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四川宜賓高速收費亭劫案：伍勇系列惡性案件紀實

2009年2月23日，四川宜賓一處高速收費站發生了一場囂張到近乎荒誕的搶劫，三名裝扮怪異的劫匪僅用三分鐘便將現金洗劫一空，對著監控揮手挑釁后遁入山林，而這場看似離奇的劫案，不過是主犯伍勇扭曲罪惡人生的冰山一角，其背后牽扯的命案與病態執念，遠比搶劫本身更加駭人。

2009年2月23日，四川宜賓境內的一處高速收費站，白日里車流不息，收費亭內的工作人員正按流程處理過往車輛的繳費事宜，一切都處于平穩運轉的常態中，沒人能預料到一場囂張到近乎荒誕的搶劫，會在接下來的短短三分鐘內驟然上演。

就在半分鐘前，收費站外的空地上，一個怪異的身影正不緊不慢地朝著收費亭走來，此人頭戴墨綠色軍用鋼盔，一身款式老舊的警服松松垮垮地套在身上，胳膊上胡亂綁著一圈紅布袖箍，手里端著一把雙管獵槍，戴著白色手套的手隨意抬著，整套裝扮不倫不類，透著一股說不出的乖張。

隨著他抬手一揮，身后立刻跟上來兩個同伙，一人戴著制式大蓋帽，臉上架著墨鏡，一身保安制服外還套著件亮黃色的反光馬甲，另一人則用紅布蒙住了大半張臉，手里攥著兇器腳步急促地跟在后面。

三人沒有絲毫遮掩，徑直朝著收費亭沖了過去，走在最后的蒙面人率先發難，拿著手里的工具對著收費亭的鋼化玻璃瘋狂猛砸，碎裂的玻璃渣四散飛濺，亭內的工作人員強忍著極致的恐懼，趁亂悄悄按下了藏在桌下的緊急報警按鈕。

玻璃很快被砸出缺口，幾人強行撬開收費亭的門，頭戴鋼盔的男子率先闖入亭內，無視一旁瑟瑟發抖的工作人員，拉開存放現金的抽屜，將一捆一捆的現金麻利地往隨身帶來的包里塞，另外兩名同伙則守在亭外，警惕地觀察著四周的動靜，負責望風。

整個搶劫過程干凈利落，從闖入到撤離全程不到三分鐘，三人將收費亭內的現金洗劫一空后沒有絲毫慌亂，帶頭的男子甚至特意轉向收費站的監控攝像頭，對著鏡頭揮了揮手，仿佛在完成一場刻意編排的表演。

隨后，三人迅速撤離現場，翻過收費站旁的鐵絲網，一頭扎進了后方的山林里，轉眼就沒了蹤影，等到接到報警的武警支隊與公安干警趕到現場時，山林里早已找不到三人的蹤跡。

經事后清點，這起搶劫案中，劫匪一共劫走了49000元現金，光天化日之下持槍搶劫高速收費站，行為囂張計劃周密，這起案件很快就在當地引發了極大的震動，而隨著警方的深入調查，這起看似荒誕的搶劫案背后，牽扯出的是主犯更加扭曲、更加駭人聽聞的罪惡過往。

這場囂張的搶劫并非這伙人的第一次作案，就在三個月前，2008年11月11日，宜賓境內的另一處高速收費站，就曾遭遇過一場幾乎一模一樣的搶劫。

彼時的劫匪，同樣是身著混搭的軍警類制服，同樣是白日里闖入收費亭，同樣是劫走現金后遁入山林，那次案件中收費站被劫走了16000元現金。

兩起案件的作案手法、人員裝扮、逃跑路線選擇高度雷同，警方當即確定這是同一伙人所為，鑒于案件性質極其惡劣，社會影響極大，此案被正式列為宜賓公安一號案，專案組迅速成立，調集大量警力，全力展開偵破工作。

根據現場勘查與目擊者的描述，警方首先梳理出了劫匪的核心特征：三人對收費站周邊的山林地形極其熟悉，逃跑速度極快，撤離路線規劃周密，顯然具備過硬的野外生存能力與行動能力，大概率有過從軍或者相關野外訓練的經歷。

而他們用來偽裝身份的服裝，看似是軍警制式服裝，實則東拼西湊，款式老舊雜亂并且磨損嚴重，完全不成體系，更像是從廢品堆里翻找出來的舊貨。

結合這兩個核心特征，警方立刻在本地的前科人員與重點排查對象中展開篩查，很快一個名叫伍勇的宜賓本地男子，進入了警方的視線。

伍勇出生于1978年，1999年應征入伍，可僅僅入伍一年，他就從部隊逃離，成了一名逃兵，從部隊出來后伍勇曾短暫做過保安，但絕大多數時間他都居無定所，靠著拾荒撿破爛為生。

更讓警方高度警惕的是，伍勇在此之前就已經牽扯進了多起惡性案件，其中包括襲擊觀測站哨兵、保安的暴力案件，甚至還有兩起懸而未破的殺人命案，一直被警方列為重點排查對象。

身份鎖定之后，警方立刻制定了抓捕方案，考慮到伍勇常年混跡山林，野外生存能力極強，且持有槍支，貿然進山搜捕風險極高，警方在加大山林搜捕力度的同時，也在宜賓境內的各個高速收費站布下了暗哨，守株待兔等待吳勇再次現身。

果不其然，2009年3月28日，伍勇再次出現在宜賓境內的另一處高速收費站附近，鬼鬼祟祟地觀察著收費站的布局與人員動向，顯然是在為下一次作案踩點。

早已布控多時的警方立刻行動，當場將伍勇抓獲歸案，沒過多久他的兩名同伙也相繼落網，這起震動宜賓的高速收費站連環搶劫案，至此宣布告破。

被抓獲的伍勇，絲毫沒有落網罪犯該有的慌亂與愧疚，反而全程一臉傲嬌，甚至在警方帶他指認現場時，特意對著鏡頭歪頭擺姿勢，那副神態不像是一個身負多起惡性案件的罪犯，反倒像是一個享受著聚光燈的“主角”。

隨后，警方根據伍勇的供述，在山林里找到了他的三個藏身窩點，在這些隱蔽的窩點里，警方不僅搜出了涉案的槍支彈藥、搶劫所得的贓款，以及大量生活用品，還有一個讓所有人都倍感意外的發現——窩點里藏著數量不少的書籍，其中不僅有歷史、政治類讀物，還有大量《犯罪心理學》《刑事偵查學》這類專業書籍，甚至還有伍勇本人寫下的日記。

很難想象，一個常年以拾荒為生、躲在深山里的逃犯，居然會潛心研究刑偵與犯罪心理知識，試圖用這些專業內容，為自己的犯罪行為鋪路。

隨著調查的不斷深入，伍勇身上背負的兩起殺人命案，也逐漸水落石出，而這兩起案件的惡劣程度，遠比高速收費站搶劫案更加駭人聽聞。

2009年11月24日，宜賓市中級人民法院對伍勇一案開庭審理，庭審現場的伍勇，再次做出了讓人意想不到的舉動——他開口的第一句話就是當庭求死，聲稱自己認罪伏法，只求法院判處自己死刑。

可就在所有人都以為他會坦然認罪的時候，伍勇的態度卻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面對公訴機關指控的兩起搶劫案，伍勇全部承認卻始終堅稱自己“罪不至死”。

他甚至振振有詞地辯解，自己搶劫的時候“非常有禮貌”，全程都沒有把獵槍對準收費員，就是怕給對方造成心理傷害，僅僅是劫走了錢財，沒有傷害任何一個人，根本不該被判處死刑。

可伍勇自己心里清楚，法院最終可能判處他死刑的核心依據，從來都不是那兩起搶劫案，而是他身上背負的兩起故意殺人命案，面對這兩起鐵證如山的命案，伍勇當庭翻供全盤推翻了自己此前的供述。

第一起命案，受害者是伍勇曾經的戰友小郭，伍勇在落網初期，就已經主動供述了自己殺害戰友的犯罪事實，警方在他的窩點里找到的日記中，也清清楚楚地記錄了他殺害小郭的全過程，甚至連藏匿作案工具的地點都寫得明明白白，警方也根據日記里的記錄，找到了對應的物證。

可到了庭審現場，伍勇卻改口稱小郭根本不是自己殺的，兇手是一個他不認識的云南人，自己只是案發的目擊者，至于為什么要承認殺人，甚至在日記里寫下相關內容，伍勇給出的理由荒誕到了極致——他只是想通過承認殺人來擴大自己的“影響力”，日記里的內容全都是他故意寫給警方看的。

這番漏洞百出的辯解，很快就被公訴機關當庭駁斥，公訴機關出具的現場勘查報告、尸檢鑒定結論，與伍勇日記里記錄的作案細節、作案過程完全吻合，諸多鐵證都足以證明，殺害小郭的兇手就是伍勇本人。

而第二起命案，受害者是一名年僅12歲的男孩，作案過程更是令人發指，面對這起命案伍勇再次翻供，聲稱人不是自己殺的，動手的是自己的好友唐正方。

唐正方是一名精神病人，而伍勇對這個精神病人有著一種近乎病態的崇拜與向往，在伍勇的日記里，他曾寫下過這樣的話：“我對瘋人錯亂的精神有一種莫名的憧憬和向往，我不知道怎樣才能發瘋，我以為長時間的胡思亂想就可以發狂，于是我就想象自己喪失人性，瘋狂殺人。”

在旁人眼里瘋瘋癲癲、胡言亂語的唐正方，在伍勇這里卻被奉若精神偶像，唐正方聲稱自己能預知未來，旁人都嗤之以鼻，只有伍勇對此深信不疑，對他百般討好。

2002年，伍勇從一個鐵匠那里定制了一把槍支，隨后便和唐正方一起開始尋找作案目標，而伍勇作案的理由更是荒誕到了極點——他聽說想要治好唐正方的精神病，就必須讓他親手殺一個人。

這個邏輯本身就充滿了矛盾，他一邊向往著精神病人的錯亂世界，一邊又想要治好唐正方的精神病，可彼時的伍勇早已沉浸在自己扭曲的世界里，根本不在意這些邏輯上的漏洞。

兩人在路邊看到了正在玩耍的12歲男孩，當著男孩爺爺的面，伍勇率先用棍棒將男孩打倒在地，唐正方隨即舉槍當場將男孩射殺。

光天化日之下，兩人當著受害者家屬的面，殘忍殺害了一個無辜的孩童，其囂張與冷血可見一斑。

可到了庭審現場，伍勇卻再次為自己辯解，稱自己只是用棍棒打了男孩一下，這一下根本不足以致命，真正開槍打死男孩的是唐正方，所以自己不該為男孩的死亡承擔主要責任，更不該被判處死刑。

公訴機關當即反駁，伍勇與唐正方屬于共同犯罪，從提前定制槍支、尋找作案目標，到率先動手打倒男孩，伍勇全程參與其中，主觀上積極追求被害人死亡的結果，理應承擔故意殺人罪的全部刑事責任。

最終，法院一審宣判，伍勇犯故意殺人罪、搶劫罪、非法持有槍支彈藥罪等多項罪名，數罪并罰，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一審宣判后，伍勇的家人哭成一片，堅持要為他提起上訴，而此前當庭求死的伍勇，也在2009年12月正式提起了上訴，一改此前“求死”的態度，明確表示不想死了。

而伍勇的反悔除了對死亡的恐懼，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他還有一份早已制定好的、更加瘋狂的犯罪計劃沒有實施。

警方在他的窩點里，找到了一份被伍勇命名為“星球計劃”的清單，上面密密麻麻地寫滿了他計劃要實施的犯罪行為：縱火、爆炸、砍殺、掃射、制造車禍、投毒、綁架、搶劫，清單的最后一項是自殺。

這份瘋狂的計劃，也徹底揭開了伍勇所有犯罪行為的真實動機——他從一開始就不是為了劫財。

從部隊逃離之后，他先后實施了多起暴力犯罪，襲擊觀測站的哨兵、保安，可這些案件都沒有引起太大的關注，他想要的“影響力”始終沒有到來。

他漸漸意識到，這些地方要么地處偏僻，要么監控覆蓋不足，他的所作所為根本沒人知道，于是他開始為自己的犯罪“設計包裝”。

在拾荒的過程中，他翻找來了大量廢棄的軍裝、警服、鋼盔、大蓋帽，把自己打扮成不倫不類的軍警模樣，找來了兩個同伙，專門選擇有監控覆蓋、人流量大的高速收費站，在光天化日之下實施搶劫。

他對著監控揮手，在指認現場時對著鏡頭擺姿勢，在庭審現場刻意制造戲劇化的言行，所有的一切都只是為了獲得關注，為了讓自己“出名”，沉浸在自己塑造的、瀟灑不羈的犯罪者形象里無法自拔。

2010年，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對伍勇上訴一案作出二審裁定，駁回伍勇的上訴，維持一審原判，依法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死刑。

2011年10月21日，遵照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簽署的死刑執行命令，伍勇被依法執行死刑，他那場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荒誕又罪惡的“表演”，終于落下了帷幕。

伍勇被執行死刑后，他的母親始終沉浸在懊悔與痛苦之中，她不止一次地說：伍勇小時候學習成績很好，只是因為高中時家里沒錢供他繼續讀書，才讓他去當了兵，要是當初能供他上大學，他絕不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

可事實真的如此嗎？伍勇的人生悲劇從來都不是因為“沒讀過書”，相反他讀過的書并不少，從犯罪心理學、刑事偵查學，到歷史、政治，甚至是精神疾病相關的專業書籍，他都有所涉獵，只是他把所有的知識都用在了歪路上。

他的悲劇，根源在于早已扭曲的性格，在于深入骨髓的表演型人格，在于對暴力與犯罪的病態向往，在于他始終沉浸在自己編織的、中二又瘋狂的英雄夢里不愿醒來。

他以為靠著極端的犯罪，就能獲得自己想要的關注與“名氣”，可最終他只留下了一連串的罪惡，毀掉了多個無辜的家庭，也親手把自己送上了絕路。

這場持續十余年的罪惡，最終以死刑畫上了句點，也給所有人留下了一個沉重的警示：永遠不要為了虛無的執念踐踏法律的底線，更不要為了所謂的“存在感”，奪走他人無辜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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