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海論漢｜季家珍：希望那些書“活起來”，讀者也“活起來”

一次，我和一位師妹閑聊，提起自己即將采訪漢學家季家珍（Joan Judge）教授，便隨口問她是否聽說過這位學者。沒想到，師妹立刻驚叫起來：“哦，她2024年來過岳麓書院做講座，我好喜歡她！”師妹回憶，季家珍瘦瘦小小，安靜地坐在那里，語調平緩，卻談吐生動，氣場異常強大。她從容、自信，才華如水般自然流淌出來，卻沒有一絲炫耀的痕跡。“她整個人都在發光。”師妹說，“我當時都聽呆了。”而另一位我十分欣賞的師妹，如今已在國內高校任職，研究藝術史，也極力向我推薦采訪季家珍。在她看來，季家珍的研究舉足輕重，不僅在學界影響深遠，也為許多年輕學者帶來了重要啟發。

季家珍是研究中國近現代知識文化、性別史與印刷文化的重要學者，現任加拿大約克大學歷史學教授、加拿大皇家學會會士。她長期深耕晚清民初中國的印刷文化、閱讀史與“婦女問題”研究，尤其擅長從報刊、期刊、照片、圖像、廣告與日常知識傳播中，重新審視中國現代性的生成。她的代表作包括《印刷與政治：〈時報〉與晚清中國的改革文化》（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歷史寶筏：過去、西方與中國婦女問題》（The Precious Raft of History: The Past, the West, and the Woman Question in China），以及《共和之鏡：早期中國期刊媒體中的性別、視覺性與經驗》（Republican Lens: Gender, Visuality, and Experience in the Early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等。其新著《普通閱讀的政治：1894-1954年的中國民間知識與日常技術》（The Politics of Common Reading: Vernacular Knowledge and Everyday Technics in China, 1894-1954）則進一步將視野推進至普通讀者、民間知識與日常生活的層面。

《共和之鏡：早期中國期刊媒體中的性別、視覺性與經驗》，加州大學出版社，2015年7月版

《印刷與政治》以文化史方法考察晚清最具影響力的改革報刊《時報》，揭示這份報紙如何不僅傳播改革理念，更深度參與了公共輿論、政治話語與現代政治文化的生成。《歷史寶筏》通過追溯近代中國“婦女問題”如何在歷史敘述與西方知識資源的交匯中被不斷重塑，尤其考察中國傳統女性傳記與西方女性傳記如何被挪用于不同政治與文化論述之中，揭示了性別話語、歷史意識與現代中國自我想象之間的深刻關聯。《共和之鏡》則以《婦女時報》為中心，通過對封面、照片、廣告、社論、詩歌與讀者來信等多重媒介形式的交叉解讀，呈現性別如何在現代視覺經驗與期刊閱讀中被“看見”、被塑造，并參與公共文化的生成。《普通閱讀的政治》則通過考察1894至1954年間面向普通讀者的通俗讀物，揭示閱讀如何嵌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2026年2月中旬的一天，季家珍教授接受了記者的在線視頻采訪。屏幕中，她留著齊肩的短發，身著深藍色外套，搭配一條簡潔的項鏈，端莊而內斂。她身后的背景是一張老上海的黑白照片：拱形窗的近代西式建筑靜靜矗立，江面上停泊著點點小船，遠處的建筑與城市輪廓若隱若現，仿佛黃浦江的舊日風景。這個背景，似乎暗示著季家珍對晚清與民國歷史的熱情，一種跨越時空的氛圍，仿佛她正置身于舊上海的記憶之中。季家珍解釋道：“我想選一個有對比感、稍微有趣一點的背景，這張照片正好合適。”在以往的研究，特別是《婦女時報》的研究中，她曾在上海停留許久。尤其是在上海圖書館度過的時光，以及與復旦的同事們共同研究的日子，讓這座城市在她心中格外特殊。“上海是一座層次極其豐富的城市，既擁有最現代的面貌，也保留著過去的痕跡，是一座非常棒的城市。”

當得知我來自山東濟南后，季家珍饒有興趣地告訴我：她的親戚明義士（Dr. James Mellon Menzies）曾在上世紀30年代在齊魯大學教授考古學，而其子明明德（Arthur Menzies）先生則于1999年將明義士珍藏的學術資料捐贈給山東大學。這真是一段奇妙的連接！采訪從季家珍的新書開始，自然而然地拉開了序幕。

季家珍教授在接受記者的在線視頻采訪

“女性一定是這些書籍的重要使用者”

澎湃新聞：祝賀您的新書《普通閱讀的政治》出版，請您簡要介紹一下這本書的主要內容以及研究目標？

季家珍：這本書討論的是“普通讀者”。在我的整個學術生涯中，我始終關注印刷文化、文本與閱讀，但逐漸意識到，我們對一整層讀者群體所知甚少，對某一類文本也缺乏理解。我最初的研究興趣來自《萬寶全書》，這部書常被譯為“包羅萬象的寶藏大全”（Comprehensive Compendia of Myriad Treasures），也就是關于日常生活的百科全書。我覺得它或許能成為一個有趣的切入點。隨后我發現，1890年代出版的版本增添了“補編”，正是這一點真正吸引我開始這一研究。這一類別自明代晚期以來持續存在，內容雖隨時間推移發生了變化，但到1894、1895年時在書末附加了補編，仿佛在發出一個信號——原有的知識結構已經不足，必須引入新的知識。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觀察點，可以借此考察知識結構（epistemics）如何發生轉變——這種轉變不僅發生在外交、高端文化或高層政治層面，也在日常生活層面。這些關于日常生活的“百科全書”正被重新構建、配置，并不斷擴展。這就是這個項目的起點。它本質上是一場對“普通讀者”的追尋——試圖在那些以他們為對象的文本中，尋找他們的蹤跡。

澎湃新聞：這類書一定很難找，因為它們并不是由社會精英閱讀的書籍，保存下來的版本應該相對較少？

季家珍：是的，非常難找。有一位在北大教文學的好友，她告訴我可以去北京郊外的“雜書館”（注：孔夫子網的一個線下場館）去找，并幫我聯系。因為那里的書沒有編號，最初對方拒絕。我請朋友繼續幫我爭取。后來對方說，好吧，她可以來，但要付費……我又說，也許未來可以申請資助，幫忙整理這些書籍。第三次請求時，對方終于同意。那里有大量我需要的書，很多已經破損，有些書上有手寫批注，對我的研究來說，這些資料非常寶貴。之后，我開始在世界各地搜尋更多的書。我去了臺灣、北京、東京的舊書店，也查閱了北京首都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的館藏。我也在日本的東洋文庫（Toyo Bunko）和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Diet Library）的中文部找到不少珍貴的書。這項研究的資料并非來自某一特定的檔案館，而是來自不同的地方，總共大概有五百本書。然后，我試著找出這些書之間的聯系。

澎湃新聞：在整理這些材料的過程中，您是否有一些特別有意思的發現？

季家珍：我逐漸弄清哪些主題在這些書中反復出現，并開始能夠體會到讀者真正想知道的是什么。最初，我設想在書的主體部分討論七個主題，不過在實際研究中，我意識到，要全面深入地探討七個主題，實在難以做到，我就最后歸納出四個反復出現、尤為突出的主題。這些主題不僅在《萬寶全書》中經常看到，在民國時期出版的一系列“日用書”中也持續出現。盡管隨著時間推移，這些主題的具體內容有所變化，但整體上呈現出一種明顯的延續性。其中，第一個主題是如何戒除鴉片癮；第二個與“小技術”有關，我把它稱為“如何避免觸電”——因為電力在當時是一項新技術，人們必須學習如何與之相處；第三個是如何預防霍亂感染，當時瘟疫經常流行，公共衛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社會問題；第四個是如何嫁接植物，當時相當一部分讀者是農民，這些書中有大量內容涉及種植、栽培和嫁接等農業技術。當然，還有很多其他有趣的主題，比如關于懷孕的內容，這是我接下來的研究項目。關于全書的結構，這四個主題構成了本書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紹“普通讀者”、研究所使用的語料范圍，以及他們如何獲得書籍，比如通過書攤、書籍流通網絡等渠道。

澎湃新聞：當時普通女性讀者所閱讀的內容，有沒有讓您感到意外的？

季家珍：一位圖書館改革者在20世紀30年代對上海書攤做過調查，發現，上海有非常多的女性讀者，其中包括家庭主婦，也包括妓女。這一發現讓人意識到，女性讀者群體確實存在。另一線索則來自上海之外。當時，有流動小販把書帶到鄉村，挨家挨戶售賣。很多農村婦女未必愿意去書攤或書店，但如果書被送到家門口，她們往往會成為熱切的讀者。仔細看這些書的內容，就會發現其中大量和“家庭科學”有關——從腌制蔬菜水果到照料家人，幾乎無所不包。因此，我嘗試用這樣一個思路來理解：我們常說，男性在工作中學習，在職業實踐中擴展讀寫能力；而對女性來說，家庭本身就是她們的“工作場所”，她們同樣需要在實踐中學習。比如，家中有人得了霍亂，如何給房屋消毒？如何處理兒童疾病？我相信女性一定是這些書籍的重要使用者——無論她們自己閱讀，還是由他人讀給她們聽、幫助她們理解。在書中，我也討論她們如何從這些書中獲取信息。閱讀這類書籍，大致需要中等程度的教育水平，而當時確實有一些女性接近這樣的水平。她們具備基本的讀寫能力，可以在實踐中不斷學習、積累。對一位家庭主婦來說，如果她迫切需要知道如何做一道菜、如何處理某種家務，她就會逐漸熟悉相關的詞匯和表達方式，從而能夠通過這些書籍，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問題。

澎湃新聞：您是否認為，這種日用書，在某種程度上也算是對普通大眾的一種教育？

季家珍：這些書主要“指導他們該怎么做”，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啟蒙教材，也不是專門用來教人識字的讀本。很多普通讀者其實上過傳統私塾，讀過啟蒙課本，之后逐漸接觸到更貼近日常生活的實用讀物，再自行使用這類書籍。不過，這些書的序言中常常會特別強調一點，而這點恰恰使它們區別于早期的《萬寶全書》或其他面向普通讀者的百科全書：編者會說明，這本書通俗易懂，只要略識字的人，就能看懂。也就是說，他們確實有意識地把內容寫得更淺顯。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這樣的努力，比如有一節關于霍亂治療的內容，可能原本出自《申報》這樣的報紙，但收入書中時，語言被進一步簡化，包括詞匯的選擇，以及對某些概念的注釋說明。書中常常會附有注釋，例如討論霍亂時，會出現“細菌”這個詞，讀者可以翻到注釋，看到“細菌是什么”的解釋。“細菌理論”大約在19世紀80年代提出，在中國真正傳播開來則要到20世紀初，但即使到了1918年，這些書中依然會特意解釋“細菌”這一概念。這說明編者顯然意識到：雖然這個術語已經出現了一段時間，但讀者可能還不理解，需要加以說明。顯然，這些文本是面向識字能力有限的讀者群體——不僅包括對較復雜漢字理解能力的限制，也包括對新知識、新觀念理解能力的限制。

《普通閱讀的政治：1894-1954年的中國民間知識與日常技術》，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25年12月版

“我構建了普通讀者的復合形象”

澎湃新聞：如果我理解得沒錯，這些書中的許多知識，其實與精英讀者接觸到的知識有一定的重合，只不過更“通俗易懂”？

季家珍：是這樣。這些書其實匯集了精英讀者群體也會接觸到的各種知識。通常情況下，讀者在書中看到的內容，往往是報紙或其他媒介上已出現過的材料的再版或改寫。因此，這些文本雖然是為普通讀者編寫，但其中大量內容都來自其他渠道。在書中，我也討論了構成這些知識的三種來源。第一類是當代寫作材料，例如生物醫學方面的內容，其中一部分可能來自《申報》等報紙。第二類是早期的學術或專業論著，如關于疾病等主題的傳統文獻，這些早期文本通常會經過改寫，使其更容易閱讀。第三類來源則是編者的個人經驗，例如很多時候會看到這樣的表述：“我親自試過這個方法，確實對某種疾病有效”。因此，這類書中的知識實際上是由多種來源拼合而成的組合體——我稱其為“知識拼裝體”。

澎湃新聞：那么，這些書背后的人是誰？他們出版這些書的動機是什么？是出于知識傳播，還是商業利益？

季家珍：更多是商業動機。這些書大多由商業出版社出版。不過，它們不像一些大型出版社，如中華書局那樣，能夠與政府簽訂合同并獲得穩定的出版項目，即使出版的不是政府文件，也常常為政府編寫教材，從而擁有相對穩定的收入。而這類商業出版社，我稱之為“民間出版社”，也可以理解為中小規模的通俗出版機構，其資金完全依賴于圖書銷售。這種模式要求它們必須高度關注利潤，但從積極的角度看，它們必須出版能夠真正賣出去的書。與政府訂購教材不同，這類出版沒有穩定的采購渠道，如果讀者不感興趣，書就賣不出去。因此，當我們看到某一本書被反復重印，不斷推出新版本時，這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信號：說明它在讀者群中產生了影響力，人們愿意購買它。這也表明書的內容確實吸引了讀者，回應了他們想要了解的信息。

澎湃新聞：會不會有一些書更多涉及政治內容的指導？

季家珍：不，不會的，這類內容絕對不處于中心地位。在1927-1937年，也就是國民黨政權力量增強、國家機器更為成熟的時期，你會在某些書里看到關于“三民主義”的章節……但這些內容幾乎是“附加”在書本原有內容之上的。它存在，但并非核心。即便回到更早的《萬寶全書》，比如1912年中華民國剛成立時的版本，也會出現袁世凱、新式服裝、剪掉辮子的內容，但這些更多是政府的政策性指示，重點在于這些變化如何影響日常生活，而不是告訴你“應不應該支持政府”等。整體上，并沒有強硬的意識形態灌輸。

澎湃新聞：在您看來，這種日常的認知實踐，是否也孕育著某種政治？

季家珍：在書中，我區分了兩種不同類型的政治。一種是“教化政治”（politics of tutelage），即自上而下的政治。政府或精英試圖告訴人們如何成為好公民、應當如何思考，把人們引導到某個特定方向，規定他們該關注什么、該想什么。但對普通讀者來說，他們首先面對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現實困難，比如疾病、饑餓，所以他們閱讀的這些書里，更明顯體現的是一種“適應性政治”（politics of accommodation）：在具體處境中與他們對話，提供他們真正需要的信息。從更宏觀的層面看，這些內容當然也與國家利益相關，比如讓人們更健康，使社會運轉得更順暢。但在我看來，兩者之間始終存在一種張力：一方面是為民眾服務，另一方面是如何真正理解民眾的需要。與此同時，也存在兩種彼此競爭的基礎設施。一種是政府建立的制度性基礎設施，如現代學校體系，其目標是建設一個更強大的中國。另一種則是我所說的“非正式的影子基礎設施”，包括這些書籍、書攤，以及整個書籍流通網絡。在許多政府難以真正服務民眾的領域，民間體系發揮了重要作用。比如，政府無法為每個人提供疫苗接種，也無法教育所有人，因此需要各種獨立學校，也需要這些書來告訴人們，如果得了某種病該怎么辦。這雖然不是直接的政治參與，但在幫助人們在社會中正常生活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澎湃新聞：普通讀者所閱讀的內容是否讓您感到吃驚？

季家珍：并不算吃驚。我覺得這些內容很有意思，它們讓我看到當時人們真正面臨的問題，也了解了他們如何處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瑣碎事務。書中一些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法非常具有創新性，有些書會詳細講解如何反復利用各種物品——畢竟這些書的讀者多屬于相對貧困的人群。例如，書中會介紹如何再利用各種材料，從舊衣服和布料，到錫制器具，再到如何保存食物等。有些書甚至會追溯到更早的歷史，比如回溯到漢代那些奇特的記載，講述人們如何進行發明、創新。其中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曾有一位既是優秀農民，又擅長雕刻的農夫，在需要向國家繳納糧食稅時，把木頭雕刻成看起來像糧食的樣子，用木雕來代替糧食繳稅，從而保留下自己的糧食。這種做法當然不會真正推動國家的發展，但它顯示出人們如何機智地應對那些試圖從他們那里征收財富的官員。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可以被視為一種政治行為，一種基層層面的政治實踐，是對過度征稅的創造性抵抗。當然，這并不是有組織的革命運動，這類創新往往是臨時性的、因地制宜的。不過，它們確實表明，人們在嘗試獨立思考，而不是簡單接受別人告訴他們應該知道什么、做些什么。

澎湃新聞：其中有兒童讀物嗎？

季家珍：有很多兒童讀物。不過我并沒有對這一類材料進行深入研究，因為在研究中必須設定一定的邊界，明確關注的人群以及所使用的語料范圍。一些識字啟蒙讀本，也屬于“雜書”，這些書往往也是兒童最早接觸到的讀物。書中通常會呈現一個漢字，并在旁邊配上植物、動物或其他事物的圖像。這類材料有時也會被整合進成人書中，因為當時仍存在一種努力，即通過各種方式擴大人們的詞匯量、提高識字能力。

澎湃新聞：《普通閱讀的政治》這本書還有其他需要特別強調的地方嗎？

季家珍：在這本書中，我嘗試了一種新的寫法，很想看看讀者會如何回應。在我整個研究印刷文化的學術生涯中，我始終最關注的是“讀者”本身，但讀者恰恰是最難研究、最難接觸到的。在我之前的許多著作中，比如關于記者的研究，他們既是寫作者，也是讀者，我也討論過民國時期的女性群體——她們既是報刊的目標讀者，也會為報刊寫作，但這本書所面對的讀者情況有所不同：他們大多并不是寫作者，即便寫作，最多也就是寫寫信，或者記記賬。因此，我們很難知道他們究竟如何閱讀，以及他們從閱讀中獲得了什么。最終，我構建了普通讀者的復合形象（composites）。這并不是完全憑空虛構，而是基于真實存在的個體名字——這些人都是我在檔案或報紙文章中讀到的真實人物。我會設想他們可能面對的典型問題，例如霍亂感染等當時社會常見的問題，然后想象他們如何按照日用書中的步驟性說明去應對這些問題。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閱讀了很多世界各地關于閱讀史和讀者研究的成果，特別是這樣一位學者，她研究過早期近代歐洲的普通讀者，她曾說：“當研究推進到某個階段時，你必須進行一種想象性的跨越。”這些書確實存在，我們也知道有人讀過它們，因為它們被不斷印刷、再版，但我們無法真正直接接觸到那些讀者，他們早已不在人世，沒有口述歷史，也缺乏足夠的書面記錄。因此，我在書中“創造”了這些讀者形象。對我來說，這也是整本書中最令我滿意、最有意思的部分，同時也是最冒險的部分。我很好奇人們會如何回應。我希望讓那些書“活起來”，也希望讓那些讀者“活起來”。

季家珍教授近照

“研究中國，與我家族的一段經歷有關”

澎湃新聞：您的其他重要著作包括《印刷與政治》《歷史寶筏》以及《共和之鏡》等。這些著作之間是否存在內在聯系？它們之間有著怎樣的延續性？

季家珍：我一直對印刷文化感興趣，也在不斷思考如何發展出一套方法論，盡可能從印刷材料中發掘出更多信息。作為歷史學家，我們無法進行口述史訪談，也不能做田野式的人類學觀察，我們所能依賴的主要是各種印刷品。但這些材料絕不能照單全收，就像許多優秀的歷史學家所強調的，我們必須“逆向閱讀”（read against the grain），并把文本放在更廣闊的語境中加以分析。比如，在研究《婦女時報》時，我和團隊發展出一種“橫向閱讀”法，我們不會只讀每本期刊的社論或主文，然后就下結論說：“這就是當時中國的情況，這就是當時人們的主要觀點。”相反，我們會把文章與廣告、照片等材料對照閱讀。文章或許在塑造某種理想女性形象，但與此同時，照片中卻出現許多美麗端莊、受人尊敬的女教育者。通過這種方式，我們能夠看到印刷文本中更為復雜，甚至自相矛盾的信息。

在寫《印刷與政治》時，我細致通讀了《時報》，同時也盡可能閱讀所有為報刊撰稿的記者的資料。我查閱檔案，其中包括日本的檔案——當時日本政府密切關注中國報刊，保存了一些在其他地方難以找到的信息。寫《歷史寶筏》時，我閱讀了教科書、女英雄讀物以及各類期刊報刊，這也引導我深入閱讀《婦女時報》。我幾乎通讀了這份期刊的全部內容，并將其放回當時的出版生態中，與其他期刊、書籍加以比較。同樣，在寫《普通閱讀的政治》時，除了核心材料，即當時流行的“日用書”，我還閱讀了報紙、社會調查資料，以及外國人的觀察記錄，因為外國人往往會注意到一些本地人不太在意的現象。我還查閱了關于書攤的檔案、霍亂問題的檔案，并閱讀小說，因為文學作品也可能反映類似的社會問題。總之，這是一種將多種不同材料拼合在一起的研究過程。

貫穿這些研究的關鍵方法論，深受羅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法國歷史學家，主要研究領域為圖書史、出版史與閱讀史）的啟發。他主張要把書籍視為一種“物件”來研究——無論是報紙、期刊還是書籍，都應關注其物質形態，因為物質性對于理解文本的意義至關重要。因此，我們必須進行非常細致的閱讀，無論面對的是一篇報紙文章，還是一本日用書。同時，我們需要把“閱讀”理解為一種文化實踐，這也是最困難的部分。因為我們無法真正接觸到那些讀者，因此，我們必須發揮想象力。在某種程度上，讀者存在于文本的縫隙之間，存在于書中寫了什么、當時社會面臨什么問題，以及通過他人的觀察、回憶錄、文學作品所能重建的讀者形象之間。換句話說，這是一項需要將許多不同線索整合在一起的工作。因此，可以說貫穿我研究的一條主線始終是印刷文化，以及如何通過合適的閱讀方法，更接近歷史經驗本身，而不僅僅停留在對話語的分析。

澎湃新聞：您為什么對“印刷文化”情有獨鐘？

季家珍：我一直是一個喜歡閱讀的人，也始終對書籍本身很感興趣。作為歷史學家，能夠依賴的材料主要就是這些。印刷品之所以重要，也因為它至少構成了我們所能依賴的最堅實的史料之一。至少，它是研究歷史的一個重要出發點。因此必須盡可能充分地利用它們。印刷材料既包括實物，也包括圖像。如果能夠把這些不同類型的材料都納入研究，它們會極大地豐富書籍能夠向我們傳達的信息。當然，也有例外。比如研究更早的時代時，我們可能只剩下陶片碎片或者甲骨之類的材料，那時確實更多需要關注材料本身的物質性。不過，即便是甲骨，上面也刻有文字。關鍵始終是如何利用我們所擁有的一切材料。

澎湃新聞：您是如何對中國歷史產生興趣，并最終走上漢學研究之路的？

季家珍：我本科讀的是比較文學，后來去法國繼續學習。當時我漸漸感覺，雖然已經學了四年文學，但仿佛在一個真空里學習，我開始希望了解文學之外的歷史，以及圍繞文學的社會背景。當時我正處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去法國深造，需要在兩個方向之間做出選擇——研究歐洲或中國。之所以研究中國，與我家族的一段經歷有關。我父親的叔叔，也就是明義士，1910年曾前往中國。他既是一位工程師，也是一名傳教士。我父親常說，他原本想去“改造中國人”，結果卻被中國“改造”了。在河南安陽期間，他發現了重要的甲骨材料，并為中國早期歷史提出了一套頗具價值的分期體系。他對商代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他的兒子，也就是我父親的堂兄阿瑟（Arthur）在中國長大，后來成為加拿大駐華大使。因此，我們家中一直保存著不少他們從中國帶回來的器物。我和阿瑟的關系也非常親近。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決定研究中國。我也曾跟隨法國漢學家畢仰高（Lucien Bianco）學習。但真正的轉折點，是我進入哥倫比亞大學開始學習中文。我當時想，這將是一個真正的考驗——看看自己是否真的喜歡中文。結果，我很快愛上了這門語言。

澎湃新聞：您的先生是同樣對中國感興趣的漢學家傅佛果（Joshua Fogel），您在書序言中向他致謝。除了承擔家務，他也會為您的論文、書稿提建議，您也會為他的論文提建議嗎？

季家珍：當然。我們在認識彼此之前，就各自已經確立了對中國的興趣。我們相識的過程很有意思——當時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參加一門研討課，寫了一篇關于傅佛果第一本書的論文，那門課是卡羅爾·格拉克（Carol Gluck）教的，卡羅爾對我說：“你把這篇論文寄給傅佛果吧，他人很好。”這就是我們兩人故事的開端。

在外人看來，我們似乎研究的是同一領域——對那些不了解這個學科的朋友來說尤其如此，但實際上，我倆是兩種非常不同的歷史學家，而這種差異對我們彼此都很有益。他在很大程度上加強了我與日本以及日本學術界的聯系。他非常擅長做詞源學研究，善于追溯概念和術語的源流；而我則更偏向從概念和思想層面進行思考。因此，他在閱讀我的作品時，常會幫助我保持史料上的嚴謹，確保史料對應準確、論證邏輯自洽；而當我閱讀他的作品時，則會說：“你這里、那里的想法都很好，但還沒有真正把它們整合在一起。這樣做的話，就會形成一個非常有力的論證。”我們的閱讀方式、思考方式也不同，但顯然，我們彼此都理解對方所處的學術世界。這樣的合作，非常美好。

《印刷與政治：〈時報〉與晚清中國的改革文化》，王樊一婧/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7月版

“政治通過諷刺、幽默、詩歌等多種形式被表達”

澎湃新聞：《時報》《申報》與《新聞報》并稱為舊上海“三大報”。您為什么選擇《時報》作為研究對象？

季家珍：我第一次去中國是為了博士論文，最初的研究題目是“立憲運動”，當時我對立憲派很感興趣，覺得《時報》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但當我真正深入閱讀這份報紙后，心想：這里面的內容實在太豐富了。《時報》是一份極具創新性的報紙，卻沒有得到充分研究。相比之下，《申報》由英國商人安納斯托·美查（Ernest Major）創辦，創辦時間更早，更具商業性；而《時報》誕生于一個不同的歷史時刻，背后有著不同的歷史動因。于是，我決定研究《時報》。我非常慶幸自己當時做出的這個選擇。當時，我的導師是著名歷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楊天石教授。楊教授很支持我的研究。所以，我對立憲運動這一主題的興趣、導師的認可，再加上我閱讀《時報》的感受——無論是報紙的欄目設置，還是它試圖實現的目標，都讓我覺得《時報》比《申報》更有意思。

澎湃新聞：在這本書中，您提出了“中間領域”（middle realm）的概念。在您看來，這一概念更多源自中國自身的政治與文化傳統，還是與西方的“公共領域”理論有所互動？

季家珍：這種語言實際上來自當時的寫作。《時報》的記者們經常提到“上層社會”“中層社會”和“下層社會”，這是他們自己的話語體系。我一直認為——直到現在仍然如此——與中國之外的理論進行對話是很有益的。這也是我和丈夫有所分歧的地方。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關于“公共領域”的論述啟發我思考：這是否以及如何與我后來提出的“中間領域”相關？而“中間領域”這一概念，正是從記者們所說的“中層社會”這一表述中發展而來。中國的情況具有獨特性，西方意義上的“公共領域”不能簡單地套用于中國，“公民社會”這一概念也不能直接移植。一個產生于特定歷史語境的理論建構，不能被簡單地疊加到另一個社會之上。當然，我這一思考也確實受到了西方理論的啟發。但歸根結底，這一概念更多來源于史料本身——來源于記者們的原話，來源于對他們所寫內容的觀察，以及我對晚清時期社會運作方式的理解。

澎湃新聞：《時報》記者一方面通過政治新聞推廣憲政改革等新政治模式，另一方面在王朝與百姓之間，既宣傳政策，又推動權力下移與民眾能力上升。是否可以說，他們在推動社會改革？

季家珍：是的，但他們并不是革命派。他們后來確實支持革命者，但這并非他們最初的動機。他們最初曾得到梁啟超和康有為的大量資助，立場更偏向改良，算是君主立憲派。《時報》一直嘗試是否可以與政府合作，同時又不斷向政府施壓。許多參與《時報》或與其關系密切的人，后來都成為1909年成立的各省諮議局成員，他們強烈主張將權力重心從皇權和王朝最高層逐步下移，賦予省諮議局以及設想中的國會更多權力——不過，國會最終未能成立，因為王朝在此之前已經覆滅。這些記者真正推動的是“來自下方的聲音”，讓更多社會力量發聲。在某種程度上，他們代表著比自己社會地位更低的群體。報紙試圖解釋：為什么會發生米荒騷動？為什么人們會為鐵路問題而抗議？因此，他們的議程確實是改革政府，且是深層次的制度性改革。但從一開始，他們并非要推翻政府，他們不是革命派，只是追求根本的制度性變革。

澎湃新聞：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有海外留學經歷，他們是否將在海外接觸到的理念引入中國并付諸實踐？

季家珍：其中很多人在日本留過學，這段經歷對他們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一方面，他們在日本感受到嚴重的歧視，這強化了他們的民族認同感和自尊心，他們更希望中國能夠強大起來。另一方面，他們觀察到日本一些有效運作機制——日本保留了天皇制度，但同時擁有運作良好的議會，社會公共參與似乎也更為活躍。他們確實受到了日本經驗的深刻影響。當然，不同立場的人都曾留學日本——革命派也在日本——但每個人從中得到的信息不同，對“必須做什么”的理解也不同。比如秋瑾，她在去日本之前就已經相當激進，但在日本的經歷進一步把她推向更激烈的立場。

澎湃新聞：您最希望讀者從《印刷與政治》中了解什么？

季家珍：《時報》是一個極其生動的歷史見證，展示了當時人們在政治思考上的創造性，以及他們如何努力傳播這些思想。《時報》有許多創新之處，比如“時評”欄目，這種短小精悍的評論文章往往以機智、犀利的方式概括問題，有時甚至需要讀者稍加解讀，才能真正領會其含義。此外，我一直對該報的創辦人和出版人狄葆賢非常感興趣。他也是一位詩人，在報紙中開設了詩歌評論欄目。我嘗試通過他的詩歌去理解人們如何以詩的方式“生活在那個時代”。我們通常認為政治就是社論、論證或制度改革的呼聲，但實際上政治更為彌散和復雜。在《時報》中，政治通過諷刺、幽默、詩歌等多種形式被表達，這些形式促使人們以不同方式思考那些最終可能極具政治意義的問題。《時報》在這方面的貢獻尤為突出。這份報紙還有一個關鍵特色——漫畫，這甚至值得單獨寫一本書，就像今天《紐約客》的封面或漫畫，它們能夠深刻反映一個時代的精神。因此，我將《時報》視為一個以不同方式捕捉晚清歷史的窗口——不僅僅是記錄“1901年改革”或“廢除科舉”等重大事件，更重要的是觀察人們如何在那個歷史時刻生活，如何以創造性的方式理解并回應時代。這就是為什么有必要讓更多人了解這份報紙。

澎湃新聞：我想，當時的《時報》大概類似于今天西方的某些報紙，比如英國的《衛報》？記者寫文章討論時政，希望推動社會改革？

季家珍：情況大不相同。當時，報紙還是一種非常新的事物。今天，我們都熟悉《衛報》——有文化版、國際版、評論版，讀者對報紙的結構有既定的期待，但在《時報》那個早期階段，這些版塊和結構大多還未定型。當時，人們面對的是一種全新的文化產品。胡適回憶說：一個人買到一份《時報》，至少會傳閱給十個人，直到報紙被翻得破破爛爛。今天，每個人都可以輕易買到或在網上閱讀《衛報》，但《時報》在當時更像是一種珍貴的文化物件——人們渴望得到、認真閱讀并反復咀嚼的文化載體。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歷史現象。

澎湃新聞：從您的研究中，我們能明顯感受到當時《時報》記者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擔任著 “社會良知”的角色。與今天的記者相比，這種責任感是否發生了變化？

季家珍：今天，我們常常聽到人們批評一些記者，認為他們沒有真正做到“向權力說出真相”。我很幸運生活在加拿大，而不是美國——雖然我和美國有很多聯系，我的女兒就在美國。當年《時報》的記者也有他們自身的局限，他們并不是革命者，但很多人最終入獄，甚至死于獄中，也有不少遭到暗殺。他們更真誠地試圖成為“人民的良知”，而不僅僅是彼此之間爭論的參與者。今天的記者依然可以從那個時代的新聞實踐中學到很多。

“一種相對溫和但非常重要的女性主義”

澎湃新聞：接下來，您選擇《婦女時報》作為研究對象，您是在研究《時報》的過程中對它產生興趣的嗎？

季家珍：完成《印刷與政治》后，我開始著手研究婦女期刊的項目，狄葆賢自然成為我下一步的重要研究對象。狄葆賢不僅是《時報》的主編，也創辦了《時報》的一系列增刊，比如《婦女時報》《小說大觀》等。我希望能更深入地了解這個人，并弄清他對“婦女問題”的看法，于是，我開始翻閱《婦女時報》。就像當年閱讀《時報》一樣，我被深深吸引。它的封面極具吸引力，內容也非常精彩。《婦女時報》和《時報》在人員和理念上都具有明顯的連續性。比如包天笑，他是《時報》的重要編輯，后來成為《婦女時報》的主編。我也對包天笑做了一些了解：他曾在女子學校任教，創作了大量“女性小說”。

包天笑（1876年2月26日-1973年10月24日），著名報人、小說家、翻譯家

包天笑主編的《小說大觀》

在《婦女時報》之前，已經出現過一些婦女期刊，后來也有《婦女雜志》等刊物問世。但在某種程度上，《婦女時報》占據了一個與《時報》相似的位置，但它并不是最激進的刊物，《中國女報》要激進得多。不過，《婦女時報》具有更廣泛的社會影響力，它甚至成功說服一些女性同意在期刊上刊登自己的照片——在當時這是相當不尋常的。因為在那個時代，被拍攝并公開刊登照片的女性，多半是妓女。在《共和之鏡》一書中，我特別努力地去呈現那些為期刊撰稿的女性。她們確實很少撰寫社論，但有不少女性寫了大量詩歌。我希望能夠把她們的聲音更清晰地呈現出來。

澎湃新聞：我注意到《婦女時報》的封面設計非常吸引人，也很有現代感。它的設計是否受到當時海外期刊的影響？

季家珍：我曾追蹤過其中一個封面的來源，發現它借鑒了美國女性雜志《女士家庭雜志》（Ladies’ Home Journal，1883-2016年）的封面設計。我相當確信——當時，這些海外期刊一定在上海流通。很多居住在上海的西方人可能訂閱這些雜志，讀完之后送到了舊書店，或者通過其他方式在上海社會中傳播開來。所以，在視覺風格上，《婦女時報》確實受到了某些西方雜志的影響。但與此同時，這些封面上的人物形象又經過明顯的“中國化”處理。她們并不像西方女性，無論是姿態、手中拿的物品，還是周圍的環境，都帶有明顯的本土特征。至于期刊內容，受西方期刊的影響并沒有那么強。其內容確實非常關注西方女性——比如她們在做什么，如何變得更強壯、擁有更好的身體素質等，但這些討論最終都回到中國女性自身的問題上，試圖理解并回應中國社會的現狀。所以，確實存在著一種與西方女性期刊的對話，但這種對話的目的，是為了思考如何改變中國女性的處境。我們不能把中國從世界中抽離出來，像放在培養皿里那樣孤立地研究。在我所有的研究中，我始終非常堅持這樣思考：外來的影響究竟是什么？它如何進入中國社會？又產生怎樣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這種影響往往是具有創造性的，而不一定是一種消極的力量。

《婦女時報》第一號封面

澎湃新聞：您在這本書中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民國女性”（Republican Ladies）。這一群體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我們應如何理解這一群體在中國女性主義發展歷程中的位置與意義？

季家珍：那些出現在《婦女時報》上的女性，比如刊登照片、投稿詩歌的女性，并不能被我們現有的分類體系很好地涵蓋。她們受過教育，也常常寫詩，有點像傳統意義上的“才女”，但與此同時，她們又明顯不同于傳統閨閣中的女性。她們不再局限于家庭內部，而已經進入了公共空間。她們中的很多人本身就是教育工作者，或積極推動教育事業的發展。但另一方面，她們又并不張揚，也不是現代意義上那種時髦、前衛的“摩登女孩”。我用“女士”（ladies）這個詞，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這些女性之所以愿意把自己的照片刊登在《婦女時報》上，是因為她們都已經結婚。婚姻賦予了她們某種正當性。我發現：這些女性的照片往往是在拍攝婚紗照時順便拍的。在當時，拍攝婚紗照是一種被社會認可的、同時也帶有現代意味的行為。她們在照相館拍婚紗照時，丈夫通常也在場。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概念來描述這類女性，不能簡單地稱她們為“才女”。她們某種程度上更接近“新女性”，但又不完全等同。所謂“新女性”，往往更強調獨身主義，更加激進、直接；而“民國女性”并不激進。她們更像是以一種溫和而隱性的方式——例如通過教育，通過在報刊上發表作品、在刊物上展示自己的形象，逐步拓展女性的社會邊界。

澎湃新聞：這本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它的跨類型分析，將封面、插圖、廣告和讀者來信綜合考察。您認為這種方法的核心價值是什么？有哪些學者或著作對您的這種研究方法產生了啟發？

季家珍：當時，我和一群非常優秀的學者一起工作，尤其是海德堡大學的梅嘉樂（Barbara Mittler）教授。我們思考：這些期刊遠不只是社論文章那么簡單。我們希望把視覺元素也納入研究視野，因為這些材料非常吸引人。即便是今天，當你翻開一本期刊，你不會只閱讀論述性的文章，你的目光同樣會被廣告吸引。這些早期期刊中，包含了許多當代期刊已不再出現的內容，且這些內容對當時的讀者極具價值，比如家政生活小竅門、連載小說以及詩歌。除了照片和封面藝術，還有一些用來分隔不同文章、風格輕松且富有趣味的小型圖形裝飾，比如火車或汽車等圖像，這些在當時都是新出現的、具有現代感的元素。要真正理解讀者如何整體把握這些期刊，就必須把他們接觸到的所有內容都納入考量。

澎湃新聞：《婦女雜志》（1915年，商務印書館）和《婦女時報》在內容、讀者以及編輯策略上有什么異同？

季家珍：兩者既有相似，也有差異。《婦女雜志》創刊更晚，1915年，民國已經建立。《婦女時報》創刊于革命的臨界點，因此，那些過渡性的時刻被這份雜志記錄下來。再就是，作為出版商，狄葆賢有自己的一套出版理念，他有《時報》，也有許多增刊，但商務印書館是一個更為強大的工業出版巨頭。相比之下，狄葆賢并不以追求利潤為首要目標。當然，他也希望能夠維持不同出版物的持續運作，這意味著必須有一些刊物賣得好，以便在其他刊物銷售不佳時提供資助。而商務印書館正如其名，更偏向商業驅動。由于它與政府之間有一定的合同，這在某種程度上為其提供了安全性，但也使其更少冒險、更趨保守。我發現《婦女雜志》在很多方面都在模仿《婦女時報》，甚至包括早期的封面設計。但總體來說，《婦女雜志》是反映社會現實的刊物，而《婦女時報》則更具創新性、更前沿，傾向于引領潮流。《婦女時報》走在前面，而《婦女雜志》在觀察社會變化，然后做出回應。

《婦女雜志》第一卷第一號封面

澎湃新聞：您如何看待《婦女時報》在中國女性主義發展歷程中的意義？

季家珍：《婦女時報》體現了一種相對溫和但非常重要的女性主義，其核心主張之一是女性必須接受教育。《婦女時報》的一些女性作者在這方面發揮了引領作用，比如張默君，她積極推動女性參與政治，努力拓展女性介入公共事務的可能性，并為女性創造了一個可以發聲的寫作空間。這種女性主義或許并不是那種站在街上高聲吶喊的激進的女性主義，但它在拓展女性社會活動空間、推動女性進入公共領域方面，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把焦點集中在印刷文化與‘婦女問題’的交匯處”

澎湃新聞：您是在怎樣的背景下寫作《歷史寶筏》的？您希望通過這本書實現哪些主要目標？

季家珍：我最初想做一個更宏觀的研究，整體考察晚清的印刷世界和出版世界。于是，除了報紙，我也開始研究教科書以及其他類型的印刷材料。同時，那正是女性史研究迅速興起的時期，我不斷受邀參與相關的專題討論和論文集項目。我逐漸意識到，與其寫一本關于整個出版世界的宏觀著作，不如把焦點集中在印刷文化與“婦女問題”的交匯處。我最主要的學術目標，是想擺脫那種過于簡化的“傳統-現代”二元對立。我們都知道，歷史遠比這種線性敘事復雜得多，學界也一直在批判這種二分法，但真正困難的是：我們究竟該如何用更復雜的方式去理解它？

澎湃新聞：在這本書中，您提出了“歷史變遷的詮釋學”（hermeneutics of historical change）這一研究方法，并以四種“時間類型”作為分析框架：永恒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關注“德”，復古現代主義者關注“才”，當下主義者則強調“英雄主義”。這種方法結合了文本分析、歷史敘事與文化史研究。您為什么會采用這樣的研究路徑？

季家珍：這個框架是從史料中逐漸生發出來的。我注意到一種非常有意思的現象：許多人一方面對當下的變革抱有強烈的期待，對較近的過去持激烈批判態度，但另一方面，又會高度贊美更遙遠的古代。于是，我提出了“復古現代性”（archaeomodern）這一概念。圍繞“婦女問題”，不同立場的人對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理解也并不相同。比如，有些人會批評某種“才女”式的女性形象——她們只讀詩、寫詩，卻不關心更廣闊的社會世界。與此同時，也有一些我稱之為“改良主義者”（meliorists）的人，他們并不主張簡單地拋棄歷史的某一部分，而是認為應當盡可能從過去的不同層次中提取有價值的元素，逐步建構一種改革的路徑。他們不希望通過劇烈、暴力的方式實現社會轉型，而是希望在歷史連續性中推動變化。當然，也存在更激進的一端。不同群體以不同方式使用歷史，理解歷史，也以不同方式思考“婦女問題”，包括女性究竟應該在多大程度上走向激進。比如秋瑾就處在更激進的一端，她主張一種更徹底的革命立場：不再從過去汲取任何資源，真正值得借鑒的是法國等國家革命傳統中的女性英雄形象。這其實也正是書名所要表達的核心：過去、西方，以及“婦女問題”。我們究竟應當從過去繼承什么？又應當從西方借鑒什么？而所謂的“婦女問題”，歸根結底，是在思考女性在未來民族國家中應當扮演怎樣的角色。就這個意義而言，我真正想做的，是把問題重新復雜化。

澎湃新聞：您在這本書中分析了豐富而有意思的史料。其中最重要的一類，是各種女性傳記，這樣做的原因是什么？

季家珍：這類傳記往往是帶有強烈典范味的傳記，這延續了一個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傳統，比如《烈女傳》。但晚清的新女性傳記又呈現出新的面貌：其中常常一半是中國女性，一半是西方女性。這本身就很有意思。更有意思的是，如果你繼續追溯這些文本的來源，會發現很多問題。比如，大多數西方女性傳記主要從日文資料翻譯而來——絕大部分確實如此。那么，中國文本與日本最初如何呈現這些西方女性？有哪些差異？如果再進一步追溯到這些傳記的西方版本，那么在每一次轉譯過程中，什么被刪去了？什么又被保留下來？這些差異會告訴我們很多：當時的中國讀者和編輯究竟強調什么，淡化什么？以圣女貞德為例，在法國或更早的西方原始敘事中，她能“聽到聲音”——這是一個植根于基督語境中的故事，她本質上是一位基督教殉道者。但在晚清的中文文本里，這類內容往往被刪除，因為當時編纂和傳播這些材料的人大多持世俗主義立場，反對“迷信”，更關心如何借助這些人物推動社會進步。因此，細讀這些文本非常有趣——不僅要看他們如何從過去汲取資源，更要看他們如何重塑過去，以及如何通過這種對過去的塑造，表達他們對中國未來的主張。

澎湃新聞：在借鑒西方女英雄（如圣女貞德）形象的同時，這是否也反映出中國傳統女英雄敘事在當時語境中的不足？

季家珍：他們確實會借鑒這些西方模式，但隨后往往會對其進行再創造。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文化本身處于劣勢。中國原本就有許多自己的女性英雄形象，比如花木蘭，而這些人物同樣在現代語境中被重新書寫、塑造，經歷了相當程度的再詮釋。不過，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刻，人們看到俄羅斯的女性革命者、法國的女性革命者，這些形象確實帶來了一種新的啟發：女性應該站出來，變得更加勇敢。她們未必要像夏洛特·科黛那樣在浴缸中刺殺馬拉，但她們應當更主動地爭取自己的政治空間和社會地位。因此，這些西方女英雄更多是一種精神源泉、象征性啟發，而不是一套可以照搬的行動指南。換句話說，盡管社會語境不同，但它們所傳遞的核心精神是相通的：鼓勵女性更勇敢地行動。

《歷史寶筏：過去、西方與中國婦女問題》，楊可/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11月版

“即便孩子會讓你的工作節奏慢下來，那又怎樣？”

澎湃新聞：由昔觀今，在今天的中國，“35歲”常被視為女性職業發展的敏感節點。許多女性在這一階段，既面臨職場中的年齡歧視，又承擔家庭責任與職業發展的雙重壓力。作為長期研究女性主義問題的學者，您如何理解這一現象？您認為，這是否與更深層的性別文化觀念，包括傳統家庭倫理和性別角色期待有關？

季家珍：我對這個問題并沒有某種“頓悟式”的答案。我并不專注于研究這一現象，但確實會有些思考。首先，從社會對女性角色的期待上，仍存在一種強烈的、可以理解為儒家文化的覆蓋性影響。但與此同時，女性正在積極地反抗這些期待，比如中國的女學者群體，她們可能有年幼的孩子，要承擔更多家庭負擔，但仍然參加學術會議，堅持自己的目標和計劃。當然，這些主要是精英女性群體的現象。我也了解到，有一些中國女性認為生育會限制自己的發展。而在當前的經濟環境下，生育本身也極其挑戰，再加上很多女性不想被束縛在男性關系之中。現在，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發聲：現實條件在變化，我們也在改變。不過，我對中國農村女性的生活狀況并不了解，不清楚那里是否也在發生類似變化。此外，在理解儒家思想時，也應看到：歷史上的儒家并未完全壓制女性。只要女性遵守社會規則，比如按照期望生育或以適當方式支持丈夫，她們仍然擁有相當的自由空間。我不認為今天的中國女性生活在完全幸福的時代，但我看到她們在努力探索自己的道路。對她們的未來，我保持樂觀。

澎湃新聞：我知道您有兩個女兒，您本人如何平衡學術研究和家庭生活？

季家珍：現在輕松多了，因為她們都已經搬出去住，一個在芝加哥讀MD-PhD，另一個在倫敦讀博士，但她們仍然深深地存在于我的生活中。當她們還小的時候，要在家庭和工作之間取得平衡確實非常困難。她們在家時，我根本無法專心工作，腦子里總想著：她們在做作業嗎？吃午飯了嗎？她們始終占據我心里最重要的位置。我不覺得這有什么不對。這不是你能控制的，而是一種本能、發自內心的感受，不是理性的思考。我很幸運，有一個支持我的丈夫，有穩定而不錯的工作環境，還有懂事的孩子。自從她們不住在家里之后，我確實擁有了更多屬于自己的思考空間。我依然想念她們，但不再過度擔心。她們已經“起飛”，但始終在我心里。我從她們身上學到了很多，不僅關于女性主義的理解，還有關于當今女性如何在世界上前行的認知。她們所處的世界與我當年完全不同，看到那些我當年必須努力爭取、努力理解的事情，對她們來說卻幾乎理所當然，這讓我既震撼，又欣慰。

澎湃新聞：也就是說，女性主義并不意味著你不能有孩子？

季家珍：是的。它意味著，你可以為許多事情設定自己的規則。這一切確實是從家庭開始——伴侶之間需要清楚彼此最基本的原則和邊界。當然，不可避免地，母親往往仍然承擔了大部分情感照料，以及許多日常事務性的安排。但只要家人能夠理解，作為母親的女性同樣需要屬于自己的空間，也同樣需要在某些時候被照顧、被保護。

我想，女性也不應輕易認為：有了孩子，我就沒辦法工作——你其實是可以工作的。而且，孩子甚至可能反過來滋養你的工作，讓你以原本不會有的方式去思考問題。即便孩子會讓你的工作節奏慢下來，那又怎樣？只是暫時慢一點，并不會阻礙你。整個懷孕期間，我一直都在工作。我可能工作得少一些，也可能沒有那么專注。但“持續性”最關鍵。只要你能保持住那種動力和連續性，你仍然可以繼續前進。你甚至可以帶著孩子出差、開會。我從女兒差不多一個月大的時候，就開始帶著她們旅行。她們很早就習慣了坐飛機。有一次，我去南京開會，那時小女兒才三個月大，大女兒剛好三歲。我丈夫和我一起去的，那時我還在哺乳。我的意思是，這些事情其實是可以做到的。不過，你需要支持。你不可能完全靠自己一個人完成這一切。

澎湃新聞：展望未來，您是否對未來中國女性在社會地位、職業發展以及家庭處境方面的前景持樂觀態度？

季家珍：我們必須對歷史保持某種樂觀。我們知道問題出在哪里，也知道事情可以如何變得更好。中國人的受教育程度正在不斷提高，我相信，這會帶來某種根本性的改變。經濟層面上，整體狀況比過去更好，新的機會在不斷出現。毫無疑問，我們必須保持樂觀。我在中國以及海外所認識、接觸過的中國女性，都非常強大。她們絕不會通過貶低自我的方式去妥協。她們當然也會妥協——就像我剛才說的，每個人在生活中都不得不在很多事情上作出妥協，但她們內心都有一套非常堅定的抱負和信念。我希望，她們能夠一直堅持下去。

（謹向朱敬博士、尋夢依女士致謝，感謝二位為本次采訪提供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