“合法性”，就需要系統性的，不斷的輸出對“創造”的貶低和降維，否則基于“分配”的權力結構就失去了合理性和擴張能力。

在這樣的底層邏輯和背景下，歐盟內部會始終存在一個隱患，就是“分配”者對各類資源和權力的消耗，永遠大于“創造”者的創造和負擔，直到創造者逐步消亡，而只剩下分配者，這其實就是二戰的起因。尤其是近年來，很多人覺得歐洲已經大不如前了，維持各類社會運行的資源越來越少，實際上根本的原因就是“創造”的衰敗，同時“分配”體系依然需求更大、不斷擴張，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已經有些入不敷出了。而歐盟所面臨的這類問題，是無法通過“中等強國聯合”等外部目標和訴求來解決的，也就是說，歐盟的主要問題，恰恰在內部，而非外部。

美國實際上恰恰相反，如果單純從對外的不可預測性，也就是對外的胡亂掄錘去看，美國似乎在“自殘”，但實際上如果認真去看美國內部的運行體系，依然是一種強力的糾偏模式，也就是從民主黨的“分配”主導，轉向共和黨的“創造”主導，如果從近兩年去看美國商業等體系的加速，實際上是遠高于此前的，美國的各個科技平臺、人工智能等放開手腳，空天等產業的加速，實際上這兩年尤為明顯，如果再從創建全球平臺的數據去看，這兩年以來，全球對美國的科技平臺的依賴更大了，而不是更小了，美國諸多平臺的全球用戶量，已經從十億這個規模，逐步的走向三十億。

美國甚至解散了好幾個聯邦部級系統，這次對伊戰爭，直接解職了很多軍隊高層，很多人覺得這是打不贏或要整什么幺蛾子，其實另一個信息是，直接允許士兵在軍營帶槍等。這里面我們不能把赫格塞斯等都當成是傻子，說人家只是一個主持人，其實從整個西方的體系去看，非常時期，往往都是非職業的價值體系更堅定，就像大家說澤連斯基是一個演員，實際上給蘇聯造成最后一擊的里根也是一個演員。

這里面，真正的邏輯是，美國在解除“管理”型障礙，而直接讓每一個人成為創造和決策的主體。比如二戰的時候，如果大家去深入的去看美國對日本的戰爭，大部分情況下的獲勝，不是由命令方指揮高明，而是邊緣的信息獲得，以及士兵等個人的臨場發揮，包括破譯情報和隨機的擊毀日本航母等。這就使得，日本是以幾個人的智慧和能力，在對決美國成千上萬的人的智慧和能力極限，這是完全不對稱的。在創造領域也是一樣的，管理型、命令式和分配型創造，跟去管理型、去命令式和去分配型創造相比，就是幾個人的創造，在跟幾億人的創造在比，這是沒有可比性的。

如今的歐盟，確實從規模和擴張能力方面，是有著很大的優勢的，但要完全站在美國的對立面，要展開真正的所謂“獨立性”競爭，還需要真正的改造歐盟內部，美國當下的這種內部變化，對于歐盟來說，是不可想象的，但也是必須的，歐盟這種為了維持“分配”型規模，而忽視“創造”的隱患模式，是任何對外的高明策略都無法彌補的，包括“中等強國聯盟”等。

以上僅供閑聊！

文/肖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