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茲全先生印象記

作者 | 孟祥才，1940年2月生，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

原載 |《歷史學家茶座》2011年第3期

何先生生于1911年9月7日，2011年2月15日去世，依照中國傳統的年齡計算方法，他辭世時已經是101歲的高齡了。先生1931年入北京大學史學系讀書，1935年畢業后，曾做過刊物編輯，短暫赴日留學，后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抗戰勝利后，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研究院深造。1950年6月毅然回到剛剛解放的新中國，在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工作，直至去世。在同輩學者中，他是成就卓著者之一。2006 年中華書局出版的6卷本240多萬字的《何茲全文集》，展示了他畢生在史學領域辛勤耕耘的實績。

在這篇小文中，我不打算對何先生的學術成就進行評論，只想將我同他接觸的片斷追憶出來，以便讀者從這些片斷中看到先生的側影和音容笑貌。

何茲全先生與夫人

何先生的大名，20世紀60年代初我在大學歷史系讀書時就知道了，還讀過他當時已經出版的《秦漢史略》一書。但與先生見面、親聆教誨已經是80年代了。1982年秋天，中國秦漢史學會在四川成都召開學術研討會，先生偕夫人與會。我陪同山東大學的韓連琪先生也參加了這次會議。因為何先生與我同為山東老鄉，再加上我讀研究生時的導師侯外廬先生曾任新中國成立后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的第一任系主任，是何先生當時的領導和同事，由于這兩層關系，會議期間，我去拜訪先生時，雙方都感到十分親切。我請教了一些史學問題，他都毫無保留地給予指教。會后組織游覽都江堰、青城山和峨嵋山。因為與會人員中有七八位70歲以上的老先生，會議組織者就專門將他們編為一個老年隊，共乘一輛小面包車，讓他們根據自己的身體狀況適度游覽，不要太勞累，不要到危險的地方去。為了照顧這些老先生，我被“榮任”老年隊的隊長，負責他們旅途的安全、聯絡等事務。這樣，我就同何茲全、陳連慶、韓連琪等先生一起度過了兩天的愉快旅程。在我印象中，在這些先生里，何先生與他的夫人身體最好。盡管年事已高，但他們身板挺直，步履矯健，根本不像70多歲的老人。每到一個景點，他們總是玩得盡興，并按規定時間提前回到集合地點，準時乘車。一天下來，他們也不露疲憊之態，仍然是談笑風生。有的老先生，身體就比他們差多了。韓連琪先生游峨嵋山的時候，就顯得很吃力。他比何先生少游了一個景點，還落在最后，在趕往停車點的路上，他走幾十米就要停下休息一會兒。我擔心這樣下去不能按時回到停車點，就架著他盡量快點趕路，回到停車點時已經比規定時間晚了近10分鐘，而我們兩人都已大汗淋漓。這時，何先生與他的夫人早已趕回車上，還同韓先生開玩笑說：“如果是抗戰時期打游擊，您非讓鬼子抓住不可！”當晚住在蔣介石抗戰時期辦軍官訓練團的峨嵋山賓館，何先生同夫人一起到飯廳，與年輕人有說有笑地共進晚餐。可韓先生已經疲憊不堪，連飯廳也去不了，讓我隨便給他帶回一點吃的東西，吃完就睡覺了。

20世紀80年代末，菏澤市召開了一次莊子的研討會，中心議題是論證莊子是今之菏澤東明縣人。因為司馬遷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記載“莊子者，宋國蒙人也”，所以必須證明當時的“蒙”就是今之東明。我與同住一室的山大中文系的董治安先生都感到，肯定當時的“蒙”就是今之東明證據還不十分充分，但莊子在東明活動的記載和留下的遺跡不少，肯定他在東明長期居住和工作過應該沒有問題。所以我們發言時闡述的基本觀點是：莊子故鄉是東明的可能性很大，即使他不是東明人，也在東明長期居住和工作過。會下，我同何先生一起在晚飯后散步，我問先生：“后來莊子被道教徒推尊為南華真人，東明的南華山之名肯定是后起的，這些東西作為莊子是東明人的證據大可商量。您老人家怎么看這個問題？”何先生笑著對我說：“祥才，莊子這樣的老鄉多一個沒有壞處！再說，東明莊子的遺跡也不少，莊寨整村都自認是莊子的后代，村旁有莊子墓，明代的漆園故址碑也還在，這些證據還是有一定說服力的。你不知道，我和這位南華真人也有點緣分，小時候多次登南華山，我讀書的中學即現在的菏澤一中，那時叫南華中學。”后來何先生作學術總結，基本肯定莊子是東明人，認為作為名人故鄉，東明在道家文化上極具開發價值。何先生這樣說，除了學術上的根據外，還包含著他對故鄉的那份深情。

1973年，何茲全先生祖孫三代在北京合影

80年代，何先生多次來山大參加博士生論文答辯。有一次，我們一起在他住的房間里聊天，談起他唯一的兒子何芳川。當時何芳川剛剛被任命為北京大學副校長，在學術上也有了相當的知名度。他很為兒子取得的成就高興，說：“芳川這孩子，還比較聰明。你們這一代，讀書的環境長期不太好，否則，在學術上應該取得更多的成就。”因為我同先生已經比較熟悉了，就開玩笑地問：“何先生，您兒子的相貌同您差距很大，怎么有點像老外呢？”他笑了笑說：“你還真問著了！我們何家的祖先是唐代居于河西走廊的昭武九姓之一，有西域胡人即白人血統，我們祖宗的遺傳基因在我身上沒有多少表現，可在芳川身上卻有了頑強的表現，你說怪不怪？”

90年代初，我與何先生的一次見面是在聊城參加傅斯年學術研討會。何先生是傅斯年的親炙弟子，他在發言中充分肯定了傅斯年的學術成就和人格魅力，對老師表達了深深的懷念之情和崇敬之意。他特別回憶了傅斯年招收王利器做研究生的情節：當時中國戰時首都的重慶不時受到日寇飛機的轟炸，進防空洞躲空襲成了家常便飯。考試那天，上午8 時許，傅在辦公室對王進行口試，剛談了幾句，防空警報響起來，傅與王一起躲進防空洞。待警報解除，已經近10時，他們又回到辦公室繼續進行口試。不一會兒，防空警報又響起來，他們再次躲進防空洞。待警報解除，時間已過中午，傅就招待王吃了一頓飯。飯后接著口試，誰知不久又響起防空警報，他們再次躲進防空洞。到警報解除，已經下午四五點鐘了。傅對王說：“今天考試就算結束了，你考試合格，我就收你做研究生了。”講完這個故事，何先生感慨地說：“其實一個學生是不是可造之才，高明的老師同他交談一番就能知道，太規范的考試倒不一定能選拔出優秀人才。王利器先生后來不就成為著名學者了嗎？”這次會議期間，曾組織與會代表去陽谷等地參觀考察。途中，楊向奎先生向忘記帶水的夫人大發脾氣，夫人連連賠罪，大氣也不敢出。與之相反，何先生的夫人因他忘記帶水“興師問罪”，何先生則賠著笑臉，雙手舉過頭頂，連說：“我不對，我投降！我投降！”這對老年恩愛夫妻的舉動，引來周圍人的一片笑聲。

2001年暑期，山東大學《文史哲》編輯部在北京西郊北京大學附近的一個賓館舉行創刊50周年紀念會，這是山東大學一百周年校慶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次會議開得隆重熱烈，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姜春云也出席了。何先生與季羨林、張岱年等學術界的泰斗式人物都應邀與會，并作了熱情洋溢的發言。我看到，在這三位先生中，以何先生的身體和精神狀態最好，他依然是身板挺直，神采奕奕，全然不像一位90歲高齡的老人。他的發言，條理清晰，要言不煩，對《文史哲》半個世紀以來在推進學術發展和培養學術新人方面作出的貢獻給予很高的評價。季羨林先生與何先生同庚，但看起來比他老得多。而比季、何兩先生年輕，還不到90歲的張岱年先生，則已是老態龍鐘，腰身也挺不直，走路需人攙扶了。當時我就對與會的一位朋友講，我估計這三位老人最長壽的應該是何先生，其次是季先生，張先生可能比不過兩位比他年長的先生。后來果不其然，他們仙逝的順序是張、季、何。

圖為季羨林先生、張岱年先生、何茲全先生、龐樸先生等在《文史哲》創刊50周年紀念大會上致辭

我的博士生宋艷萍畢業后，想進一個博士后流動站繼續研究，看到北師大歷史學院有一個中國古代史的博士后流動站，指導教師是何先生，她想進這個站。我讓她自己先聯系。她將自己的情況向何先生說明后，何先生立即決定讓她進站，研究專題是繼續深化她的博士論文《春秋公羊學史研究》。在何先生指導下，這篇論文得到進一步的深化和提高，最后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何先生之所以收下宋艷萍做博士后研究，首要條件當然是認可她的水平，覺得“孺子可教”，但也同她是山東人有關。何先生始終對故鄉飽含著深情，愿意為故鄉多培養些人才。

2006年秋，我被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遴選為該院的“985教授”，聘期2 年。我應邀到師大辦理有關手續時，正碰上學校為《何茲全文集》的出版舉行隆重的新聞發布會。何先生同夫人一起出席。何先生的侄女、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何魯麗也出席會議，她的父親何思源與何先生是叔伯兄弟，所以她喊何先生和夫人為七叔、七嬸（這是何家同一個祖父的孫輩大排行）。她在講話中深情地回憶了她的七叔、七嬸對自己的關懷和教育。講話中間，她向七叔鞠躬致敬，與七嬸熱情擁抱，濃濃的親情讓在場的人為之動容。參加會議的師大領導和來自北京與全國各地的史學界名流學者相繼發言，贊揚何先生對教育事業和歷史研究的卓越貢獻，特別表彰他一生堅定不移跟黨走、篤信馬列主義不動搖的政治立場和熱愛祖國、忠誠教育事業的赤子情懷與人格魅力。最后，何先生講話，他簡要回顧了自己的一生。談到自己的學術成就時，他說：“我已經90多歲了，一生的著作編成六卷文集，也就是這么一點點，同一些出版了十多卷文集的學者比，真是慚愧！”停了一下，他又說：“哎呀，同另外一些同輩學者比，我的東西也不算少了，他們有的人還不如我多哪！”對他的天真和童心，與會者報之一陣由衷的笑聲。我有幸參加了這次盛會，散會時，我趨前向老先生致意，祝賀他文集的出版。他還認識我，因為他被許多人簇擁著，我們只簡單交談了幾句，這是我同老先生最后一次謀面。我發現，與五年前相比，他顯得蒼老了許多，反應明顯遲鈍，步履也有點蹣跚了。不久，聽到他唯一的愛子去世的消息，我真為他難過，白發人送黑發人，情何以堪！再后，又聽到他相濡以沫的夫人先他而去，這兩次打擊對一個年近百歲的老人，怎么承受得了！2011年2月15日，先生走完了他的百年人生路，駕鶴西去。

應該說， 何先生作為學者的一生還是幸運的。 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0年，在運動一個接一個、知識分子的生存環境日益惡化的情況下，他能有驚無險地安然度過，并且有一批學術著作出版，已經是不幸中的萬幸了。 改革開放以來，他有幸又活了30多年，看到自 己熱愛的祖國日益繁榮昌盛，看到自己的學術成果一一面世，看到自己的價值理想基本得以實現。 這就完全是幸中之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