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小平：易代、承平與革新——清代無為州的歷史變遷

明末崇 禎時期，朝廷政治腐敗，自然災害接連發生，各地農民紛紛發動起義，中原地區陷入劇烈動蕩之中。無為州地處江淮戰略要地，依江傍湖，成為各方勢力反復爭奪的核心區域。崇禎八年（1635年），張獻忠率領的起義軍攻占無為州城，戰火蔓延至全州境內，造成大量官民傷亡，社會經濟遭受嚴重破壞；崇禎十五年（1642年），農民起義軍再次攻破州城，地方社會秩序與經濟發展遭到進一步破壞。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領大軍攻入北京，崇禎皇帝自縊身亡，明朝中央政權徹底崩潰，標志著明朝全國性統治的終結。同年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稱帝，建立南明弘光政權，無為州暫時劃歸弘光政權管轄，但此時南明政權已然岌岌可危，無力對地方實施有效管控，無為州實際上處于社會失序的狀態。

一、清初統治的確立與地方治理體系的重建

（一）從明末動蕩到清初歸附

明朝末年，無為州數遭兵燹，社會凋敝。順治元年（1644年）五月，清軍揮師入關，定都北京，正式建立清朝統治。順治二年（1645年）春季，清軍多鐸部率軍南下，攻破揚州城，史可法壯烈殉國，清軍隨后渡過長江，南京失守，弘光帝出逃被俘，弘光政權徹底瓦解。是年，清軍平定廬州府，無為州隨同皖江地區各州縣一同歸附清廷，未遭受大規模戰火波及。嘉慶《無為州志·職官》記載：“知州：孟孔傳，順治二年由拔貢任”，這一記載標志清朝正式對無為州行使行政管轄權。

此次政權更迭，與元明交替、明末戰亂形成鮮明對比。元末，朱元璋與陳友諒為爭奪無為州展開激戰，知州董曾以身殉國；明末，農民起義軍兩度攻陷州城，焚掠屠戮。而清初易代未歷大戰，地方未遭大規模兵災，社會秩序得以相對完整保留。究其緣由：一則南明政權迅速崩潰，地方官民失所依附；二則明末戰亂凋敝至極，民力不堪再戰，順應新朝乃亂世求生之現實選擇。

無為州歸順之初，清廷推行強硬與懷柔并行的統治策略：一方面以剃發令確立滿洲統治權威，另一方面保護士紳利益、延續科舉，爭取漢族精英支持。順治二年六月剃發令下，江南江陰、嘉定等地反抗慘烈，而無為州因屢遭兵燹、社會元氣大傷，未形成大規模武裝抵抗。嘉慶《無為州志·風俗》稱當地"人性淳厚，好學務本，無吳楚勁悍之風。夫習姬而讓，習贏而爭，風俗與化為轉移，固視帥之者何如耳。"順治三年（1646年），清廷恢復科舉，“復行鄉試，俾士紳得依舊途進身”，無為州士紳由此融入新朝體系，或出仕為官，或居鄉理事，成為地方穩定的核心力量。

（二）疆域格局與行政隸屬

清朝定鼎后，無為州仍沿明制為散州（屬州），不再管轄巢縣，巢縣清初改由廬州府直轄。光緒《續修廬州府志·輿地志》載：“無為州疆域：在府城東南二百六十里，東西廣一百七十五里，南北袤一百四十里，東至太平府蕪湖縣界一百二十五里蟂磯江，西至廬江縣界五十里，南至安慶府桐城縣界九十里，至石灰河一百里，北至巢縣界五十里至芙蓉嶺九十里，東南至太平府繁昌縣治五十九里，南至桐城縣治界一百七十里，東北至和州治界一百四十里，西北至廬江縣界六十里”。該疆域終清一代無大變動，奠定清代無為州行政地理基本格局。州境江河縱橫、圩田廣布，“土地平曠，田至萬頃，外江內河，最防水患”（光緒《續修廬州府志·無為州境圖說》），既是水利重點，亦為漕運要道，深刻影響地方發展。

清代安徽省廬州府無為州

（三）行政體制與職官設置

清代無為州為散州，行政體制承明而更趨規范定型。《清史稿·職官志》載：“州，知州一人，從五品，掌一州治理；州同，從六品，分掌糧務、水利、管河諸職；吏目一人，從九品，掌司奸盜、察獄囚、典簿錄”。無為州不設州判，常設職官為：知州一員（從五品）總攬行政；州同一員（從六品）分管糧馬、巡捕、河防；吏目一員（從九品）掌文書出納；學正一員（正八品）、訓導一員（從八品）掌教育科舉。該套設置終清穩定，與明代因倭患、戰亂頻改江防體制迥異，彰顯清代地方行政之成熟。

嘉慶《廬州府志·職官志》錄清代無為州知州，始順治、迄嘉慶的完整名單。介紹了清初知州孟孔傳、方安民、佟國楨等人，他們或貢生或舉人出身，以撫輯地方為要務。順治六年（1649年），知州方安民主持修繕州城，為清代無為州最早的市政建設記載。《清史稿·職官志》概括知州職責：“知州掌一州治理，決訟斷辟、勸農賑貧、討猾除奸、興養立教。凡貢仕、讀法、養老、祀神，靡所不綜。”覆蓋司法、農政、治安、教化，與明代側重江防軍事明顯不同。無為州河工、漕運、賑務繁劇，官員考核以戶口、墾荒、賦役、治安為核心，對行政能力要求尤高。

（四）基層治理與宗族組織

清代無為州地方宗族組織發達，為基層治理關鍵依托。嘉慶《無為州志·風俗》載：“俗重墓祭及宗祠之祀，士夫家置祭產，以備將享”，冬至宗祠集會，清明、仲秋祭掃祖墓，大族皆建祠堂、修族譜，聚族而居、敦宗睦族。族譜明世系、辨尊卑，宗祠為祭祀、議事、調處糾紛之公共空間，深入城鄉肌理。

在基層，無為州形成了以官府為主導、士紳為樞紐、宗族為基礎的協同治理格局：民間婚姻、田產、口角等細故，“先由族長、鄉紳調處，調處不成，始控于官”（嘉慶《無為州志·風俗》）。士紳以宗族為基，主持救濟、教化、公共事務，民眾婚喪相助、患難相恤。官府政令借士紳宗族下達，民間訴求由此上達，既減省行政負擔，又維系地方長治久安，成為清代無為州社會穩定的重要根基。

二、經濟生產與賦役財政

（一）河工水利與圩田農業

無為州“襟江帶湖，地勢平衍”，當地的開發建設，完全依賴水利工程的興修。嘉慶《無為州志·水利志序》開篇明言：“水利者，無為之命脈也。”這句話道出了水利與無為社會發展的根本聯系。無為州地處長江北岸、巢湖之濱，地勢低洼，水網密布。江水泛濫則會引發災害，湖水蓄積則能造福民生，這一地理特征決定了水利建設的重要地位。

清代無為州為巢湖水域通江達海的咽喉要地，裕溪河、西河、神塘河構成了全省重要的泄洪水系。因此，無為的堤防工程不僅關乎本州萬頃農田的豐歉，更直接影響上游江寧等地的水文安全，歷來被納入國家江南水利的統籌體系，由督撫、道府等各級官員分責督辦。

無為州境內大型圩田多達十處，“皆引河渠為灌，其所利不啻萬頃”。這些圩田均配套修筑了高固的堤岸、精巧的水閘與涵洞，形成了一套相互依存、進退自如的灌溉排澇系統。其中以黃雒圩、土橋圩等規模最為宏大。工程非一日之功，乃是歷代官府倡導與民間協力，長期疏浚、持續修筑的結晶。

清代前期，特別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社會安定，官民同心，大興水利，對圩堤進行了全面的修繕與加固，無為州的水利建設在此期間達到了歷史鼎盛。

水利管理形成了一套規范的制度體系。“每歲霜降后，州官至圩，督民修堤。春汛前，啟閘放水，各有定期。”水利工程的歲修、搶修都有固定制度，經費攤派也有明確規章。大型水利修繕工程由官府主持，動用國庫銀兩，按照田畝數量攤派民力與物力；小型修繕工程由圩長監督管理，民間自行負責，“有田者出夫，無田者出資”，形成“官督民辦”的運作模式。這一模式既保障了工程質量，又減輕了官府的財政負擔，還讓民間形成了參與水利建設的責任意識，穩定且有效地支撐了清代中期無為農業的繁榮發展。

地方紳士在水利管理中占據重要地位。每一處圩田“設圩董、圩首，皆由士民公舉，報官備案”。圩長的職責是召集民工、監督修繕、分派任務，是地方士紳參與公共事務的重要途徑。這些人員大多由鄉宦、監生、貢生等地方士紳擔任。他們大多秉持公心處理事務，管理圩田事務，常年監督工程修筑，不辭辛勞，成為地方水利保障的核心依靠力量。這類士紳，沒有官職卻擁有威望，沒有俸祿卻承擔責任，通過參與水利管理，與官府形成合作關系，共同維系地方社會的穩定與繁榮。

（二）漕運征解與鹽業貿易

無為州地處長江北岸，是皖江漕運的重要節點，其經濟地位與漕運發展緊密相關。清代無為州不屬于京杭大運河主干漕運區域，而屬于江南漕項改折區，糧米主要用于供給江寧駐防軍隊、地方軍餉，漕運工作的重點在于征收、折換、解運，而非長途轉運。嘉慶《無為州志·食貨志》記載，清廷在州城及泥汊鎮設置糧倉收兌糧米，部分糧米運送至江寧水次交兌。漕糧的征收，有嚴格的定額與流程；漕運的組織，有專門的機構與人員。漕糧的征解，不僅關系到國家財政收入，更影響地方經濟發展——漕糧的征收帶動了米市貿易的發展；漕運通道的開通，帶動了商業的繁榮。

鹽業是無為州另一項重要的經濟支柱。嘉慶《無為州志·食貨志·鹽法》記載：“（無為）州境歲額銷淮北正鋼鹽柒仟二百引，每引舊重貳佰叁拾柒斤，”淮鹽由兩淮鹽場生產，沿運河北上運輸，分銷至江淮各地。徽商壟斷了淮鹽的銷售業務，“濡之引皆徽商行掣分銷”，在州城及泥汊鎮設立鹽棧，開展鹽業貿易。鹽業稅收是地方財政的重要來源，鹽業貿易也帶動了市鎮的繁榮發展。徽商資本雄厚，商業網絡密布，對地方經濟的影響十分深遠。

當地市鎮因漕運、鹽業的發展而興起。嘉慶《無為州志·建置志》記載：泥汊鎮“巡檢司駐焉”，是江防要沖，也是商貿樞紐，“鹽棧、米行、貨店林立”；土橋鎮“濱江為市”，商賈云集，“有米行、木行、魚行”；奧龍鎮“扼江流之要，為下游門戶”。這三個市鎮都設置了巡檢司，既是軍事防御的節點，也是商業貿易的中心，形成層級分明的商業網絡：州城是區域商業中心，各鎮是商業節點，鄉村是經濟腹地，共同構成無為州的經濟體系。

（三）賦役改革與人口變動

清初的賦役制度，沿襲明代制度，以人丁與田畝作為雙重征收標準，貧苦百姓沒有田地卻要承擔丁稅，負擔極為沉重。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廷頒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政令，這是清代人口政策的重大轉折。嘉慶《無為州志·戶口》載”欽遵康熙五十二年（應為五十一年）恩詔，以康熙五十年丁冊定為常額，續生人丁永不加賦；”在此之前，賦役征收以人丁為主要依據，新增人丁需要加征賦稅，導致人口隱匿、民眾逃亡的現象頻發；在此之后，人丁稅數額固定，新增人口不再加征賦稅，有利于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

雍正六年（1728年），攤丁入畝政策在無為州正式實施，這是清代賦役制度的根本性改革。嘉慶《無為州志·食貨志·民賦》記載：“雍正六年遵奉題準丁隨田辦案，自是年為始，在于本州成熟田地內攤征，照實在當差人丁，每田壹畝攤征銀伍厘貳絲捌忽壹纖有奇，歸入民賦。”攤丁入畝政策的實施，將人頭稅徹底并入土地稅，征收標準實現單一化，“計畝征銀”，既簡化了征收流程，又減輕了無地、少地農民的負擔，有利于社會穩定與人口增長。

無為州人口增長趨勢十分顯著。根據《無為州志·食貨志·戶口》記載：“嘉慶六年本州現冊計壹拾叁萬柒千陸百壹拾柒戶，共柒拾貳萬叁千貳百丁。”這是編審人丁的統計數據，并非全部人口數量。全州人口相較于清初已有明顯增長，反映出近百年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的成果。人口的增長，推動了圩田的開發，也帶來了人地關系緊張的問題。靠近山地的區域被開墾殆盡，濱湖區域圍墾圩田的規模不斷擴大，圍湖造田導致湖面面積縮小，水患發生的頻率與危害程度有所增加，生態環境面臨壓力，為后續的社會動蕩埋下了隱患。

（四）康雍乾時期的社會經濟發展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政局相對穩定，清廷推行一系列恢復生產、安定民生的政策，無為州社會經濟逐步恢復并實現持續發展。這一百多年間，人口、土地、水利、商貿等領域相較于清初都有明顯起色，地方社會秩序逐漸趨于穩定。

清代無為州州治圖

人口與墾殖方面。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政令頒布后，民眾無需因新增人丁而繳納賦稅，戶口統計逐漸清晰準確。至嘉慶年間，無為州人口規模相較于清初有很大增長，勞動力數量相應增加，推動濱湖沿江地區圩田持續開墾，成熟田地面積有所擴大，農業生產基礎逐步穩固。

水利興修方面。康雍乾三朝，因地方社會相對安定，官府重視江防圩田事務，民間也愿意出力參與，無為州的圩堤閘壩得以依次修繕。各大圩田的堤岸、水閘、涵洞配套設施逐漸完備，“皆引河渠為灌，其所利不啻萬頃”。清廷確立水利歲修制度，“每歲霜降后，州官至圩，督民修堤”，形成官督民辦、士紳協助管理的機制，水利工程得以常年維護，農業生產條件得到改善，水旱災害防御能力有所增強。

商業與市鎮方面。無為州地處皖江交通要道，漕糧改折征解、淮鹽分銷過境，帶動了地方商業活動的發展。州城及泥汊、土橋、奧龍等市鎮，因地處交通要地，逐漸成為商貿匯集的區域，“鹽棧、米行、貨店林立”。淮鹽行銷有固定定額，“額引一萬二百道，歲征鹽課銀八千三百兩有奇”，鹽課成為地方財政的重要來源。米、鹽、木、魚等行業同步發展，市鎮功能逐步完善，成為城鄉物資交流的關鍵節點。

賦役與民生方面。經過康熙“滋生人丁，永不加賦”與雍正六年（1728年）攤丁入畝改革，無為州的賦役制度逐漸簡化，“無田之民，不受丁銀之累”，民眾負擔相對均衡，社會矛盾有所緩和。賦役制度穩定后，民生逐漸安定，地方士紳參與鄉里公共事務，協助修繕圩田、維護社會秩序，州境呈現“風俗淳厚，士民安業”的局面。

三、軍事防務與戰爭動亂

（一）常規防務與江防體系

清代無為州的江防地位相較于明代顯著下降。明代無為州是留都南京的門戶，江防部署嚴密，駐扎重兵；清代江寧不再是留都，全國政治中心北移至北京，無為州的江防重要性隨之減弱。但因其地處長江北岸，依舊是江寧上游的屏障，因此仍保留了一定的防務設施。

嘉慶《無為州志·武備志》（內容據光緒《續修廬州府志》補）記載，無為州沿長江設置土橋、泥汊、奧龍三個巡檢司，構建成分段防御的分汛體系。土橋巡檢司扼守上游區域，泥汊巡檢司駐守中段區域，奧龍巡檢司控扼下游區域，三個巡檢司分別配置弓兵、哨船，形成水陸聯防的沿江防御網絡。沿江設置十二座墩臺，白天燃煙、夜晚舉火傳遞軍情，上起灰河，下至裕溪，形成連續的軍事預警線。這一防務體系，承襲明代舊制，但規模與兵力都有所縮減，體現出清代大一統局面下地方軍事壓力的減輕。

（二）太平天國戰爭與地方劫難

咸豐元年（1851年），太平天國運動爆發，迅速席卷東南地區。咸豐三年（1853年）三月，太平軍定都天京（南京），隨即發動西征，無為州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成為太平軍與清軍爭奪的核心區域。同年九月，太平軍西征軍攻占無為州城，知州棄城逃跑。光緒《續修廬州府志·兵事》記載：“咸豐三年九月，粵匪竄陷無為州。”太平軍占據州城期間，拆毀舊州衙、夫子廟等建筑，將木料運往金陵用于營建工程，州衙后來遷至十字街東北。這一事件記載于清代地方兵事文獻與后世文獻輯佚中，是皖江地區太平天國歷史的實證。

與清初和平歸順清廷不同，此次政權更替伴隨著戰火破壞。無為州地處天京上游，是太平軍保衛天京、聯絡皖北的關鍵通道，長期淪為戰場。咸豐八年（1858年），湘軍李續賓部向東進軍，水師逼近無為江面，陸軍接連攻克皖北多座城池，后在三河鎮被太平軍合圍殲滅，皖北防線依舊由太平軍掌控。無為州在此后近十年間（1853—1862）從此長期處于戰亂拉鋸狀態，直至同治元年（1862年）才被清軍收復。

太平天國戰爭對無為州造成的破壞是毀滅性、全方位的。光緒《續修廬州府志·食貨志》記載：“咸豐兵燹后，民流亡殆盡，土著十存一二。”人口方面，民眾或死于戰火，或流亡他鄉，“村落成墟，田園荒蕪”。經濟方面，圩田水利設施遭到嚴重損毀，“圩堤盡潰，閘壩無存，河渠淤塞，十年不治”，農業生產徹底崩潰，漕運完全中斷，商業凋敝，市鎮淪為廢墟。社會方面，宗族離散，祠堂被焚毀，族譜散失，社會秩序崩潰，“世家大族，或死或徙，宗祠傾圮，譜牒失傳”。文化方面，學校停辦，科舉中斷，嘉慶《無為州志》的雕板也毀于戰火，“文獻散失，典故無征”。這場劫難的嚴重程度，遠超明末戰亂，且戰后恢復速度十分緩慢，影響極為深遠。

（三）戰后重建與防務衰敗

咸豐十一年（1861年），湘軍攻陷安慶，太平天國皖江上游防線徹底崩潰。光緒《續修廬州府志·兵事》記載：“同治元年，湘軍東下，無為州賊遁，州城收復。”在曾國荃、彭玉麟所部湘軍水陸夾擊下，無為州重回清朝統治，然經多年戰亂，州城殘破、田野荒蕪、民生凋敝，已是百廢待興。

戰后，清廷在無為州推行墾荒復業政策，著力恢復社會生產與地方秩序。光緒《無為州續志》記載：“同治三年，設招墾局于州城，出示招徠流亡，開墾荒田。凡墾荒者，五年起科，免其雜役。”同時朝廷減免地方賦稅，“同治元年至五年，豁免錢糧，以蘇民困”。地方士紳成為重建主力，牽頭修復圩堤、疏浚河渠、重建書院、復修祠廟、編纂族譜，傳統社會秩序與文化禮儀逐步恢復。

盡管地方經濟與社會漸有起色，無為州的軍事防務卻長期未能重振。晚清洋務運動推動長江江防走向近代化，清廷將兵輪購置、炮臺修筑等重點投入江寧、鎮江、吳淞等下游核心要塞，皖江中段的無為州并未被納入近代防御體系。光緒《續修廬州府志·武備志》載，無為州“未設新式江防，僅以舊式水師巡江”，傳統的巡檢司、墩臺、汛堡體系在近代軍事技術面前已然失效，卻始終未能更新改造。這一防務邊緣化趨勢，既體現了無為州在晚清全國軍事格局中的地位持續下降，也預示其在日后外來侵略與內部動亂中難以形成有效抵抗，地緣脆弱性日益凸顯。

四、文化教育與社會心理

（一）學校教育與科舉成就

清代無為州的教育體系以科舉應試為核心導向，形成了由官學、書院、義學共同構成的完整教育格局，其建制與運作均詳細記載于嘉慶《無為州志·學校志》之中。

州學作為地方最高等級的教育機構，坐落于州城之內，建有大成殿、明倫堂、尊經閣等建筑，整體規模宏敞規整。在學額設置上，州學有固定標準，廩膳生二十名，增廣生二十名，附學生則無固定數額。廩膳生由官府統一供給膳食，每年可領取廩餼銀六兩，按月支領以補貼家用。州學的核心職能，在于培養科舉應試人才、傳授儒家經典義理，同時承擔祭祀孔子、教化地方風俗、維系禮教秩序的重要職責。

書院以芝山書院最為知名。據《嘉慶無為州志》與明清相關碑記記載，芝山書院始建于宋代，明萬歷初年因朝廷相關詔令一度被變賣。時任無為知州查志文親自勘察地界，確認此地為儒學舊有基址，隨即捐出俸祿將其贖回，并在原址主持重建工作，奠定了書院的基本格局與環境風貌。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書院因原有規制狹隘，遷至后新街東朱姓宅址，依舊沿用芝山書院舊名。書院設山長（院長）一人，專門延聘科甲出身的士子擔任主講，日常就讀生徒常有數十人，教學以科舉時文為主課，同時兼習經史典籍。每月朔望兩日定期舉行月課，成績優異者可獲得膏火銀作為獎賞。書院地理位置優越，前臨繡溪，后倚二狀元祠，院內假山流泉相映，古木蒼翠清幽，素有“晝課經史，夜聽溪聲”的雅境。書院大門與講堂所懸掛的明代楹聯，寄托著山水清音、醫俗養正的教化理念，至今仍被地方文獻收錄記載。

除官學與書院外，州境各鄉鎮普遍設立義學，聘請教師授課，專供貧寒子弟免費入學讀書，構成了地方基礎教育的重要補充。

盡管教育體系相對完備，清代無為州的科舉整體成就卻遠不及明代興盛。據嘉慶《無為州志·選舉志》統計，自順治至嘉慶年間，全州共計考取進士十三人，舉人六十余人，平均每屆科舉取中不足一人。更為明顯的是，科舉中式者多集中于清初順治、康熙、雍正三朝，乾隆以后數量日漸稀少。這一變化趨勢，清晰反映出清代無為州文化風氣日趨內斂保守，地方士紳階層雖依舊以科舉作為維系社會地位的核心途徑，但學術創造力明顯不足，思想觀念逐漸走向僵化。

（二）學術思想與文化風貌

與科舉成就的回落相對應，清代無為州的地方文化整體呈現出偏重實用、恪守成規的特征，缺乏具有原創性的思想成果。嘉慶《無為州志·藝文志》所收錄的清代詩文作品，大多為應制、詠物、交游酬唱之作，極少出現閎議宏論與思想深度。本地學者大多以闡釋程朱理學為治學要務，鮮有獨立思考與理論突破；文人階層多流連于詩文唱和，作品的社會關懷與思想深度相對不足。將這一風貌與明代對比，無為州先賢吳廷翰曾提出“氣即理”的唯物命題，主張理欲統一的原創性思想，而清代本地學術再無此類建樹，未再產生全國性思想家的文化活力。

清代無為州較具代表性的文化人物，活動領域大多集中于地方史學、方志編纂與詩文創作層面。汪有典耗費十余年編撰《史外》，專門表彰明末忠義之士，是清代無為州最具分量的史學著作；吳元桂于乾隆年間總纂《無為州志》，并系統輯錄鄉邦詩歌文獻；吳元慶于嘉慶朝再度主持修志，使地方掌故與歷史脈絡得以系統保存。宋祐、季步?等人則以科名與詩文稱譽一方，共同構成清代無為地方文壇的核心力量。這批文化人物的學術取向以守成、紀實為根本特征，始終沒有超出傳統儒學的框架范疇。

《無為州志》（嘉慶本）書影

此種守成內斂的文化風貌，與清代全國性的文化政策緊密相關。清廷高度推崇程朱理學，并將其確立為官方意識形態，科舉考試以四書五經為絕對核心內容，士子的思維與學術路徑受到嚴格約束。與此同時，無為州地處內陸腹地，遠離全國學術中心，信息流通相對閉塞，難以接觸到前沿的新思想、新學說。地方士紳階層的人生目標多局限于科舉入仕、光宗耀祖，普遍缺乏探索新知、變革社會的內在動力，進一步固化了文化保守的整體格局。

（三）民俗信仰與社會心理

清代無為州的民俗傳統大體沿襲明代，四季傳統節日與民間民俗活動穩定延續。嘉慶《無為州志·風俗》記載：正月十五日，城鄉各處張燈結彩，舞魚龍燈、燃放煙火，士民出游觀覽，節慶活動直至二十日方止。元宵節舞魚燈是無為最具代表性的特色民俗，寄托著普通民眾對農業豐收、生活吉祥的樸素祈愿。除此之外，清明掃墓、端午競渡、中秋賞月、重陽登高，均遵循舊有禮制習俗，四季禮儀規范有序，完整體現出農耕社會的生活節奏與傳統倫理秩序。

在民間信仰層面，無為州呈現出儒、釋、道三教交融的典型特征，寺廟、道觀、祠廟遍布州境各地。州城之內建有城隍廟、關帝廟、文昌宮、天后宮等十余所祠廟，各鄉鎮也普遍設立廟觀，或祭祀土神、水神等自然神祇，或奉祀祖先與地方賢達人物，民間祭祀活動常年頻繁舉行。每年正月，各地多舉辦迎神賽會，演戲酬神，耗費頗為可觀。

與明代相比，清代無為州的民間信仰更趨向于世俗化、功利化。民眾向神靈祈禱，大多為現實利益訴求，而非追求精神超越與靈魂救贖。嘉慶《無為州志》直言：民之禱于神者，非為罪福，多為利欲。天氣旱澇不定則祈求龍王，身患疾病則祈拜藥王，科舉功名不順則求告文昌，商貿經營不振則祭拜財神。這種務實功利的信仰心態，正是清代社會承平日久、民眾只求安穩度日的直接反映。

與之相應，地方社會心理整體趨向保守求穩。嘉慶《無為州志·風俗》稱當地民眾：性質樸，畏官守法，不喜爭訟，不事奢華，安居樂業，不求聞達。這種保守務實的心態，在承平時期有利于地方社會穩定，但也極大弱化了民眾的變革意識與進取精神。及至晚清，內憂外患交織而至，時代變局急劇來臨，而無為地方社會依舊墨守成規、不思變通，最終在近代化轉型的歷史進程中逐漸走向滯后。

五、清末變局與時代轉型

（一）同治以降的有限恢復

同治、光緒年間，處于所謂的“同治中興”時期，無為州的地方治理重點放在河工修復與科舉復興上，但這種恢復僅僅是數量上的恢復，并非質量上的提升。光緒《續修廬州府志·水利志》記載：“同治以后，每歲修堤，動支庫銀，民力稍紓。然堤防標準，不及嘉慶以前，遇大水輒潰。”河工技術依舊沿襲舊法，沒有創新；工程質量下降，遭遇水災便會潰決，反映出地方財政的拮據與技術的退步。

科舉制度雖然恢復，但中舉人數遠不及嘉慶年間，且中舉者大多是舊族子弟，寒門子弟難以考取功名，社會流動性下降。地方文化依舊保守，學術沒有新的發展，與同時期通商口岸的近代化變遷形成鮮明對比。無為州地處內陸，未能享受到洋務運動帶來的發展成果，機器工業、新式商業、近代教育都沒有興起，社會整體趨于封閉、停滯狀態。

（二）清末無為地區的革命活動

晚清新政推行后，新式教育逐漸興起，革命思潮也沿皖江水路傳入無為州。光緒末年至宣統年間，無為籍知識分子外出求學、任教，大多投身反清革命運動，成為地方變革的先驅力量。州人盧仲農是安徽省革命運動的關鍵人物：光緒三十年（1904年），他與李光炯創辦安徽旅湘公學，聘請黃興、趙聲等革命黨人擔任教師；后學校遷至蕪湖更名為安徽公學，匯聚陳獨秀、陶成章、柏文蔚等革命志士，使該校成為安徽革命黨人的核心活動基地，岳王會、光復會、同盟會均將此處作為聯絡中心。盧仲農以辦學為掩護，傳播新學思想，抨擊專制統治，為皖江流域的革命事業埋下了共和火種。

除盧仲農外，無為籍知識青年金稚石（1888-1965）也在清末投身革命運動。金稚石早年就讀于蕪湖皖江中學時，受同盟會《民報》與改良派《新民叢報》論戰的影響，逐漸傾向革命思想。宣統二年（1910年），他考入安慶巡警學校，在校內同盟會會員的影響下，積極參與反清革命活動。武昌起義爆發后，淮上軍進軍無為，金稚石不顧家人反對，毅然參與迎接淮上軍，其革命熱情十分鮮明。金稚石的經歷，反映出清末革命思潮在無為青年群體中的廣泛影響，也為民國時期無為州教育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宣統三年（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各省相繼響應起義。十一月九日，廬州光復，成立軍政分府；淮上軍橫掃皖北地區，兵鋒直抵長江沿岸。無為州地處安慶、江寧、廬州的咽喉要道，地方士紳與新式紳商深知清廷統治大勢已去，于是宣布和平反正，懸掛白旗響應共和，沒有發生戰事沖突。州內的巡警、勸學所、商會等機構一并轉向，舊有的行政體系實現平穩交接，社會秩序安定如常。

此次朝代更替與清初歸順清廷看似相似，實則本質不同：清初是為躲避兵禍而屈從新朝，清末則是受新學啟蒙、革命思潮影響、順應區域大勢而主動歸附共和。無為州雖然沒有發生激烈的武裝起義，卻以和平方式完成了從帝制到共和的轉型，既延續了地方“求穩務實”的傳統性格，也體現出新式知識分子與開明士紳對時代潮流的認同。

清粉彩花鳥紋瓷尊（無為博物館藏）

（三）新政推行與清朝滅亡

光緒末年，清末新政全面推行，廢除科舉、興辦新式學堂、設置巡警、發展實業，無為州也有所涉及。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停科舉，興學堂，州城設高等小學堂一所”，但“師資匱乏，課程陳舊，生徒寥寥”。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設巡警局于州城，募巡警二十名”，但“經費不足，器械簡陋，形同虛設”。新政在無為州的實施范圍有限，成效甚微，反映出地方社會的保守性與官府行政能力的不足。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安徽巡撫上奏朝廷：“無為州民情淳樸，亦多愚蒙，新政推行，阻力甚大。”地方士紳留戀科舉制度，排斥新式教育；畏懼社會變革，固守舊有制度。這一奏報雖帶有官僚體制推諉責任的意味，但也反映出無為州社會的深層問題——傳統社會結構過于穩固，新興社會力量難以成長，面對時代巨變，缺乏應對的能力與意愿。

宣統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朝統治徹底瓦解。無為州和平反正，順利改換旗幟。民國元年（1912年），無為州改為無為縣，結束了二百六十七年的州制歷史，進入民國時期。

縱觀清代無為州的歷史發展，呈現出鮮明的階段性特征：順治二年歸順清廷，以太平穩定開啟清代統治，避免了戰火災禍，奠定了二百年統治的基礎；康熙至嘉慶年間，河工水利發達，漕運鹽業繁榮，地方社會穩定，成為無為州歷史發展的黃金時期；咸豐年間的太平天國戰爭，打破了太平穩定的局面，給地方帶來毀滅性破壞，成為歷史發展的轉折點；同治以后，無為州始終未能恢復往日繁榮，在晚清近代化轉型過程中愈發邊緣化、保守化，以閉塞落后的狀態結束了清代歷史。

與明代相比，清代無為州的歷史呈現出結構性差異：軍事色彩淡化，經濟功能凸顯，從江防重鎮轉變為漕運支邑；劇烈社會變動減少，穩定發展時間增多，從戰亂頻發轉變為長期太平；創新活力下降，保守務實風氣增強，從文化活躍轉變為思想僵化。這一變化并非無為州一地的特殊情況，而是清代整體政治軍事格局、經濟社會發展的縮影——大一統帝國的鞏固，帶來了穩定與繁榮，也造成了停滯與保守；傳統農業社會的結構，維系了秩序與和諧，也阻礙了變革與進步。

清代無為州的歷史，足以成為后世的借鑒：太平穩定之時，應當思考變革；安定有序之世，應當追求創新；否則，一旦戰亂爆發、外敵入侵，必然會落后挨打，淪為時代的落伍者。嘉慶《無為州志·序》有言：“志者，所以資治也。”研究地方歷史，不僅是為了了解過去，更是為了啟示未來。無為州的興衰成敗，為傳統農業社會的近代轉型提供了生動且深刻的案例。

轉自公衆號：張小平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