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下西洋：大航海時代的前奏

鄭和下西洋可以視為大航海時代前區域航海的巔峰，英國地圖史家彼得·懷菲特（Peter Whitfield）認為鄭和下西洋對中國和世界歷史來說，都是非凡的壯舉，假如鄭和船隊曾經在亞洲和非洲海岸建立起霸權，70年后歐洲人涉足亞洲與太平洋的歷史鐵定要改寫了。楊斌以龍涎香為例，結合近三十年來國際學者關于歐洲在亞洲（特別是海洋亞洲）殖民主義之最新研究成果，強調歐人初來時借助了亞洲的區域網絡、傳統與人脈，而后逐漸掌握主動，建立霸權，并改造乃至“摧毀”了亞洲的傳統，修正了歐洲殖民主義一開始就憑借堅船利炮建立霸權的線性化的簡單論述。

長卷中國畫《鄭和下西洋》（作品局部）。中國網記者 和海佳 攝

一條新航道的發現與開辟，一般可以從以下幾個要素來衡量：一是航海者駕船首次從出發地經前人未航行過，或雖航行過但未航行成功的海域到達了目的地。二是探險者從目的地航海重返出發地。如果不能重返，其發現的意義和價值顯然是不完整的；因為若不能重返，即無法有效地建立和保持兩地之間經常、穩定、密切的海上交通與聯系。我們說鄭和下西洋發現并開辟了一部分或一段從西太平洋的中國到印度洋以至東非的新航線，也是因為鄭和船隊多次成功到達目的地并返回出發地。全世界都講達·伽馬率葡萄牙船隊最終發現并開辟了歐印新航路，也是因為其船隊成功返回了葡萄牙。否則，就沒有完成開辟一條新航道的任務，后繼者就需要重新開始同樣的努力，亞洲—美洲間跨太平洋新航路的發現與開辟亦是如此。在1519—1522年的人類首次環球航行中，麥哲倫率西班牙船隊于1521年從美洲南端的海峽橫渡太平洋，到達亞洲的菲律賓群島，從而初步開辟了美洲—亞洲間跨太平洋的新航道。1521年，麥哲倫在菲律賓（群島）因參與當地居民的混戰陣亡后，其船隊在埃爾·卡諾（El Cano）的率領下并未返回美洲，而是向西南航行，在澳大利亞以北、馬六甲海峽以南橫渡了印度洋，繞過好望角，再北向航行回到了西班牙，從而完成了人類首次環球航行。

所謂“地理大發現”最初是指1492年由哥倫布開始的，達·伽馬、迪亞士（ Bartolomeu Dias）、麥哲倫等航海家在歐洲以外地區所進行的地理探索，以后這個概念漸漸擴大，普遍地用于指從15世紀至17世紀期間，歐洲船隊在全世界各個地區的海洋探險和尋找新的貿易航道以發展歐洲新生資本主義的歷史過程。“地理大發現”已在歐洲人的歷史敘述中成為一個通行的專有名詞，如《劍橋近代史》第一卷第一章的標題就采用的“（地理）發現時代”（The Age of Discovery）；《新編劍橋近代史》第一卷第一章的標題也是“（地理）大發現前夕的歐洲概貌”。有些西方學者甚至認為“地理大發現”指歐洲人第一次到達任何一個非歐洲地區。于是，這一“發現”概念還被衍生出“美洲的發現”“非洲的發現”“澳洲的發現”，以及“發現東方”“發現印度”“發現中國”等不同用語。在相當長的時期里，“地理大發現”等用語頻繁地出現在全世界各國的中學教科書中，中國人自己所編的世界歷史教科書也不例外。其實，類似“地理大發現”等所謂的各種“發現”，都是站在以歐洲為中心的立場上言說的，因為只 有從歐洲人的角度來看，關于美洲和東方的這些知識才是全新的。

“地理大發現”是指歐人第一次看見的歐洲知識范圍內未見地區的一種說法。張箭曾做過較為詳細的界定：“任一文明民族的代表第一次到達了或最早了解了各文明民族均前所未知的地表的某一部分，或率先確定了地表已知各部分之間的空間聯系。這里所說的文明民族，指有了文字，形成了階級社會，從而邁進了文明時代的民族”；也是“指15世紀末至17世紀中葉，在各種原因的推動和各種因素的作用下，歐洲人大規模地或揚帆遠航，或長途跋涉，發現了全世界的文明民族均前所未知的大片陸地和水域，對這些陸地和水域乃至地球本身有了初步的了解和一定的認識，開辟了若干前所未有、前所未知的重要航路和通道，把地球上的各大洲（南極洲除外）、各大洋、各地區直接地緊密地聯系起來，極大地充實、豐富和初步完善了反映地球表面基本地理概貌的地圖冊和地球儀。所以，歷史學界和地理學界便用地理大發現這個提法或術語來概括這方面的歷史發展”。這一定義所強調的“全世界文明民族的代表”即指歐洲人，所謂“地理大發現”顯然也是僅指歐洲人發現了“前所未知”的“新大陸”。眾所周知，“新大陸”本身是有自身的原住民，有自己的文明與傳統，強調“大發現”其實完全無視了這些上萬年住在美洲大陸的原住民及其土著文化。把歐洲人視為“文明民族”，而將所有歐洲人未知的地區和文化稱為“發現”，明顯是一種高高在上的歐洲中心論的觀念，似乎是歐洲人的東來才使這些土地“被發現”及“被賦予存在”。張箭堅持“地理發現”“不應包括各個不同的開化的民族彼此通常的往來和聯系。例如鄭和下西洋所經過的絕大部分地區和航線，便不屬于地理發現的范疇”。這里張氏比較謹慎地將中國稱之為“開化的民族”，以與自己所界定的歐洲“文明民族”區別開來。15世紀的中國較之同時代的歐洲，究竟兩者誰更接近于所謂“文明”，張氏的認識較之當年來華的耶穌會士似乎倒退了一大步。

“地理大發現”是指歐洲人第一次看見的歐洲知識范圍內未見地區的一種說法。這一說法其實是完全無視了那些上萬年住在美洲大陸的原住民及其土著文化。早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印第安裔學生就反對慶祝“哥倫布日”；2002年委內瑞拉總統還簽署法令，將“哥倫布日”改為“土著民眾抵抗日”，并公開呼吁美洲人不要慶祝這個節日，指出所謂的“地理大發現”根本就是“莫須有”，美洲從來不是空無人煙的地方，印第安人在美洲的土地上創造過燦爛的古代文明（印加、瑪雅等）。確實，把西人未知的地區和文化均作為歐洲人的“發現”，明顯是一種高高在上的歐洲中心論的觀念，似乎是歐洲人的東來才使這些土地“被發現”及“被賦予歷史的存在”。

早在20世紀60年代，侯仁之已指出所謂“新航路的發現”或“開辟”這一歷史名詞歪曲了歷史事實，抹殺了亞非人民在航海事業中的貢獻。20世紀90年代，隨著紀念哥倫布首航美洲即“地理大發現”開始500周年活動的展開，有學者提出采用“兩個大陸的相遇”“兩個世界的匯合”“兩個文明的匯合”等提法，似乎較之“地理大發現”更為科學和合理。同時，日本學者首先提出“大航海時代”一詞，臺灣地區學者亦認為此詞較之“地理大發現”要更“中性”和“溫和”，或提出以“大探索時代”一詞來代替具有強烈歐洲中心論色彩的“地理大發現”。因為從知識學的角度來看，如果說15—17世紀是一個“探索”和“發現”的時代，那么這種“探索”和“發現”，也應該是東西方之間互相的“探索”和“發現”。所以，筆者認為“大航海時代”這一用語比較合理。“大航海時代”是15—17世紀以歐洲人主導的歐、亞、非、美、澳五大洲的相遇，是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四大洋的匯合，是歐洲基督教文化與中華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以及美洲古代文化等許多文化的交匯，也是世界從地域史走向全球史的歷史開端。

筆者把鄭和下西洋稱為大航海時代的前奏，它與之后歐洲探險家的“地理大發現”共同開啟了東西方海洋交流的新階段。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即以位于印度洋中部、印度南部西海岸喀拉拉邦的古里為目的地。鄭和七次下西洋，古里均為每次必到之地，并在第四次以后由古里延伸到波斯灣、阿拉伯半島乃至東非。這些地區與海域都是在印度洋的范圍以內。鄭和下西洋的航程幾乎覆蓋了整個印度洋，所到達的港口城市可以分為東、中、西三部分：東部是從中國南海到達滿剌加，再至爪哇、蘇門答臘，即印度洋的十字路口；而從南浡里帽山航向“那沒黎洋（即印度洋）”，到達印度洋中部的古里；從古里延伸的航線，直接到達波斯灣頭的忽魯謨斯， 阿曼灣的祖法兒，紅海口的阿丹、天方國，即到達了印度洋的西部。更重要的是“古里通西域，山青景色奇”，明代國家航海和外交活動打通了海上絲綢之路的亞非海路，為古代陸海絲綢之路的貫通畫了一個圓，為之后海路的全面貫通規劃了交會之地就在印度洋。這正是明朝人的航海外交達于鼎盛時期的作用。鄭和第六次下西洋航路最為復雜，是乘護送忽魯謨斯、阿丹、祖法兒剌撒等十六國使臣返回之便，而往西洋諸國訪問尋寶。這次出使航路與前五次不同，大?寶船到滿剌加、蘇門答臘后，再分?前往各國。經過五次下西洋航海實踐的鄭和船隊，已掌握了豐富的西太平洋、印度洋的地理知識，在西太平洋、印度洋上形成了蛛網交錯的船隊航路，分?航行又具有較充分的海上行動的自由，所以這次船隊采用由蘇門答臘西南向印度洋，以及由滿剌加東南向印度洋乃至太平洋未知的海域，往各遠方國家和地區作扇面形遠航的航路，較之前都有很大的發展。鄭和船隊中有一支的航程很有可能已到達“去中華絕遠”的南緯20度的索法拉，而南緯33度以南已是接近好望角之地，這是歷史上中國帆船從未抵達的熱帶風暴和旋流橫行的航行禁區，可見鄭和下西洋已經到達先輩不曾到達的未知之地，開辟了新的航路。可以說，沒有鄭和所開拓的西太平洋至印度洋的航路，大航海時代東來的歐洲人無法這么快地到達中國。

鄭和下西洋作為大航海時代前奏所具有的歷史意義，有幾點值得加以闡發。

第一，鄭和下西洋第一個貢獻是在時間上的超前性和規模上的空前意義。

從規模與時間線上考察，鄭和船隊（200余艘船只、2.7萬余人）遠航七次，抵達東非、阿拉伯半島和東南亞，比達·伽馬繞過好望角（1498）早近90年，比哥倫布橫渡大西洋（1492）早近90年。其航海技術（如星象導航、船隊編組）和船舶規模（寶船可能長達120米）遠超同期歐洲水平。《鄭和航海圖》詳細記錄了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線、島嶼與海岸，在地理認知上大大拓展，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地理信息，客觀上拓寬了當時歐亞大陸對以印度洋為中心的亞非區域世界的認知邊界。鄭和航海極大地擴展了中國人的海洋意識和世界視野，所謂“和經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歷占城、爪哇、真臘、舊港、暹羅、古里、滿剌加、渤泥、蘇門答臘、阿魯、柯枝、大葛蘭、小葛蘭、西洋瑣里、瑣里、加異勒、阿撥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錫蘭山、喃渤利、彭亨、急蘭丹、忽魯謨斯、比剌、溜山、孫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兒、沙里灣泥、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伐、那孤兒，凡三十余國”。元明時代，南洋、西洋的分界線是文萊，大體上，南海四周為南洋，再往南，尤其是往西進入印度洋，則為西洋。此前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多在菲律賓群島、中南半島，最遠到爪哇島；鄭和下西洋多次進入印度洋，到達印度、阿拉伯半島，最遠至東非。鄭一鈞推測鄭和船隊的第六次下西洋不僅完成了探索好望角進入大西洋，而且所到之地還包括印度尼西亞一帶的熱帶島國。其航路的探險活動，不僅可能繞過好望角進入了大西洋海域，而且也極有可能到過澳大利亞沿海島嶼的范圍。這些猜測也見之于西方漢學家的著述。光緒二年（1876），澳洲學者在澳大利亞北部達爾文港郊外曾經發掘出一個高約四寸的中國壽星石像，英國學者費吉羅認為是鄭和自爪哇、帝汶島南下在澳洲修船時遺留下來的。1879年同樣在澳大利亞西部的達爾文港曾經出土了一尊石制壽星像。因此就有學者認為鄭和船隊到過澳洲。可惜這些信息沒有形成較為完整的證據鏈，學術影響非常有限。

第二，鄭和下西洋極大地拓展了東亞天下秩序，將明代和平外交的方針從太平洋沿岸的東亞海域擴展到以印度洋為中心的亞非世界。

鄭和下西洋為明朝構建了以海洋為通道的“天下秩序”，中國的政治影響力第一次進入印度洋，并貫徹了朱元璋開國之初確定的“修文德以安天下”的基本外交方針。朱元璋得天下之后，洪武元年（1368）即頒詔于安南國王曰：“昔帝王之有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近，一視同仁。故中國奠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事者十有七年，四方遐遠，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掃群雄，定華夏，臣民擁戴，已主中國，建國號曰大明，改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域大同，已承正統。方與遠邇相安于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明太祖秉持天下觀念，相信天子當撫有天下，故即位之后通告各國，望其恢復朝貢，并對各國承諾，大明與其通好，目的在于維持和平的合作秩序，共享太平之福。太祖對大臣也再三申明和平外交方針，并將其寫入具有憲法意義的《祖訓》之中，列在首章：“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鄭和下西洋貫徹了上述和平外交的方針，并將之落實到了實踐之中，開創了亞洲的貿易網絡，促進了民間貿易的發展，是宋元以來巨大的歷史進步。

第三，歷史關聯性與間接影響。

鄭和下西洋龐大的船隊和精良的航海技術沒有給后世的航海業留下多少具有連續性的直接影響，而成為曇花一現的政治宣示的泡沫，談不上有促進海上貿易的直接貢獻，反而壓制了本來已經較為發達的民間貿易的進一步發展，實際上是一種歷史的倒退。但從中華海洋史和明人對海洋認識的角度來看，鄭和下西洋的意義可謂重大。它不僅開創了橫渡印度洋直航非洲的紀錄，同時也橫渡了孟加拉灣、阿拉伯海，往返于東南亞、南亞與阿拉伯諸國之間，積累了豐富的解決和判斷船舶的地理位置與航行方向的經驗。鄭和下西洋的活動雖然終止，中國人卻繼續下南洋、西洋，且民間南下的規模越來越大，他們活躍在太平洋、印度洋，開展國際貿易，且有不少人口移民南洋各地。海外貿易刺激了中國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特別是江南地區的產業結構和經濟布局，同時也參與塑造了現代世界生產與貿易體系。

明代永樂、宣德年間鄭和七下西洋不僅是中國航海史上的空前壯舉，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大事。從全球史角度出發，其在印度洋區域海洋網絡建構中的作用，以及多元文化間的互動，具有重要的意義。鄭和下西洋打通了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海上航路，朝貢貿易規模雖然有限，國際貿易的大頭仍是民間營利性貿易活動，但朝野大批航海專業人士參與下西洋，大幅度提升了中國的造船技術水平，增進了明人的海外知識和海洋意識，國人了解到海外對中國產品的需求，也了解到可滿足中國市場需求的海外產品之地理分布，并對海外各國政治和風土人情有所了解。凡此種種都為明清民間跨洋貿易的快速興起和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

（本文選摘自《季風亞非 : 文化交流與鄭和下西洋》，鄒振環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26年3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轉載時注釋從略。）

來源：鄒振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