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五年五月八日《申報》第十一版中紹酒業陳越屏來函及詳述

　　一九一五年五月八日《申報》第十一版中紹酒業陳越屏來函

　　謹啟者：近閱報章，政府擬煙酒專賣，如果實行，吾紹酒業之生機可危然。吾紹酒業自行印花稅，捐率不均偏重，吾紹（因別處不行印花）營銷日漸衰落。光復后，印花加重，而缸照捐又須年換，繼之以附加稅，重之以牌照稅，實已不堪負擔。加以年來，咸水進內，制釀時取水工作加增，更屬為難。所以茍延殘喘者，因各坊多有店肆，設立資本重大，欲罷不能。一歸政府專賣，則酒坊只能售諸政府酒店，必向政府買受，勢必層層加價，不特營銷阻塞，且吾紹數十萬人賴此生活者，從此絕矣。而洋酒必趁機推廣營銷，將來利權外溢，國家大宗收入之捐款，恐亦歸于烏有，未識在上者知之否耶？茲特修函上達，伏求貴報登入來函一門，藉此呼吁，以供有識者之研究。

（申報1915年5月8日，第11版）

1915年5月8日，《申報》第11版刊登了紹興酒業代表陳越屏的來函，這封函件并非簡單的行業訴求，更是民國初年紹興酒業在苛捐雜稅與政策變動雙重擠壓下的“求救信”。函件以懇切措辭，直指當時北洋政府擬推行的煙酒專賣政策隱患，細數行業所承受的多重負擔，兼具史料價值與民生溫度，完整還原了百年前紹興酒業的生存困局，也折射出民國初期民族工商業的艱難處境。

　　1.背景：時代語境與行業處境

　　1915年，北洋政府正處于財政困乏的局面，為擴充財政收入，效仿日本及西方各國，積極醞釀煙酒專賣相關政策，后于同年正式公布《全國煙酒公賣暫行簡章》，特設“全國煙酒公賣總局”，實行官督商銷的公賣制度，雖非完全意義上的專賣，卻已對煙酒產銷形成強力管控。彼時的紹興，是全國黃酒釀造的核心區域，釀酒業早已成為當地支柱產業——據史料記載，1910至1913年間，紹興全縣酒坊達一千三四百戶，年產量約5萬缸（合15500千升），東浦、湖塘、阮社等區域更是釀坊林立，僅東浦就有釀坊400多戶，釀酒約1萬缸。紹興酒業不僅承載著地方經濟命脈，更維系著數十萬人的生計，從釀酒工匠、酒坊伙計到銷售商販，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條。

然而，這一興盛的產業，在民國初年已陷入重重困境。一方面，北洋政府為增加財政收入，不斷加重煙酒稅負，1913年紹興設立酒捐征收局，開征煙酒牌照稅，1915年又開征酒類公賣費，疊加清代遺留的厘金等苛捐雜稅，稅負繁苛異常；另一方面，紹興酒業面臨著區域競爭不公、生產條件惡化等問題，多重壓力之下，行業已然岌岌可危，陳越屏的來函，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代表紹興全體酒業從業者發出的呼吁。

2.核心內容拆解

陳越屏的來函以“謹啟者”開篇，語氣懇切而沉重，核心圍繞四大核心訴求展開，層層遞進，既訴說當下困境，也警示未來危機，完整原文如下：“謹啟者：近閱報章，政府擬煙酒專賣，如果實行，吾紹酒業之生機可危然。吾紹酒業自行印花稅，捐率不均偏重，吾紹（因別處不行印花）營銷日漸衰落。光復后，印花加重，而缸照捐又須年換，繼之以附加稅，重之以牌照稅，實已不堪負擔。加以年來，咸水進內，制釀時取水工作加增，更屬為難。所以茍延殘喘者，因各坊多有店肆，設立資本重大，欲罷不能。一歸政府專賣，則酒坊只能售諸政府酒店，必向政府買受，勢必層層加價，不特營銷阻塞，且吾紹數十萬人賴此生活者，從此絕矣。而洋酒必趁機推廣營銷，將來利權外溢，國家大宗收入之捐款，恐亦歸于烏有，未識在上者知之否耶？茲特修函上達，伏求貴報登入來函一門，藉此呼吁，以供有識者之研究。”

　　（1）苛捐雜稅纏身，行業不堪重負

這是函件重點闡述的核心困境，也是紹興酒業衰落的直接原因。陳越屏明確指出，紹興酒業自推行印花稅以來，便面臨“捐率不均偏重”的問題——其他地區未實行印花稅，而紹興獨自承擔，導致紹興黃酒在市場競爭中失去價格優勢，“營銷日漸衰落”。民國光復（1912年）之后，稅負更是雪上加霜：印花稅大幅加重，缸照捐需每年更換（缸照是釀酒作坊的生產許可憑證，年換意味著每年需重復繳納相關費用），隨后又疊加附加稅、牌照稅，多重稅負層層加碼，讓酒坊不堪重負。

史料介紹，1913年紹興僅缸照捐就繳納1.7萬銀元，印花捐21萬銀元，公賣費21.1萬銀元，省附稅4.5萬銀元，高額稅負直接推高了釀酒成本；1915年，北洋政府進一步細化酒捐征收標準，紹興黃酒按壇征稅，四料壇（凈重40斤）征收銀洋一元，三料壇（凈重25斤）征收六角二分五厘，單料壇（凈重8斤）征收二角，公賣費率最高可達50%，遠超其他地區[5][9]。對于多數中小酒坊而言，這樣的稅負早已超出承受范圍，只能勉強維持運營。

（2）生產條件惡化，經營雪上加霜

除了苛捐雜稅，生產層面的困境進一步加劇了紹興酒業的危機。陳越屏提及“年來，咸水進內，制釀時取水工作加增，更屬為難”，這一細節精準反映了當時紹興釀酒的現實難題。紹興黃酒的釀造，對水質要求極高，傳統釀酒均取用鑒湖清水，水質的優劣直接決定黃酒的品質[7]。而當時咸水倒灌，導致鑒湖水質受到影響，酒坊需花費更多人力、物力尋找合格水源，進一步增加了生產成本，讓本就艱難的經營雪上加霜。

更為關鍵的是，紹興酒坊多為“前店后坊”的經營模式，多數酒坊投入巨額資本設立店肆，形成了固定的生產與銷售體系，正如函件所言“各坊多有店肆，設立資本重大，欲罷不能”——即便經營艱難，酒坊主也無法輕易關停，只能硬著頭皮茍延殘喘，陷入“不經營則虧損全部資本，經營則持續承壓”的兩難境地。

　　（3）專賣政策隱憂，民生與利權雙重危機

函件的核心訴求，是反對政府推行煙酒專賣政策，認為該政策一旦實行，將直接導致紹興酒業“生機斷絕”。陳越屏的擔憂并非空穴來風，結合當時北洋政府的公賣制度設計，一旦實行專賣（公賣的極端形式），酒坊將失去自主銷售權，只能將產品賣給政府指定酒店，再由政府加價轉售，“層層加價”必然導致紹興黃酒售價攀升，進一步阻塞營銷渠道。

更嚴重的是，紹興酒業維系著數十萬人的生計，從釀酒、運酒到售酒，整個產業鏈涉及人口眾多，一旦專賣推行，酒坊經營停滯，數十萬人將失去生計來源，引發嚴重的民生危機。同時，陳越屏敏銳地意識到，專賣政策將給洋酒可乘之機——洋酒彼時已開始進入中國市場，若紹興黃酒因專賣而營銷受阻、價格攀升，洋酒必將趁機擴大市場份額，導致“利權外溢”；而政府原本可從紹興酒業獲得的大宗捐款（稅收），也將因行業衰敗而“歸于烏有”，最終損害國家利益。

　（4）函件訴求：借助媒體發聲，呼吁各界關注

陳越屏撰寫此函的核心目的，是“伏求貴報登入來函一門，藉此呼吁，以供有識者之研究”——希望通過《申報》這一全國性媒體，將紹興酒業的困境公之于眾，一方面向政府傳遞行業訴求，反對不合理的專賣政策與苛捐雜稅，另一方面也希望引發社會各界有識之士的關注與研究，為紹興酒業尋找一條生存之路。這一訴求，既體現了行業從業者的無奈，也彰顯了其為守護地方產業、維系民生而做出的努力。

3.史料價值與時代意義

（1）史料價值：還原民國初年酒業生態

這封來函是研究民國初年紹興酒業發展史、北洋政府財稅政策的珍貴一手史料。其一，清晰記錄了1915年紹興酒業的稅負構成（印花稅、缸照捐、附加稅、牌照稅、公賣費），印證了北洋政府“以稅養政”的財稅策略，以及苛捐雜稅對民族工商業的壓迫；其二，反映了紹興酒業的經營模式（前店后坊、資本投入大）與生產困境（咸水倒灌、取水困難），補充了史料中關于紹興黃酒生產細節的記載；其三，明確了紹興酒業的規模與民生價值——數十萬人賴以為生，印證了釀酒業在當時紹興地方經濟中的核心地位。

此外，函件刊登于《申報》第11版，也反映了當時媒體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成為民間發聲、傳遞訴求的重要載體，為研究民國時期的媒體生態與民間話語權提供了參考。

（2）時代意義：折射民族工商業的生存困境

陳越屏的來函，不僅僅是紹興酒業的個案訴求，更折射出民國初年民族工商業的普遍困境。北洋政府時期，國家動蕩，財政匱乏，政府往往通過加重賦稅、推行壟斷政策等方式擴充收入，忽視了民族工商業的生存與發展。紹興酒業作為民族傳統產業的代表，雖有著悠久的歷史與龐大的產業規模，卻在苛捐雜稅、政策擠壓、生產惡化的多重壓力下舉步維艱，這也是當時眾多民族工商業的真實寫照。

值得注意的是，1915年正值日本向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條”最后通牒之際（5月7日發出，5月9日北洋政府被迫簽字），全國民眾掀起抵制日貨、捍衛利權的浪潮[3]，陳越屏在函中提及“洋酒必乘機推廣營銷，將來利權外溢”，正是契合了當時的時代背景，將行業命運與國家利權緊密結合，讓這封來函不僅具有民生訴求，更兼具愛國情懷。

4.后續影響與歷史回響

陳越屏的來函刊登后，雖未直接阻止北洋政府煙酒公賣制度的推行，但客觀上引發了社會各界對紹興酒業困境的關注。此后，紹興酒業從業者多次通過各種方式呼吁減輕稅負、優化政策，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部分苛捐雜稅的壓力。但受制于當時的時代環境，北洋政府的公賣制度弊端叢生——公賣局機構臃腫腐敗，各省公賣費率不一，且僅針對國產煙酒，洋酒未被納入管控，導致紹興黃酒的生存壓力并未根本緩解。

此后數十年，紹興酒業歷經戰亂、通脹等多重沖擊，許多知名酒坊雖曾努力堅守，卻也歷經興衰。但陳越屏的這封來函，得以留存于《申報》之中，成為百年前紹興酒業抗爭與堅守的見證，也讓后人得以窺見民國初年民族工商業的艱難歷程，為研究紹興黃酒文化、民國財稅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