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報道 | 波斯灣變局——后“霍爾木茲”時代的能源安全

本文首發于《能源》雜志2026年第3期封面文章欄目。

文/本刊記者 范珊珊 武魏楠

霍爾木茲海峽封鎖引發了全球能源震蕩，一場深刻重塑世界能源安全格局的變局正在上演。

2月28日，美國與以色列聯手啟動代號為“史詩怒火”與“咆哮的獅子”的軍事行動，對伊朗境內軍事要塞及核設施發動史上最大規模的空襲，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德黑蘭的官邸遭美以聯合空襲身亡。伊朗隨即宣布關閉霍爾木茲海峽作為戰略反制，并將戰火蔓延至幾乎整個中東地區。

自從中東石油成為全球能源供給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支撐后，中東任何一個地點的戰火都會對全球石油市場產生重大影響。而此番涉戰的伊朗更是扼住了整個波斯灣石油出口的關鍵喉嚨——霍爾木茲海峽。

當前，全球市場的焦慮焦點早已不是“缺多少油”，而是下一個能源基礎設施會在哪里遇襲，以及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鎖將持續到何時。

在全球推進能源轉型多年、試圖擺脫石油依賴的今天，新一輪石油危機以如此猛烈的方式襲來，迫使世界重新思考：石油究竟在現代經濟中占據怎樣不可替代的地位？我們又該如何面對這場突如其來卻又似曾相識的能源震蕩呢？

霍爾木茲之變

霍爾木茲海峽位于阿拉伯半島和伊朗南部之間，連接波斯灣、阿曼灣和阿拉伯海。其最窄處僅21英里，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天然氣運輸“咽喉”。據美國能源信息署（EIA）數據，2024年，日均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石油流量約2000萬桶，相當于全球石油液體總消費量的20%，占全球海上石油貿易量的比重超過25%，約占全球石油及石油產品消費量的20%。其中，80%～84%的過境石油流向中國、印度、日本、韓國等亞洲主要消費市場。

美以與伊朗的戰爭，至今已進入第四周，持續沖擊著能源市場。市場對地緣信號極度敏感，油輪遇襲、美伊高層發聲，任何一絲風吹草動都會立刻引爆油價。國際油價在恐慌情緒與政治博弈之間劇烈震蕩，走出史詩級“過山車”行情：布倫特原油價格一度狂飆至119.5美元/桶，創下史上最劇烈單日波動紀錄；隨后在短短數小時內直線跳水，跌破87美元/桶。

值得注意的是，從歷史上看，霍爾木茲海峽幾乎從未真正被完全封鎖過。即使是在中東局勢最緊張的時候，它更多時候只是處在威脅之下，而沒有真正中斷。

20世紀80年代兩伊戰爭期間的“油輪戰”，伊朗通過布雷和襲擊油輪干擾航運，波斯灣運輸量減少約25%，國際油價從34美元/桶上漲到45美元/桶。2011年至2012年伊核危機期間，伊朗首次公開威脅封鎖海峽，油價從96美元/桶上漲至125美元/桶。2018年至2020年，美國退出伊核協議后，伊朗再次提出類似威脅，國際油價也從65美元/桶上漲到80美元/桶左右。

以往的這些危機有一個共同特征：威脅往往大于實際行動。航道始終保持開放，能源運輸雖然受到擾動，但并未真正中斷。

中化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正高級經濟師王海濱表示，本次霍爾木茲海峽危機的一大特征就是出現了“事實性中斷”——在伊朗還沒有開始大規模切斷通過海峽的貨輪和油輪的時候，船只自主停止通航。

目前，波斯灣地區的主要石油出口國——沙特、伊拉克、科威特、阿聯酋以及卡塔爾——絕大多數原油出口必須經過這一海峽。雖然部分國家擁有替代管道，但整體能力極為有限。沙特擁有一條從波斯灣通往紅海的東西向管道，正常運輸能力約500萬桶/日，在極端情況下或許可以提升至700萬桶/日。阿聯酋有一條通往富查伊拉港的管道，運輸能力約75萬桶/日。伊拉克北部還有一條通往土耳其杰伊漢港的管道，運輸能力約60萬桶/日。即使把所有替代通道全部計算在內，其新增出口能力只有約300萬桶/日。

相比之下，霍爾木茲海峽每天承擔約2000萬桶石油運輸。這意味著，一旦海峽運輸大規模受阻，全球市場將出現巨大的供應缺口。即便波斯灣國家繼續生產，也很難將原油運出，只能被迫減產。能源市場很快就會從“價格波動”進入真正的“供給沖擊”。

除了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閉外，對于能源基礎設施的打擊擾亂了國際能源市場。位于卡塔爾拉斯拉凡的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氣生產設施在伊朗襲擊后關閉；沙特阿拉伯的拉斯塔努拉煉油廠部分停產，并屢遭襲擊；阿聯酋的魯瓦伊斯煉油廠在遭受襲擊后也停止了運營。

為應對沖突帶來的石油緊缺，3月11日，國際能源署（IEA）32個成員國一致同意向全球市場釋放4億桶應急石油儲備。這是IEA成立52年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集體干預行動，遠超2022年應對烏克蘭危機時的1.82億桶釋放量。

然而，市場似乎對這些措施并不買賬。在IEA宣布釋放戰略儲備之后，國際油價卻大幅上漲。市場的反應表明，庫存為市場提供了短暫的緩沖，但無法改變長期的供需結構，更無法真正修復市場對供應斷裂的深層恐慌。

全球震動

危機的沖擊正在快速向全球蔓延。由于出口通道被切斷，中東國家的儲油罐在出口受限的情況下已被迅速填滿，阿聯酋、科威特、伊拉克和沙特等國相繼開始減緩石油開采及煉油廠的生產。根據知名航運情報數據提供商Kpler當前的估算，中東產油國已累計減產至少600萬桶/日。

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鎖，直接掐斷了中東原油出海的核心通道，再加上儲油空間耗盡引發的被動減產，全球原油市場迅速陷入“供應收緊、運輸受阻、價格攀升”的三重擠壓，且短期內幾乎沒有可快速落地的替代方案。

供應缺口已然形成，并正在持續擴大。海運繞行方案則面臨著成本與效率的雙重難題，無法成為長期有效的替代方案：從好望角繞行將增加航程10～15天，大幅延長運輸周期，同時運費疊加戰爭險保費的大幅上漲，不僅直接推高了運輸成本，而且降低了油輪的周轉效率，進一步收縮全球原油的有效運力。

價格層面，原油已呈現明確的看漲趨勢，且上行彈性遠大于下行空間，市場對油價上漲的預期持續強化。目前，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已重返100美元/桶上方，較沖突前累計漲幅超40%。業內普遍認為，100美元/桶僅為短期目標價位。若中東沖突持續發酵，油價仍有進一步上行的空間。伍德麥肯茲分析師指出，2026年油價觸及200美元/桶并非不可能。

正如捷誠能源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閆建濤所言，霍爾木茲海峽的物理供應缺口是真實存在的，只有戰爭的停止才能補缺。政治言論可以在短期內壓垮價格，但只要地緣政治這顆“雷”還在，油價上行的彈性就始終大于下行的空間，長期看漲格局難以改變。

霍爾木茲海峽封鎖對天然氣市場的沖擊更為劇烈，液化天然氣（LNG）首當其沖，供應停滯直接推升全球氣價，并快速向電力市場傳導。來自卡塔爾和阿聯酋的液化天然氣占全球供應量的20%，而這部分天然氣全部需要經過霍爾木茲海峽才能送達全球各地的客戶手中。目前，該航道的封鎖已導致這一貿易徹底陷入停滯。

受設施遭襲擊、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受阻等因素影響，卡塔爾能源公司已宣布全面暫停LNG生產，并對LNG交付啟動不可抗力。卡塔爾LNG供應量占全球近20%，此次停產相當于直接切斷全球約五分之一的LNG供給，日本、中國臺灣、印度等主要進口方被迫緊急尋找替代氣源。全球LNG供應緊張格局急劇凸顯。卡塔爾能源大臣公開表示，即便沖突立即停止，恢復滿產仍需數周至數月。

對于依賴煤炭和液化天然氣進口的市場而言，發電成本勢必上漲。以日本為例。受此影響，日本的電力價格面臨大幅上行壓力，可能達到2022年能源危機以來的最高水平。彭博新能源財經（BNEF）的分析顯示，電力的重大供應中斷可能導致東京批發電力價格飆升至每千瓦時20日元，居民和工業用電成本顯著增加。

盡管中東LNG主要流向亞洲，但歐洲市場同樣受到顯著波及，電價峰谷差明顯擴大。這一趨勢已蔓延至全球。歐洲對中東LNG直接依賴度不高，但在全球供應收緊的背景下，歐洲不得不與亞洲競價搶貨，疊加航運成本大幅上漲、氣價快速上行。與此同時，美國LNG出口終端接近滿負荷運轉，難以通過增量出口彌補中東供應缺口；歐洲本土管道氣輸送能力已逼近上限，亦無法有效對沖供給短缺。

隨著海峽封鎖的持續和各國庫存消耗的增加，在高度依賴中東能源進口的亞洲地區，一些國家已開始采取非常規節能措施以應對燃料緊張問題。

越南政府近日呼吁企業鼓勵員工居家辦公，以減少交通燃料消耗，并同時研究削減部分航班運行。南亞多國則出現更為直接的社會影響。在印度，商業用液化石油氣供應趨緊，一些中小餐館被迫縮減營業時間甚至暫停營業。孟加拉國政府則宣布全國高校提前停課并進入假期，以降低校園集中用電和能源消耗。斯里蘭卡、巴基斯坦等國開始實施四天工作制或要求部分公務人員遠程辦公，以減少通勤和公共機構能源使用。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亞洲約六成原油進口依賴中東地區，若霍爾木茲海峽運輸長期受阻，能源沖擊可能進一步向電力供應、交通運輸乃至社會公共服務領域擴散，一些國家或許不得不采取更嚴格的需求管控措施。

供應鏈考驗

霍爾木茲海峽不僅是油氣運輸咽喉，而且是全球石化體系的核心樞紐。其封鎖直接引發化工原料供應中斷、生產成本大幅上漲，沖擊沿產業鏈持續傳導，全球化工產業面臨結構性重構壓力，不同區域與產品受影響程度顯著分化。

數據顯示，沙特、伊朗、卡塔爾、科威特、阿聯酋等中東海灣國家合計擁有約3300萬噸/年乙烯產能，規模與歐洲和韓國乙烯產能總和相當，也是亞洲石腦油等核心化工原料的主要供應方。亞洲多數化工企業高度依賴中東石腦油進料生產。

若霍爾木茲海峽長期中斷，亞洲化工產業遭受的震蕩將首當其沖。測算顯示，在嚴重供應中斷的情景下，綜合考慮石腦油與原油進口受阻的影響，亞洲約3500萬噸/年乙烯產能將面臨著原料短缺、停產或大幅減產的風險。該規模占亞洲乙烯總產能近40%，對區域制造業基礎形成了沉重打擊。

除烯烴產業鏈外，化肥、甲醇等關鍵品種同樣遭遇劇烈沖擊：中東地區尿素年出口量約2000萬噸，占全球貿易量的30%以上。海峽封鎖導致國際尿素供給收緊、價格走高，直接影響全球農業生產。伊朗為全球第二大甲醇生產國，全球海運甲醇約35%需經霍爾木茲海峽，供應中斷已推動甲醇價格聯動上漲，并傳導至甲醛、醋酸等下游產品。從產品依賴度看，沖擊呈現明顯分化：聚乙烯（PE）受沖擊最為嚴重，全球10%～12%的聚乙烯與乙二醇運輸依賴霍爾木茲海峽；聚丙烯、苯乙烯依賴度約7%；聚氯乙烯（PVC）依賴度約3%，受影響相對較輕。

值得注意的是，中東地區計劃在2026—2027年新增400萬噸/年聚乙烯產能，2026年聚乙烯產能增幅亦居全球化工衍生品首位。霍爾木茲海峽封鎖直接阻礙新增產能釋放，無法及時補充全球供給，進一步加劇聚乙烯供應緊張、價格推高。

作為行業成本傳導的風向標，全球化工巨頭巴斯夫已于3月4日宣布，在全球范圍內上調塑料領域抗氧化劑、加工穩定劑與光穩定劑價格，最高漲幅達20%，明確將核心原料成本上漲、物流費用高企列為調價主因。這一舉措，標志著能源與原料漲價壓力已從中游化工品全面向下游包裝、建材、汽車、電子等終端制造領域傳導。

作為現代工業的血液，石油在地緣政治與全球經濟體系中始終具備決定性影響力。油價持續上行將直接抬高煉化、航空航運、化工制造等核心產業成本，加劇全球通脹壓力，甚至可能迫使各國央行調整貨幣政策走向。

霍爾木茲海峽不僅是全球原油運輸的核心通道，而且是天然氣、化工品、化肥等關鍵物資的出海咽喉。其阻斷效應正快速輻射至全球能源、工業與農業系統，引發全鏈條震蕩。一個亟待回答的問題是：歷史上石油危機拖累全球經濟陷入滯脹的一幕，是否會在當下重演？

回望歷史，能源沖擊往往成為經濟衰退的重要推手。1973—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機曾引發全球性“滯脹”，其間美國GDP增速下滑4.7個百分點，歐洲經濟增長回落2.5個百分點，日本更是大幅下滑7個百分點。此后1979年與1990年兩次石油危機，同樣成為西方國家經濟陷入衰退的關鍵誘因。

本輪中東沖突持續升級，進一步凸顯全球經濟對化石燃料的深度依賴所潛藏的系統性風險，也讓加速能源轉型的必要性愈發突出。這一效應在亞太地區表現得尤為直觀：能源價格全線上漲，柴油、汽油等成品油價格同步走高，壓力正沿著供應鏈向全市場傳導。為保障國內供應穩定，中國已要求主要煉油企業暫停成品油出口；韓國則正在考慮時隔30年首次引入石油價格上限，以緩解民生與工業成本壓力。

“盡管過去20年全球石油貿易發生了結構性變化，但中東地區作為全球最大石油出口來源的地位并沒有變化。”中國海油能源經濟研究院石油經濟室首席研究員蘇佳純指出。美國、中國、歐洲仍從中東地區進口大量原油與成品油，2024年進口原油分別為2650萬噸、3154萬噸、794萬噸，占其全部進口量的8.1%、56.9%、17.1%，進口成品油分別為820萬噸、279萬噸、516萬噸，占其全部進口量的9.3%、25.2%、23.7%。

與20年前有所不同的是，由于提高了能源自給率，美國在此次沖擊中受負面影響較小，甚至作為石油出口國而因此獲利。而亞洲及歐洲作為主要石油進口國，則會承擔霍爾木茲海峽封鎖給能源供應和成本帶來的主要負面效應。

“在石油市場，對中國地煉影響很大，因為主要是獨立煉廠進口伊朗油。由于國內煉油產能過剩、開工率低，在原油進口依存度超過70%的情況下，成品油出口不斷增加。這種產業鏈結構不合理，也難以維系。國家剛好借此機會，重構煉油產業，整頓成品油市場，化風險為機會。”閆建濤稱。

據EnergyInstitute（EI）和InternationalEnergyAgency（IEA）數據，亞洲主要經濟體對中東能源及霍爾木茲通道的依賴度極高。2025年，印度石油對外依存度高達85.8%，約48.7%的原油進口來自中東，幾乎全部經霍爾木茲海峽運輸；其天然氣消費中進口LNG占比約54%，從中東進口約22bcm，占其LNG進口的58%。日本石油對外依存度高達98.4%，超過90%的原油來自中東，其中約73.7%需經霍爾木茲海峽；其天然氣消費中進口LNG占比98%，約11%來自中東。韓國石油對外依存度達100%，約70.7%的原油來自中東，基本經霍爾木茲海峽運輸；其天然氣消費完全依賴進口LNG，其中約30%來自中東。整體看，霍爾木茲海峽已成為亞洲能源安全的關鍵通道。

相比之下，盡管歐洲對海灣石油依賴低于亞太，但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鎖仍沖擊歐洲市場。2024年，歐洲自中東進口的原油、成品油分別占其進口的17.1%和23.7%。同時，油價暴漲推高運輸和工業成本，帶動歐洲柴油和航煤價格升至近年來高位。

過去幾十年里，很多國家實際上享受著一種“被保護的能源安全”。歐洲長期依賴俄羅斯油氣供應，波斯灣國家則在美國安全體系的保護之下穩定出口能源。能源生產國、運輸通道以及消費市場之間，形成了一種相對穩定的結構。

俄烏沖突讓歐洲意識到，長期穩定的供應關系可能在一夜之間被打破。中東局勢的動蕩則說明，即使是最重要的能源產區，也不再擁有絕對安全的運輸通道。越來越多國家開始意識到，能源安全不再只是進口國的問題，出口國同樣面臨著安全風險。運輸通道、供應鏈以及地緣政治沖突，都可能在短時間內改變市場格局。

多元化應對

霍爾木茲海峽的緊張局勢再次提醒世界，能源安全不僅取決于資源本身，而且取決于運輸通道和地緣政治環境。一旦關鍵通道受阻，各國不得不迅速采取應對措施。

短期來看，主要消費國往往會通過釋放戰略石油儲備、協調企業庫存、調整運輸路線以及增加替代來源進口等方式穩定市場。例如，應對中東石油進口中斷，日本不具備國內生產石油的條件，但具有較大規模的石油儲備。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的數據，截至2025年年底，日本的石油儲備足以維持254天，其中包括可維持146天的國家儲備，以及相當于101天消費量的民間庫存。日本還通過聯合儲備機制，儲存了相當于7天需求量的原油。這類措施可以在一定時間內緩解市場恐慌和供應緊張，但本質上只能起到“緩沖器”的作用。

從更長遠的視角看，本輪霍爾木茲海峽危機帶來的影響可能是結構性的。無論是能源進口國還是出口國，都將重新審視自身的安全體系。

對于進口國而言，分散供應來源、拓展新的運輸通道以及提高戰略儲備水平將成為重要選項；對于出口國而言，如何保障出口通道和基礎設施安全，同樣會成為核心議題。隨著各國調整政策與投資方向，全球能源供應鏈可能變得更加復雜，能源投資布局、貿易流向乃至相關產業結構都可能出現新的變化。

與此同時，地緣政治風險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能源轉型。從能源消費國角度看，本土能源尤其是可再生能源在安全性上具有相對優勢。如果更多的能源能夠在本土生產和消納，受國際沖突和海運通道風險的影響就會相對減弱。因此，類似危機往往會強化一些國家推進能源轉型的動力。不過，這一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全球能源體系的轉型仍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傳統油氣資源與新型能源將繼續并存，能源安全問題將始終貫穿其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輪危機中中國表現出了更強大的能源安全韌性。

據國家能源局與海關總署的數據，2024年，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達71.9%。其中，中東石油在進口總量中的占比超過44%，且近七成中東進口石油通過霍爾木茲海峽運輸。由此可見，我國超30%進口石油的航運安全或受到威脅。

2025年，中國在油價低點加大石油采購，戰略儲備規模約12億桶，相當于約115天的海運原油進口量，有效保障了能源安全。我國盡管存在供應缺口，但后續可通過國內增產、釋放儲備以及增加來自俄羅斯和中亞地區的采購加以補充。同時，我國電動汽車的普及降低了交通領域對石油的依賴，增強了能源系統韌性，使風險總體可控。

中國石化經濟技術研究院首席專家曹建軍在近期舉行的2026彭博新能源財經北京峰會上表示，國內油氣產量持續穩定增長，為應對外部波動奠定了堅實基礎。“中國原油產量已連續四年超過2億噸且逐年增加，2025年達到2.16億噸，創下了歷史新高，超過了2015年的產量峰值。同時，其油氣當量更是連續九年實現了千萬噸級的增長。”

天然氣方面，中國2025年對外依存度降至40%，表觀消費4265.5億立方米，國內產量2620.6億立方米，連續九年增產超100億立方米，同比增長6.3%；全年進口天然氣1764.6億立方米，同比下降2.8%，其中管道氣受中俄東線達產拉動增長8%，LNG下降10.6%。

中國從卡塔爾、阿聯酋進口的LNG約1988萬噸，僅占天然氣市場總量的6.9%，即便霍爾木茲海峽受阻，供應缺口可通過國內增產、增加俄羅斯管道氣及其他進口彌補。同時，中國加快光伏、風能、氫能發展，天然氣發電僅占3%，霍爾木茲海峽風險對能源安全影響極有限。

“中國擁有完善的制造與產業體系，從原油開采到下游加工的產業鏈條完整且綿長，再加上煤化工等替代路徑和靈活的貿易體系，以及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的復合調整能力，對抵御外部波動產生了積極作用。”曹建軍總結道。

除了傳統意義上的能源安全措施外，中國近幾年在推進另一種更長期的應對方式——通過發展綠色燃料體系，逐步減少對海運化石能源的依賴。

這一趨勢在過去兩年明顯加速。國家能源局和多部委已經提出推動“綠色液體燃料”產業化，包括可持續航空燃料（SAF）、綠氫、綠氨和綠色甲醇等一系列新型燃料。這些燃料大多依托風電和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生產，可以用于航空、航運和重工業等難以電氣化的領域。

2024年以來，中國開始啟動可持續航空燃料的商業試點。中國國航、東航、南航等航空公司已經在北京大興和成都雙流等機場開展SAF混合燃料航班試驗，并計劃逐步擴大應用范圍。同時，一批新的SAF工廠正在建設。例如，河北、浙江、廣西等地正在推進年產30萬噸級別的生物航煤項目。這些項目主要利用廢棄食用油等原料生產航空燃料，預計2026年前后陸續投產。

與此同時，綠色氫能及其衍生燃料也在快速發展。中國正在推動綠氫、綠氨和綠色甲醇在航運和工業領域的應用，并計劃建設相關交易和認證體系，以推動這些燃料進入國際市場。

從能源安全的角度看，這一體系具有與傳統石油完全不同的特點。石油供應依賴跨國貿易和海上運輸，綠色燃料則更多依賴本土可再生能源生產。一旦風電和光伏的規模足夠大，能源生產的地理分布將發生變化，能源安全的核心也將從“運輸安全”轉向“本土能源能力”。

就在本輪沖突爆發之后，國家能源局組織召開綠色燃料產業發展專題座談會，深入研判產業前景，系統謀劃未來發展舉措。

國家能源局黨組書記、局長王宏志出席會議并講話，黨組成員、副局長宋宏坤主持會議。會議明確指出，發展綠色燃料產業不僅有助于替代石油、保障能源安全，而且有助于降低碳排放、促進綠色發展，增強新能源非電利用能力，推動能源領域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國家發展改革委和國家能源局已出臺一系列政策，引導企業開展探索和試點。

霍爾木茲海峽的危機再次提醒全球，能源安全已不再是單純依賴產地穩定和運輸暢通的問題，而是涉及整個供應鏈的韌性、產業結構的可控性以及國家戰略的前瞻性。

這場危機不僅暴露了傳統能源供應鏈的脆弱，而且倒逼全球能源格局發生結構性調整，讓各國在保障短期供應安全的同時，更加注重長期韌性與可持續發展。在地緣政治沖突更頻繁、能源供給格局更不穩定的世界里，油價變成了一個更為持久的背景變量。減少對高波動化石能源的依賴，是降低“油價外部變量”沖擊的根本出路之一。

可以預見，霍爾木茲海峽及類似關鍵節點的戰略地位將在未來持續引導政策選擇和投資方向，而綠色燃料與能源轉型，則有望成為確保能源安全的新路徑，推動世界能源體系向更分散、更靈活、更可控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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