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蔥嶺，亞歐文明的“十字路口”

西漢張騫出使西域，翻山越嶺，鑿空萬里，為后世打通“絲綢之路”；唐代高僧玄奘從印度東歸，歷經險阻，帶回佛教經典；13世紀意大利探險家馬可·波羅翻越他眼中的“世界最高處”，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在這三次名垂青史的長途跋涉中，有一個地方給三位時代不同、身份各異的探險者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就是有著“世界屋脊”之稱的帕米爾高原。

復旦大學侯楊方教授帶領團隊深入帕米爾高原，對絲綢之路途經的國內外地區進行了十多次考察，采集了大量地理信息數據，復原了多條絲綢之路的路線。他的著作《蔥嶺之外：亞歐文明的十字路口》正是基于其實地考察的豐富經歷，展示東西方文明在帕米爾高原上的歷史交匯，使我們能梳理出諸多地標下深埋的歷史痕跡。

《蔥嶺之外：亞歐文明的十字路口》，侯楊方 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

東西方視角下的“世界屋脊”與“蔥嶺”

1906年，考古學家奧雷爾·斯坦因在喀什卡蘇山口拍下一張珍貴的黑白照片。2018年7月，侯楊方站在同一位置留影。他發出如此感慨：“100多年過去了，山川景觀幾乎沒有任何變化，仿佛百年不過一瞬。”作為背景的山川幾乎未曾改變，但照片中的探險者，其心境想必難以相符。

在以斯坦因《沙埋中國廢墟記》相關章節翻譯、編輯而成的《重返西域：1906—1908年考古漫記》中，譯者巫新華指出，斯坦因耗費數十年心血，研究西域的歷史文化與藝術，喚醒沉睡的塔克拉瑪干沙漠文化寶庫，接觸到延伸進大沙漠的漢長城，叩開了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其諸多探險考察舉措與收獲震驚世界。然而，斯坦因的探險，很大程度上是在執行英印政府的使命，具有帝國主義色彩，其成果也是當時西方列強對中國西部垂涎和染指的產物。對此，應以科學的態度、歷史的眼光，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相比之下，侯楊方足跡遍及帕米爾高原境內外的多條重要河谷、山口，多次實地考察“蔥嶺之外”的中亞諸國。開展這些考察，不僅是為了讓他個人獲得書本上無法讀到的知識，更重要的任務在于對絲綢之路進行精準復原，匯總成“絲綢之路地理信息系統”。作為探險者，更作為一名中國學者，他在用腳步丈量大地的同時，更以當代的科技拼接歷史的碎片，以精確的細節拓展世人對歷史地理的認知邊界。

坎達爾山口，絲綢之路的最高點

不同的身份、不同的使命，注定了探險者、研究者即便站在同一地點，也會因各自視角的特殊性而看到不同的風景。高原的命名便是一例。“帕米爾”源自波斯語pamir，意為高山之間的U形谷草場，引申為“世界屋脊”。在當地語言中，“帕米爾”也可指“太陽的腳”。根據斯坦因的記述，他在慕士塔格峰（意為“冰山之父”）看見了世界屋脊：“沿著阿科蘇向東北望去，將近50英里之內沒有任何東西擋住視線，在更遠處高聳著金字塔狀的雪山，海拔近21000英尺（6400米），從那里可以俯瞰塔什庫爾干和塔噶爾馬的山谷。”

對于同一片高原，漢人稱之為“蔥嶺”。這個詞最早出現在中國古籍中：“在敦煌西八千里，其山高大，上生蔥，故曰蔥嶺也。”玄奘給出更細膩的描寫：“崖嶺數百重，幽谷險峻，恒積冰雪，寒風勁烈，多出蔥，又因山崖蔥翠，遂以名焉。”稱謂上的不同，映射出東西方的兩種視角：波斯人看到的是太陽照耀下的寬闊河谷，漢人看到的則是山坡上蔥綠的植被。

帕米爾高原上的野蔥

2013年春天，在慕士塔格峰腳下海拔4200米的廣袤荒原上，面對著一望無際的大花蔥，侯楊方一行人用采集的野蔥炒了一盤肉片。據他所述，味道濃烈而獨特，口感出奇的好。他進一步展開聯想，對于古代長途跋涉的商旅來說，這種富含維生素C的野蔥不僅是調味品，更是一種可能救命的珍貴補給。

交叉學科視角下的“天馬戰爭”

無論是在地理的層面上，還是在文明的視角下，蔥嶺都是一個“熔爐”。東西方的貨物、技術、語言、藝術，途經這里的一條條商路或糧道，通過一次次貿易或行軍，實現相互影響。而從寫作的角度看，《蔥嶺之外》同樣可算作“熔爐”，不同學科在此交叉，擦出別樣的火花。正如復旦大學資深教授葛劍雄在推薦序中所寫：“這不僅是一本深入淺出、極富啟發性的歷史地理讀物，更是一部跨越學科界限，將歷史、地理、技術與文化巧妙融合的杰作。”

侯楊方本人對學科交叉的理解是，中亞歷史極其復雜，這里發生的每一個重大事件都是多重因素交織的結果，無法用單一學科的理論框架來解釋。技術進步提供了可能性，地理環境設定了邊界條件，文化傳統影響了選擇偏好，政治結構決定了執行能力。傳統史學的分工雖然精細，卻人為地割裂了歷史的有機整體。因此，只有打破學科界限，采用跨學科的綜合視角，才能真正理解歷史現象的本質和底層邏輯。

張騫經過的鳥飛谷（阿賴山谷）

地理與技術的互動，是《蔥嶺之外》重點著墨的一個角度。當印歐人掌握青銅冶煉技術，歷史的天平開始傾斜，他們從黑海北岸一路東進，穿越歐亞草原，最終抵達天山腳下；中亞廣袤的草原是馬匹繁衍的天堂，而馬的馴化，不僅改寫了地理距離的概念，更是人類認知世界方式的革命；馬車的發明將這種移動優勢推向新的高度，戰車兵成為古代戰場上的“坦克部隊”，而中亞平坦的地形為戰車提供了理想的戰場。可以說，中亞的地理環境就像一個巨大的放大器，將每一次技術進步的影響成倍擴增。反過來講，中亞的游牧民族沒有發展出復雜的冶金技術，這種選擇也不是因為愚昧，而是對地理環境的理性適應。

地理與歷史的交叉，更是貫穿全書的主題。比如，公元1世紀至3世紀崛起于中亞草原和印度次大陸北部的貴霜帝國，盡管曾在世界歷史舞臺上扮演著重要角色，但歷史資料稀缺。對于這樣一段略顯模糊的歷史，以考古成果拼湊歷史背景是常用的研究方法。在《西出蔥嶺：亞洲考古八講》（［意］魏正中編，方笑天、王倩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5年出版）中，意大利人羅慕齊指出，石刻銘文和錢幣是重建貴霜王朝譜系及其領土擴張歷史僅余的參考資料。他比較了貴霜錢幣與希臘錢幣的異同，對錢幣上神像的文化背景提出了可能的主張。而侯楊方的《蔥嶺之外》則從歷史與地理的交叉點切入，不僅細致地勾勒出月氏西遷、分化、再統一的時間與空間軌跡，而且回溯《后漢書·西域傳》，從貴霜稱王后漢人仍呼其故名“月氏”這一歷史細節，揣摩史書中的戲謔意味。

浩罕汗宮

當然，親臨西域、重走絲路，必然也會帶來超越史書的直觀體驗。比如對武帝時期漢朝與大宛的戰爭，歷史讀物普遍依據《史記》《漢書》的記載，認定其源于汗血馬之爭，是一場“天馬戰爭”。《有為：漢武帝的五十四年》（北京聯合出版有限公司2024年出版）著者戴波指出，漢朝與大宛之糾葛，就源于劉徹大方展示了天朝上國的好客之道，而大宛卻認為汗血馬是國寶，不同意交易，于是在一來二去的交涉中，摩擦升級為沖突，最終貳師將軍李廣利領命出征。

但在侯楊方看來，不能將這場戰爭的爆發原因，僅僅看成是漢武帝個人對“天馬”的愛好。他指出，這場遠征的重要意義在于漢軍成建制地翻越蔥嶺，宣示了當時的中國權力中心能夠打破地域極限，向蔥嶺之外施加影響，標志著漢朝將西域納入大國版圖的戰略考量。侯楊方兩次重走漢軍遠征路線，由衷贊嘆漢軍扎實的調度與路線的開拓，并基于此分析稱，李廣利與漢武帝寵妃李夫人的親戚關系，加上其后來投降匈奴的恥辱下場，影響了司馬遷的判斷，因而對這場本該是世界軍事史上燦爛篇章的戰爭未予重視。他寫道：“我從不信有客觀中立的史家。”

原標題：《行走在蔥嶺，亞歐文明的“十字路口”》

欄目主編：朱自奮

文字編輯：周怡倩

本文作者：謝霞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