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李作鵬受審，法庭上心臟病發作，吸完氧又回被告席做最后陳述

1980年冬天，北京已經帶上了刺骨的寒氣。那段時間，正義路一帶來往車輛明顯多了些，路口的警衛士兵神情也格外嚴肅。很多人當時都不知道，在正義路1號的院子里，一個牽涉數十年軍旅生涯與政治風波的案件，正在悄然推進。

那一年，李作鵬六十四歲。算起來，從1929年參加革命，到站上特別法庭的被告席，他已經在軍中摸爬滾打半個多世紀。幾十年間，從紅軍到八路軍，再到解放軍海軍高層，他經歷了戰火，也經歷了權力漩渦。最終，卻不得不在法庭上，為自己的言行一條條作出解釋。

有意思的是，相比起案件本身，一些細節往往更能勾勒出人物的性格。比如，他那份被縫進棉襖里的《最后陳述》，比如他在庭上心臟病突發后，堅持吸完氧再回到被告席。很多年后，再看這段經歷，難免覺得命運轉折之處，往往藏在這些不經意的小節點中。

一、特別法庭與“告密”指控

1980年11月20日15時，北京正義路1號內，特別法庭第一次為李作鵬一案正式開庭。鐘聲響起時，庭內外秩序井然，程序一絲不茍。這一次開庭，只是一個開端。此后，圍繞他的案件，特別法庭一共開庭五次，時間跨度從11月一直延續到年底。

11月25日，特別法庭再度開庭。這一回，焦點集中在起訴書中的第41條指控——“告密”。指控的時間節點指向1971年9月6日，地點則在武漢、北京和北戴河之間來回延伸。那一天，李作鵬在武漢獲悉了一份關乎毛澤東與地方負責同志談話內容的密報，當天即返回北京。

按照起訴書的敘述，他回京后，分別將這個談話內容告訴了時任總參謀長的黃永勝、總后勤部部長邱會作。很快，黃永勝又連夜打電話，將相關內容轉告給在北戴河的葉群。正是這一連串的“通氣”“轉告”，后來被認定為“有意告密”的重要環節，也成為法庭重點追問的部分。

在開庭調查中，審判員面對面向李作鵬發問：“為什么要把毛澤東主席的講話內容告訴黃永勝？”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實則直指案情要害。因為從法律意義上講，動機如何，往往會影響性質判斷，進而影響定罪量刑。動機若是正常工作匯報，那是一個方向；若被認定為帶有政治陰謀性質，那又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

面對審判員的追問，李作鵬回答得頗為干脆：“因為黃永勝是我的一個頭，他是總長，我是副總長，我應該向黃永勝通個氣。”言下之意，他的行為是基于上下級之間的信息溝通，而不是出于“告密”的個人企圖。不得不說，這個說法在邏輯上并非全無依據，畢竟當時的軍隊體系重視組織關系，強調向上級請示匯報。

然而，特別檢察廳廳長黃火青隨即站出來，明確表示不同意這種解釋。他當庭指出，將毛澤東的談話內容傳給黃永勝，屬于有意告密，不能簡單用“工作關系”來掩蓋。黃火青的發言用詞很重，一旦這一點被采納，意味著李作鵬在“告密”問題上的責任將被推得更重。

就在氣氛略顯緊繃的時候，辯護人出場了。作為李作鵬的辯護律師之一，華東政法學院講師蘇惠漁提出申請，希望再次向被告人提問。審判長同意之后，蘇惠漁緩緩問出一句：“你從武漢回到北京，把劉豐告訴你的情況向黃永勝講了，當時的動機是什么？”

表面看，這個問題和剛才審判員的提問極其相似，似乎只是重復。但結合當時的庭審節奏，這其實是在給李作鵬再一次重新表述的機會。對于被告人而言，有時一個補充細節，就可能在關鍵判斷上產生微妙的變化。值得一提的是，這種“看似重復”的提問，在法庭上其實并不少見。

這一次回答，李作鵬多加了幾句。他說：“我當時認為這是一件大事，有給黃永勝通氣的必要。那個時候，我對黃永勝也比較信任。我確實對黃永勝講過，另外還要他不要告訴葉群和吳法憲。”與前一段答話相比，這一句“不要告訴葉群和吳法憲”是新內容，也是極其關鍵的補充。

如果這句話屬實，那在邏輯上就形成了這樣一個鏈條：他只向自己的直接上級匯報，同時明確要求不要再往外擴散，至少說明他主觀上存在“收口”意識，而非故意擴大傳播。這個細節后來在案卷中被特別標注，即便當庭尚未深入核實，卻在之后的定性中產生了潛在影響。

這一輪發問結束后，公訴方選擇沒有再繼續追問，辯護人也不再增加新的問題。審判長宣布就此一節調查暫告一段落。就“告密”問題來說，這一天的庭審，為后來的辯論和最后陳述埋下了伏筆。很多細微差別，一旦與其他證言對照，就會變成判斷的重要支點。

二、棉襖里的《最后陳述》

離11月25日那一庭過去將近一個月，時間來到1980年12月下旬。此時，案件已進入法庭辯論階段，程序上也逼近一個關鍵節點——被告人的最后陳述。值得注意的是，李作鵬對這一環節異常看重，甚至可以說是傾注了極大的精力。

那段時間里，監管部門注意到一個情況：他每天幾乎都在伏案疾寫，經常寫到深夜，自稱是在準備“最后陳述”。更引人注意的是，他寫東西的時候防范心理很強，總是留意周圍的動靜，生怕有人靠近，內容也不對外透露。獄方只知道他在寫，卻不知道寫了些什么。

這一情形傳到特別法庭副庭長、第二審判庭審判長伍修權耳中，引起了不小的擔憂。兩人之間其實有過一段并肩共事的歷史。早在軍中時期，伍修權就是李作鵬的直接上級，對他的性格脾氣頗有了解。說話直、火氣大、爭強好勝，這些特點在軍旅年代有時是優點，但放在法庭環境下，就未必是好事。

伍修權擔心，一旦李作鵬在最后陳述中情緒激烈，偏離法律層面的辯解，轉而發泄怨氣，有可能讓庭審現場變得非常難以控制。基于這個考慮，他找到兩位辯護律師張思之、蘇惠漁，希望他們“再去見見，摸清底數”，勸一勸當事人，把握好最后陳述的分寸。

那時李作鵬因心臟病等原因，正在北京復興醫院住院治療。相關部門為這次會見提前打了招呼。次日，兩位律師便前往醫院。在病房里，氣氛一開始還算輕松。他們耐心地從程序講起，向李作鵬說明被告人享有的訴訟權利，特別提到最后陳述的性質和分量。

聽到“最后陳述”這個詞，病床上的人倒也爽快，直接說了一句：“我寫了份最后陳述。”這句話，印證了之前獄方的報告。兩位律師原本以為，這下可以順勢了解一下大致內容，勸他集中在事實和法律問題上，避免情緒化的控訴。誰知話題剛轉到這上面，李作鵬突然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轉彎”。

他似乎故作漫不經意地補充一句：“我給它縫到棉襖里了。”說到這里，他抬起手，按了按胸口棉襖的位置，又加了一句：“誰也拿不走！”這幾句話，說得不快，但態度相當堅決。那種“這東西我自己掌握”的心理狀態，在那一刻表現得十分明顯。

面對這樣的回應，張思之和蘇惠漁對視了一眼，心中多少都明白了幾分。后來張思之回憶時提到，如果這句話是李作鵬早就準備好的，那就說明他對這次會見的意圖心知肚明，并主動用這樣一種方式堵住了可能的勸導。不得不說，這種心思并不簡單。

在這次會見中，兩位律師并沒有從他嘴里多套出什么具體內容。臨行前收到的“摸清底數”的囑托，最終也只能無功而返。醫院的病房里，話說到這里已經說不下去，只好結束會見。李作鵬的那份《最后陳述》，依舊被嚴嚴實實地“封”在棉襖里，外人無從知曉。

之后的工作，只能交給時間和法庭。特別法庭方面也很清楚，到了法庭辯論和最后陳述階段，這份文件總要亮出來。對于辦案人員而言，這是一份不可忽視的材料；對于李作鵬來說，那更是一份由自己掌控的最后發言稿。試想一下，一名在軍中久經磨煉的老將，到了這一刻，要把握的恐怕不僅僅是案情，更是自己的尊嚴和態度。

1980年12月22日下午，特別法庭第二審判庭開庭。這一次，程序進入辯論和最后陳述階段。按照安排，在圍繞事實和法律的辯論完成之后，被告人可以發表最后陳述。而就在這一天，他終于從棉襖內側取出那疊厚厚的手稿，交由法庭作為最后陳述內容。

那是一份足有五六千字的長文，結構嚴整，條理清晰，更像是一份詳細的自我辯護提綱。文字全部由李作鵬親筆寫成，字里行間可見他對各項指控逐條梳理，逐一回應。很明顯，他先是認真研讀起訴書，又回顧了此前幾次庭審中的調查過程，才最終整理出這份陳述。

三、心臟病發與“我要念完”

在外人看來，李作鵬早前曾對律師說過：“是我的罪行，你們不需要講過多的話。”“我有心臟病，不能太激動，我也不想爭論過多。”表面上看，他似乎表現出一種“順其自然”的態度，甚至有幾分看淡。然而，從他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撰寫《最后陳述》的事實來看，這種“淡然”并不徹底。

12月22日開庭時，他站在被告席上，手里拿著那份厚厚的陳述材料，堅持要自己逐字逐句念出來。對他來說，這不僅僅是一個程序上的權利，更是一次集中回應的機會。他不愿把這個機會完全交給別人，也不愿只把文字交給法庭自行閱讀。在他看來，只有親口念出，才算真正說過。

不巧的是，他的身體狀況并不理想。長期患有心臟病，再加上緊張與激動，風險不言而喻。果然，在宣讀過程中，他的心臟病多次發作，面色蒼白，呼吸急促，只能暫時停止發言，坐下休息。法庭只得中斷幾次，為他當庭輸氧、服藥，每次至少休息二十分鐘左右。

審判長伍修權幾度出聲勸阻，語氣也頗為誠懇：“你身體不好，還是不要念了，把寫好的東西交上來，我們同樣會參考的。”從程序角度看，這個提議完全合理：書面陳述一旦提交入卷，法庭會認真研讀，不會因為口頭宣讀與否影響效力。對身體狀況而言，停止朗讀無疑也是更穩妥的選擇。

然而，被告席上的人每一次都給出同樣的回應：“我要念，我一定要念完。”這句短短的話，多少帶著一股倔勁，也帶出多年軍人習慣的那種硬脾氣。有人說，這是一種“認死理”；也有人認為，這是他對自己那份陳述的極度看重，不愿有半點折扣。

就這樣，宣讀、發病、輸氧、再宣讀，過程反復上演。不得不說，這一幕在法庭上并不多見：一名年過花甲的被告人，在身體多次亮出警告信號的情況下，仍堅持把全部內容念完。這種執拗，從醫學角度看既讓人擔憂，從案件角度看又顯得頗為復雜。

直到最后，他終于將那份五六千字的《最后陳述》全部讀完。伍修權雖然不是專業法院系統出身，而是出自軍旅的將軍出身審判長，但在整個過程中，他保持了相當的耐心，沒有強行中止，也沒有以“身體原因”直接要求被告人停止發言。這一點，后來在相關回憶中也被多次提及。

在那份《最后陳述》中，李作鵬逐條回應了起訴書上的各項指控，其中仍然重點提到了“告密”問題。他特別強調自己當年在向黃永勝“通氣”時，加上了一句“不要告訴葉群和吳法憲”。這與黃永勝在庭上的說法正好出現明顯分歧。黃永勝曾在法庭上表示：“李作鵬告訴我時，只說不讓我告訴吳法憲，沒說讓我不要告訴葉群。”

兩人的證言由此形成對立。對這一點，李作鵬在最后陳述中用了較為尖銳的語言，他說：“黃永勝這樣說，是不真實的，是一種賴賬的惡劣行為。”用詞犀利，態度鮮明，也再次顯示他在關鍵問題上不愿退縮的性格。這類措辭在法庭上確實不多見，但在當時的語境下，他顯然是經過斟酌后作出的選擇。

辯護律師后來回憶時認為，在“告密”問題上，李作鵬在最后陳述中的發揮，彌補了辯護律師在先前庭審中一些不足。他對案情細節掌握較多，又是親歷者，對當年的具體情形心中有數。這種親自出面解釋的方式，在某些關鍵點上，確實比辯護人間接轉述更有說服力。

最終，特別法庭在綜合各方證言、書證和陳述后，還是采納了李作鵬的部分意見。在最后的判決書中，“告密”并未被列為他的罪名之一。這一點，不能說完全是那份《最后陳述》起了決定性作用，但顯然與他堅持補充的那個關鍵細節脫不開關系。某種意義上，他冒著心臟病發作的風險堅持念完，確實在結果上產生了影響。

1981年1月25日，特別法庭對李作鵬作出判決：有期徒刑十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考慮到他此前已經被羈押近十年，依法折抵后，實際上還需執行的刑期約七年左右。以他的年齡和身體狀況來看，這個數字不算輕，也不算最重。案件到此，在法律程序上算是畫上了一個階段性句號。

四、刑后生活與晚年歸宿

判刑后，李作鵬被押送秦城監獄服刑。秦城監獄的名號，在許多政治案件中幾乎都出現過。對于一名出身紅軍、長期擔任高級職務的老軍人來說，這里既陌生，又有一種難言的宿命意味。不得不說，他在同一座國家機器中，先是擔任重要角色，后又以服刑人員的身份繼續停留，這是歷史的反差。

中央方面在處理他的生活待遇問題時，也考慮到他過去在革命戰爭年代的戰功和長期軍旅貢獻。在監獄里，他的實際生活條件相對從優：因患有心臟病，不安排他參加體力勞動；平日伙食標準為兩菜一湯；住宿為單人監舍。相較于普通服刑人員，這種安排可以說是“從寬照顧”。

每天固定時間，他可以看電視，也可以讀書看報。書籍方面，他對人物傳記、黨史軍史等著述興趣尤濃。這一點并不意外。畢竟他的前半生就是在戰爭與軍隊中度過的，對軍事人物、重大戰役自然不會陌生。讀這類書籍，一方面是重溫歷史，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在對照自身經歷。

隨著時間推移，監獄方面批準家屬前來探視。妻子董其采，以及子女，都曾到秦城看望他。對一個身陷囹圄多年的老人來說，有家人能定期見面，本身就是一種心理上的支撐。哪怕探視時間有限，哪怕談不上輕松愉快，至少這條親情紐帶沒有被完全切斷。

在獄中，他還以原海軍政治委員的身份，給海軍黨委寫過一封信。這封信的語氣很樸實，內容卻頗能反映他的心境。他在信中說明自己的身體狀況：“我除心臟病外，其他皆好。我可能長壽。”這句話略帶調侃，卻并非空穴來風。他確實身體底子比較結實，只是心臟問題比較突出。

信里，他提到自己在1971年冬天和1976年時，由海軍方面送來的衣物、書籍及其他用品。這些東西到了八十年代初已經大多破舊，需要更換。他提出希望海軍方面能將自己的私人衣物、用品、一些文物類物品交給子女保存，今后有需要再由子女轉交。提到子女時，他說他們生活很困難，尤其是尚未就業的那幾個更為不易，“我有的東西，可以救濟，以免流落街頭，影響不好。”末尾落款是“敬禮，海軍強大。”這四個字，多少帶著一種軍人的習慣性表達。

在相關政策和他身體狀況的綜合考慮下，后來他獲準保外就醫。這時，他每月可以領取三百五十多元生活費，標準與1955年授銜時差不多。那時他曾感慨：“1955年一瓶茅臺酒8元，350元可買43瓶茅臺酒，現在350元只能買一瓶茅臺酒。”這句話很直觀，把幾十年間物價和時代變化，濃縮在一瓶酒的對比上。

不過，他隨后又很坦然地表示，對這樣的生活已經知足。他說，現在吃得飽，有房住，有衣穿，比起戰斗中犧牲的烈士，比起很多生活條件艱苦的農民，已經好得多。他還提到樓下一位工廠干部夫妻倆工資加在一起不到四百元，生活更緊張。這樣的比較，透露出一種頗為現實的態度：雖有落差，但也看到別人更難。

保外就醫期間，他的生活節奏逐漸趨于平穩。讀書成為主要消遣之一，他對歷史、軍旅回憶類作品格外著迷。同時，他愛好書法，常在案前鋪紙臨帖。更重要的是，他開始著手撰寫自己的回憶錄，篇幅最終累積到上百萬字。這些文字中，既有早年戰爭經歷，也有后來在軍隊與政治舞臺上的種種片段。

從某種意義上看，這些回憶既是自我整理，也是向后人留下一份版本。至于其中如何評價自己、如何看待那段政治風波和特別法庭的審判，書稿里自然有他的說法。不過就公開資料來看，他在晚年并沒有機會再走到公眾面前做大規模的陳述，大部分內容還是沉淀在文字里。

時間一晃而過。2009年1月3日7時30分，李作鵬在北京去世，享年九十五歲。算起來，從1929年參加革命，到2009年離世，他幾乎見證了新中國成立前后的全部重大階段：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建國初期建設，以及之后的政治風云。他既曾經站在權力高位，也在法庭上以被告人的身份進行最后陳述。

回望他的這一生，可以看到幾條交織的線：一條是戰爭年代的戰功與軍旅履歷，一條是建國后在軍隊高層的位置與作用，還有一條則是政治運動中卷入的漩渦，以及特別法庭上的審判與辯解。心臟病發作后吸完氧再回到被告席，堅持念完《最后陳述》的那一幕，恰好把這幾條線擰在了一起——既有性格中的固執，又帶著一種老軍人式的硬氣，也折射出那一代人所經歷的巨大震蕩。

至于功過是非，最終還是要落回到史料與研究之中。可確定的是，1980年那間特別法庭的法庭記錄、證言與陳述，已經成為研究那段歷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棉襖里縫著的那份《最后陳述》，從被針線封住，到在法庭上緩慢念完，本身也構成了一段頗具象征意味的歷史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