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學平辯護詞精選｜當庭列舉十大理由力證訊問錄音錄像屬于證據

公訴人及審判長剛才均當庭稱，訊問錄音錄像不是證據，不同意辯護人將其作為辯方證據當庭予以出示。辯護人認為這個觀點極其錯誤，訊問錄音錄像當然是證據而且可以被辯方當庭出示。理由有十點：

1.刑訴法第五十條規定，“可以用于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都是證據”。一個“都”字無疑起到了概括兜底的作用，相當于“凡是”。按照這個定義，訊問錄音錄像因為“可以用于證明案件事實”，所以毫無疑問當然是證據。

2.最高法《適用刑訴法解釋》和《辦理刑事案件第一審普通程序法庭調查規程（試行）》均明文規定，紙質筆錄記載與訊問錄音錄像存在實質性差異的，應當以訊問錄音錄像為準。以訊問錄音錄像為準的含義當然是指訊問錄音錄像可以作為定案的證據。也即，最高法已經明確訊問錄音錄像是證據。

3.在取證合法性的調查程序中，判斷證據合法性的一個重要手段便是閱看訊問錄音錄像。在排非程序中，訊問錄音錄像是非常關鍵的程序性證據。“兩高三部”《關于辦理刑事案件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二十二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向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申請調取公安機關收集但未提交的訊問錄音錄像、體檢記錄等證據材料，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經審查認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申請調取的證據材料與證明證據收集的合法性有聯系的，應當予以調取”。《規定》已經明確把訊問錄音錄像定義為證據材料。

4.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導案例明確載明訊問錄音錄像是證據。根據《刑事審判參考》，在“王小華販賣、運輸毒品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戴長林、羅國良、劉靜坤撰寫的裁判理由明確指出“訊問錄音錄像應屬訴訟證據”，并且強調“與訊問筆錄相比，訊問錄音錄像既能全面反映訊問過程，又能更加客觀地反映訊問及供述的內容。鑒于此，訊問錄音錄像不僅是證明取證合法性的證據，也是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

5.在本案中，法庭依本辯護人的申請調取了訊問錄音錄像、當庭針對性地播放了訊問錄音錄像并且組織控辯雙方對訊問錄音錄像內容發表了質證意見。如果訊問錄音錄像不是證據，那么該如何描述或定義這些行為？

6.訊問錄音錄像不僅可以用于否定控方紙質筆錄合法性或真實性這一消極用途，而且在有些時候還可以用于證明被告人無罪或罪輕。辯方當然可以將其作為辯方證據使用。

7.不容否認的常識和事實是，辯方或當事人在控告偵查人員非法取證或者偵查違法時，訊問錄音錄像是最直接、最有力的客觀證據。司法機關在偵辦刑訊逼供罪、暴力取證罪和虐待被監管人罪等罪名時，偵查人員第一位的偵查手段便是調取監控和訊問錄音錄像。訊問錄音錄像不但是證據，而且是王牌證據。證據種類是視聽資料。

8.很多法院已經用庭審錄音錄像替代庭審紙質筆錄。在庭審過程中，無論是被告人的供述與辯解、證人當庭證言還是被害人的當庭陳述，又或者是鑒定人員、偵查人員的當庭證言都是法定的證據。在沒有庭審筆錄的情況下，如果再否定庭審錄音錄像的證據效力，形同否定整個庭審的必要性。如果庭審錄音錄像是證據，那么訊問錄音錄像為何反而不是證據？

9.國家投入巨資，司法機關投入巨大人力物力錄制訊問錄音錄像，當然要物盡其用，最大限度的拓展其使用價值。否定其證據屬性，限制甚至剝奪其使用價值，無疑是在浪費國家公帑，惡意曲解法律。

10.有關“訊問錄音錄像不是證據”的文件違反刑訴法的規定和最基本的法理，且根據《立法法》也不具備法律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關于實施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規定》（2013年1月1日實施）第19項規定：“偵查人員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者錄像的，應當在訊問筆錄中注明。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可以根據需要調取訊問犯罪嫌疑人的錄音或者錄像，有關機關應當及時提供”。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對該規定的釋義原文如下：“偵查訊問過程的錄音、錄像資料，主要是用于真實完整地記錄訊問過程??用于證明訊問合法性的錄音錄像不作為證明案件實體事實的證據，也就不必要每個案件都隨案移送”。

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2014年《關于辯護人要求查閱、復制訊問錄音、錄像如何處理的答復》稱，“訊問犯罪嫌疑人錄音、錄像不是訴訟文書和證據材料，屬于案卷材料之外的其他與案件有關的材料，辯護人未經許可，無權查閱、復制”。

需要強調的是，立法解釋權屬于全國人大常委會。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的釋義本質上不過是一種學理解釋。最高檢法律政策研究室同樣無權制定司法解釋，其《答復》不屬于司法解釋，而僅僅是內部指導性文件。與此同時，最高法《適用刑訴法解釋》第54條規定，“對作為證據材料向人民法院移送的訊問錄音錄像，辯護律師申請查閱的，人民法院應當準許”。該司法解釋再次確認并重申了一個常識：訊問錄音錄像是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