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個學生擠進7座車”：村小撤并后，艱難上學路上的致命車禍

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本文為「三聯生活周刊」原創內容

3月23日早上，貴州赫章縣河鎮鄉恒底工業園附近發生車禍。一輛載著16名學生的五菱小型客車在前往小學路上，與路邊停放的大貨車碰撞，造成2名學生死亡，14名學生受傷。該車核載7人，實載17人（含司機），嚴重超載。

這場悲劇的背后，是當地長期的求學困境。村小撤并后，孩子們求學路拉長，最遠達十余公里。沒有正規校車，在外務工的家長只能將孩子托付給私人面包車。“哪怕知道危險，也沒辦法。”

實習記者｜何新月

編輯｜王珊

出事

3月23日早上7點多，貴州赫章縣河鎮鄉新寨村的陳芳在海雀小學的家長群看到老師信息，“（老師）問新寨村的同學還安全嗎？”這天是周一，是孩子們結束周末假期，要返校的日子。

收到老師信息后沒多久，村里就收到了消息：搭載著新寨村孩子的車出事了。海雀小學距離新寨村五六公里，平常孩子們上學多坐專門接送學生的私家車。因為車子太擁擠，這一天，陳芳的三個孩子是走著去的學校。他們六點剛過便背著書包出門，為了趕七點半的早讀。陳芳松了一口氣。

當天下午，赫章縣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發布通報稱，赫章縣河鎮鄉園區大道發生一起交通事故。駕駛人張余廣駕駛自有五菱小型客車違法超員，在途經河鎮鄉園區大道時，與一輛停放在路邊的大型貨車碰撞，致車上2名學生死亡、14名學生受傷。陳芳后來聽說，離世的孩子中，有一位是自己讀五年級的兒子的同班同學。

張余廣在外務工的堂弟張啟富告訴本刊，車上的孩子都是新寨村的，離世的兩名孩子是姐弟，男孩讀五年級，女孩讀六年級。一個坐在副駕駛，一個坐在副駕駛的后排，這正是撞擊最嚴重的區域。在網上流傳的事故圖片中可以看到，張余廣駕駛的白色五菱車與路邊同向的紅色大貨車碰撞后，車頭右側嵌入貨車后輪車廂下，車頭結構被撞得碎裂變形，引擎蓋完全掀起、彎折，發動機艙部件裸露，車身碎片散落在路面上。

附近村民告訴本刊，事發地點位于赫章縣河鎮鄉老街村恒底工業園附近，距離海雀小學不到兩公里。一位海雀小學的學生家長告訴本刊，孩子周末回家時說，出事的同學從三年級到六年級的都有。

此次涉事五菱小型客車，核載7人，事發時共載17人。很多網友表示難以置信，“怎么能塞下這么多人”。新寨村的獸醫黃瑞龍，經常開車往返各村寨給牲畜看病，對村民出行和事發路段十分熟悉。他告訴本刊，超載在當地拉學生的面包車里是普遍現象，“超載就是小的站著、大的坐著，一個抱著一個，（小車）擠得滿滿當當像擠公交一樣。”

小客車意向圖（ai生成）

對于孩子們來說，上學的距離是無法回避的難題。新寨村到鎮上的海雀小學約5公里，周邊的雙河村到學校的距離更遠，達十余公里。一位新寨村村民告訴本刊，像張余廣這樣的面包車司機每天接送，每個孩子每月收150塊錢左右。“我以前也坐過這種車，成年人都能擠十幾個，更別說孩子了。”黃瑞龍說，司機超載也不完全是為了多賺錢，更多是為了省時間，孩子要趕早去上學，司機一趟拉得多就能少跑幾趟，不然要來回跑好幾趟時間來不及。這種說法在本刊采訪的多位村民口中得到證實。

黃瑞龍告訴本刊，撞上的那輛貨車，已經在那兒停了半個月左右。“一半在路上一半在路邊田里，但并不影響正常通行，路還是夠寬的。”黃瑞龍說，那已經是當地公認的好路，筆直、寬敞，雙向可以并行三四輛小車。相比之下，進村的路要兇險得多，“又窄又陡，拐彎特別急，開起來像過過山車一樣，很多上坡和拐彎路段的護欄都被撞壞了。”

張啟富告訴本刊，堂哥張余廣事后向律師描述，事故發生時，那一段路上的霧相當大，“他說車禍發生時，從他對面來了兩個車子，有一個開的是近光燈，另外一個開遠光燈，他就沒看清楚（前面停的大貨車），就撞上去了。”

困境

張余廣的初中同學周偉告訴本刊，兩年前他就曾提醒過張余廣，拉這么多孩子太危險。當時他主要擔心張余廣超載拉學生被交警發現要罰款、拘留。他還記得，張余廣說沒辦法，村民特別相信他，都愿意把孩子交給他接送，不給他們接也不好。

這背后是山區村莊普遍的現實困境。黃瑞龍告訴本刊，在家種地不賺錢，山地多，干活還辛苦。村里大多青壯年為了賺錢養家，多是前往浙江、江蘇、廣東一帶，去工地或者進廠打工。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家長們也不放心老人接送孩子。黃瑞龍說，“村里有些老人一輩子都沒去過縣里，頂多就是逢年過節去鎮上趕集，買些生活用品，偶爾坐一次面包車。”

河鎮鄉雙河村村民李忠華家里有三個孩子，兩個在海雀小學就讀，老大在鎮上念初中。為了撐起一家人的生計，他和妻子常年在溫州電子廠打工。他也不是沒想過把孩子帶在身邊。“之前大兒子在溫州讀了半個學期一年級，光各項開銷就花了3000多。”提起這筆賬，李忠華滿是無奈，“現在小孩讀書，看似免學費，可班費、雜費不斷。”他說，疫情過后，工廠活計變少，工資也大不如前。以前在皮革廠，一個月能賺七八千甚至九千，現在只有四千多到五千。收入降了，城市消費卻沒減，扛不住了，他把孩子又送回老家上學。

他的孩子在學校寄宿，一周往返一次。在去年之前還都是搭乘私人面包車上學，“一年八百塊錢一個學生”。后來，那個司機生病去世了，李忠華的孩子找不到人送。家里兩個老人不識字，考不了小車駕駛證，只能讓六十多歲的奶奶開敞篷的三輪車接送，三個孩子坐在車棚里。老人冬天怕凍著孩子，就在后棚給孩子鋪上被子蓋著。李忠華說，他們也曾跟海雀小學反映過，“不是不愿意出錢，只要學校安排合規的校車，費用在承受范圍，我們都愿意交，哪怕比私人面包車貴幾百都可以。”學校老師也只回復“沒辦法”，接著讓填表，登記孩子們的交通方式，再無下文。

李赫跟張余廣一個村，也曾搭過他的車。李赫對張余廣的印象很好，“開車很穩、不快，不會像其他司機那樣漂來漂去。”他還記得，張余廣話少，但很溫柔，會幫他拿行李，等他們從學校出來的時候也不會一直催。在恒底村附近開磚廠的劉桂蘭，經常坐張余廣的車，“車都開舊了，他的車技一直很好”。她告訴本刊，張余廣人很實在，每次載她出門都不肯收錢，總說“老人也坐不了幾回，不用給”。拉老人的時候，也不會超載，說怕擠到老人。這位六十多歲的老人，在電話里反復說道，“他是個仁義的人，人一點都不討嫌。這次出事就是意外。”劉桂蘭說，張余廣家里條件不好，負擔重，上有老下有小，日子過得難。

據張余廣堂弟張啟富講述，張余廣離不開村莊，是因為要照顧家里身體不好的七十多歲父母。張余廣的老母親患有心臟病，常年服藥，老父親也年事已高。當地的風俗是兒子養老，張余廣下面有三個妹妹，都有自己的家庭，無法幫襯。張啟富說，張余廣的四個孩子都二十多歲了，三個大孩子都讀了大學，但畢業了都沒找到穩定的工作，“在外飄著，偶爾還需要我哥貼補。”

2019年張余廣曾陸陸續續找張啟富借了6萬塊錢。那時正值三個孩子讀大學，為了供幾個孩子讀書。后來這筆錢，張余廣也一點點還清了。張余廣一邊開車拉學生，一邊在家種十幾畝地，還養了幾頭豬和牛。種地的收入微薄。老同學周偉告訴本刊，張余廣平時不抽煙、不喝酒，菌子豐收的季節，他妻子會去附近的菌子廠打零工，一天能賺80-100塊錢。開面包車拉孩子上學，是張余廣最主要的收入來源。

撤并后的難題

一位孩子在海雀小學就讀的家長李忠華告訴本刊，出事后學校發布了新通知，將原本周一早上到校的規定改為周日到校，學校統一提供晚餐，并安排晚自習。他猜測學校調整可能有兩大原因：一是當地早上霧太大，六點二十分左右才天亮，七點多霧還沒散，孩子擠面包車危險。二是避免孩子趕時間上學，不得不坐超載的車。

在二十多歲的獸醫黃瑞龍的記憶里，2008年他讀小學的時候，新寨村村里還有教學點，可以讀到三年級。讀完三年級后，就得去幾公里外的鎮旁邊的集市小學讀書。再后來，那所集市小學也被取消了，村里的孩子只能去更遠的海雀小學讀書，上學的時間、距離就拉長了。據家長們介紹，海雀小學的教學條件相對較好，一個年級兩個班，一個班四五十人，學校提供寄宿服務，低年級也可以寄宿。寄宿的孩子周一到校，周五回家。學校有食堂和宿舍，還開設了免費的晚自習，“能管住孩子寫作業”。

據教育部歷年教育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至2023年，貴州省的小學數量從9275所減少到6156所，教學點從3581個減少到1737個。十年間，小學減少了近1/3，教學點減少了近一半。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告訴本刊，全國的村小撤并始于2001年。當時地方財政緊張，縣級政府難以支撐眾多村小的運轉，教育部出臺了學校布局調整的相關文件，各地開始對村小進行撤并整合。

浙江師范大學國際文化與社會發展學院講師周新成，曾赴貴州銅仁鄉鎮調研，三年間走訪了東中西部的三十多所鄉村學校。他告訴本刊，2012年之前是大規模的“撤點并校”，當時學生數量還比較多。2012年之后中央嚴格控制村小撤并，各個地方的差異就比較大。周新成調研發現，2012年之后湖北的村小撤并整體規模最大，西部的云貴川其次。他向本刊解釋，湖北撤并力度大，主要是因為湖北人口少子化發展趨勢更快，家庭普遍重視教育，陪讀風氣也普遍，生源向鄉鎮和縣城聚集。“而貴州撤得多、撤得快，是因為當地村小很多都是90年代普及九年義務教育之后建起來的，本身生態就比較脆弱，再加上人口流動、山區老師調配困難，借著布局調整的風氣，不少村小就被撤掉了。”

周新成觀察到，各地的村小撤并也呈現出了不同的特征。湖北的村小撤并雖然速度快，但后續的保障工作做得相對較好，例如湖北浠水鄉鎮中心幼兒園和小學共用校車，幼兒園的校車送完孩子后，再去送小學的孩子，資源利用合理，而且政府給校車補貼，司機有工資，運營有保障。

《中國教育報》2021 年也曾報道湖南新田縣鄉村教育優化案例，當地將 104 個農村教學點整合為 24 所，推動鄉村小規模學校從“小而弱” 向 “小而優”轉變。該縣實現行政村校車全覆蓋，并且完善寄宿制生活設施、為低年級學生配備專職保育員。報道提到，優化后，當地農村教學點學生學科合格率達到 96.53%。

但包括貴州在內的很多西部地區，撤并后的配套保障是存在缺失情況的。周新成說，國家層面并沒有出臺具體的保障文件，各地的保障措施落實情況也差異很大。儲朝暉告訴本刊，貴州的高速路2010年以后修得很好，但很多村民住的地方不在高速路邊，甚至是很偏的路，要翻山、要過河，路況很差。這種路況下，搞校車的成本比中部地區高，大型校車在貴州的山路上根本沒法開，只能用小型校車，而小型校車如果接送的孩子少，運營成本承受不了。如果當地有充足的財政經費保障校車的運營成本，這件事就能做好，可如果財政經費短缺，這件事就根本辦不成，這就是最核心的原因。

圖｜視覺中國

面對“黑校車”問題，當地并非沒有整治過。赫章縣人民政府辦公室2023年2月曾印發《春季開學“黑校車”專項整治行動方案》，提到要通過專項整治行動，嚴厲打擊非法營運車輛接送學生，杜絕“黑校車”上路運營，確保全縣中小學生上下學交通安全。

“村小撤并是無法抵擋的趨勢。”周新成表示，即便現在不撤并村小，隨著農村人口外流、出生率下降，大量村小遲早也會自然消亡。一方面是因為家長們都希望把孩子送到教學質量更好的鄉鎮學校，即便村里有教學點，也不愿讓孩子就讀。另一方面，村里的學生數量越來越少，一個年級只有幾個孩子，根本無法配備師資，教學質量也無法保證。周新成及其所在研究團隊成員認為，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鄉校模式”是鄉村教育發展的第三條道路，即強化對鄉鎮中心學校以及片區小學的支持與保障，例如提供校車服務，配備寄宿制生活老師，以及配置優秀師資等。

這次事故之后，李忠華家老人說，路上太危險了，要不讓孩子別讀了。但在山區，讀書是孩子唯一的出路，李忠華自己就有深刻體會。父母在他小的時候就去安徽打工，他也在那邊讀初中，“當時成績不錯”。他一米八三的大個頭，初中畢業也能去當兵。但后來父母在城市幾次打工換工作，他因為轉學證和交通原因，初中沒讀完就輟學了，這成了他一輩子的遺憾。如今他和妻子在溫州電子廠打工，拼盡全力供三個孩子讀書，“只要他們想讀，砸鍋賣鐵我都供”。

他的兩個小兒子從一年級便開始寄宿，小兒子很爭氣。上小學前小兒子就寫完100多本練習本，背完了唐詩三百首。如今小兒子在海雀小學成績穩居年級第三，語文、英語都考了A等級。孩子也乖巧懂事，過年時，孩子拿著獎狀找他兌換獎金，一張獎狀20塊錢，孩子把換來的300多塊錢都給了爺爺。“讓爺爺買煙吃，自己每個禮拜只要三塊錢零花錢”。

（應受訪者要求，除儲朝暉、周新成和張余廣外，其余受訪者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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