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個老工人，只剩十七個

十月，廠子建起來了。

比預想的順。地皮批得快，設備進得快，連水電那些雜七雜八的事，都沒怎么卡。我心里犯嘀咕——以前辦個事，求爺爺告奶奶，跑斷腿磨破嘴，這回怎么跟開掛了似的？

沒幾天，就明白了。

那天下午，來了個人。穿著灰色中山裝，臉黑黑的，眼睛不大，看人時笑瞇瞇的。一進門就握住我的手，說了半天話。

翻譯在旁邊說：“廠長，這位是道里來的，金同志。管外資企業的。”

我點點頭，讓座倒茶。

金同志坐下，東拉西扯聊了一會兒，然后從口袋里掏出一張紙，遞給我。

我接過來一看，愣住了。

是一張清單。上面列著：電視機一臺、冰箱一臺、自行車一輛、手表兩塊、大米一百公斤、豆油五十公斤……

“廠長，”翻譯說，“金同志說，廠子能開起來，多虧了道里幫忙。這些是道里需要的，你幫著解決一下。”

我攥著那張清單，攥得手心出汗。

這不是幫忙，這是要好處。

以前也遇到過這種事。可那時候，是悄悄的，是試探的，是看你識相不識相的。現在呢？直接給你一張單子，明明白白寫著要什么。像討債的。

我抬起頭，看著金同志。他還是笑瞇瞇的，可那笑，看著讓人發冷。

“行。”我說，“我想辦法。”

他滿意地點點頭，站起來，握了握我的手，走了。

他走后，我一個人坐在那兒，看著那張清單。

電視機、冰箱、自行車、手表、大米、豆油……

這些東西，在丹東不值多少錢。可運過來，要花錢，要找人，要打通關節。加起來，少說也得兩三萬。

這只是開始。

往后呢？每個月？每個季度？每年？

我不知道。

可我知道，這回的朝鮮，和五年前不一樣了。

五年前，那些人雖然窮，雖然苦，可還有一口氣，還有一點骨氣。你幫他們，他們記著，給你織襪子，給你送包子，給你鞠躬。

現在呢？

那些骨氣呢？那些記恩的心呢？

我不知道。

十月下旬，設備全裝好了。五十臺縫紉機，整整齊齊擺著。電通了，燈亮了，車間亮堂堂的。

可我沒招工。

小崔來問：“廠長，什么時候招人？外面好些人等著呢。”

我說：“不急。”

她看著我，有點不解，但沒問。

我等什么？

等她們。

等那些老工人。

那些跟我干了五年的人，那些把包子帶回家的人，那些給我織襪子的人。崔姑娘、金明子大娘、還有那些叫不出名字卻記得住臉的人。

她們在哪兒？她們還好嗎？

我得找到她們。

十月二十號，我開始找人。

第一站，崔姑娘的村子。

小崔帶我去的。還是那條山路，還是那些土坯房。可這回不一樣——更破了，更舊了，更沒人了。好多房子空著，門鎖著，窗戶用木板釘死了。

找到她家，門鎖著。鎖上落著厚厚的灰，像很久沒人開過。

鄰居是個老太太，佝僂著背，在門口曬干菜。我問她崔姑娘去哪兒了，她搖搖頭，說了幾句話。

小崔翻譯：“她說，早走了。弟弟沒了以后，她就走了。說是回南邊老家，可老家在哪兒，沒人知道。”

“她媽呢？”

“也走了。跟著一起走的。”

“什么時候走的？”

老太太想了想，說了個日子。是七月，廠子剛封那陣。

我站在那扇鎖著的門前，站了很久。

門上還掛著那雙襪子——灰色的，用線穿著，掛在門框上。雨打風吹，已經褪了色，臟了，可還在。

我伸手摘下來，攥在手里。

那雙襪子，和抽屜里那雙一模一樣。

可織襪子的人，不在了。

第二站，金明子大娘家。

離得不遠，翻過一座山就到了。可到了才知道，房子也空了。

隔壁的人說，大娘的兒子礦上被裁以后，去南邊打工了，大娘跟著一起走的。具體去哪兒，不知道。走的時候，把家里東西都賣了，連鍋都賣了。

“她身體怎么樣？”我問。

那人搖搖頭：“不好。走的時候，是讓人背著上的車。”

我站在那個空了的院子里，看著那間破敗的土坯房。門開著，里面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見。風刮過來，卷起一地枯葉。

金明子大娘，那個第一次來廠里就握住我的手不放的人，那個冒著雨來看我、渾身濕透的人，那個走了幾十里山路就為了看我一眼的人。

她走了。

帶著病，走了。

第三站，那些老工人的家。

一個接一個找。有的房子空了，有的住了別人，有的鎖著門，有的塌了。

找到第五個，終于找到一個還在的。

是個姓樸的阿姨，四十多歲，以前在后道剪線頭，干得不快，但認真，從來不返工。她家在山腳下，三間土坯房，破破爛爛的，煙囪冒著煙。

我敲門。開門的是個十幾歲的姑娘，瘦瘦的，怯怯地看著我。

“你媽呢？”

她回頭喊了一聲。樸阿姨從里屋出來，看見我，愣住了。

“廠長？”

她瘦得脫了相，顴骨高高凸起，眼窩深陷，頭發白了一大半。走路一瘸一拐的，扶著墻才能站穩。

我走進屋，屋里黑漆漆的，一股霉味。一張炕，炕上躺著一個老人，蓋著破棉被，咳嗽不止。墻角堆著幾個土豆，一小袋玉米面，就是全部家當。

樸阿姨讓我坐，可沒地方坐。她就站著，握著我的手，眼淚一直流。

小崔在旁邊翻譯，聲音顫顫的：“她說，廠子關了以后，她男人病了，干不了活。她出去找活干，可找不到。后來腿也壞了，走路都走不了。家里就靠閨女幫人洗衣服掙點錢，一個月掙不到十塊。”

“那個老人是誰？”

“她婆婆。病了半年了，沒錢去醫院，就這么挺著。”

我看著那個躺在炕上的老人，看著她咳嗽時抖動的肩膀，看著墻角那點可憐的糧食，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樸阿姨握著我的手，說了一句話。小崔翻譯：“她說，廠長，你走了以后，我們都等著你。等著你回來。”

我眼眶發熱。

“廠子開了，”我說，“你來不來？”

她點點頭，又搖搖頭。指了指自己的腿，意思是走不了。

“我讓人來接你。”

她愣住了，然后哭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回廠里的車上，一句話都沒說。

找了五天，找到十七個老工人。

十七個。原來一百多個，現在只剩十七個。

有的死了。有的病了。有的走了。有的嫁人了。有的不知去向。

活著的這十七個，沒有一個好好的。不是病了，就是殘了，就是家里有人病了，就是窮得揭不開鍋。

崔姑娘，找不到。

金明子大娘，找不到。

那些給我織襪子的人，那些把包子帶回家的人，那些說“好人有好報”的人，大部分都找不到了。

只有這十七個。

十七個。

十一月，天冷了。

廠里終于招滿了人。五十個，一半是老工人，一半是新招的。

樸阿姨來了。我讓人用三輪車把她接來的，她坐在后斗里，裹著破棉被，一路顛到廠門口。下車的時候，她扶著車幫，站都站不穩。可臉上笑著，笑得跟孩子似的。

還有幾個老工人，也是接來的。有的拄著拐，有的讓人扶著，有的背著孩子——孩子沒人帶，只能帶來。

她們站在車間里，看著那些嶄新的縫紉機，看著那些亮堂堂的燈，看著那個第三排靠窗的位置——那個空著的位置，那個崔姑娘的位置。

沒人說話。

可我知道，她們在想什么。

在想那個人。

那個走了的人。

那個再也找不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