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的困境：70萬在讀生，為何成了學術界的“耗材”？

當“非升即走”變成“非升即死”，中國的學術生態正在經歷什么？

2020年，北京某985高校的博士生陳磊看到師兄順利拿到省會211大學的教職——有編制、稅前24萬年薪、80萬安家費。那時的他堅信，工科博士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就像喝水一樣簡單。

五年后，他投了80多份簡歷，拿到的四個offer均來自“雙非”院校，稅前月薪6000-8500元。 安家費看似可觀，但知情人都明白，這筆錢正變得越來越像“畫餅”。

陳磊不是個例。隨著中國博士生招生規模的急劇擴張，2025年在讀博士預計突破70萬，一場前所未有的學術就業危機正在上演。

01 擴招的代價：學術“內卷”與質量危機

從2017年至今，中國博士生招生規模增長了80%。這一數字背后，是高校為了完成招生任務而不得不降低錄取標準。

東南沿海某知名大學的經濟學教授王程遠坦言，他的課題組現有13名博士生，如果嚴格遵循培養規范，至少有九人沒有達到相應標準。“有些學生單純是為了延遲就業壓力而讀博，出發點就錯了。”

這種心態直接導致了博士質量的滑坡。在就業市場下沉的背景下，許多博士不得不繼續“卷”論文、卷期刊、卷影響因子。一位新能源專業的博士李玲苦笑：“我們專業有一句玩笑，2024年的博士=2020年的碩士=2016年的本科，能找到的崗位和工資待遇都相差無幾。”

02 論文大國的“學術泡沫”

中國學者發表SCI論文的數量已經遠超美國，2024年達到84.5萬篇。但數量上的輝煌掩蓋不了質量上的尷尬。

清華大學一位學者尖銳地指出：“按照現在的標準，愛因斯坦來了也找不到工作，因為他的文章發表在物理類期刊，嚴格來說只能算二區論文。”2025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坂口志文，若在中國，早年也會因論文影響因子不達標而求職無門。

更觸目驚心的是撤稿數據。2023年全球近1.4萬篇撤稿論文中，約75%涉及中國作者；2021年至2024年，有1.7萬篇中國作者的論文被撤稿。Science雜志的調查更是指出，利用公開數據庫發表的低質量論文中，超過92%由中國研究人員貢獻。

這些數據的背后，是學術界心照不宣的潛規則：“真問題”需要長時間深耕，但現有的評價體系不會給任何人那么長的時間。為了快速出成果，學者們只能在井的周邊左挖一下、右挖一下，包裝成“新發現”發表。更有甚者，把別人研究過的問題換個角度重新論證，被戲稱為 “沒屁硬擠”。

03 非升即走：從激勵工具到“學術龐氏騙局”

“非升即走”政策原本旨在激發學術活力，但在博士數量激增的背景下，它已淪為壓榨年輕學者的工具。

從數據看，截至2024年底，全國累計招收博士后人員已超過40萬人，2025年預計將超過44萬人，較2023年增幅近30%。博士后已成為“失業”博士們的避難所。

但這份避難所，正變得越來越像 “龐氏騙局” 。大學以豐厚待遇和留任機會為誘餌，吸引年輕學者透支健康產出論文，最終卻以各種理由將多數人拒之門外。

一位211大學的海歸博士李巖峰，入職后被安排了300課時的教學任務，還要為領導做同聲傳譯、參加各種活動，科研時間被嚴重擠壓。他擔心自己無法在七年內完成兩篇頂級期刊論文，而一旦考核失敗，不僅要退還安家費，學術生涯也將遭受重創。

更諷刺的是，安家費如今已成為大學“克扣”工資的合法外衣。西南某985大學行政人員透露：“現在月工資最高7000-8000元，安家費最高40萬。說白了，安家費就是在透支他們未來的工資，他們是在自己給自己安家。”

04 時代黑利：學術青年的生存困境

“互聯網大廠996，人家起碼能拿高薪。我們這些高校最底層的牛馬沒錢沒權，到底圖什么？” 這是許多青年學者的心聲。

2019年《國家治理》周刊的調查顯示，超半數青年教師工作狀態基本達到“996”，12.22%的受訪者甚至不止“996”。而受訪的博士、博士后們普遍表示，他們很少能在晚上12點之前結束工作。

2025年，中國大陸已有68名中青年學者逝世，最年輕的僅32歲，其中多人系自殺身亡。清華大學、浙江大學接連發生青年教師墜樓事件，學校卻緊急啟動輿論封鎖，急于撇清責任。

一位學者直言，這種制度設計本質上是在 “養蠱” ——通過惡性競爭，“卷死”一批人，只有少數勝者能吃到入職時學校畫的那張大餅。在多位青年學者看來，非升即走的另一個表述是“非升即死”。

05 出路何在？

面對困境，有人選擇逃離。越來越多的博士走向中小學教師崗位，截止2025年，中國小學教師中有博士278人，初中教師中有博士1115人，高中教師中有博士2941人。

有人選擇另辟蹊徑。王程遠教授為難以找到工作的學生提供自己咨詢公司的工作機會。而他的另一位學生，入職大學第一年就因壓力太大，主動調崗去做輔導員——有編制，工資還比講師高。

更多的人仍在堅守，在每一個深夜繼續為論文、為項目、為那一點點渺茫的希望而奮戰。

清華大學的學者發出警示：如果繼續這樣下去，即使中國有數量最多的博士、發表了最多的論文，也永遠只能是學術小國。“從全世界范圍內看，鮮少有人在45歲之前能有天才發表。很多諾貝爾獎得主都曾在高校默默無聞好多年。我們的學術應該對年輕人更加包容才行。”

當博士們從 “學術希望”淪為“學術耗材” ，這場教育資源的錯配，不僅是個人命運的悲劇，更是整個國家創新體系面臨的重大危機。如何在追求數量的同時守住質量底線，如何在激勵創新的同時給予年輕人容錯空間，這是中國高等教育必須直面的拷問。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