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年聚焦“一把手”政績觀:一場關乎未來五年發展質量的深刻變革
感覺地方不熱衷“大項目”了?政績觀轉向正悄然改變城市發展邏輯
“理舊賬也是政績”!這句話為何成為今年多地開年部署的關鍵詞?
從追求“顯績”到深耕“潛績”:政績觀之變如何讓生活更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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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有沒有一種感覺,這幾年家鄉的變化節奏好像不一樣了?
轟轟烈烈的大拆大建少了,摩天大樓“競賽”降溫了。相反,街角多了個小公園,老小區加裝了電梯,家門口的斷頭路突然通了。這些事不算驚天動地,但讓人心里踏實。有網友開玩笑說,地方干部的KPI是不是換了,從比“高”比“大”,變成了比“細”比“實”?
玩笑背后,是一個深刻的真問題。這實際上牽扯到中國發展思路的一次關鍵調整。而調整的核心,就在于各級主政者如何理解“政績”二字。
新年伊始,一項重要安排在全黨展開。核心就是引導樹立和踐行正確的政績觀,而且特別強調要抓好“一把手”這個關鍵。文件印發和學習部署,選在地方班子換屆和“十五五”規劃起步的關口,信號再明確不過。這意味著,新發展階段的征程,從一開始就要校準航向。
為什么在這個時候,如此突出地強調這件事?
原因在于,發展階段的深刻變化提出了全新要求。過去那種追求規模和速度的粗放模式,已經難以為繼。一些長期積累的矛盾逐漸顯現,不少問題的根子,恰恰在于政績觀的偏差。
比如地方債務問題。一些地區負擔沉重,部分債務的形成,與過去片面追求“大項目”、“大場面”的思維有關。為了在任期內留下醒目“印記”,一些超越發展階段和財力承受能力的工程匆忙上馬。一旦后續支撐不足,就可能陷入停滯,成為沉重的財政包袱和難以處置的“遺留問題”。這不僅浪費了寶貴資源,更透支了地方未來的發展潛力。
再看生態環境。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但歷史上“重發展、輕保護”的舊思路,其影響并未完全消除。環境修復需要付出巨大成本和長期努力。近年來,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穩步推進,各地辦理了大量案件,追繳了數百億元的賠償金,用于修復受損的生態環境。這些案件本身,就是糾正過去錯誤發展觀、彌補歷史欠賬的切實行動。
中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核心是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從看重“體量”到追求“體質”。新質生產力的培育、科技創新的突破、民生短板的補齊、生態品質的提升,這些任務往往投入大、周期長、見效慢。它們更像是“夯基壘臺”的基礎工程,無法在短期內轉化為亮眼的GDP數字。
倘若評價一個地方、考核一名干部,依舊過于看重短期經濟增速和表面形象,那么誰愿意去干那些“地平線”以下、卻又至關重要的苦活累活呢?結果就是,口號喊得響,行動跟不上,一些根本性、結構性的難題始終在原地打轉。
因此,推動政績觀變革,是發展階段轉換下的必然選擇,也是一道必須邁過去的坎。但這件事情知易行難,至少面臨幾個現實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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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的慣性力量很強。追求立竿見影的“顯績”,相對容易得到關注和認可。而像優化營商環境、培育創新生態、積累人才儲備這樣的“潛績”,則如同春雨潤物,無聲卻珍貴。扭轉“重顯輕潛”的思維定勢,需要時間。甚至,一種“少干事、少出錯”的消極心態,也可能借機抬頭,這比盲動的危害更隱蔽、更消磨斗志。
考核的機制需要優化。如果評價體系不改,一切可能流于空談。過去在某些地方,考核過于偏重經濟指標和數字增長,客觀上導致了“數字出官”的扭曲激勵。更復雜的情況在于區域協同。比如一條河流流經多個行政區,上游地區肩負生態保護重任,考核側重水質;下游地區側重產業發展,考核看重產值。兩地主政者的關注點和壓力源不同,在協同治理上就容易產生“各唱各的調”的現象。指揮棒如果不一致,合力就難以形成。
還有更深層的因素。扭曲的政績觀有時會與扭曲的利益勾連在一起。一些華而不實的項目背后,可能存在盤根錯節的利益鏈條。政績觀向“實”轉變,意味著“泡沫政績”的空間被壓縮,這必然會觸動某些固有的利益格局。他們會成為隱形的阻力,讓那些打基礎、利長遠的實事項目推進起來困難重重。這就是為什么說,轉變有時比想象中更考驗決心和智慧。
盡管挑戰不小,但變化已經在實實在在地發生。今年春季,許多省市在開年部署工作時,“樹立正確政績觀”成為高頻出現的關鍵詞。超過二十個省份在其重要會議或工作要點中,將其置于突出位置。尤為可貴的是,各地并非空泛議論,而是拿出了結合自身實際的、相當具體的行動思路。
廣東省的提法帶有鮮明的實干色彩,將政績與“產業鏈的韌性”、“產業附加值的提升”和“民生就業的保障”這些具體目標緊密掛鉤。這很符合其一貫風格,不玩虛的,就看發展是否更健康、群眾是否得實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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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的落腳點十分精準,將政績觀與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這一重大使命深度融合。衡量工作的尺子,就是看城鄉差距、區域差距、收入差距這“三大差距”是否有效縮小。把宏偉藍圖,轉化成了可衡量、可感知的施政目標。
東北地區的表述則體現出對發展階段和自身省情的深刻把握。黑龍江省強調“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倡導多做“讓價值和掌聲留給未來”的事情。遼寧省的提法更是直面痛點,明確提出“理舊賬也是政績”。這句話釋放了強烈信號,它鼓勵干部勇于觸碰歷史遺留的難題,妥善解決前任留下的“包袱”,這同樣是重要的貢獻和擔當。這等于給那些敢于啃硬骨頭、接“燙手山芋”的干部撐了腰。
這些動態表明,一種更加務實、注重長遠、關切民生的施政導向,正在各地形成共識并付諸實踐。當然,理念的倡導離不開制度的保障。沒有制度的護航,好的理念容易在執行中走樣、在壓力下變形。
目前,一個系統性的制度框架正在構建和完善。其核心可以圍繞幾個關鍵環節來理解:明確責任是前提,優化考核是指揮棒,選用干部是導向,加強監督是約束,而健全容錯機制則是兜底保障。
這其中,考核評價體系的改革尤為關鍵。新的導向是,既要看發展成果,也要看發展代價;既要看“顯績”,也要看“潛績”。比如,一個地方引進培育了一個前沿領域的研究機構,短期內可能稅收貢獻不大,但它帶來的知識溢出、人才集聚和產業升級潛力,會被納入考核評價的視野。同時,“三個區分開來”的原則也更加清晰具體,旨在嚴格區分無意過失與明知故犯、探索失誤與違紀違法的界限。這套制度組合拳的目標很明確:既要防止亂作為的“莽干”,也要杜絕不作為的“躺平”,真正為那些愿干事、敢干事的干部營造寬松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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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關于政績觀的深刻討論與實踐,離我們普通人的生活并不遙遠。它意味著,你所在城市的決策者,可能會把資源更多投向老舊小區改造、普惠托育、社區養老和公共綠地,而不是熱衷于建設標新立異卻華而不實的“地標”。它意味著,城市的發展將更均衡地關注“高度”與“溫度”,“天際線”與“地平線”。
說到底,政績觀的校準,最終校準的是發展的價值取向,是“為了誰、依靠誰”的根本問題。當“一把手”們真正把心思和精力放在解決群眾急難愁盼、夯實長遠發展根基上,哪怕這樣的工作不那么“顯山露水”,其帶來的積極變化,一定會沉淀為老百姓實實在在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那種“慢下來”的扎實感,或許正是為了未來能夠走得更穩、更遠、更好。這不僅僅是施政理念的進步,更是我們每個人生活品質向上向好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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