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銀保監會副主席王兆星的40年金融人生

2026年3月18日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的一則訃告，宣告了原中國銀保監會副主席、原中國銀監會副主席王兆星的逝世。

1959年出生的王兆星享壽67歲，他是繼2024年首任中國保監會主席馬永偉、2025年首任中國證監會主席劉鴻儒之后又一位離世的前金融監管機構高層，同時也是第一位離世的前中國銀監系統高層。

王兆星是2019年退休的，他從兩年前開始便已被病痛纏身。科班出身的他擁有長達近30年的金融監管生涯，涉足銀行、證券等多個金融領域，其中擔任中國銀監會、中國銀保監會副主席和主席助理長達14年，是中國銀保監會組建后首位排名第一的副主席。

王兆星完整見證并親身參與了中國金融監管制度改革演進的點滴進程，他作風專業、行事低調、性格務實，業界口碑極好，是公認的學者型干部。

在王兆星去世后，有財經媒體評價他是“兩袖清風，勤懇敬業”，“不茍言笑，為人處事不卑不亢”，“從不媚上欺下，不攀附權勢，也不假公濟私，中飽私囊”，稱得上“一位銀行監管專業主義的杰出領導者”。

【一】

王兆星是吉林榆樹人。

榆樹是一個由長春市代管的縣級市，也是吉林省人口最多的縣。在王兆星出生那會兒，榆樹市的名字還一度叫做“公主嶺專區”。

榆樹走出過不少財經金融領域的名人。除了王兆星之外，1930年出生的首任中國證監會主席、原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原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劉鴻儒，1956年出生的原中財辦副主任、原國家發改委秘書長楊偉民，他們都是從吉林榆樹走出來的。

王兆星是恢復高考后的第二屆考生，他1978年秋入讀了吉林財貿學院財政金融系金融專業，這個吉林財貿學院就是今天吉林財經大學的前身。

歷史上的吉林財貿學院走出過不少金融領域的大咖，原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馬德倫，原中國銀行董事長、原中國進出口銀行行長劉連舸，原廣東省省長助理、原粵海集團董事長、原合生創展集團總裁武捷思，原中國光大集團總經理、原中國建設銀行副行長羅哲夫，他們都是來自吉林財貿學院的校友。

其中，馬德倫、武捷思、羅哲夫都是跟王兆星同一時期在吉林財貿學院里讀的書，劉連舸則是他們幾人的師弟。

后來，武捷思和劉連舸都曾考入由劉鴻儒親自創辦的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攻讀碩士。而位于北京中關村的這個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正是今天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的前身。

至于馬德倫，他在后來的2008年初和易綱一道，同時由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晉升為了副行長。

在同一時期，隔壁的吉林大學也有兩位年輕人正在攻讀經濟專業，他們一位是后來的招商銀行行長馬蔚華，另一位是后來的國家開發銀行董事長、交通銀行董事長胡懷邦。

在80年代，綜合性大學尚未嶄露頭角，國內高校還是專業類院校的天下，這些專業類院校很多并不是隸屬于教育部或者地方政府，而是歸口于行業主管部門領導。比如，當時的中國人民銀行就在全國范圍內直屬了4所本科高校和7所專科高校。

盡管王兆星就讀的吉林財貿學院曾在50年代短暫歸屬過中國人民銀行領導，但到了80、90年代時則被劃給了國家稅務總局領導。因此在80年代的吉林省，僅有長春金融專科學校這一所歸口中國人民銀行直屬的高校。

1982年從吉林財貿學院本科畢業后，王兆星立即趕赴陜西財經學院攻讀研究生，而陜西財經學院正是彼時直屬于中國人民銀行的4所本科高校之一。在后來的2000年高校合并浪潮中，陜西財經學院被并入了西安交通大學，成為了今天西安交大經濟與金融學院的前身。

從1982年到1990年，王兆星在陜西財經學院一連待了8年，先后讀取了貨幣銀行學碩士學位、博士學位，期間還當了2年金融系教員。

王兆星讀研究生期間的導師，正是曾任陜西財經學院副院長、被稱為“中國銀行信貸管理學科的奠基人”的著名經濟金融學家江其務。在過去多年里，江其務教授培養出了許多位在中國經濟金融領域名聲顯赫的人物：

除了王兆星之外，原中國證監會副主席、原深圳證券交易所總經理莊心一，原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董事長、原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總經理王廷科，原中國再保險集團董事長、總裁劉京生，還有前面提到過的原國家開發銀行董事長、原交通銀行董事長胡懷邦，他們都是出自江其務門下的高材生。

這其中，胡懷邦在陜西財經學院待的時間最久。胡懷邦是跟王兆星同一年從吉林來到陜西財經學院的，他后來也留校當了老師，一路做到了陜西財經學院副院長。直到后來的1996年，胡懷邦才離開陜西，調任當時中國人民銀行直屬的另一所本科高校——中國金融學院擔任常務副院長，后來又升任院長。

在同一時期的陜西財經學院里，后來的著名經濟學家江小涓，后來的中國銀行行長、中國建設銀行行長、中國光大集團董事長、中央金融辦常務副主任王江，后來的海通證券董事長、中國民生銀行董事長、中國民生投資公司董事長董文標，他們都曾在這里或讀書學習、或擔任助教。

【二】

1990年的一天，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李貴鮮來到陜西財經學院視察工作。幾個月后，恰逢博士畢業的王兆星進入了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機關工作。

在那會兒，劉鴻儒已經不再在中國人民銀行任職，而是專職以國家經濟體改委副主任的身份操辦起了資本市場的體制改革和證券監管的框架搭建。

當時，前面提到過的馬蔚華正在中國人民銀行擔任辦公廳副主任，是李貴鮮行長的左膀右臂。而劉連舸則即將離開中國人民銀行辦公廳副處級秘書的崗位，在那之前的幾年中他直接服務的領導正是劉鴻儒副行長。

歷史上，伴隨著中國財經金融領導體制的變遷，中國人民銀行也曾經歷過好幾個時期：

1978年之前，人民銀行和財政部是混為一體、合署辦公的。1978年，人民銀行從財政部獨立出來、自建門戶，打那之后才成為一個單獨的部委機關。1983年之后，人民銀行才被明確了身為中央銀行的職能屬性，此前由人民銀行承擔的商業保險、商業銀行屬性陸續被剝離，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工農中建四大專業銀行先后組建。

但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金融系統也尚真正未區分宏觀調控與微觀監管的概念，更談不上分業監管的思想。彼時的中國人民銀行既是全國金融市場的集中調控部門，又是所有金融機構的業務監管部門，既監管銀行業、保險業、信托業，也監管證券業、期貨業、基金業。

掩蓋在這種“大一統”式金融監管體系之下的，是九龍治水、政出多門的多頭管理局面。就拿資本市場來說，當時全國的證券公司都是由人民銀行主管，滬深兩個證券交易所分別是由上海、深圳的地方政府主管，滬深上市公司則是由企業所在地的地方政府主管，這種局面也正是劉鴻儒受命操刀資本市場改革的時代背景。

1991年，經濟學家蔣一葦、劉詩白、厲以寧等人在全國“兩會”上首次提出了應組建一個獨立統一的機構來監管證券市場的提案。

根據劉鴻儒的安排，時任國家體改委宏觀經濟體制改革司干部的黃運成設計了證券監管體制的最初框架：

新成立國務院證券委員會、中國證監會這兩個機構，證券委員會的性質是議事協調機構，負責對資本市場把脈定向和重大決策；中國證監會是副部級事業單位，負責執行證券委員會的決定、監督證券市場的日常運行。

黃運成的建議最終得到了采納。1992年，國務院證券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同時掛牌成立，劉鴻儒擔任了中國證監會首任主席。

但直到此時，對證券公司的監管職責也依然是由中國人民銀行履行，這種監管格局要直到1998年國務院證券委員會與中國證監會合并、中國證監會升格為正部級建制后才被改變。

當時在人民銀行內部具體負責監管證券公司的，是一個叫做“證券辦公室”的機構。這個證券辦公室的前身是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管理司證券處，在那會兒，全國所有證券公司的成立與重大變動都需要經過這個證券處的審批。

此外，在當時的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和深圳市分行，也分別設有一個權力巨大的“證券管理處”，它們分別對接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的業務。

1990年夏天，王兆星從陜西財經學院博士畢業后來到北京，從此便開啟了他長達30年的金融監管生涯。而王兆星從事的第一份金融監管工作，便是在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管理司證券處擔任了一名普通干部。

【三】

王兆星剛剛入職人民銀行金融管理司證券處時，時任金融管理司司長是金建棟。

金建棟曾于1988年參加了在中國資本市場歷史上擁有劃時代意義的“萬壽賓館會議”，他也是劉鴻儒在證券監管領域的得力干將之一。

除了王兆星之外，同一時期在金建棟領導下的金融管理司里還有兩名年輕人，他們一位是畢業于五道口的朱從玖，另一位是當時已擔任了處長的蔡鄂生。

后來，朱從玖接替劉連舸擔任了劉鴻儒的秘書，最后做到了上海證券交易所總經理、中國證監會主席助理兼發行部主任、浙江省副省長。蔡鄂生則在金建棟之后也當過金融管理司司長，最后做到了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兼上海分行行長、中國銀監會副主席。

巧合的是，在朱從玖之后擔任劉鴻儒秘書的是張育軍，劉連舸、朱從玖、張育軍這連續3任劉鴻儒秘書都是1985年同級入讀五道口的碩士。張育軍也曾在金建棟手下擔任過金融管理司的干部，但在1993年國務院證券委委員會成立后，張育軍就被調到證券委當了一名處長。

多年以后，張育軍先是成為了深圳證券交易所總經理，此后又兩度接任朱從玖，先后擔任了上海證券交易所總經理、中國證監會主席助理。

金建棟人如其名（“為金融系統搭建棟梁”），在證監會成立之前，地方上要成立證券交易所必須要先拿到由金建棟負責的央行金融管理司的批條。直到多年以后的今天，市場上還流傳著金建棟與深交所創始人禹國剛之間的一段對話——

禹國剛：“金司長，我們這個籌備都做得差不多了，你看什么時候能開業？”

金建棟：“老禹，深圳證券交易所——這個誰敢批給你啊？這個事沒人敢給你弄啊！我給你改個名字，叫深圳證券市場。你如果同意，現在我都可以給你批，你回去馬上可以運作。”

禹國剛：“福田有個菜市場，羅湖有個肉市場，我這邊叫深圳證券市場。我這到底是菜市場還是肉市場啊？叫深圳證券市場，跟菜市場還是肉市場有什么區別？”

就這樣，盡管深交所先于上交所開展了股票集中競價交易，但卻在成立時點上被率先掛牌開張的上交所給截了胡。

在金融管理司司長任內，金建棟還親自審批了華夏證券、國泰證券和南方證券這三大證券公司的設立。華夏、國泰、南方這三家證券公司的注冊資本均為10億元，分別由工商銀行、建設銀行、農業銀行牽頭組建，注冊地分別位于北京、上海、深圳，被時人視為中國證券行業的“中央軍”。

沒想到幾年后，金建棟離開了人民銀行，下海去往由他自己親自審批成立的國泰證券擔任了董事長。

1998年，與管金生、闞治東齊名的國內證券行業“三大教父”之一、君安證券創始人張國慶因籌劃管理層持股計劃而東窗事發，后以虛假注資、非法逃匯等罪名被判處了四年有期徒刑。

在創辦君安證券之前，張國慶的職務正是中國人民銀行深圳分行證券管理處處長。張國慶入獄后，受命接替張國慶擔任君安證券董事長的人，就是從證監會期貨監管部主任崗位上緊急調來救火的姚剛。

后來，君安證券在證監會的協調下與國泰證券進行了聯姻，這也就成了后來國泰君安證券的前身。由此金建棟與姚剛便成為了一個班子里的同事，金建棟擔任國泰君安證券公司董事長，姚剛擔任國泰君安證券公司總經理。

多年以后，姚剛成為了中國證監會副主席。

其實，在當時的國泰君安證券公司管理層中，還有一位高管是時任公司黨委書記的馬金聲，他與金建棟、姚剛一道共同組成了領導國泰君安的“三駕馬車”。在80到90年代，馬金聲曾任中國人民銀行辦公廳副主任、主任，是馬蔚華在央行辦公廳的前輩。

另外在多年以后的2010年，國泰君安證券還將迎來一位董事長叫萬建華。歷史上，曾任中國人民銀行資金管理司副處長的萬建華是第一個向招商局集團老董事長袁庚提議創辦招商銀行的人。

后來，萬建華先于馬蔚華一步加盟招商銀行，擔任了招商銀行常務副行長。在1999年馬蔚華受邀擔任招商銀行行長后，兩人成為了一個班子里的同事。

作為中國金融改革年代的風云人物，萬建華一手創辦的金融機構還有國通證券（今招商證券）、長城證券、中國銀聯、銀聯商務、銀聯數據、證通股份等等。

【四】

王兆星在金融管理司工作的時間并不長，從1991年起，他就被調到中國人民銀行政策研究室，先后擔任了主任科員、副處級調研員。

這期間，王兆星的上司、時任中國人民銀行政策研究室主任，就是后來歷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中國銀行董事長、中國證監會主席的肖鋼。80年代初期，肖鋼曾給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呂培儉當過秘書。

離開政策研究室后，王兆星又被調往了中國人民銀行銀行司，歷任銀行司銀行管理處副處級調研員、業務綜合處處長、銀行機構管理處處長。這個銀行司的主要職責就是監管國內的商業銀行，它也是后來中國銀監會的最初雛形。

這期間，前面提到的蔡鄂生剛好從央行金融管理司司長調任銀行司司長，是王兆星的頂頭上司。當時蔡鄂生手下還有一位副司長，他就是先前擔任中國農業銀行國際業務部總經理的蔣超良。

在1995年，曾長期于農業銀行工作的戴相龍升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一年后的1996年，蔣超良也從農行被調到了中國人民銀行，擔任銀行司副司長。

后來，蔣超良被調往深圳，擔任了中國人民銀行深圳特區分行行長，前面提到的君安證券張國慶，就是在蔣超良在深圳任職時期案發的。多年以后，蔣超良歷任交通銀行董事長、國家開發銀行行長、中國農業銀行董事長。

1998年，央行內部進行了一輪機構改革，原先的銀行司、外資金融機構管理司、稽核監督局等部門不再保留，新成立了銀行監管一司、銀行監管二司、非銀行金融機構監管司、合作金融機構監管司等部門。

而這幾個新成立的司局部門，都是按照規模與性質對國內商業銀行進行條線式分類監管。比如，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外資商業銀行是歸銀行監管一司監管，股份制商業銀行則是歸銀行監管二司監管。

央行這種對國內商業銀行條線式分類監管的做法，一直沿襲到了幾十年后的今天。比如，目前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下面設有大型銀行監管司、股份制和城市商業銀行監管司、農村中小銀行監管司等若干司局，淵源就在于此。

在這輪機構改革中，王兆星調任中國人民銀行銀行監管一司機構管理處處長，后來又陸續升任銀行監管一司副司長、中國銀行監管組組長，并被明確為正局級。

至于王兆星所在的這個中國銀行監管組，它是銀行監管一司下面對口負責監管中國銀行的工作專班。在王兆星兼任中國銀行監管組組長期間，擔任中國銀行董事長兼行長的正是后來的首任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

在同一時期，王兆星的上級、時任中國人民銀行銀行監管一司司長是唐雙寧，后來他擔任了中國銀監會副主席、中國光大集團董事長。

同在銀行監管一司、擔任中國建設銀行監管組副組長的是樓文龍，后來他擔任了中國農業銀行副行長。

而在隔壁的銀行監管二司，擔任司長的是劉士余，后來他擔任了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中國農業銀行董事長，再之后又接替肖鋼成為了中國證監會主席。

劉士余手下有一名副司長叫賴小民，后來他擔任了中國銀監會辦公廳主任、華融資產管理公司總裁、董事長。

在擔任人民銀行銀行監管一司副司長期間，王兆星做過的最為人稱道的一件功勞，就是代表國內銀行業參加了加入WTO的“入世”談判。在長達15年的中國“入世”談判歷程中，光是銀行業談判就用去了3年。

當時，關于銀行業“入世”談判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外資銀行設立和人民幣業務準入條件等方面。外方要求中方取消外資商業銀行的準入限制，盡快對外資銀行實行與中資銀行同等的國民待遇，中方卻擔心實力孱弱的中資銀行無力抗衡那些管理先進的外資銀行，從而導致金融行業市場份額被外資銀行侵蝕殆盡。

在經過一番漫長拉鋸之后，王兆星最終還是維持住了對外資銀行設立和人民幣業務準入門檻等條件暫時不變，并承諾將在“入世”5年后逐步取消或放寬這些限制。

于是，在那之后的5年過渡期里，國內大型商業銀行紛紛迎來了一輪集中改制上市的浪潮；同時伴隨著“入世”后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國內銀行業也迎來了一輪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春天，規模和效益都節節攀升。所以即便是監管后來逐步放開了對外資銀行的限制、給予了他們國民待遇，但這些外資銀行在中國市場上也無法再同中資銀行相抗衡。

也正是在這段時間里，王兆星展示出了一口流利的英語，盡管他一天海外留學經歷都不曾有過。

另外，在隨王兆星一同參加銀行業“入世”談判的年輕干部中，有一位是曾在銀行監管一司擔任處長的肖遠企。后來，積攢了豐富涉外經驗的肖遠企還曾擔任過銀監會銀行監管三部世界貿易組織處處長。

【五】

從1997年起，每五年舉行一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就形成了一種慣例安排。

在1997年的第一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出于防止經濟過熱、化解金融風險、避免大量銀行信貸資金違法違規流入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這類情形再度上演的考慮，國家首次提出了要“堅決改變金融企業的混業經營”、“嚴格執行銀行、信托、證券、保險業的分業經營和分業管理原則”的思路。

在第二年的“兩會”上，中國保監會正式成立，中國證監會與國務院證券委員會合二為一、升格為正部級。

在2002年的第二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金融行業分業監管的要求進一步深化，中國人民銀行從此只負責貨幣銀行、金融市場領域的宏觀調控職能，不再繼續承擔對金融行業和金融機構的微觀監管責任。

在第二年的“兩會”上，中國銀監會正式成立，原先隸屬于中國人民銀行、承擔微觀監管職責的銀行監管一司、銀行監管二司、非銀行金融機構監管司、合作金融機構監管司、銀行管理司等等都被整體劃轉進了新成立的中國銀監會。自此，“一行三會”的金融監管格局正式定型。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中國金融領域如火如荼推進分業監管模式的1999年，美國國會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結束了美國當局對金融機構實行了長達66年之久的嚴格分業監管歷史，曾長期被視為美國金融業“根本大法”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自此壽正終寢。

于是當時便有人說：“我看用不了多少年，我們還會在一起的……”。一語成讖，在15之年后的2018年，銀行業和保險業的監管機構又重新走到了一起。

在這場轟轟烈烈的金融分業監管的改革浪潮中，王兆星被調入了新組建的中國銀監會，擔任銀監會銀行監管三部主任。根據分工，王兆星領導的銀行監管三部負責對外資銀行和政策性銀行的監管。

若干年后，銀行監管三部被拆分為了監管三部、監管四部兩個部門，分別負責監管外資銀行和政策性銀行。

再后來的2015年，銀監會下設的各條線機構監管部統一按職責內容做了重新命名：銀行監管一部改稱大型商業銀行監管部，銀行監管二部改稱全國股份制商業銀行監管部，銀行監管三部改稱外資銀行監管部，銀行監管四部改稱政策性銀行監管部，合作金融機構監管部改稱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監管部。這種做法同今天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內設機構的建制已頗有相似之處。

2005年，已在金融監管領域耕耘了15年的王兆星升任中國銀監會主席助理，晉升銀監會領導層。

兩年后的2007年，王兆星又升任中國銀監會副主席，分管審慎規制局、政策研究局、大型銀行部、外資銀行部，成為了時任銀監會主席劉明康的副手。

在這一時期，前面提到過的唐雙寧、胡懷邦、蔡鄂生都先后進入了銀監會領導層。

這期間，王兆星還曾短暫兼任北京銀監局局長。而在王兆星之前與之后，賴小民和樓文龍也曾擔任過北京銀監局局長的職務。

在那個年代，若要成為“一行三會”等金融監管部門的一把手，擁有國有大型商業銀行主要負責人的履歷往往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門檻，比如：

戴相龍在擔任人民銀行行長之前當過交通銀行總經理（行長），周小川在擔任證監會主席、人民銀行行長之前當過建設銀行行長，劉明康在擔任銀監會主席之前當過光大集團董事長、中國銀行董事長，尚福林在擔任證監會主席、銀監會主席之前當過農業銀行行長，郭樹清在擔任證監會主席、銀監會主席、銀保監會主席之前當過建設銀行董事長，周道炯在擔任證監會主席之前當過建設銀行行長，肖鋼在擔任證監會主席之前當過中國銀行董事長，劉士余在擔任證監會主席之前當過農業銀行董事長，馬永偉在擔任保監會主席之前當過農業銀行行長、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董事長，項俊波在擔任保監會主席之前當過農業銀行董事長，等等。

在彼時的金融監管系統中，王兆星是少有的一位不曾有過商業性金融機構任職履歷的領導，這也是他始終留給外界一種穩重樸實、審慎克己、專業主義、清正廉潔印象的重要因素。

在2018年銀監會和保監會合并為中國銀保監會后，59歲的王兆星繼續出任中國銀保監會副主席。他在首批幾位銀保監會副主席中名列第一，是時任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的主要副手。

而在2018年那輪機構調整中，郭樹清也創造了一個歷史，他一人身兼兩個部委機關的主要負責人，既是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黨委書記，又是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副行長。

在擔任中國銀監會副主席和中國銀保監會副主席的十幾年間，王兆星曾主導或推動出臺了多項對金融領域影響至深至遠的監管政策。

反對金融體系搞自我創新、自我循環、自我膨脹，認為銀行必須回歸支持和服務實體經濟的主業，支持遏制銀行業脫實向虛的勢頭，主張多措并舉防范和化解各類金融風險，關注科技金融與普惠金融，強調行為監管與穿透式監管，推動中國銀行業積極融入以巴塞爾協議為核心的國際金融監管標準，確立以資本充足率監管為核心的商業銀行監管四梁八柱——這些都是王兆星在任時經常掛在嘴邊的呼吁，也是他一直身體力行的實踐。

尤其是金融系統進到以“強監管、去杠桿、防風險”為主題的時代后，王兆星作為核心決策者全程推動了《資管新規》——這一對彼時國內金融行業產生了革命性影響的重大政策的出臺和落地。

王兆星致力于拆解影子銀行，整治金融亂象，從源頭上規范資金供給，遏制銀行資金自我空轉和違規入市，被視為是塑造了2016-2019年金融嚴監管時代生態的靈魂人物之一。

有媒體還因此將王兆星評選為了過去近50年里“影響中國資本市場的100位重要人物”之一，將他的名字與劉鴻儒、周小川、厲以寧、禹國剛、尉文淵、周正慶、周道炯、尚福林、郭樹清、史美倫、金建棟、吳敬璉、易綱、張五常等人并列在了一起。

【尾聲】

2019年，年屆60歲的王兆星離開了一線領導崗位，同年被聘任為國務院參事。直到前幾日去世之前，王兆星都一直保留著這個參事身份，他也是彼時唯一一位來自于金融系統的參事。

歷史上，從金融領域走出的國務院參事并不多。除了王兆星之外，也就只有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原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原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原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湯敏、原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李慶云、原國家開發銀行信息總監胡本鋼、原中信銀行副行長徐沭裕獲得過這一身份。

這幾人中，夏斌曾在90年代擔任過深圳證券交易所總經理，他還是世紀之初與王兆星同在央行總行機關里的同事。

當時，王兆星是人民銀行銀行監管一司副司長，而夏斌是非銀行金融機構監管司司長。不過，在銀監會成立之前的2002年，夏斌就離開了監管崗位，全身心投身到了經濟金融學術研究領域。

王兆星在金融監管系統耕耘了近30年之久，他的一生都奉獻給了金融監管事業，他推出的一系列政策舉措深刻改寫了中國金融市場的格局與走向。

在暗流涌動、風波不斷的金融領域，王兆星是一位不迷醉短期狂歡、只篤信長期主義的監管者，他始終以一位清醒“守夜人”的角色自居，用克制與堅守默默夯實著中國金融市場這艘巨輪的底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