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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顯示,2025年下半年至今,國家及各省藥監部門通報的不合格藥品中,涉及注射劑可見異物及不溶性微粒的比例較往年有所抬頭。究其原因,一個被頻繁提及的關鍵詞是成本壓力。
在醫藥行業,針劑在救治危急重癥時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由于直接進入人體血液循環,其安全性容不得絲毫僥幸。然而,當資本市場的“白馬股”與藥監局質量通告中的“名單”重合時,這種割裂感正刺痛著公眾的神經。
2026年初,國家藥監局發布的《關于28批次不符合規定藥品的通告(2025年第47號)》,在醫藥圈和消費市場引發高度關注。辰欣藥業(603367.SH)等多家主板上市公司的名字赫然在列,而它們失守的陣地,竟是行業內最為基礎、也最不該出問題的指標——可見異物。一支支在潔凈等級最高、質檢流程最嚴的上市公司流水線上生產出的藥品,為何會帶著肉眼可見的異物進入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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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國家藥監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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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馬”屢失蹄,被曝光的針尖亂象
通告顯示,江蘇萬邦生化醫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江蘇萬邦”)生產的輔酶Q10注射液被檢出多項內容不符合規定,出現可見異物。
與此同時,國內大輸液領域的領軍企業華潤雙鶴(600062.SH)的子公司利民藥業,以及主打輸液產品的辰欣藥業,均在碳酸氫鈉注射液這一常規品種上出現問題。
所謂可見異物,是指存在于注射劑、眼用液體制劑中,在規定目視條件下可觀測到的不溶性物質。根據《中國藥典CHP-0904》定義,其粒徑或長度通常大于50微米,需在GMP(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范)條件下進行逐支(瓶)檢測。這些微粒一旦隨藥液進入血管,可能導致肉芽腫、血栓,甚至可能引發過敏性休克甚至死亡。
對于任何一家制藥企業而言,可見異物是絕不應該出現的質量事故,對于公眾公司更是如此,如果肉眼可見的異物都能漏檢并進入市場,說明其生產質量管理體系或已出現系統性松動。
筆者梳理發現,可見異物問題在醫藥行業并非新鮮事。《中國藥典2025年版注射劑可見異物控制指導原則解讀》中匯總了自2019年1月以來近6年國產注射劑抽檢不合格的質量公告情況,被公告的不合格批號共計181個。其中,可見異物不合格的項目占比最大,高達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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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中國現代應用藥學2025年10月第42卷第20期《中國藥典2025年版注射劑可見異物控制指導原則解讀》
除此之外,2025年12月的《不符合規定藥品的通告》中,同樣有6批次的可見異物不合格案例,另兩家上市公司豐原藥業(000153.SZ)和科倫藥業(002422.SZ)也“榜上有名”。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企業此前均通過GMP認證復審,且部分企業還曾獲得過質量管理相關榮譽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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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國家藥監局
這一系列事件反映出,質量問題的發生與企業規模、資質認證之間并非簡單的正相關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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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結構失衡,治理管控脫節
數據顯示,2025年下半年至今,國家及各省藥監部門通報的不合格藥品中,涉及注射劑可見異物及不溶性微粒的比例較往年有所抬頭。究其原因,一個被頻繁提及的關鍵詞是成本壓力。
自藥品集中帶量采購政策全面實施以來,藥品價格大幅縮水已成常態。以250ml規格碳酸氫鈉注射液為例,該品種作為臨床常用藥,早已進入集采范疇。該產品2020年前市場缺乏統一限價,價格波動大,2021至2024年中標價逐漸穩定在7-9元區間,2025年后部分地區價格被壓低至1-3元區間。企業為了保住利潤率,不得不啟動全方位的“降本增效”。
降本最容易從不起眼的地方開始。一方面可能來自設備維護滯后,自動燈檢機、灌裝線需要定期更換核心零部件,但部分企業在資本開支中,對于存量生產線的維護費用占比有所下滑。另一方面可能來自包材降級,常見的藥用玻璃瓶包括硼硅和鈉鈣玻璃,其材質的穩定性往往與價格高度正相關。部分企業在成本壓力下,調低包材供應商的準入審核門檻,玻璃瓶在運輸或洗瓶環節產生細微脫屑,也成為可見異物的潛在來源。
醫藥行業的“重營銷、輕研發”已是老生常談,這種財務結構的失衡直接轉嫁為質量風險。以華潤雙鶴、辰欣藥業為例,近年的銷售費用每年都超過二十五億元,占營業收入的比例幾乎都超過25%,而同期研發費用卻不足銷售費用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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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同花順iFind
更值得關注的是,生產質量管理相關的投入在財務報表中往往被歸入“制造費用”科目,難以單獨列示,外界很難準確評估企業在質量管控上的真實投入水平。當企業把大量資源消耗在市場準入和渠道觸達上,寄希望于通過品牌效應和渠道深度來對沖價格競爭,一旦后端的生產管理跟不上前端的營銷擴張速度時,便容易發生產品質量問題。
從資本市場角度審視,這一財務結構也反映出管理層的優先級排序。在業績說明會上,管理層更多談論的是市場份額、新品獲批、渠道拓展等“增長故事”,而對于生產線升級、質量體系建設等“基礎工程”則詳細披露較少。這種信息披露的不對稱,使得外部投資者難以對企業的質量風險進行有效評估。
通報中,江蘇萬邦、利民藥業、豐原制藥等均為上市公司的全資控股子公司。這種母公司負責資本運作,子公司負責生產制造的模式,隨著企業體量越來越大,容易出現管控脫節。
從公司治理角度分析,這一現象背后存在多重誘因。其一,子公司管理層績效考核往往與利潤指標強掛鉤,質量指標權重相對較低;其二,母公司對子公司的日常生產監督多依賴定期審計和報告,難以實現全流程實時監控;其三,當質量問題發生時,責任追究往往止步于子公司層面,母公司高管鮮有因此承擔直接責任。
這種治理結構上的責任隔離,在客觀上降低了質量違規的成本。即便被通報處罰,對母公司股價和融資能力的影響也相對有限,難以形成足夠的威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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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讓資本邏輯侵蝕生命底色
面對藥企頻繁出現的質量風波,監管層正在釋放出新的信號。藥監局多次強調全生命周期監管,這意味著,監管不再僅僅盯著終端的一支藥,而是開始穿透到企業的財務數據與生產記錄。
2025年6月,國家醫保局對醫藥價格和招采信用評價制度進行了修訂,調整了失信等級和處置標準,質量違規記錄會影響企業信用評級和集采資格,部分省份在集采中還采用了質量指標量化評分的方法,將質量成本從“隱性支出”轉化為“顯性約束”。
從消費者角度審視,醫藥產品具有高度的信息不對稱性,普通患者難以憑借自身知識判斷藥品質量,只能依賴企業品牌和監管背書。因此如果當這種信任被打破,企業應該付出的代價也應遠超違規收益。
主板上市公司作為醫藥行業的佼佼者,本應是標準制定者和守望者,唯有回歸醫者仁心,并將每一分責任實實在在地投入到設備、材料以及員工上,才能真正留住那百億市值背后的公眾信任。在生命面前,沒有任何一個百分點的利潤,值得用“可見異物”去冒險。
作者 | 肖毅
編輯 | 吳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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