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艱難時世中做個“真正的人” | 年度好書

朱學東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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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升遠的《妥協與對抗：日本知識人的戰時與戰敗》，是2026年2月我讀完的第一本書。盡管這本書只是一本過去所發表的文章匯編，但我喜歡。

《妥協與對抗：日本知識人的戰時與戰敗》

王升遠 | 著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5年6月

首先吸引我的是書名，“妥協與對抗”，代表著兩種不同價值取向的人生選擇。

在惡劣的環境中，知識人或者說讀書人的選擇，一直是2012年以來我關切和閱讀的主題，至今仍是。我稱之為自己的“當下性關切”。

“當下性”是我當年還在媒體服務被迫做月刊時，被逼出來的一個概念。當下性非新聞，卻具有新聞性，是一種現實困境。它不會速朽，所指向的問題和運行邏輯，會在較長時間內存在，影響著人們的思維和行為。

過去的閱讀主題，無論是關于魏瑪德國和納粹德國的歷史與生活，還是關于西歐、中東歐知識分子的選擇，以及俄羅斯/蘇聯歷史和文學，當然也包括一些中國知識分子的傳記，以及類似日本前坂俊之的《太平洋戰爭與日本新聞》、黑川創的《鶴見俊輔傳》等，都是基于我的主動選擇。

這個主動選擇主題的核心，就是一個讀書人，在惡劣甚至極端環境中，如何做出自己的選擇——是主動攀附權力新貴，還是隨波逐流阿諛自保，“新妝只為投時艷”，抑或大聲吶喊，對抗主流，或無力激烈對抗時主動遠離時新，即使看起來犬儒，也努力維持體面。妥協，或者反抗？沉默，或者轉向？這是我個人最大的當下性關切。

《妥協與對抗》里認為，在戰爭時期，日本知識人，無論是主動投懷送抱，還是被動裹挾其間，絕大多數人都協助了戰爭，因為現實中幾乎沒有其他選項。

其實，極端環境下，現實中可能還是有其他選項的。一如《妥協與對抗》里寫到的永井荷風、鶴見俊輔、宮崎駿等文學家思想家，也包括前坂俊之在《太平洋戰爭與日本新聞》中提到的那些新聞人：石橋湛山、近藤操、菊竹六鼓、桐生悠悠……

“在艱難時世中做個‘真正的人’”，是《妥協與對抗》里的一篇文章題目，其實也是我這些年的心路歷程。雖然我個人并未經歷那種真正極端的環境，但我自己從讀過的那些書里，那些前輩們的選擇里，從正反兩面得到了啟示，也堅定了自己的選擇。這也是我理解的讀書的一種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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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些年的閱讀主題，絕大多數是關于知識人、讀書人在歷史加速的關鍵時刻的選擇和命運，一如《妥協與對抗》中論述的主角們。這并非讀書人的自負，而是我覺得讀書人就像春江水暖先知的鴨，寒風起時也是先感知，比一般普羅大眾更有預見力、判斷力，更能理性思考，也會有更多精神追求。在遭遇極端環境時，這類人的選擇，對于我來說更有典型性、象征意義。

王升遠在《“跨戰爭”視野與“戰敗體驗”的文學史、思想史意義》中有寫，“文學家、思想家大多都無法超然于時代政治之外，他們常被裹挾進民族國家大歷史，主動或被動地成為社會、政治議題的參與者、介入者”。而知識階層，則通常也被視為一個社會的良心和道德脊梁，是公共價值的守護者。他們的選擇常被用來作為一種示范。龔自珍《明良論》里說：“士皆知有恥，則國家永無恥矣。士不知恥，為國之大恥……農工之人、肩荷背負之子則無恥，則辱其身而已；富而無恥者，辱其家而已；士無恥，則名之曰辱國；卿大夫無恥，名之曰辱社稷。”其實中國傳統的士在精神上與今天我們所說的知識人是相通的。

傳統強權政治下，知識人的選擇通常有四條路徑：一是躋身廟堂，二是為幕賓，三是為優伶滑稽，四是隱在林泉。現代民主政體下，則多了一種選擇：批判者。這些都是常態環境、常態選擇。人們在不同的際遇中可以找到相應的對標。

但在極端環境下，隱在林泉怕也是不能。朱元璋的《大誥編》里的“秀才斷指”等教諭顯示的是傳統王權登峰造極的殘酷性；納博科夫到美國后于1946年完成的第一本英文小說《庶出的標志》里哲學教授克魯格的故事，則是現代警察國家極權政治的一個寫照。

極端環境下，重大歷史關頭里，知識人尤其是著名知識人的表態，影響的不只是表態者個體，而是具有風向標意義。一如《庶出的標志》里，獨裁者巴圖克對自己的同學、著名哲學家克魯格教授的脅迫。日本戰時法西斯軍國主義高壓政治下、全民總動員的社會機制里，輿論被控制，言論自由的空間消失，知識人的感受最為強烈，畢竟，他們日常考慮的不只是衣食住行，還有精神世界的追求。妥協與對抗并不只是抽象的思考和道德命題，而是隨時可能付出沉重代價甚至生命的現實抉擇。因而，知識人，尤其是著名知識人的選擇，尤其具有意義。

《妥協與對抗》一書中，王升遠用“極端語境”來指代日本的戰時與戰敗，即那個身不由己的時代，來討論日本知識人如何自處，正好應對了我的關切，我的心境。跳出日本，“極端語境”其實并非僅限于戰時/戰敗狀態，同樣也會出現在其他時空，比如，我們熟悉的“耳語者”的歷史和現實時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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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升遠在《作為“反應裝置”的戰爭和作為“認知裝置”的“戰后”》一文中，用了一個化學實驗作比喻：

將戰爭比作加熱裝置，將戰時的法西斯軍國主義氛圍比作氯氣，來測試日本文學家的“活潑性”——金屬鈉無需加熱，遇到氯氣即可與之發生化學反應，王升遠認為大正/昭和時期的日本文壇操盤手菊池寬就是這種人；鐵與氯氣之間不加熱時緩慢反應，加熱則會劇烈反應，這是戰時大部分文學家的境遇和選擇；銀，不加熱不反應，加熱后緩慢反應，珍珠港事變后，中野重治從馬克思主義轉向國家主義即是此類；最可貴的是金，無論如何加熱，它與氯氣之間都不會發生反應，永井荷風、谷崎潤一郎、正宗白鳥、志賀直哉等為數極少的幾位文學家，他們疏離時局、戰爭。

盡管人生不能比喻，復雜性也遠非比喻所能涵蓋。但這個比喻我很喜歡，它簡潔、直接地將極端環境下不同人的選擇做了分類，其實也可一窺選擇背后的人性和追求。

永井荷風、鶴見俊輔、宮崎駿、尾崎士郎、火野葦平、吉野源三郎……《妥協與對抗》一書，通過這些日本戰時和戰后的文學家、思想家的故事，將正反兩方面不同的人生選擇呈現給我們這樣的讀者，既是傳主在極端環境下的個人選擇以及背后的道德理念，也是作者對于“真正的人”的價值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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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因為所謂國家民族利益，一些曾經是權力的堅定反對者、權利的堅定捍衛者也出于民族感情轉向支持軍國主義戰爭的時候，當監禁、暗殺等帶來的寒蟬效應讓知識人的反抗在公共領域難以繼續存續的時候，體面人的選擇更多體現在日常生活中與權力的疏離，并在私人寫作中繼續“沉默抵抗”。

典型如王升遠對戰前文學巨擘永井荷風的《斷腸亭日乘》的分析，日記時間跨度從1917年到1959年，是考察日本知識人精神史的重要文學、思想文本。作為戰時既未入獄殞命，又不愿意與強權合作并為之張目的戰時為數甚稀的沉默者，永井荷風的抵抗何以可能、如何可能？

王升遠認為，較諸其他特定的戰敗日記、疏散日記，“荷風之沉默的抵抗正因其日常性、持續性、策略性而獨具異彩，所以解碼這部荷風留給后來者的遺書，對討論‘極端語境下’的個人何以成為可能，無疑具有超越時代和國界的歷史價值”。

我沒讀過《斷腸亭日乘》，但讀王升遠書中諸篇分析介紹，直覺就是永井荷風的個人經歷、政治立場、思想觀念、世界性視野、文學觀念和審美趣味等，使他不可能像其他人一樣成為軍國主義的合作者。1936年2月14日，荷風在日記中寫道：“現代日本禍起三事：政黨的腐敗、軍人的過激思想和國民自覺的缺失，而政黨腐敗與軍人的暴行又皆可歸因于一般國民自覺之缺失，這是個人沒有覺醒之故。然而，個人之覺醒在將來也應該是無望的。”其實，單就審美趣味而言，他也不可能成為時艷的同路人。

至于個人之覺醒，也并未如永井荷風所言“將來也應該是無望的”。“精英的異端”中井英夫在參謀本部做密碼工作，他卻在日記中記錄了自己對軍部的愚蠢、對人民的欺瞞的嘲諷，完全是一部憎惡戰爭的日記；戰敗后又不愿讓美軍看到日記里那些對日本不利的話，撕掉了日記中痛罵天皇的表述。但在1970年代日本美化戰爭經歷傾向顯著起來時，中井英夫決定正式出版自己的日記，這是一個歷史親歷者的日記。

同樣是“精英的異端”的鶴見俊輔，一生強烈反對國家體制強制個人的行為，無論是日本的，還是美國的。鶴見俊輔的傳記值得認真一讀，我覺得黑川創的《鶴見俊輔傳》是被中文讀書界輕忽的一本書。

戰后一代的小熊英二和上野千鶴子采訪鶴見俊輔，完成了《戰爭留下了什么——戰后一代的鶴見俊輔訪談》，小熊英二還與父親小熊謙二交談，以父親的故事為基本史料，完成了《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士兵的二戰及戰后生命史》為歷史存照。

在極端環境下，私人寫作并不一定安全，一如書中所見。所以，即使是一種沉默的抵抗，也是難能可貴的。米奇尼克在獄中寫了篇《堂·吉訶德與開罵》，文章把托馬斯·曼比作堂·吉訶德，一個最德國的也是德國最偉大的作家，在納粹上臺后、離戰爭還有3年時，在私人信件中像小酒館的粗漢一樣開罵納粹，詛咒納粹并希望自己的祖國失敗……

我覺得，私人寫作的過程，不只是記錄，也是傳統的吾日三省吾身的過程。每天都能夠自我記錄、自我思考、自我辨析，就算墮落起來，畢竟還是要慢一些。

（作者 朱學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