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號互動理論下紅色地名的符號建構與育人路徑研究——以江蘇實踐為例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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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符號互動理論視域下，紅色地名作為一種文化符號系統，具備語言、物質與儀式三重符號特性，構建起歷史記憶與價值認同的傳遞機制。以江蘇省為例，通過研究在符號編碼、情感互動與意義再生三個層面的育人實踐發現：江蘇通過政府主導與法治保障實現了符號的系統編碼，借助沉浸式體驗激發情感共鳴，通過開展多形式互動喚醒人的內心認同；通過多元共創與技術賦能，實現意義的現代轉化。這一研究為紅色文化教育的符號化轉型提供了理論參考與實踐路徑，對推動紅色基因的當代傳承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關鍵詞：符號互動理論；紅色文化資源；紅色基因；江蘇

在新時代紅色文化傳承與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背景下，紅色地名作為承載革命歷史與精神認同的特殊符號，已成為意識形態工作與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載體。江蘇省作為紅色文化資源豐富的省份，自2021年起分兩批發布了200個紅色地名，涵蓋革命遺址、烈士陵園、黨史人物故居等多種類型，串聯起黨領導江蘇人民進行革命、建設與改革的百年歷程。

符號互動理論作為一種微觀社會學理論，強調個體通過符號與他人互動來構建社會關系。該理論認為，意義在互動中生成并不斷重塑。紅色地名兼具物質性與象征性，其命名、保護與活化過程體現了符號生產、互動與再生的完整鏈條。例如，南京市玄武區梅園新村通過VR技術結合沉浸式展陳再現歷史場景，將歷史場景轉化為可感知的教育資源；常熟市沙家浜融合演藝與科技手段，在虛實交融中喚醒共情。這些實踐均構建起了“歷史記憶—情感共鳴—價值認同”的育人路徑。

當前，紅色地名的育人功能研究多集中于文化傳播路徑，對其符號互動機制的系統探討尚顯不足。本研究以江蘇實踐為切入點，重點探討兩個問題：紅色地名如何通過符號互動實現歷史記憶的現代化轉譯？江蘇在符號編碼、情感聯結與意義再生方面的創新實踐，如何為全國提供可借鑒的育人范式？本研究通過解析紅色地名的符號屬性及其育人邏輯，旨在為紅色文化的當代傳承提供理論支持與實踐路徑，推動紅色基因在代際對話與技術融合中持續煥發生命力。

一、紅色地名的基本概念與核心價值

（一）紅色地名的基本概念

紅色地名作為近年來紅色文化研究與地名保護實踐中的新興概念，雖未在學界形成統一定義，但其內涵已隨政策推進與地方實踐逐步明晰。有學者指出：“弄清這個概念，不但涉及時限問題，還涉及內涵問題、‘紅色’與‘地名’的關聯度問題等。”從符號學角度看，“紅色”是中國共產黨與革命文化的象征色彩，地名則是特定空間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實體的專有名稱，“紅色”與“地名”的結合，構成一種具有強烈政治意涵與文化記憶功能的復合符號。但能否將凡是與“紅”有關的人和事，只要與地名相關聯都一概稱之為紅色地名？顯然不能。紅色地名評定標準的核心在于其與紅色文化歷史關聯的密切程度。具體而言，需考量相關聯人物事件在歷史坐標中的雙重維度：既要審視其在當時社會產生的即時影響力，更要評估其對后世形成的持續輻射效應。這些紅色記憶載體在歷史長河中的價值坐標，既體現于事件本身在時代進程中的關鍵節點地位，也取決于相關人物在革命譜系中的精神象征層級，最終成為判定其能否入選紅色地名名錄的核心評判依據。

在實踐層面，國家對紅色地名的認定與保護工作已逐步制度化。2016年5月，中國地名文化遺產保護促進會召開紅色地名文化保護和弘揚研討會，標志著紅色地名進入系統性保護視野。同年6月，《人民日報》發文《紅色地名紅色傳承》，強調紅色地名“由于種種原因并不為人熟知，甚至淹沒在歷史長河中，亟待我們搶救、挖掘、保護和弘揚”。此后，各省市陸續開展紅色地名征集與名錄發布工作，如江蘇省分兩批公布了200個紅色地名，海南省民政廳首批公布了71個紅色地名，山西省長治市也出臺了《首批地名文化遺產及紅色地名保護名錄》。這些實踐為紅色地名的概念具象化提供了實體支撐。

在理論研究方面，學界尚未對紅色地名形成統一的概念界定，但相關討論已在地名學、革命歷史記憶、紅色文化與政治象征等研究路徑中逐步展開，呈現出多視角并行的發展態勢。從地名學與地名文化遺產研究視角看，紅色地名通常被視為具有革命紀念意義的特殊地名類型。相關研究（如華林甫、王德輝等）強調，紅色地名不僅是空間指稱工具，更是革命歷史信息與紅色文化記憶的重要載體，具有較強的傳承性與制度性。從革命歷史記憶與集體記憶研究視角看，紅色地名被視為革命歷史空間化、日常化的重要形式。相關研究（如楊天婭等）多借鑒集體記憶與文化記憶理論，強調革命歷史不僅通過文本、儀式被保存，也通過空間命名嵌入社會日常生活。從紅色文化與政治象征研究視角看，學者（如渠長根等）普遍將紅色地名納入中國共產黨革命敘事與紅色符號體系之中加以考察，認為其不僅承載歷史記憶，更是革命精神和價值理念的重要象征資源。此外，近年來部分研究開始從思政教育功能與教學應用的視角關注紅色地名問題，探討紅色地名及其衍生形態——紅色地圖，強調“紅色地圖是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各族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光輝歷程的可視化呈現形式，具有顯著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盡管學界對紅色地名的研究視角各有不同，但普遍認為其本質上植根于中國革命歷史，具有鮮明的紀念屬性。2022年，民政部官網轉載的文章《講好紅色地名傳承紅色文化弘揚紅色精神》進一步明確：“紅色地名，顧名思義其內涵在于紅色，就其性質而言，必然具有中國革命歷史的性質。”綜合政策導向與學界觀點，本研究將紅色地名界定為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革命、建設與改革的偉大實踐中形成的，具有顯著紅色文化內涵、歷史紀念價值與教育傳承功能的地理實體名稱，其范疇包括但不限于革命遺址、烈士紀念設施，英雄人物命名地、重要事件發生地等，具備政治性、典型性、多樣性等特征。

（二）紅色地名的核心價值

紅色地名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與改革的時空見證，其核心價值體現在歷史記憶傳承、文化認同凝聚與精神價值再生三個維度，是新時代思政教育不可或缺的文化資源。首先，紅色地名以空間標識的形式將抽象的革命精神具象化，成為跨越代際的敘事媒介。例如，江蘇首批紅色地名中的“雨花臺烈士陵園”“淮海戰役碾莊圩戰斗紀念館”，通過地名與遺址的緊密結合，將革命事件從文本記憶轉化為可觸可感的地理坐標。這種固態的承載方式，突破了傳統口述史的記憶模糊性，形成“空間不滅，記憶永存”的存續邏輯。其次，紅色地名通過命名系統構建集體身份認同。如“雪楓墓園”“王杰烈士陵園”等地名，以“烈士命名+地理實體”的符號組合，將英雄個體與地域身份深度融合，使地方文化敘事與國家主流價值觀形成共振。最后，紅色地名不僅是歷史遺產，更通過價值轉化成為驅動發展的精神引擎。以江蘇為例，淮安“劉老莊”（八十二烈士殉國地）通過建設紅色教育基地、開發“鐵軍精神”研學課程，將革命精神轉化為鄉村振興新動能；鹽城“新四軍重建軍部舊址（泰山廟）”依托AR技術重現歷史場景，使“鐵軍精神”在數字化敘事中煥發新生。這種“歷史資源—教育資本—經濟價值”的鏈條，體現了紅色地名在當代的功能躍遷。

二、紅色地名的符號性詮釋

（一）語言性符號

語言是社會性的互動工具，是人類表達思想及思維的符號系統。作為一種交流工具，語言需要遵循一定的語法規則和交際規約。“只有當某一語言的使用者都遵循互動交流（包括言語的和非言語的）常規，才可能進行有效的溝通。”這需要建立多種核心符號的共識，地名即為其一。地名不僅是社會交流的輔助手段，更映射著一套成熟的語言體系和意識形態系統。從符號學的角度看，地名具備三元屬性，即形式、對象與解釋項。紅色地名中的村落、建筑物、基礎設施和自然地理實體名稱，其存在形式是以紅色事件發生地、革命遺址和紀念地等；歷史事件、革命人物、革命精神則是其內涵所在；而紅色地名引發的社會共識與價值聯想則是其解釋項，如集體記憶的喚醒、價值認同的建構、情感激勵的觸發、實踐導向的延伸等。這揭示了紅色地名的價值功能蘊藏在人類社會的互動交流之中。“真理是在共同尋求真理的人們之間誕生的，是在他們的對話交際過程中誕生的。”因此，正是借助對話，我們才得以理解紅色地名的核心要義及其本質特征，進而在社會交流中塑造出的集體記憶內化為價值認同，激發自我情感并外化為社會行動。紅色地名教育是一場全面的對話，涵蓋師生課堂、家庭親人交流、社會公眾互動等多重場景。在這場對話中，每個人都是革命歷史的見證者和傳承者。紅色地名存在于當地人的日常敘事和心靈深處，成為連接過去與現在的情感紐帶。通過這種多層次、長時空的對話，個體不僅在認知層面理解歷史，更在情感層面與革命精神產生共鳴，從而將認同轉化為社會實踐，實現革命精神的時代傳承與創新發展。

（二）物質性符號

“符號的物質性是交際者能夠感知符號、理解符號的意義所依賴的物質因素，是符號中唯一可直接感知的因素。”所有的符號感知都是通過物質本源被媒介化、形式化后產生，“每一個符號都需要依賴某個物質實體而存在，因為只有物質實體才能被人的感官感知。”紅色地名的物質性符號（如遺址、紀念碑、文物）不僅是歷史記憶的物理載體，更是社會意義生產與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的核心媒介。物質性符號的物理在場為歷史事件提供不可辯駁的實證性。紅色地名教育需要借助這種實證性的權威，在具身感知中深化歷史認知和情感體驗。通過觸摸、觀察、參與以及創造，將具體實體轉化為抽象精神，實現從“知道歷史”到“感受歷史”的跨越。這個過程在物質性符號的耐久性中可以重復實踐，它不同于生命個體有著時間的限制，而在歷史的沉淀中更具備象征性。通過代際重復參觀，將革命精神從過往記憶固化為跨越時空的文化記憶，有效抵抗因社會變遷導致的記憶斷裂。同時，受教育者的主我（個體體驗）與客我（集體敘事）的反復對話，也不斷強化紅色地名物質性符號的教育功能。因此，這些物質性符號不僅是紅色地名教育的基本場域，更是激發個體情感共鳴的關鍵媒介，成為連接歷史與現實、個體與集體、情感與理性、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主我與客我的重要橋梁。

（三）儀式性符號

“每一類儀式都可以看作象征符號的布局，一種‘樂譜’，而象征符號則是它的音符。”“通過儀式，生存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借助于一組象征形式而融合起來，變為同一個世界，而它們構成了一個民族的精神意識。”紅色地名教育中的儀式性符號，通過程式化的身體實踐與時空規訓，將抽象的革命精神轉化為可感知的集體行動，成為意識形態內化、歷史記憶傳承與社會整合的核心機制。其重要性體現在構建神圣與世俗的符號區隔。儀式通過空間隔離與時間特化創造“神圣場域”，例如烈士陵園要求參與者脫帽肅立、緩步獻花，以身體約束標志對犧牲精神的敬畏；標準化動作消弭個體差異，將世俗身份升華為“歷史共同體成員”。這種神圣化敘事進一步通過“閾限理論”實現身份轉換，例如“重走長征路”模擬負重徒步與宿營，以體感磨礪觸發對艱苦奮斗的具身認同，使參與者脫離現代生活進入“革命者”角色，短暫體驗反結構化的平等狀態，將歷史敘事中的戰士意志轉化為當代共識。儀式作為“體化實踐”具有記憶刻寫功能。握拳宣誓的力度、獻花時彎腰的角度通過肌肉記憶編碼意識形態；天安門升旗儀式中，護旗戰士的標準化步伐與參與者的模仿姿態，將國家威嚴無意識地內化為身體習慣，代際重復的獻花與敬禮動作更形成跨越時空的記憶鏈條。這些儀式性符號以身體為媒介，將革命歷史轉化為不容置疑的“社會事實”，在宣誓、列隊、合唱的瞬間完成個體向集體意志的永恒皈依，既對抗歷史虛無主義的解構，又通過柔性規訓鞏固權力合法性，最終在神圣與世俗、記憶與遺忘、規訓與共謀的張力中，持續維系并再生民族精神的生命力。

三、江蘇紅色地名的符號建構與育人路徑實踐

（一）符號編碼層：政府主導與法治保障

符號互動理論認為，符號的意義并非先天給定，而是在社會互動中被賦予、解釋并最終通過制度性確認得以穩固。依據喬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觀點，個體只有參與社會制度保障的社會活動，才能形成成熟的自我認知并采取“恰當地合群地動作”。將這一理論視角投射到紅色地名的育人實踐，其首要環節便在于完成符號的系統性編碼，即通過權威性的制度行為，為特定的地理名稱賦予統一、清晰的紅色文化意涵，這無疑需要政府主導的制度保障。江蘇立足紅色地名資源的保護與價值轉化需求，構建了政府主導與法治保障協同驅動的符號編碼體系，為紅色地名構建了一套穩定而權威的符號編碼體系規則。

在政府主導層面，江蘇各級政府作為“符號編碼者”的核心角色。自2021年起，通過省、市、縣三級聯動機制，全面開展紅色地名征集宣傳，構建了覆蓋省、市、縣三級的紅色地名數據庫，形成分級編碼的標準化框架。其中，省級統籌發揮核心引領作用，以“三個為主、一個兼顧”為原則（即以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為主，以黨的領導人和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集體）為主，以具有第一性、唯一性和廣泛知曉度的地名為主，兼顧地區平衡），為市、縣兩級提供標準化藍本。2021年6月，江蘇省民政廳聯合退役軍人事務廳、省委黨史辦等五部門發布首批100個紅色地名；次年6月，第二批100個紅色地名公布，兩批共計200個紅色地名形成時空全覆蓋的符號矩陣。空間上，這些地名涵蓋村落區片32處、革命遺址紀念地及建筑物161處、山河湖島7處；時間上，則跨越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180處）、社會主義建設時期（8處）與改革開放時期（12處），既凸顯政治導向與歷史性，又通過多樣性分布增強符號系統的典型性與代表性。

在法治保障層面，為保障編碼長效化，江蘇同步推進法治化建設。2022年，江蘇省民政廳等六部門聯合印發《江蘇省地名文化遺產評定辦法（試行）》，建立省、市、縣三級保護名錄制度，通過“時間因素、文化含量、影響程度、傳承價值”四級指標體系與“三級百分制”評分體系，使編碼過程從行政決策轉向科學化與量化評定。省、市層面分別頒布了涵蓋紅色地名的保護利用條例，如《江蘇省紅色資源保護利用條例》《南京市紅色文化資源保護利用條例》《徐州市淮海戰役紅色資源保護條例》等，這些法規條例的出臺，為紅色地名作為文化符號的保護利用提供了更加堅實的法治基礎。

政府主導的權威編碼有效構建了紅色文化的符號認知框架，而法治保障則通過制度化約束確保了符號傳播的穩定性。這種雙重機制不僅實現了紅色地名的歷史溯源與價值確認，并通過標準化、規范化的符號生產體系，為后續育人實踐提供了清晰的認知圖式與價值錨點。

（二）情感互動層：沉浸體驗與共情喚醒

符號互動理論的核心要義在于，社會現實并非純粹客觀存在，而是行動者通過對符號的解釋與互動共同建構的。布魯默強調：“主體在周圍世界中的行動是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在此過程中解釋在經驗形成中起關鍵作用，而解釋是一個符號互動的過程，因而經驗世界不是純粹客觀的，是賦予了人所解釋的意義的世界。”基于這一理論視角，紅色地名的育人價值并不單純取決于其所承載的歷史內容，而關鍵在于能否構建起有利于意義生成的符號互動情境。

在情感互動的起點層面，江蘇通過構建開放、多元的符號互動情境，為革命精神意義的生成奠定了社會性基礎。自2021年以來，江蘇省民政廳聯合地方相關部門，系統推進紅色地名文化進展館、進社區、進學校、進公共空間等實踐，通過展覽、宣傳畫冊、主題線路與公共文化活動，將紅色地名從靜態文本轉化為可被反復感知和參與的公共符號。這種去中心化、開放式的呈現方式，使學生不再以“被講述者”的身份被動接受意義，而是在多元社會情境中持續接觸、理解并回應紅色地名所承載的歷史敘事，從而為符號意義的生成提供了廣泛而穩定的互動場域。

在情感互動的深化層面，江蘇通過多模態符號的協同刺激，推動革命精神由抽象話語向具身化認知與情感內化轉化。在具體實踐中，紅色地名不再僅作為語言符號出現，而是與圖像、聲音、空間、身體行動等多種符號形態共同構成復合型互動系統。例如，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梅園新村紀念館推出的“神秘的電碼”破譯活動，以問題解決為導向，將密碼墻、摩爾斯電碼表、歷史情境說明等符號要素整合為一個需要協作完成的互動任務。學生在“身體在場—符號解碼—意義還原”的循環過程中，通過扮演歷史行動者的角色，逐步理解革命者在特殊歷史情境中的抉擇邏輯與精神品質。這一過程正體現了符號互動理論中“通過扮演他人角色理解意義”的核心機制。

類似地，南京雨花臺烈士紀念館的“沉浸其中”展演活動，利用實景資源構建多模態符號系統，通過重現“幽暗囚室中的勸降對峙”“青年領袖的激昂演講”等歷史場景。學生通過角色扮演（如革命者、地下工作者）與歷史情境互動，借助視覺符號（場景布景）、聽覺符號（革命宣言）、觸覺符號（仿制手稿）等多模態的協同刺激，形成對“忠誠”“信仰”等抽象價值觀的具象認知。這種通過多模態符號將革命精神轉化為個體經驗的過程，在本質上實現了從“概念灌輸”到“情感認同”的關鍵跨越。

從理論解釋層面看，這種情感互動層的育人邏輯，可以在米德的“主我（I）—客我（Me）”理論框架中得到深化闡釋。米德認為，個體的自我意識是在社會互動中逐步形成的，“客我”代表社會規范與他人期待的內化結果，“主我”則體現個體在具體情境中的能動回應。紅色地名作為連接歷史與現實的象征性符號系統，通過持續的互動情境，將革命精神以“客我”的形式嵌入學生的社會認知結構之中；而沉浸式體驗與情感互動，則激發學生以“主我”的方式對這些價值作出情感回應與意義確認。在“主我—客我”的動態對話中，革命精神不再是外在灌輸的規范，而逐漸轉化為學生自我認同的一部分。

由此可見，江蘇紅色地名教育并非簡單依靠情感渲染或符號堆疊，而是通過構建互動情境、多模態符號刺激與自我認同機制相結合的路徑，使人在與符號互動過程中生成歷史共情與價值認同，從而有效回應了傳統思政教育中“知而不信”“言而不行”的育人困境。

（三）意義再生層：多元共創與技術賦能

符號互動理論框架下，江蘇紅色地名教育的深層價值在于其通過創造性轉化傳統符號系統，打破代際認知壁壘，將革命歷史的精神內核嵌入青年文化的話語體系，實現紅色基因的符號再生產。這一過程遵循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提出的“編碼—解碼”文化循環邏輯：紅色地名作為歷史編碼的既定符號，需要在當代青年的文化實踐中經歷意義解構與形式重構。通過將其與Z世代熱衷的視頻博客、短視頻、周邊設計等新興文化符號進行嫁接，構建既保留革命精神的原真性又契合時代審美與表達習慣的新型符號范式。

符號再生產的創新實踐，顯著體現在對紅色地名進行的跨媒介敘事重構上。例如，江蘇省無錫市制作的紅色故事動畫片《錫北烽火》，生動敘述了“寨門”這個紅色地名背后的戰斗歲月；揚州廣陵區設計推出以紅色地名為主題的Logo文化衫、帆布袋等文創產品以及定制的紅色地名主題公交車廂，以“出行即課堂、到站即現場”的新模式推動紅色地名轉化；淮安市淮安區增設紅色地名保護標志，完善并新撰寫鄉村紅色地名專題系列百度百科詞條，并在抖音、微博等多媒體平臺發布紅色地名系列宣傳信息；此外，江蘇多所高校在B站、抖音、小紅書等平臺發布尋訪紅色地名的視頻等。這些做法通過多元化敘事，將紅色地名故事融入動漫、視頻博客、短視頻等多種形式，使歷史記憶在年輕群體中煥發新的生命力。

江蘇紅色地名的意義再生產，還表現為對物質載體的技術賦能與意義擴容。“VR博物館”“元宇宙紀念館”等通過引入數字技術，形成了虛實交融的新型符號系統，不僅延續了物質載體的象征意義，更以其特有的技術儀式感重塑了青年群體對紅色地名的認知。如江蘇省打造的首個“5G+VR/AR紅色紀念館”——瞿秋白紀念館，南通市精心制作的線上《紅色印跡導覽》電子地圖等，通過開發包括景區AR電子地圖、720°全景云游、電子語音及線路導覽、定向游學、全景VR等在內的數字化沉浸式體驗場景，使得原本依托于物質載體的紅色地名突破了時空限制，轉變為在“云端”可無限訪問與交互的符號存在。

紅色地名教育的意義再生產，本質上是將革命文化的精神密碼翻譯成數字時代的語法規則。通過話語表達的年輕化、媒介形態的多元化、參與方式的游戲化，完成紅色符號從“歷史遺產”到“潮流IP”的身份轉換。當“00后”穿著印有紅色地名Logo的國潮T恤，在淮海戰役紀念館直播推“小推車”，或是在云上VR閱覽紅色地名全景，傳統與現代、主流文化與亞文化之間的符號區隔便被創造性消弭。“大思政課”的紅色話語由此突破代際傳播的“次元壁”，在符號的持續流動、再造與互動中實現歷史精神與時代脈搏的同頻共振。

四、結語

紅色地名作為鐫刻在中華大地上的精神密碼，承載著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集體記憶與價值認同。本研究基于符號互動理論視角，以江蘇實踐為例，系統揭示了紅色地名從“靜態歷史符號”向“動態育人載體”轉化的內在機制與實踐邏輯。研究表明，數字技術的深度融合打破了時空界限，使紅色符號在虛實交融中的敘事場景中更具感染力；而政府主導的制度保障、社區參與的在地化敘事以及青少年的互動實踐，構建了“符號編碼—情感互動—意義再生”的育人閉環模式，推動紅色文化實現從認知到認同的價值躍升。面向未來，紅色地名文化的傳承仍需從深化技術融合，探索元宇宙、生成式AI等新技術對紅色地名符號的創造性轉化與沉浸式傳播；推動跨域協作，構建“政府—高校—企業—社區”多方聯動的紅色IP開發機制，增強紅色文化資源的整合效能與發展活力；拓展價值外延，將紅色地名與鄉村振興、基層治理等國家戰略深度融合等維度尋求突破，實現紅色文化賦能經濟社會發展的綜合效益，使紅色地名跨越時空阻隔，在新時代持續煥發“潤物無聲”的育人力量，使紅色基因真正融入民族血脈，成為凝聚民族信仰、引領時代奮進的精神燈塔。

作者：呂灝 王娜

來源：《湖州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25年第4期

選稿：宋柄燃

編輯：楊 琪

校對：賀雨婷

審訂：汪鴻琴

責編：杜佳玲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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