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相信“替代醫學”？

我們要把目光從非洲叢林移回到現代社會的聚光燈下，去看看一位站在科學金字塔頂端的人，是如何把我們帶進這個巨大的誤區的。這個人就是美國科學家萊納斯·鮑林。如果要評選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們，萊納斯·鮑林的名字絕對會出現在榜單的前列。

讓我花一點時間來向你描述這位巨人的高度，因為只有理解了他曾經有多么輝煌，你才能理解他后來的“背叛”對科學界造成了多么巨大的創傷。鮑林是天才中的天才，連愛因斯坦都這么稱贊他。他是量子化學的奠基人，他單槍匹馬地搞清楚了化學鍵的本質，不僅如此，他還在分子生物學領域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比如，鐮狀細胞貧血是一種分子病，這個發現就是鮑林做出的。更令人驚訝的是，他一生中兩次獲得諾貝爾獎：一次是1954年的諾貝爾化學獎，表彰他在化學鍵性質研究方面的貢獻；另一次是1962年的諾貝爾和平獎，表彰他反對核武器試驗的努力。放眼整個人類歷史，能獲此殊榮的鳳毛麟角。

然而，故事的轉折發生在1966年。那一年，鮑林65歲。在一次晚宴上，鮑林提到自己希望能活得更久一點，以便見證更多的科學發現。幾天后，他收到了一封信。寫信的人自稱是生物化學博士，他在信里神神秘秘地告訴鮑林：“如果你想活到100歲，甚至更久，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每天服用3000毫克的維生素C。”請注意這個數字：3000毫克。當時醫學界推薦的每日攝入量大約是45到60毫克。這封信建議的劑量是推薦量的50倍以上！如果是一個普通的科學家，接到這樣一封信，第一反應應該是懷疑：有什么證據嗎？有臨床試驗數據嗎？但奇怪的是，絕頂聰明的鮑林，在這一刻仿佛被某種“魔法”擊中了。他全盤接受了這個建議，開始每天服用大劑量的維生素C。很快，鮑林說自己精神更好了，感冒也更少了。這種主觀的、個體的感受，讓他確信維生素C的神秘功效。

1970年，鮑林出版了一本關于維生素C和感冒的小冊子。在當時，鮑林說的話，就是科學界的圣旨，他的名字就是真理的代名詞。這本小冊子瞬間引爆了全球。一夜之間，維生素C從一種普通的營養素變成了神藥。藥店里的維生素C被搶購一空，甚至連制藥廠都來不及生產。但鮑林并沒有止步于此。他的主張越來越激進。在1979年的一本書中，鮑林聲稱：只要每天服用大劑量的維生素C，美國的癌癥死亡率就能大大下降。這簡直就是向醫學界投下了一枚核彈。醫學界必須回應。著名的梅奧診所，這是全球頂尖的醫療機構，決定進行嚴格的驗證。梅奧診所的腫瘤學家設計了一項嚴謹的“雙盲安慰劑對照實驗”。實驗設計非常簡單：找一群癌癥病人，一半人每天吃10克維生素C，另一半人吃外形一模一樣的糖丸（安慰劑），醫生和病人都不知道誰吃了什么，最后看誰活得更久。

實驗結果出來了，數據冷冰冰地顯示，毫無區別。服用維生素C的病人和服用糖丸的病人，生存期沒有差異。甚至在后來的某些研究中發現，過量服用抗氧化劑的病人，病情惡化得反而更快。面對這樣鐵一般的科學證據，作為科學家的鮑林本應承認錯誤，但這時候的他，已經不再是那個理性的化學家了，他變成了一個“信徒”。他憤怒地指責梅奧診所造假，指責這是醫藥公司的陰謀。他利用媒體和脫口秀，利用大眾對“自然療法”的向往，發起了一場對抗主流醫學的戰爭。他甚至創造了一個新詞——“正分子醫學”，核心教義就是：通過調節體內天然物質（如維生素）的濃度來治療疾病。

一個偉大科學家的晚年執著，給我們公共衛生帶來的影響不可謂不大。

我們現在走進藥店，看到琳瑯滿目的復合維生素、抗氧化劑等膳食補充劑，每一瓶背后，都可能有鮑林的影子。盡管后來無數大規模流行病學研究反復證明：對于營養均衡的正常人來說，額外補充維生素不僅不能預防癌癥或心臟病，某些情況下的過量補充反而會增加患癌風險或死亡率。為什么會這樣呢？奧菲特博士解釋說，我們體內的氧化和抗氧化系統是一個精妙的平衡。自由基可能在一些人眼里是“壞東西”，它會引起身體氧化，引發衰老。但其實，自由基并不完全是壞東西，它們也是免疫系統攻擊癌細胞和細菌的武器。如果你通過大量服用抗氧化劑打破了這個平衡，你就可能不僅殺不死癌細胞，反而幫了倒忙，廢掉了身體自己的防御武器。

這就是鮑林留給我們的教訓：即使是最聰明的大腦，一旦被信仰蒙蔽，也會失去理智。而這種失去了理智的“權威”，比無知更可怕。如果說鮑林的故事是個人的悲劇，那么接下來的故事，則是一場被法律保護的荒誕劇。1994年，美國通過了一項法律——《膳食補充劑健康與教育法》。這項法律一直沿用至今。奧菲特博士在書中把這部法律稱為“庸醫的大憲章”。根據這項法案，膳食補充劑被定義為“食品”，而不是“藥物”。也就意味著，膳食補充劑的售賣不需要向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證明有效和安全。為了理解這部法律的誕生，我們需要回到20世紀90年代初的美國國會山。

當時，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其實已經意識到了補充劑市場的混亂。特別是1989年發生了一起慘劇：一種叫L-色氨酸的膳食補充劑，造成了美國數千人患上一種血液病，并導致了至少37人死亡。當時的FDA局長決心要整頓這個行業，他希望把膳食補充劑當作“藥物”來管理——也就是說，廠商在賣東西之前，必須先證明它是安全的，并且證明它確實有效。這聽起來是不是沒毛病？你要賣給人吃進肚子里的東西，還要宣稱有健康功效，難道不應該先證明它有效且安全嗎？但這動了巨大的奶酪。補充劑行業在美國已經是一個數百億美元的龐大產業。為了反擊FDA，這些廠商聯合起來，發動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公關戰。他們并沒有去和FDA辯論科學數據，他們選擇了一個更狡猾、更有效的戰場——政治和意識形態。他們把自己包裝成“健康和自由”的捍衛者，把FDA描繪成試圖剝奪美國公民選擇權的“暴君”。

這其中最經典的一幕，是一則由好萊塢巨星梅爾·吉布森主演的電視廣告。讓我們來還原一下這個場景：廣告一開始，梅爾·吉布森穿著睡衣，在一個溫馨的充滿陽光的廚房里。他手里拿著一瓶維生素C正準備吃。突然，大門被猛地撞開，一群全副武裝、荷槍實彈的特警沖了進來，就像抓捕大毒梟一樣，黑洞洞的槍口指著吉布森。吉布森一臉無辜又驚恐地舉著手里的瓶子說：“嘿，伙計們，這只是維生素C啊！”

特警粗暴地打斷他，把他按在墻上。這時候，畫外音響起，用低沉的聲音說：“如果你不阻止他們，這就是未來。如果你不行動，你就連吃維生素的權利都沒有了。”這則廣告簡直是天才般的洗腦。它完全避開了“補充劑是否有效”的科學問題，直接把問題轉化成“政府是否有權干涉我的私生活”的政治問題。美國民眾被激怒了。國會的電話被打爆了，信件如雪片般飛來，大家都要求保護他們的“維生素”。在巨大的民意壓力和強大的行業游說下，國會屈服了。1994年，有關膳食補充劑的法案通過，它徹底改變了游戲規則，根據這項法案，膳食補充劑被定義為“食品”，而不是“藥物”。

這就意味著兩點變化：第一，無需證明有效：廠商在產品上市前，不需要向FDA提供任何證明其產品有效的臨床數據。不需要達到藥品級的有效性。第二，無需證明安全：廠商也不需要證明產品是安全的。這里的安全，是指要經過多期嚴格的臨床實驗，否則無法應用在患者身上的藥品級的安全。但是補充劑被定義為食品，就無需經歷這個流程。只有當產品上市后，真的造成了嚴重的健康事故，FDA才有權介入調查。舉證責任完全倒置了——以前是“廠商必須證明它是安全的才能賣”，現在變成了“FDA必須證明它是不安全的才能禁”。不僅如此，這項法案還允許廠商使用一種叫做“結構/功能聲明”的文字游戲。廠商不能直接寫“本產品能治療癌癥”或“治愈心臟病”，因為那是藥物才能寫的。但是，他們可以寫“本產品支持免疫系統健康”“本產品維持心臟功能”“本產品能提升男性活力”。這在部分普通消費者眼里，沒有實質區別。當人們看到“支持前列腺健康”時，腦子里想的就是“它能治好我的前列腺炎”。從此，潘多拉的魔盒被打開了。無數沒有經過藥監局認證的草藥、粉末、藥丸涌入市場。它們打著“純天然”的旗號，利用法律的保護傘，收割著人們的錢包。

奧菲特博士引用了一位專家的話：“這不僅是科學的倒退，這是法律對偽科學的加冕。”這里也要解釋一句，這些膳食補充劑還是要在上市前在美國藥監局注冊備案，也要遞交相關材料證明它的成分“有理由認為安全”。但是這跟獲得藥監局藥品級的認證是兩回事。接下來，我們要走進這個被法律保護的“自由市場”背后，去看看那些因為輕信了這些“合法神話”而發生的悲劇。這不僅僅是錢的問題，這是關于愛、絕望和死亡的故事。我們要講一個令人心碎的故事。這些故事里的主人公，不是愚昧無知的人，而是深愛著孩子的父母。他們之所以走上絕路，正是因為他們太愛孩子了，愛到盲目，愛到愿意相信哪怕只有萬分之一可能的“奇跡”。

這個故事是喬伊·霍夫鮑爾的悲劇。喬伊是一個生活在紐約的七歲小男孩。他不幸被診斷出患有霍奇金淋巴瘤。在20世紀70年代，這種癌癥通過正規的化療和放療，早期疾病的治愈率高達95%以上。換句話說，只要喬伊接受醫院的治療，他大概率能活下來，長大，結婚，生子，過完完整的一生。但是，喬伊的父母非常恐懼。他們聽說化療會掉頭發，會嘔吐，會很痛苦。他們不忍心看著心愛的孩子受苦。就在這時，他們聽說了一種神奇的“天然抗癌藥”，藥是從杏仁核里提取的，號稱純天然、無毒，而且能殺死癌細胞。推銷這種藥的人把醫學界描繪成只知道切割和毒害身體的屠夫，而杏仁核則是上帝賜予的自然禮物。喬伊的父母信了。他們拒絕了正規治療，帶著喬伊去往一個并不正規的診所。喬伊在那里接受了昂貴的杏仁核的治療，同時配合著嚴格的飲食療法——不能吃肉，不能吃糖，甚至不能吃經過加工的食物。

結果怎么樣呢？喬伊并沒有被“自然”治愈，喬伊的腫瘤并沒有像推銷員承諾的那樣消失，反而像野草一樣瘋長。最終，喬伊停止了呼吸。奧菲特博士在寫到這個故事時，筆觸充滿了悲憫和憤怒。他告訴我們：“自然”并不等于“安全”。 響尾蛇的毒液是純天然的，甚至可以說是“有機”的。當我們盲目崇拜“天然”的時候，我們其實是在退化。我們忘記了人類文明之所以能進步，之所以能把平均壽命從30歲提高到70多歲，正是因為我們學會了用科學的手段去對抗殘酷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