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PE今年第一個好消息來了

撥開迷霧，方見“未來”

2026年的春天顯得格外生機勃勃。

作為“十五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中國經濟正站在一個全新的歷史分水嶺上：一方面是傳統增長動能的深度重塑，另一方面是以“新質生產力”為核心的未來產業加速破題。

今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開幕。李強總理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不僅明確提出了要“培育發展未來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腦機接口、6G等未來產業”，更首次在國家最高行政綱領中定調——“建立未來產業投入增長和風險分擔機制”。

這不僅是政策層面的定調，更是投融資范式的深刻轉型。如果說2024年是“耐心資本”的啟蒙年，2025年是國家引導基金的基建年，那么2026年則正式開啟了“風險共擔、全周期支持的實戰年。

產業新坐標

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是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的重頭戲。今年的報告點名了五個極具穿透力的賽道：未來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腦機接口、6G。這些賽道不僅代表了技術的最高邊際，更代表了未來大國競爭的“物理底座”。

以“具身智能”為例，這標志著人工智能投資正式從“大模型”的純軟件競爭，邁向了軟硬耦合、虛實交互的深水區。在過去幾年的AI浪潮中，資本過多關注算法的迭代，而忽略了物理實體的感知與交互能力。具身智能的提出，意味著產業鏈將向上游的精密減速器、高性能傳感器、以及仿生材料延伸。對于創投機構而言，這要求投資團隊必須具備更強的產業整合能力，而非僅僅看PPT上的算法模型。

再看“腦機接口”與“量子科技”，這些曾被視為實驗室奇觀的技術，如今被列入政府工作報告，意味著國家層面的產業化時鐘已經撥動。

腦機接口代表了人機交互的終極形態，而量子科技則是算力競賽的降維打擊。這些產業的共同特點是：研發投入極高、失敗風險極大、商業化周期極長。這正是為什么報告要特別強調“建立未來產業投入增長和風險分擔機制”的原因。因為僅憑追求IRR（內部收益率）的市場化資金，根本無法穿越如此漫長的技術真空期。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從光伏到鋰電，中國硬科技產業的爆發無一不遵循“政策先導、資本跟進、應用牽引、集群爆發”的路徑。

而2026年的布局，顯然是這種模式的“2.0版本”。通過政府投資基金帶頭，吸引民間資本投向這些代表“未來”的領域，本質上是在通過確定性的政策導向，對沖技術研發中的非對稱風險。對于GP而言，未來的機會不再隱藏在模式創新的縫隙里，而是在這些被國家定調的“硬核”清單中。

值得一提的是，報告中還提出，“設立國家低碳轉型基金，培育氫能、綠色燃料等新增長點。有力有效管控高耗能高排放項目，加快淘汰落后產能，支持綠色低碳技術裝備創新應用。”而這也是”綠色燃料”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與此同時，報告中還提到要“大力發展創業投資、天使投資”。

相比于過去十年泛濫于互聯網、消費等領域的資金，未來產業（如腦機接口、量子科技）在技術萌芽期面臨著巨大的“死亡之谷”。由于這些領域的技術成熟度極低、研發投入極大且失敗率極高，常規的銀行信貸或追求短期收益的資本往往望而卻步。

回顧歷史，中國創投行業在2024年迎來了“創投國十七條”的政策洗禮，明確了“募投管退”全鏈條的政策支持。而在2026年的報告中，將天使投資與未來產業并列，其深意在于：天使投資不僅是資金的“第一口水”，更是鏈接實驗室科研成果與市場化商業應用的關鍵紐帶。

從歷史經驗看，VC行業在經歷了早年的模式創新熱潮后，近年來已全面轉向硬科技。但由于硬科技企業成長周期極長，此前通行的“5+2”基金期限已無法匹配當前的投資回報邏輯。此次報告重申大力發展創業投資和天使投資，本質上是要通過政策引導，鼓勵資本向產業的最前端移動。

只有在種子期、初創期建立起厚實的“天使資本層”，未來產業才不至于成為空中樓閣。這不僅是投資形式的回歸，更是創投機構行為范式的重塑——從“賺估值差”轉向“賺技術溢價”，從“摘果子”轉向“種果樹”。

這種定位確立了創業投資、股權投資在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新階段的重要歷史地位，有利于推動行業持續健康發展。通過大力發展天使投資，可以更有效地發揮創投機構在發現價值、共擔風險方面的專業優勢，推動更多初創企業加快成長為科技領軍企業。

高效用好，國家創業投資引導基金

在硬科技投資的戰場上，如果沒有“源頭活水”的持續注入，再好的技術也難以轉化為產值。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高效用好國家創業投資引導基金”。

回顧該基金的背景，國家創業投資引導基金于2025年底正式啟動。其核心亮點不在于其1000億元的注冊資本，而在于其對中國傳統政府引導基金模式的顛覆性改革。首先，它設置了長達20年的存續期，包括10年的投資期和10年的退出期。這在以往“5+2”或“7+3”的基金期限中是難以想象的。這種時間維度的跨越，徹底解決了GP“投早、投小”時所面臨的退出壓力，讓資本真正具備了“耐心”的底座。

更具里程碑意義的是，該基金明確“不設地域返投要求”。長期以來，地方引導基金的“地域返投”是GP最沉重的枷鎖，導致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甚至引發非理性的招商競爭。國家引導基金作為“母母基金”，通過三層架構的設計——即“國家母基金—區域基金—子基金”——實現了資金的全國性流動與最優化配置。首批設立的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三大區域基金，規模均已超過500億元。

在這種架構下，子基金投向種子期、初創期企業的規模不低于基金規模的70%。這意味著國家資本正在通過制度設計，強行逆轉過去幾年市場資本向“成長期”或“IPO前”集中的趨勢。據母基金研究中心預測，國家創投引導基金將吸引帶動地方和社會資本近1萬億元。這種巨大的杠桿效應，不僅為募資難的市場化GP帶來了機會，更重塑了中國LP的生態結構，推動政府投資基金帶頭做耐心資本。

創投圈一直有一句經典名言：VC苦募資難久矣，而這只創投母基金的問世無疑是一筆巨量的活水，大大提振創投行業的信心。而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再次強調高效用好國家創業投資引導基金，意味著國家創業投資引導基金的加快出手以及更多國家級母基金與直投基金盡快落地，為股權投資行業帶來更多活水，為相關領域的私募投資基金帶來更多支持。

風險分擔與容錯制度，打破“不敢投”的僵局

在創投行業，風險與回報永遠成正比，但在硬科技特別是未來產業的“無人區”，風險往往超出了單一機構的承載極限。2026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建立風險分擔機制”，被業內視為破局之舉。

報告中提到，政府投資基金要帶頭做耐心資本，推動更多初創企業加快成長為科技領軍企業”。

近幾年，耐心資本一詞一度成為創投圈被廣泛被提及的熱詞，引起圈內人們的廣泛討論。

在當前的資本版圖中，國資LP無疑是構筑“耐心資本”與長期資金池的中流砥柱。自去年起，股權投資市場的底層邏輯發生了深刻裂變，一個顯著的信號是：大批新設立的母基金與直投基金紛紛打破了傳統的期限束縛，將其存續周期拉長至15至20年。

這種“時間闊綽”不僅體現在母基金層面，更向下傳導至子基金生態。根據不完全統計數據，2025年新設的引導基金中，已有超過半數（約53%）在條款中明確允許子基金存續期跨越10年大關。這種對周期的“集體寬容”，標志著中國創投正從“短平快”的套利時代，跨入“陪跑式”的長青時代。

然而，真正意義上的耐心，絕不僅是時間的拉長，更是風險承載能力的升維。構建耐心資本體系，本質上是一場關于“容錯機制”的制度革新。科技創新的客觀規律決定了“投早、投小”必然伴隨著高波動的風險，若無“寬容失敗”的制度護航，投資積極性便如無本之木。只有將長存續期、完善的免責容錯體系以及靈活的退出路徑有機結合，才能真正驅動國資及社會資本深入“科創無人區”，踐行“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使命。

隨著政府工作報告再度為“耐心資本”定調，這已不僅僅是政策層面的暖風，而是一場深遠的生產力重構。它將加速國內LP結構的機構化與長期化，倒逼GP舍棄浮躁的投機心態，回歸價值發現的本源。在政策與資本的共振下，創投行業正以“十年磨一劍”的戰略定力，深耕硬科技的底層土壤，伴隨并見證著無數初創企業的青澀萌芽，最終蛻變為能夠支撐國家脊梁的科技領軍力量。

長期以來，國資LP的“審計壓力”和“個人責任追究”是束縛耐心資本發揮作用的隱形鎖鏈。因為科技創新天然伴隨著高失敗率，如果要求國資基金像銀行信貸一樣保本增值，那么“投早投小”只能是一句空話。報告中提到的完善容錯機制，正是要打破這一僵局。這意味著未來的考核體系將從“項目審計”轉向“組合審計”，從“單一成敗”轉向“體系效能”。

這種風險分擔不僅體現在政府與GP之間，還體現在多渠道資金的協同上。例如，通過擴大金融資產投資公司（AIC）股權投資試點，并支持保險資金參與，正在形成一種“銀行長錢+險資耐力+政府導向”的合力。

2025年以來，AIC基金簽約金額已突破3800億元，這筆巨量資金入場，本質上是在資本端建立了一道“防火墻”，讓更多具有專業判斷力的市場化GP敢于去挖掘那些雖然風險極高但具有戰略價值的初創企業。

退出渠道的“疏堵”也是風險分擔的重要一環。2026報告強調優化私募股權和創業投資基金“募投管退”制度體系。除了傳統的IPO，國家正在大力推動并購重組和S基金（私有股權二級市場基金）的發展。通過聯合社保基金、大型銀行等設立超3500億元的創投二級市場基金，為資本流轉提供了“第二出口”。只有退得出，進得去，風險才能在流動中被稀釋，資本的耐心才會有底氣。

站在“十五五”的起點，中國創投行業正在經歷一場徹底的“基因重組”。過去那種靠信息不對稱、靠流量紅利、靠一二級市場差價生存的模式已經徹底終結。未來的十年，將是專業能力、產業深度與國家意志同頻共振的十年。

隨著“國家隊”帶頭做耐心資本，GP的角色將從“金融中間商”轉變為“科技企業的長期合伙人”。在國家定調未來產業、提供風險分擔、優化LP結構的背景下，真正的領軍機構必須具備極強的技術研判能力，能夠在腦機接口或未來能源等深奧領域，比市場早三年看到商業化拐點。這不僅僅是錢的競爭，更是“認知溢價”的競爭。

GP的募資邏輯將從“項目驅動”轉向“使命驅動”。未來的主力LP——無論是國家創投引導基金還是AIC基金，它們選拔GP的標準將不再僅僅是歷史IRR，而是GP對產業生態的貢獻度和對國家戰略的執行力。能夠融入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協助解決“卡脖子”問題、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機構，將獲得持續的“活水”支持。

一個更具韌性的“雨林式”投資生態正在形成。政府投資基金起到引領帶動作用，通過機制創新激發民間投資活力。在這種生態中，大型機構負責基礎設施式的長期投入，精而美的垂直賽道GP負責挖掘極具活力的初創企業，而S基金與并購市場負責生態的自我循環。

正如李強總理主持召開的專家座談會所指出的，要多措并舉營造一流產業生態，促進上下游、大中小企業深化合作。對于所有的創投從業者而言，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不是一份簡單的任務清單，而是一張通往未來的“船票”。在“十五五”的大背景下，唯有那些真正回歸價值本源、以十年磨一劍的定力深耕硬科技沃土的機構，方能在這場波瀾壯闊的產業競賽中領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