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志國：紙質媒體的信息披露制度應當盡快取消

經濟學家 韓志國

人類文明已全面邁入信息化與網絡化時代，信息傳播突破了物理載體的邊界，實現了即時生成、全域同步、實時觸達。資本市場作為對信息時效高度敏感的領域，從上市公司公告到重大事項披露，無一不是當日上網、即時推送。然而，我國資本市場至今仍保留著上市公司必須在指定紙質媒體刊登公告的信息披露制度。這一誕生于印刷時代的規則，在今天已經全面滯后、功能錯位、成本高昂、倫理扭曲，既不符合信息時代的運行規律，也背離了保護投資者權益、凈化市場生態的初衷。從時代進步、全球實踐、媒體倫理與投資者利益出發，紙質媒體的法定信息披露制度，應當盡快全面取消。

信息的生命力在于時效，資本市場的靈魂在于公平。紙質媒體的信息披露，從流程上就注定先天滯后。上市公司公告當日上網、次日見報，時間差天然制造了信息不對稱。早一刻獲知信息，便多一分決策優勢；晚一步接收消息，就可能承受風險。在高頻交易、實時報價的今天，以小時、以天為單位的延遲，無異于人為制造不公平。廣大投資者早已習慣于通過交易所官網、官方APP、權威財經平臺獲取第一手信息，幾乎無人再通過報紙獲取公告。紙質媒體早已不是信息披露的主渠道，而是形式主義的“規定動作”，其存在價值僅為滿足個別要求，而非服務市場需求。當一份公告在網絡上已傳播數小時乃至一天后，才出現在次日清晨的報紙上，這樣的信息早已失去披露意義，剩下的只是儀式感的空殼。

從全球視野來看，主要成熟資本市場早已完成信息披露的電子化轉型，無紙化、網絡化、集中化成為通行標準。美國證監會建立的EDGAR系統，早在1996年就實現強制電子化報送，成為全球投資者獲取信息的核心渠道；歐盟推行統一電子披露平臺，實現全市場信息集中公開；日本以EDINET系統承載全部法定披露義務；中國香港地區穩步推進無紙化證券市場，全面取消了紙質公告要求。這些市場無一例外地將監管官網、交易所平臺作為唯一法定披露載體，不指定、不依賴任何紙質媒體。

成熟市場的共識清晰明確：法定信息披露應當由公益、中立、權威的官方平臺承擔，而非交由商業媒體運營，更不能將紙質印刷作為必經環節。這不是技術選擇，而是監管理念的現代化——讓信息回歸公共產品屬性，讓披露服務于公平效率。

紙質信息披露制度更深層的危害，在于扭曲媒體責任、異化市場關系。媒體的天職是守望社會、監督權力、揭露真相、維護公共利益。資本市場的媒體，更應成為上市公司的監督者、市場亂象的揭幕者、中小投資者的守護者。然而，在法定披露制度下，紙質媒體與上市公司形成了高度穩定的利益共生關系。上市公司必須在指定報刊付費刊登公告，每年支付少則幾十萬、多則上百萬的版面費，這筆巨額開支最終均由全體投資者承擔。商業利益捆綁之下，媒體失去了監督的勇氣與立場，形成了“不敢批評、不愿揭短、彼此討好”的潛規則。上市公司不愿得罪指定媒體，以免刊登受阻或刻意找茬；指定媒體依賴上市公司的費用，自然不愿觸碰其敏感問題。監督讓位于合作，批評委身于妥協，本該鋒利的輿論監督，變成了溫和與妥協的信息搬運，媒體的公共性被商業性消解。

真正的市場監督，從來不是來自指定披露媒體，而是來自保持獨立、敢于發聲的專業輿論力量。縱觀全球資本市場的重大案件，幾乎無一由法定紙質披露媒體率先揭露，反而均由秉持新聞專業主義的獨立媒體深挖曝光。震驚世界的美國安然公司（Enron）財務欺詐案，正是資本市場輿論監督的最經典例證。最早對安然提出尖銳質疑、指出其財報異常的，是《財富》雜志記者莎朗·麥克琳，她以專業視角戳破安然公司華麗公報下的財務漏洞；而真正持續深入調查、層層遞進、最終推動真相全面曝光的，則是《華爾街日報》記者麗貝卡·史密斯與約翰·R·埃姆什威勒。他們憑借獨立調查、數據比對、事實核實，頂住壓力、持續追蹤，一步步揭開安然公司系統性財務造假的黑幕，最終引發監管介入、司法追責，直接推動了《薩班斯法案》（Sarbanes-Oxley Act，2002）的出臺，重塑了美國資本市場的監管規則。

從世界通信公司造假到安達信崩塌，從境外市場的重大舞弊案，到A股市場上康美藥業、藍田股份等震動市場的財務造假事件，推動真相浮出水面的，從來不是依靠法定披露業務獲取收入的指定報刊，而是保持獨立、不受利益捆綁的專業媒體。這些案例共同證明：輿論監督的生命力在于獨立與自由，而非利益捆綁；真相的揭示來自專業與勇氣，而非法定刊登義務。當媒體被納入利益閉環，監督功能必然退化；只有擺脫商業依附，才能真正履行“市場看門人”的職責。

紙質媒體的信息披露制度，從本質上來說是政策養人、行政養報的舊體制遺留。指定媒體憑借法定權利獲得穩定收入，無需在市場競爭中拼內容、拼監督、拼服務，便可坐享其成。作為“回報”，這些媒體往往對股市基礎制度、監管政策、市場弊病保持沉默，不敢提出尖銳批評與建設性反思。這種“供養—順從—再供養”模式，與建設透明、健康、有活力的資本市場生態背道而馳。一個成熟的市場，需要理性批判、獨立監督、敢于發聲的媒體生態，而不是被費用綁定、被規則保護的失去鋒芒的輿論附庸。保護投資者權益，不是靠滯后的紙質公告，而是靠及時透明的電子化披露、嚴格有效的監管執法、獨立有力的輿論監督。

取消紙質媒體法定信息披露，并非否定紙質媒體的存在價值，而是讓其回歸正常市場競爭與專業新聞本位。紙質媒體可以繼續深耕深度報道、調查新聞、政策解讀、公司研究，以專業能力贏得讀者與市場，而不是依靠法定權利“躺贏”。對上市公司而言，取消紙質披露可每年節約數以億計的開支，直接減少投資者負擔，讓資本用于研發、生產與回報股東。對監管而言，以交易所官網為唯一權威平臺，實現統一發布、實時同步、永久存證、免費查詢，既提升效率，又強化公信力，從技術上杜絕信息時差與傳播偏差。對投資者而言，全面電子化披露意味著人人平等、隨時可查、一鍵獲取，真正實現“公開、公平、公正”。

從哲理層面看，任何制度都應順應時代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滯。印刷術催生了紙質媒體，互聯網重塑了信息秩序，技術進步推動了制度進化—這是人類社會循序發展、不斷跨越的不能抗拒的客觀規律。當信息可以光速抵達每一個終端，再固守紙張與油墨的路徑，就是對效率的浪費、對公平的偏離、對時代的背離。制度的價值在于解決問題，而非固守形式；在于服務公眾，而非維護局部利益。紙質媒體的信息披露制度曾經發揮過歷史作用，但在今天已經完成使命，成為市場進化的羈絆。

信息化浪潮不可逆轉，資本市場現代化勢不可擋。取消紙質媒體信息披露制度，不是對過去的否定，而是對未來的負責；不是對媒體的削弱，而是對監督的回歸。它讓信息回歸光速傳播，讓媒體回歸監督本位，讓市場回歸公平透明，讓投資者真正享有平等知情權。順應時代潮流，尊重市場規律，維護公眾利益，紙質媒體的信息披露制度應當盡快、全面、徹底取消。這一步雖小，卻關乎資本市場生態凈化；這一改革雖微，卻通向法治化、國際化、現代化的長遠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