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用朱砂和偽科學，賺取我們的金錢和生命

作者：張功耀（中南大學教授），文章首發于2013年，原名《朱砂、垃圾科學與年薪》，科學公園略作編輯后重發

2013年，網上爆出某仁堂生產的40多種中成藥含朱砂，被香港衛生當局責令召回，禁止銷售。一時間，國內輿論大嘩。中毉藥的安全性問題再次引起了網民的強烈質疑。有網民希望我就這一事件寫點東西。今天，總算是遂了這種心愿了。

朱砂入藥的歷史可追溯至晉代，最初由道家將其引入藥用。據葛洪所著《抱樸子》記載，有人發現臨沅縣（今湖南省常德市）境內一戶廖姓人家世代長壽。探究其因，竟在于該戶井中埋藏有十斛朱砂。由此，道家萌生設想：若將朱砂煉制，其功效應優于水浸。自此，道家開始以朱砂煉丹，旨在助人延年益壽。

朱砂入藥后，關于其毒性的爭議便隨之產生。魏朝吳普稱朱砂無毒，梁朝甄權則斷言其有大毒。與李時珍同時代的何孟春提出：“朱砂性寒、無毒，入火則熱而有毒，能殺人，物性隨火而變。”此觀點亦為北宋沈括在《夢溪筆談》（卷二十四）中所引述。沈括記載，其表兄之徒曾將一塊沖洗過的朱砂服下，當晚即出現“懵冒”癥狀，終致一夕斃命。沈括對此深感困惑：一種嬰兒亦可服用的養心安神之藥，何以毒斃成年男子？遂將此事件錄于《夢溪筆談》。

今人較沈括已有顯著進步。彼時未能理解的現象，現今已可明確闡釋為汞中毒。有觀點認為天然朱砂無毒，此說實屬謬誤。事實上，朱砂已被列為三大最毒中藥（朱砂、雄黃、烏藥）之首，亦在十大最毒礦物（朱砂、雌黃、輝銻礦、銅鈾云母、雄黃、石棉、方鉛礦、硫砷鉈鉛礦、膽礬、碲化汞）中居首。由此可見朱砂毒性之劇烈。

朱砂在英語國家稱為cinnabar。若以古漢語直譯，亦可譯作“朱砂”，因該詞本義即為“磚紅色”。

據查證，全球范圍內僅印度與中國將朱砂用于藥用。古代南美洲居民曾以朱砂作顏料，但未入藥。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對朱砂毒性有深入了解，所識別的中毒癥狀包括肌無力、身體震顫、意識障礙，嚴重者可致死。這些認識與沈括的記載相符。此亦印證本人七年前所言：可致外國人中毒之物，同樣可致中國人中毒。中國人并非如某些“科學文化人”所鼓吹或設想那般，中藥僅對外國人有毒而對中國人無害；仿佛中國人乃來自另一星球、刀槍不入、百毒不侵之神人。

除南美洲外，西班牙距馬德里225公里處的阿爾馬登（Almadén）地區曾有裸露朱砂礦。古羅馬人占領該地時，發現當地居民普遍易患呼吸系統或神經系統相關疾病，且壽命較短。當地民眾因恐懼而紛紛遷離。羅馬人占據西班牙后，竟將該地用于處決奴隸與死囚。由此可見，古代西班牙人與羅馬人亦知朱砂有毒。

某仁堂卷入“朱砂門”事件后，《科技日報》記者林莉君撰寫了一篇題為《朱砂入藥，無毒》的采訪報道，刊發于當年5月25日《科技日報》頭版。該報道顯然旨在為某仁堂辯護。經詳細查閱，記者所引“專家言論”既表現出對經濟利益的執著，亦透露出對生命安全的漠視。實則，此類言論乃中毉藥界反復陳述、民眾屢次駁斥的陳詞濫調，屬典型的“垃圾科學”（junk science）。

近日，本人為韓國讀者撰文一篇，明確提示：于知識爆炸時代，尤須警惕“垃圾科學”。

“垃圾科學”這一術語并非由科學哲學家首創，而是美國司法部于1985年首次使用。其原意指那些違背基本科學常識、實驗規范與邏輯要求，卻以科學之名流行的虛假科學。由于此類科學常涉法庭，引起美國司法部門不滿，故得此貶稱。此概念提出后，震動了科學哲學界。至90年代，科學哲學家將“垃圾科學”概念大幅擴展：凡基于虛假實驗數據的科學、社會學家認為可能危害人類生存環境及生命安全的科學，以及在歷史進程中被淘汰的科學，均被歸入垃圾科學范疇。

毋庸諱言，中毉正是同時具備上述三項特征的垃圾科學。

為使更多人從中毉藥此類垃圾科學的誤導中覺醒，下文將再次對這些專家所鼓吹的陳詞濫調進行分析。

首個陳詞濫調為：“游離汞有毒，然朱砂入藥自古有之。若炮制得當、配伍合理、遵醫囑用藥，則不僅無毒無害，更能治愈疾病。”

前文已列舉甄權、沈括、何孟春三位古人對朱砂毒性的論述，以及南美洲與歐洲歷史上的相關記載。這表明歷史上對朱砂毒性已有一定認知。所謂“自古有之”，僅可視為古人認識水平局限之標志，而非延續愚昧之理由。至于“炮制好”與“配伍好”以何為標準、如何評價，迄今中毉藥界尚未提出明確準則，實為毫無辯解價值的空話。

事實上，朱砂無法通過“炮制”或“配伍”達到無毒狀態。

朱砂基本化學成分為硫化汞。因其含汞，西方國家早已禁止內服藥中使用汞元素。加之其歷史上無朱砂入藥記載，故對朱砂入藥的安全性及有效性討論毫無興趣。此狀況為中毉藥界“填補空白”及獲取“領先世界的科研成果”提供了獨特機遇與條件。

當今世界，汞中毒已引起全球關注。此種關注源于化工行業，而非朱砂入藥。較之馬兜鈴科植物中毒，汞中毒更令人擔憂。馬兜鈴科植物中毒主要局限于泌尿系統，可導致膀胱癌、腎功能衰竭或腎癌，目前未見影響其他系統的報道。汞中毒則不同，可侵害神經系統、呼吸系統、消化系統、循環系統、肝臟、腎臟、骨骼等多個器官與系統。其中毒途徑亦更廣泛：經腸胃消化、呼吸或膜吸收均可導致汞中毒。最嚴重的汞中毒當屬水俁病（Minamata disease），此病于1956年在日本發現，基本癥狀包括肌無力、意識障礙、視野狹窄（我國俗稱“對子眼”）、失聰、語言障礙，嚴重者可致精神失常、昏迷，并于數周內死亡。今年1月19日，全球147國醫療衛生專家聯合起草《預防汞水俁病公約》，預計于10月正式簽署為國際約束文件。

在此嚴峻的汞中毒背景下，中國政府不得不重視朱砂入藥的安全性問題。因此，該問題已成為我國醫學科學界的熱門議題。

遺憾的是，幾乎所有國內關于朱砂入藥安全性的研究，均帶有“弘揚中毉藥文化”的理論預設。稍有科學哲學常識者皆知，任何具預期理論義務的研究，均可能陷入“圍繞結論尋找證據”的哲學陷阱。故目前所見關于朱砂入藥安全性的科研成果，無一例外皆屬垃圾。

于本人學術視野內，僅有一篇關于朱砂入藥的綜述性論文尚可一讀。該文由三位中國學者與兩位外國學者合著，發表于《皇家醫學雜志》，標題為《傳統醫學中的汞：朱砂的毒性與通常的汞一樣嗎》（Mercury in Traditional Medicines: Is Cinnabar Toxicologically Similar to Common Mercurials）。三位中國作者來自貴州中毉藥大學與遵義醫學院，署名在前；兩位外國作者來自美國國家癌癥研究中心，署名在后。他們聲明研究動機是為朱砂入藥提供科學咨詢，然其結論頗為滑稽：朱砂入藥較單質汞安全得多。

依本人之見，此結論實無意義。

本人曾在某學術會議上聞聽類似“高見”：作者經長篇“理論與實踐結合”論述后，得出結論稱“制約我國西部經濟發展的最大問題是水資源問題”。另，中國科學院某研究機構“經實地調查”后亦得出結論：“北京市交通最通暢時段為凌晨兩點至四點”。此類科研成果，于本人看來，皆與未言無異。

值得注意的是，該五位學者發表綜述后不久，兩位意大利藥物學家——泡羅（Paolo D. Pigatto）與吉安泡羅（Gianpaolo Guzzi）——聯合發表一篇“微評論”，題為《朱砂的臨床毒性》（The Clinical Toxicity of Cinnabar）。他們提出五點批評，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未提醒讀者注意人體對朱砂中汞元素存在與劑量無關的特異性非過敏反應；且關于“依地酸鈣鈉可解汞中毒”的結論缺乏證據。

憶及早年學習中毉時，醫書載朱砂用法為“另包，水飛服”。具體操作是：將朱砂以白布單獨包裹，不與其他藥物同煎，置于備好碗中，以熬好湯藥沖入，待湯藥冷卻后取出朱砂，飲用藥湯即可。此法下，朱砂確屬無毒，因常溫下其水解度低于0.001克/升。此時朱砂并未進入體內，而是原封不動自布包中取出。

“現代中毉”使用朱砂之法，似已非本人早年所學。其方式更似沈括表兄之徒，直接將朱砂服下。此無異于自尋死路。事實上，朱砂在加工成粉末過程中，已有部分汞元素轉化為游離汞。汞于常溫下為液態，357℃即可氣化。氣化汞易被吸入人體，導致呼吸系統汞中毒。此外，經物理加工或加熱煎煮產生的游離汞，若與鹽酸或甲烷發生化學反應，可生成升汞、甲基汞或二甲基汞。此類物質毒性遠高于單質汞，其中甲基汞毒性較單質汞高千倍以上。體內累積甲基汞達10毫克，便足以使一名70公斤健壯男性于兩周內死亡。此即明朝何孟春所言朱砂“入火則熱而有毒，能殺人”之原理。值得注意的是，中毉藥界至今輕視此毒理，稱其屬“西方科學”。一群漠視汞中毒病理者，竟自稱可尋得“合理”配伍與炮制方法以消除朱砂毒性，實難想象有何等愚昧之人會信此妄言。

第二個陳詞濫調為：使用毒藥乃中毉一大特色。西藥中亦多有毒物，故中毉用毒藥亦屬正常。

此說較任何垃圾科學更為荒謬。

眾所周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毉中藥一直標榜“純中藥制劑，無毒副作用”。在我帶頭掀起的反中毉浪潮的沖擊下，現在他們終于承認“用毒藥是中毉的一大特色”了。

是的，西藥當中也有許多是有毒的。但是，中毉用毒藥和西醫用毒藥有著本質上的不同。這一點，我不知道說過多少遍了。概括地說，西醫當中的毒藥是可控制的，可代謝的，結果明了的，甚至是可預知的。中毉使用毒藥全都是不可控制的，不可代謝的，結果不明了的，甚至，對中藥到底有沒有毒，哪些中藥有毒，哪些中藥沒有毒，中毉界至今茫無所知的。正由于這樣，魯迅先生才把中毉叫做“有意或無意的騙子”。

下面這個例子也是我多次舉過的。

發明抗生素是醫學史上一次重大的進步。如果沒有抗生素的發明，現在的人類恐怕依然平均活不過40歲。絕大部分人還會因為無法控制的細菌或寄生蟲感染，而失去得老年病的機會。現在有那么多的人得“老年病”，從某種意義上說還是抗生素對人類做出的一大貢獻。但是，抗生素是有毒的。并且，“抗生素有毒”是醫生和藥物學家從一開始就知道了的。

西醫藥物學家明明知道抗生素有毒，為什么還要用呢？中毉界的人完全不懂醫學史，也不懂西藥研究與制造的藥理，多次借這個話題給西醫西藥“扣屎盆子”。事實上，西醫安全使用毒藥的信心首先源自“艾爾利希魔彈實驗”。20世紀初，德國藥物學家艾爾利希通過605次的失敗之后，找到了利用毒藥治病而不嚴重傷害人體的方法，也就是，在使毒藥毒死細菌和寄生蟲的同時，可以確保人體自身的安全。這些藥物仿佛可以分清敵我的“魔彈”，能夠有選擇性地殺傷敵人，而不殺傷自己人。藥物代謝動力學興起之后，人們又進一步地發現，可以通過藥物的代謝動力學實驗去判斷藥物的安全性。這樣，使用毒藥治病就已經有了“雙保險”了。加上這些毒藥的分子式在進行藥物代謝實驗之前就已經弄清楚了，它又為在極端情況下實現對藥物安全性的人工控制，奠定了可靠的基礎。如此，被批準入市的西醫毒藥，就有了第三副保險帶了。遺憾的是，像西藥研制中的“艾爾利希魔彈實驗”，藥物的代謝動力學實驗和分子結構測定，在中藥研究中是無法進行的。所以，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中藥的毒副作用是事先可預知的，也沒有任何有毒中藥的毒理是事先就清楚了的，因而，沒有任何中草藥的毒副作用具有人工可控制性。一個是可以控制的，一個是不可控制的，二者怎么可以同日而語，相提并論呢？

第三個陳詞濫調：中毉用藥講藥性，西醫用藥講成分。用西醫方法評價中毉方法是不尊重中毉。

坦率地說，我們沒有必須尊重中毉的義務。不僅如此，由于中毉從來不尊重我們的生命，所以，我們有充分的權力蔑視和批評中毉。誰尊重我們的生命，我們就尊重誰；誰蔑視我們的生命，我們就蔑視誰。這是沒有商量的余地的。

至于“中藥講藥性”，從來就不聰明，而今更顯愚昧。對此，宋朝的寇宗奭早就批評過了。現在的中毉泰斗還拿它當寶貝，實屬不智。比如說，寒、涼、溫、熱之間存在著遞進關系。可是，有哪一位中毉藥教授或中毉藥泰斗可以把它們之間的遞進關系界說清楚？中毉生連這個最基本的問題都說不清楚，憑什么要我們相信他們“依據藥性用藥”是合理的呢？

中毉生只是朦朦朧朧地知道“西藥講成分”，卻完全不知道西醫如何講成分。其實，“西藥講成分”，首先就要求進入人體的成分盡可能地單純，以便于在極端情況下進行人工控制。其次，西藥不但要講藥物成分如何進去，更重要的還要講這些成分如何出來。按照“西醫講成分”的規則，凡是只能進去不能出來的東西，都不能被批準入藥。可是，到目前為止，中藥的絕大部分成分進出人體的關系至今不明。比如說，重金屬進入人體之后，需要找到恰當的螯合劑，才能使重金屬從人體當中被拿出來。可是，螯合劑并不是那么容易找的。沒有找到螯合劑，這些重金屬就是只進不出的東西。中毉生用藥，只講進去，不講出來，這怎么可以與“西藥講成分”相比呢？

“中毉講藥性”至今講得含含糊糊，所以在臨床上也是混亂不堪。假若一個人因為吃寒藥而中毒，中毉生絕沒有把握說，可以用熱藥急救。反之亦然。更何況中藥的藥性從來都是中毉生自己胡亂標榜出來的。它既沒有確定性的經驗描述，更沒有絲毫的實驗依據。木通曾經被標榜出來的藥性是“辛、平、無毒”，中毉生一直拿它來為產育期婦女催奶。但它現在卻被暴出可致腎癌和膀胱癌。如果“中毉講藥性”是有效的，則我們不禁要問，沈括的表兄手下的那位徒弟，在服用朱砂之后出現“懵冒”，是因為涼得太厲害呢，還是因為熱的太厲害呢？假若是熱得太厲害，中毉生可以用寒藥拯救么？假若是涼得太厲害，中毉生又可以用熱藥去拯救么？千百年來，中毉生一直就是這樣糊里糊涂地跟我們“講藥性”，一天到晚拿著我們的生命開玩笑，叫我們如何尊重他們呢？

非常巧合，我在拿到2013年5月25日的《科技日報》的同時，也拿到了當天的《瀟湘晨報》。后者在B1版刊出了一則《九芝堂前高管討薪》的消息。

它的原委是這樣的：

2013年4月17日，九芝堂召開了第五屆董事會，接受了總經理程繼忠的辭職。原因是，程繼忠在2012年的任內，企業的凈利潤持續下滑。一季度下滑11.87％，半年報再下滑13.8％，三季度再下滑19.47％。四季度更邪門，繼續下滑了73.12％。在程繼忠的任上，程總聘用了兩名高管負責銷售。一個是王道東，負責非處方藥銷售；另一個是李玉榮，擔任媒介總監。中藥通過媒介吹牛擴大銷售，這是大家都看見了的秘密。大約為了調動這兩位高管的積極性，程繼忠曾經口頭答應他們分別60萬元和50萬元的年薪。其中的一半，以工資形式發放；另一半則以績效獎勵形式發放。由于績效下滑，他們都沒有拿全程繼忠口頭許諾過的年薪。于是，就有了“九芝堂前高管討薪”的那一幕。

我已經多次講過，醫藥消費屬于“不得已消費”。醫藥消費高，并不意味著生活質量高。這與其它生活消費是不同的。我在課堂上談到醫藥經濟的時候，也多次講述過一個基本的醫藥經濟學原理：藥市場依賴于醫市場，醫市場依賴于病市場。

遺憾的是，我國的病市場、醫市場和藥市場往往是相互背離的。在國際上，普通感冒是最小的醫藥市場。在我們中國，它竟然是最大的醫藥市場。在我看來，中藥市場是最不正常的藥市場。這個市場仿佛與疾病市場毫無關系。它似乎既不依賴于病，也不依賴于醫。說白了，它只依賴于人民群眾的愚昧程度和藥品銷售回扣不正之風的嚴重程度。民眾越愚昧，藥品回扣不正之風越嚴重，中藥市場就越景氣；民眾越開化，中央打擊藥品銷售回扣不正之風的力度越大，中藥市場就越衰落。如果全中國有十分之一的人能夠從被中毉藥的愚弄中覺醒起來，恐怕所有中毉藥企業都得關門。這就是那些中毉藥高官和高管對我恨之入骨、咬牙蹙額的原因所在。所以，在我看來，2012年九芝堂的銷售業績下滑，實在怪不得程繼忠，更怪不得王道東和李玉榮，而實在是社會的進步和人民群眾的覺醒所使然。

九芝堂是以陸九芝的名字命名的中成藥生產企業。它與北京的某仁堂是同輩兄弟。某仁堂被爆出“朱砂門”，勢必要影響到九芝堂。反之亦然。在我看來，九芝堂的高管討薪在某仁堂上演不是不可能的。所以，為中毉藥企業高官和高管幾十萬元的年薪計，才有中國中毉藥協會的高官和高管粉墨登場，公開散布垃圾科學的鬧劇出臺。說得更展開一點，中毉藥界的高管或高官頻繁地活躍于政界、新聞界、科技界、教育界，都是為了那“每一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的年薪。所謂“優秀的中毉藥文化”和“民族利益”，無非他們經常使用的遮羞布而已。

年薪是他們的。朱砂是有毒的。垃圾科學是害人的。我們的生命是我們的。我們沒有先天的義務尊重中毉，更沒有先天的義務將我們的生命送給中毉藥界的高官和高管去賺取他們的年薪。為避免受朱砂一類的毒藥的危害，我們沒有任何義務盲從于中毉藥界的宣傳伎倆，把我們的生命去做“弘揚中毉藥文化”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