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西天取經：晚唐五代僧人眼中的西域｜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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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鷹眼荷魯斯

晚唐五代的西域歷史是大眾比較陌生的領域，本文借助敦煌文書中晚唐五代僧人西行求法的記錄，結合非漢語文獻的記錄，歡迎晚唐五代的西域圖景，以饗讀者。作者的新書《盛唐西域》下個月將會推出，敬請大家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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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83號文書《西天路竟》

隨著吐蕃帝國的崩潰，西域諸國紛紛擺脫了吐蕃奴役的桎梏，重新回到了列國林立的狀態，唐末的僧人趁著這個機會，踏上了前往西天取經的道路。敦煌文書中，有不少關于絲綢之路的文書寫本，其中一部，就是一個唐末五代時期中原僧人前往西天取經的行程錄《西天路竟》。

接下來，我們就跟著這個求法僧團的足跡，走一走唐末五代時期的絲綢之路，看看西天取經會遇到那些人和風俗。

東京至靈州四千里地。

求法僧團自靈州出發，途經了幾處艱難險阻。一行人橫渡黃河后進入了賀蘭山的山脈，穿越其蜿蜒的山道，經過了巴丹吉林沙漠的東南邊緣。

沙漠中的景象，沙丘連綿，風沙如刀割般刺痛肌膚。經過細腰沙、神樹沙和三公沙時，僧團在“月氏都督”的帳下暫歇，略作休整。沙漠的廣袤讓人感受到了無盡的孤寂與荒涼，行進數百里后，僧團終于來到黑堡沙，沙漠依舊無邊無際。

一路向西，僧團最終跨越了沙嶺，這片沙丘是黨項部的領地，黨項的酋長被稱為“捻崖天子”。在這里一行人渡過了白亭河，來到了涼州。

涼州，今天的甘肅武威市，是唐代河西和隴右地區的政治中心。自“安史之亂”之后，這片土地一度被吐蕃占領，但在唐末時期，歸義軍節度使張議潮曾收復此地，使涼州重新歸入唐朝的版圖。涼州地位重要，作為一個戰略要地，幾乎所有的西行路途都會經過此地。

靈州西行二十日至甘州，是汗王。

接著，僧團繼續前行，沿著這條古老的商道行進。高居誨曾在《使于闐記》中提到，自涼州西行五百里便可到達甘州，甘州則是回鶻的領土。

當時，甘州的回鶻與歸義軍節度使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回鶻的可汗仁美和明宗朝廷保持著友好關系，這使得甘州回鶻成為四周回鶻的共主。甘州與五代中央政權的關系也十分密切，這種親密關系也讓一些西行的僧侶能夠得到回鶻可汗的接待和護送。

道宣法師在《釋迦方志》中留下的記載，為那位求法僧照亮了前行的路程。他從涼州向西北行四百七十里，便至甘州。他在甘州城中歇息兩日，補充了干糧與水囊，又繼續向西踏上旅途。

又西行五日至肅州，又西行一日至玉門關。

出甘州西門，眼前是漫漫戈壁。至肅州需行五日。每日行八十里，日升則行，日暮則歇。第五日傍晚，他遠遠望見城墻輪廓時，知道那便是肅州了。

這座城，漢武帝太初元年始設酒泉郡，唐時改稱肅州，如今是甘州回鶻國的領土。他在城中尋得一間寺院掛單，院中僧侶雖是回鶻人，卻也能用漢語交談，他們告訴他，再往西北行一日，便是故玉門關。

次日清晨，他繼續上路。出肅州西北行七十五里，果見一座關隘橫亙于南北山之間。道宣法師稱此為“故玉門關”，他想起《漢書》中的舊事：貳師將軍李廣利率軍西征大宛，兵敗東歸，漢武帝大怒，遣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李廣利惶恐，只得留屯敦煌。原來，他腳下所站的，便是那道曾阻斷漢家將軍歸路的關塞。

他在關前駐足良久，看夕陽將關墻染成暗紅。守關的回鶻兵卒告訴他，他們稱這里為“天門關”。他這才明白，高居誨在《使于闐記》中所言“渡金河百里，至天門關”，便是此處。五代度量較唐初短了四分之一，故而高居誨記錄的里數，總要比道宣法師多上幾分。

從天門關繼續西行百里，便是回鶻人設置的玉門關。這已非漢時的故關，亦非唐朝的玉門鎮，大約在今玉門市北的新民堡附近。過關時，守卒查驗了他的度牒，揮手放行。又西行百里，他終于望見了沙州界碑。

又西行百里至沙州界，又西行二日至瓜州。

立在那里的，是瓜沙歸義軍曹氏政權與甘州回鶻國的分界。如今甘州回鶻強盛，歸義軍僅有瓜沙二州之地，這條邊界，便是兩方勢力反復爭奪后畫下的。他跨過界碑，心中默念佛號——終于踏入了漢人治理的地界。

又西行三日至沙州。

又西行三日，沙州城遙遙在望。道宣法師在《釋迦方志》中寫道，從瓜州西南入磧，三百里至沙州。他算了算路程，三日行三百里，日行百里，著實不慢。遠遠望見城墻時，夕陽正落在鳴沙山上，將整座城池鍍成金色。

沙州，便是漢時的敦煌。如今的歸義軍節度使曹議金坐鎮于此，他東與甘州回鶻通婚，西與于闐聯姻，這條西行的路，因他的經營而重新暢通。他在城門外遇見一隊商旅，有漢人，有回鶻人，還有幾個吐谷渾人，他們將從這里繼續西行，往于闐、往蔥嶺、往更遠的西方。

S.2669對敦煌尼姑的造冊登記文書

沙州地區的僧團儀軌完整，官方對寺廟和僧籍造冊管理，官方把控僧人的度牒。對于出身寒微和家境殷實、有權有勢的敦煌世家大族而言，出家為僧都是常見的人生道路。

高門大姓的女性亦多選擇此途，在敦煌僧侶人口中，她們占了大半。在女性除婚姻外幾無權利與機會的時代，皈依佛門意味著更穩定的生活和更高的社會地位。

僧尼終生致力于修習、保存與弘揚佛法，因此備受敦煌民眾敬重。此地多奉大乘佛教，僧侶以精進覺悟為業。

這里的僧尼不僅講經說法，亦主持法事、舉行齋會，為信眾籌辦節慶。僧尼寺院的角色遠不止于宗教領域，它們早已融入敦煌的社會經濟肌理。孩童在寺學中識字讀書，農夫與工匠常賴寺院謀生。僧尼又通過組織佛事與俗務，將百姓聚攏在一起。

敦煌地區的寺院頗具影響力，往往與官府往來密切。一些僧官甚至參與公務，他們掌管僧伽，監督寺務，接待前來朝拜的僧人，也迎送往來使節。

一份文書S.2614上有沙州地區寺廟和僧人的清單（局部）

敦煌地區的吐蕃寺廟手繪圖， Pelliot tibétain 993

S．1625寺廟采購物資的購物清單（局部）

敦煌的寺院建筑群，既是僧侶清修與研習佛法的中心，也是藏書誦經之所。許多寺院，尤其是財力雄厚者，往往還擁有田產、牲畜、糧倉和磨坊。一份敦煌寺院的物資清單記載，公元937年至938年間，寺院曾購進小麥、小米與麻等物。

離開沙州后，他并未如常人那般北行至瓜州，而是選擇了另一條路。

這些農業資源不僅使寺院得以自給自足，還能借此獲取收入。按戒律，僧團本應仰仗信眾布施為生，但現實中，這條清規對寺院而言，實在難以為繼。

第17窟出土的寺院賬簿，如924年和930年京都寺的賬目，清楚顯示寺院是靠出售和出租物資來維持運轉的。賬中用以結算的“貨幣”，實為糧食、面粉、油料、布匹等實物。

寺院最主要的進項，一是向貧苦百姓放貸口糧，收取利息；二是向農戶貸放種子，坐收利谷。此外，寺院也售賣自家田里所出的作物，還將土地、糧倉、磨坊租給農戶耕種使用。

與此同時，寺院依舊收受布施——多在法會齋供之時，或作為誦經祈福的酬勞。一次為郭固家病兒與妻子誦經的記錄這樣寫道：“用小麥0.7石。”

僧尼從寺中領得微薄的衣糧，通常按僧級支給，以布匹、糧食等實物支付。可嘆的是，新剃度的沙彌，以及那些香火冷清的小寺僧尼，所得之薄，幾難糊口。

僧尼也可通過為寺院或俗家做法事、誦經等，賺些補貼——不過，這些差事往往要等人來請。也有人靠抄經、售賣偈咒，換取幾斗口糧。

有些僧尼還會另尋生計。位份高的僧人，若有機會隨侍外交使團，常能領受主家饋贈，獲利頗豐。像張志登那樣的僧人，則靠耕種私田過活——他和侄兒一起耕作，日子倒也安穩。

若實在走投無路，僧尼也得自己想辦法。803年的一件契約，記下了一個尼姑的悲慘遭遇：她欠債累累，又斷了糧，只得賣掉自己的牛，換些小麥和小米。

S.5820一個尼姑出售一頭黑牛換取生活物資

求法僧團受此地僧侶指引，得知由此東北行，可直入鬼魅磧。為了增加生還的概率，所以僧人們選擇和商隊同行。

三百里后，眼前豁然開朗，一片無垠的戈壁橫亙在前。這便是鬼魅磧，又名大患鬼魅磧、莫賀延磧。他想起《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所載：“西路險惡，沙河阻遠，鬼魅熱風，遇無免者。”玄奘法師當年途經此地，九死一生，如今他也要踏上這條兇險之路。

莫賀延是突厥語，意為“大戈壁”，唐初西行之人多由瓜州起程，經瓠河、過五烽，方入此磧，而他自沙州東北行，倒是少走了許多彎路。

踏入磧中，四野茫茫，黃沙接天，白日熱風如焚，入夜鬼風呼號。僧人們謹記前人告誡，晝伏夜行，靠著星斗辨別方向。干糧與水囊日見輕減，卻不敢多飲一口。到第七日，水已見底，眾人嘴唇干裂，幾欲倒下，卻互相鼓勵，仍咬牙前行。第八日清晨，他們終于望見了地平線上的綠洲——伊州城就在眼前。

又西行三十里入鬼魅磧，八日出磧，至伊州。

伊州，即今日的哈密。僧人們踉蹌入城，尋得一口水井，痛飲之后，方才緩過氣來。他向當地人打聽，得知此地自五代以來便自立守將，守將是陳將軍，據說他們家從開元年間就是伊州的州將了，這和唐玄宗時期邊疆軍隊從輪戍變成常駐制有關，也許這位陳將軍的祖先就是常駐伊州的戍邊士兵，后來一步步積功做到了將領，并在此地世襲統治。

此時伊州暫時無所歸屬，也許會歸屬回鶻可汗。伊吾城生機勃勃，繁榮富庶，而且有幾件有趣的特產：野蠶生長在苦參上，可以做成綿衣和絲帛。有一種羊，尾巴很大導致跑不快，重的尾巴有三斤，小的也有一斤，羊肉像熊的脂肪一樣肥美。還有一種礪石（磨刀石），剖開能得到精鐵，被稱為"吃鐵石"（磁鐵）。這里還生長著胡桐樹，下雨后就會凝結出胡桐律（也就是胡楊堿）。

漢人、回鶻人、西域人雜居其間，互相相安無事。在城中歇息兩日，補充了糧水，又向西方進發。

又西行一日，至高昌國。

實際上，僧團曉行夜宿，整整走了十日，方才望見高昌國的城墻。

高昌國，即高昌回鶻國的都城，唐時稱西州，故址在今吐魯番東南。他們入城時正值黃昏，但見佛寺林立，梵唄聲聲，全不似異邦。

僧人們看到高昌回鶻雖為回鶻種，卻深受漢人影響，多已放棄舊日的摩尼教，改信佛教。他在城中尋得一間寺院掛單，寺中僧侶能用漢語與他交談，言談間得知，高昌國尊奉甘州回鶻可汗為共主，卻與中原王朝也保持著密切往來。

他們在高昌國停留三日，瞻仰了城中的佛寺與石窟。臨行前，寺中老僧說由此西行七百里，便是焉耆國。

離開高昌，僧團一路向西。沿途多見漢唐時代的舊跡，烽燧殘垣，散落戈壁之間。

又西行一千里至月氏國。

第十日，他望見一片綠洲，城郭巍然，便是焉耆。

他入城之后，卻察覺此地的情形與高昌迥異。城中人言語服飾，既非漢人，也非回鶻，倒像是他曾在敦煌看見過的“仲云”人。

他想起高居誨《使于闐記》中所言：“沙州西曰仲云，其牙帳居胡盧磧。云仲云者，小月氏之遺種也。”這仲云乃是小月氏的遺種，唐朝后期西突厥殘眾散居天山東部，其中便有處月部落，五代時改譯為“眾熨”“仲云”。

回鶻汗國破滅后，仲云自立可汗，設內外九宰相，仿效回鶻制度。近年來，仲云南遷，占據了這焉耆之地。而焉耆的王族龍氏則向東流散到了敦煌，被稱之為“龍家人”。

于是，負責記錄的僧人在自己的行程記里將焉耆稱之為“月氏國”，原來便是這仲云人所居的焉耆。他在城中見到仲云可汗的牙帳，雖不如高昌恢弘，卻也自有一番氣象。城中佛寺雖不及高昌之多，卻仍有僧侶誦經，可見佛法亦傳至此。

又西行一千里至龜茲國。

離開焉耆后，他繼續向西而行。道宣法師在《釋迦方志》中記載，自焉耆西南行二百余里，翻過一座小山，渡過兩條大河，再行七百余里平川，便至屈支國——那便是漢時所稱的龜茲。他一路默算里程，果然與賈耽《道里記》所載相合：過鐵門關，經于術守捉、榆林守捉、龍泉守捉，再經東夷僻、西夷僻、赤岸諸守捉，前后六百三十里，龜茲都城終于遙遙在望。

這座城，漢時稱延城，唐朝名為伊邏盧城。中原僧人們站在城外，望著殘存的漢唐舊壘，心中感慨萬千。西漢時，這里是西域諸國最早接受漢家禮樂衣冠的地方；貞觀二十二年，唐太宗平定龜茲，后來大唐于此設置安西都護府，統領西域諸國。那些年，長安的政令曾直達蔥嶺以西，玄奘法師西行時，也曾在此地講經說法。這里是安西大都護府的長期駐地，曾經是塔里木盆地和半個中亞的治理中心。

如今，城頭飄揚的不再是大唐的旗幟。

入城之后，但見城中往來之人，男女并行于市集之上，居民百姓多是紅頭發綠眼睛白皮膚的面孔，而兵丁和官員多是黑頭發紅臉龐的回鶻臉龐。他們向寺中僧侶打聽，方知此地已是龜茲回鶻（Sangri Uyghur）的天下。

九世紀初，回鶻汗國統一西域，廢除了龜茲白姓王族，派遣回鶻貴族直接統治，又遷來大量回鶻部眾，屯駐重兵。后來回鶻汗國破滅，吐蕃占領塔里木盆地，龜茲回鶻走投無路，一度歸附吐蕃，與吐蕃人長期共處，習俗也沾染了許多吐蕃之風。如今吐蕃內亂，無暇西顧，龜茲回鶻便乘機獨立，自成一國。

他們在城中尋得一間寺院掛單，寺中僧侶仍是龜茲的舊民，卻也能說簡單的回鶻語。一個碧眼老僧告訴他，如今龜茲回鶻雖自成一國，卻與吐蕃仍保持著密切往來。他又聽說，西方有一個喀喇汗朝，以伊斯蘭教為國教，正向東擴張，被西域的佛教徒稱之為“不行法賊”，龜茲回鶻上下人心惶惶，不知佛教能支撐到幾時。

一行人在龜茲停留數日，瞻仰了城中的佛寺、城門處的臥佛，和繁榮的市集。臨行前，碧眼老僧嘆息道：“再不來，恐怕日后就見不到這些佛像了。”他不解其意，老僧不肯再說。他合十告別，繼續西行。

又西行三日，入割鹿國。

離開龜茲都城，僧團向當地人打聽西去的路程。有人說，再往西行，便是葛邏祿人的地界。 “割鹿國”是葛邏祿的異譯。

這葛邏祿原是西突厥的強部，早年游牧于東部天山，后來不堪回鶻壓迫，逃奔至碎葉川和怛邏斯草原，漸漸強盛起來。八世紀末，葛邏祿與吐蕃結盟，與回鶻爭奪北庭，牧地東擴至伊犁河流域和巴音布魯克草原。回鶻汗國擊敗聯軍、統一西域后，留居伊犁河流域和塔里木盆地北緣的葛邏祿人成為回鶻臣民。

九世紀中葉，回鶻汗國破滅，吐蕃與葛邏祿聯兵占領塔里木盆地，于是龜茲以西、疏勒以東、于闐以北的廣大地區（今天阿克蘇地區除庫車之外的廣大區域），便歸葛邏祿人統治。

僧團西行三日，日行約百里，抵達一座小城。向當地人打聽，方知此地是拜城。他們心中一動，想起曾聽敦煌的僧侶說起，這里有舉世聞名的千佛洞，是佛教的圣地之一。他既為求法而來，豈能過寶山而不入？

一眾人在拜城停留一日，前往日后叫做“克孜爾石窟”的石窟寺去瞻仰。但見石窟林立于崖壁之上，佛像莊嚴，壁畫精美，雖歷經風雨，仍有往昔盛況。他們跪拜于佛像之前，心中默念佛號，感激佛祖庇佑，讓他得以平安至此。

他們想起方才所見的葛邏祿人，雖已統治此地，卻并未毀壞佛寺，而且同樣尊崇佛教，心中稍感寬慰。他又向當地人打聽前方的路程，得知由此向西南行，橫穿大漠，沿和田河逆流而上，便可至于闐國。

站在克孜爾石窟前，向西眺望。夕陽沉入天山，將雪峰染成金色。僧人們知道，前方還有更長的路，可他也知道，那條路的盡頭，是他日夜向往的佛國圣地。

僧人雙手合十，默默誦了一聲佛號，轉身踏上西南行的路程。

又西南行十日至于闐國。

離開拜城后，他沿著當地人所指的方向，向西南而行。此去要渡過赤河——那便是塔里木河的上游阿克蘇河，然后沿和田河南下，直至于闐。領頭的僧人估算著里程，從割鹿國東境渡河至于闐，當在一千余里上下。算下來，每日需行百里，雖有些緊張，卻也只能勉力而為。

渡過赤河時，正是夏末，河水湍急。僧人尋得一處淺灘，小心翼翼涉水而過，衣袍濕透，卻也顧不得許多。沿和田河南行，兩岸時見綠洲，胡楊林立，與先前所經的戈壁大不相同。第十日傍晚，他們終于望見了于闐城的輪廓。

于闐國，早在張騫通西域之前便已建立，自東漢佛教傳入塔里木盆地以來，一直是重要的佛教中心，也是中原王朝玉石的來源，和中原在西域最可靠的地方政權。他此番枉道南下，正是為此。入城之后，但見佛寺林立，梵唄不絕，壁畫精美，佛國富庶，果然不負盛名。

他們尋得一間寺院掛單，向寺中僧侶打聽此地的情形。僧侶說，如今的于闐國王名叫尉遲·僧烏波，漢名李圣天，娶了歸義軍節度使曹議金的長女為妻，與敦煌的關系極為親密。

國王仰慕漢風，生活習俗多已漢化，城中漢人也不少，朝中的不少官員也是漢人，他們都是當年唐朝西域守軍、守軍家屬、屯田農夫的后裔。于闐僧侶還說，敦煌莫高窟中還有國王的畫像，精美異常，寶相莊嚴，若是他日回轉敦煌，可以前去瞻仰。

一行人在于闐停留數日，瞻仰了城中的佛寺與佛塔。臨行前，寺中老僧告訴他，由此向西，便是疏勒國，也是佛國勝地，不可錯過。

又西行十五日至疏勒國。

離開于闐，大伙繼續向西而行。此去疏勒，約一千三百余里，每日不足百里，倒是從容了許多。

路過莎車所在的綠洲便是疏勒國。疏勒國都便在日后的喀什，當時的疏勒塞語叫“Kyesvakara”，也就是日后喀什噶爾名字的來源。這里自古便是中西交通的樞紐。他入城之后，但見城中商旅云集，有漢人、吐蕃人、回鶻人、粟特人、葛邏祿人、波斯人等多樣的族群，還有來自更遠西方的胡商，言語各異，服飾紛雜，比于闐更要熱鬧幾分。

僧團尋得一間寺院掛單，向寺中僧侶打聽此地的沿革。僧侶告訴他們，疏勒也是張騫通西域前便已建立的古國，王族本姓裴。回鶻汗國統一西域時，曾廢除裴姓王族，改以回鶻貴族統治。后來回鶻汗國破滅，裴姓王族又得以復辟。

日后，在敦煌遺書中曾見過一份于闐文的信函，是于闐王尉遲蘇拉寫給沙州大王曹元忠的，信中提及公元970年的疏勒國王名叫Tsun Hien，想必便是漢名“忠信”。這位疏勒王仍是裴氏后裔，只不過改信了伊斯蘭教并且和于闐國為敵。

僧侶還說，疏勒國中也有一些漢人，自古疏勒王都有一個漢名，這位忠信王也不例外。若是回鶻、葛邏祿、樣磨等族，斷不會取這樣的名字。

他們在疏勒停留數日，瞻仰了城中的佛寺與城外的佛塔。臨行前，寺中老僧告訴大伙，由此向西南行，翻越大山，便是布路沙國，再往南去，便是迦濕迷邏國——那便是佛經中常說的罽賓，今日的克什米爾。

大家雙手合十，向老僧道謝。

又西南行二十余日，至布路沙國。

離開疏勒，他向西南而行。此去山勢漸高，路途也愈發艱險。他沿著商旅所走的路線，翻山越嶺，涉水渡河，在高原上穿行，二十余日后，終于望見了一座山間城郭。

他們向當地人打聽，方知此地便是布路沙國。他想起曾在《魏書·西域傳》中見過“波路”或“缽盧勒”的記載，《新唐書·西域傳》中則稱之為“大勃律”和“小勃律”，便是今日的博羅爾。此地國王稱Shah，漢字音譯為“沙”，故而國名稱作“布路沙”，意即“布路王國”。（大司馬按：“沙”是波斯王統的影響。）

他們入城之后，但見此地民風淳樸，佛寺雖不及于闐、疏勒那般眾多，卻也有僧侶誦經，香火不絕。他向寺中僧侶打聽前方的路程，僧侶告訴他，由此再向西南行，便是迦濕迷邏國，那里是佛法的圣地，許多高僧大德曾在那里講經說法。

僧人站在布路沙國的城頭，向南眺望。遠處群山連綿，雪峰隱現于云霧之中。翻過那些山，便是迦濕迷邏國——那將是他在西域的最后一站，然后便可南下天竺，抵達他日夜向往的佛國圣地。

他雙手合十，默默誦了一聲佛號。

這一路行來，他經過涼州、甘州、肅州，過了故玉門關，又經沙州、伊州、高昌、焉耆、龜茲、割鹿、于闐、疏勒，直到站在了現在的布路沙。一行人又西行二十余里至迦濕迷羅國[2]，又西南二十里至左蘭那羅國[3]，此國出雪山更無山也，此是北印土(度)也。又西行八日至怯羅理[4]，又東南長行三個月至波羅奈國，又東行一日入林，行七日出林，此林煞難過，至曠野國[5]，又東行三日至那伽羅里，又南行二日至那蘭陀寺[6]，寺東三十里有漢寺，漢僧在此也。......又南行一年七個月至南天竹(竺)國......"

僧團來到那爛陀寺，寺廟附近也有漢族的僧人和寺廟，每一處，都有前朝舊跡，都有佛法流傳，都有漢人的足跡，都有佛寺的鐘聲。

他想起玄奘法師當年西行，也是走的這條路。那些《大唐西域記》中記載的國名、地名，如今一一在他腳下呈現。他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動——他正在走的路，是無數先賢走過的路；他正在求的法，是無數高僧用生命換來的法。

夕陽沉入西山，將遠山染成金色。他轉身走下城頭，回到寺中，在佛前長跪不起。

這份寶貴的文獻在藏經洞中流傳到了后世，為我們提供了五代十國時期西域的寶貴行程表和民族分布的畫卷，十分難得。也證明了直到五代時期，還有中國僧人勇敢地去西天取經。

[1] 黃盛璋：《西天路競》箋證，載《敦煌學輯刊》1981第4期；錢伯泉：《西天路競》東段釋地及研究，載《西域研究》, 2003第1期。

[2] 今克什米爾

[3] 今巴基斯坦拉合爾南

[4] 在今印度馬土臘一帶

[5] 今地不詳

[6] 遺址在今印度巴特那縣巴羅貢村

今年作者預計會出版兩本作品，一本是盛唐西域，另外一本是絲路長歌：漢朝西域300年經營史，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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