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申報20萬顆衛星，挑戰SpaceX在低軌道的主導地位！

2025 年 12 月最后一周，中國向國際電信聯盟提交了 20.3 萬顆衛星的頻軌申請，創下單次申報規模之最。這個數字迅速引發熱議，有人質疑是 “只申不發” 的占位游戲，有人擔心加劇太空擁堵。但真相遠比表面復雜，低軌空間容量存在剛性上限，全球已進入頻軌資源爭奪白熱化階段。

中國此次超大規模申報的背后，既有應對國際競爭的戰略考量，更有十年商業航天技術積累、政策體系支撐與高頻發射能力的硬核支撐。這場布局到底意味著什么？

低軌資源爭奪戰

我們先從低軌衛星的特殊性說起。和地球同步軌道衛星相比，低軌衛星傳輸延時低、發射靈活、成本更可控，自然成為各國布局的重點方向。但低軌空間并非取之不盡，容量存在明確上限。

賽迪研究院測算顯示，近地軌道僅能容納約 6 萬顆衛星；即便按照星間最小安全距離 50 公里計算，低軌最多也只能容納 17.5 萬顆。而到 2036 年，全球在軌衛星預計將達到 27 萬顆，這個數字已遠超空間承載能力的保守估算。

空間容量有限，需求卻在爆炸式增長，這讓頻軌資源成為稀缺品。國際電信聯盟采用 “先申先得” 原則，誰的申請文件被接收得早，誰就在后續協調中擁有更高優先權，已申請的頻譜范圍，其他機構無法使用。

這套規則催生了全球性的 “跑馬圈地”。2021 年，非洲國家盧旺達一次性申請 32.7 萬顆衛星計劃，背后操盤手是法國公司 E-Space；SpaceX 的二代星鏈計劃也申報了近 3 萬顆衛星。這些超大規模申報，更多是戰略占位，先把資源 “鎖住”，為未來多年大規模組網留足空間。

按照國際電信聯盟規則，申報后有 14 年部署發射窗口，7 年內要發射首顆衛星，后續 7 年內完成所有發射即可。這個時間窗口給了各國戰略騰挪的余地，盧旺達 2021 年申請至今雖無實際發射動作，卻依然占據著優先權。

中國 20 萬顆衛星的申報，正是在這樣的國際競爭格局下做出的理性回應。說白了，不申報就等于主動放棄話語權。SpaceX 等企業的加速布局已形成擠壓，中國必須以規模化占位打破西方壟斷，為未來星座組網預留協調主動權。

這里要提醒一句，申報規模大不等于實際發射數量。但在頻軌資源日益稀缺的背景下，先申報才能在后續談判中掌握主動，這不是盲目跟風，而是對太空資源分配不公的必要回應。

從企業自發到國家統籌的戰略升級

我們接著看這次申報的特殊性。20.3 萬顆申報中，19.3 萬顆來自 “無線電創新院”，這個機構并非普通科研單位，而是由國家無線電監測中心、河北雄安新區管理委員會、中國衛星網絡集團等 7 家單位聯合共建的新型研發機構。

該機構于 2025 年 12 月 30 日在雄安新區完成注冊，注冊前一天就以機構名義向國際電信聯盟提交了近 20 萬顆衛星的頻軌申請。這種高效率背后，是國家層面對頻軌資源的高度重視。

過往十年，中國商業航天經歷了企業自發探索階段。2015 年國家民用空間基礎設施中長期發展規劃發布后，企業開始試水商業航天領域，但分散式發展存在明顯問題：各家企業各自申報，容易造成資源浪費和協調內耗。

現在的做法完全不同，通過國家牽頭整合科研、管理、產業資源，形成 “國家定方向、企業做執行、資本給支撐” 的協同體系。這意味著衛星互聯網已被納入國家戰略基礎設施范疇，不再是單純的商業行為。

政策支持力度也在同步加碼。商業航天被建議列為 “十五五” 規劃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重點發展方向；國家航天局設立商業航天司，同步推出首期 200 億國家商業航天發展基金；證監會擴大科創板第五套標準適用范圍，明確將商業航天納入其中。

根據國家航天局公布的行動計劃，到 2027 年要基本實現商業航天高質量發展，計劃提出將商業航天納入國家航天發展總體布局，加快形成航天新質生產力。這種頂層設計的轉變，標志著中國航天發展邏輯從 “項目驅動” 轉向 “生態布局”。

申報主體的特殊性凸顯了國家層面的統籌力度。從企業分散申報到國家集中布局，不僅能避免內部競爭，更能在國際博弈中形成合力。

技術突破與發射能力的硬核支撐

2025 年 12 月，中國商業航天動作頻頻。12 月 3 日，對標 SpaceX 獵鷹 9 號的朱雀三號火箭完成可回收技術的首次軌道級驗證；12 月 23 日，第二款液氧甲烷火箭長征十二號甲在酒泉發射升空；12 月 26 日，長征八號甲火箭在海南商業航天發射場取得 2025 年第 6 次成功發射。

這一系列發射標志著中國商業航天正式進入高頻發射時代。根據商業航天信息平臺 “未來天璣” 統計，2025 年中國全年實施火箭發射 92 次，其中商業發射達 49 次，占比超過 53%。

在軌衛星數量同樣亮眼。截至 2025 年末，中國在軌商業衛星約 800 顆，其中 303 顆是當年發射的，這個增速遠超行業預期。

技術層面的突破至關重要。液氧甲烷火箭的量產將大幅降低發射成本，朱雀三號完成可回收技術驗證，意味著中國在重復使用火箭領域追平了 SpaceX 的技術水平；海南商業航天發射場的高頻次發射能力，也為后續大規模組網提供了運力保障。

這里要注意，此次 20 萬顆申報之前，2020 年到 2024 年，國內已有多家公司陸續向國際電信聯盟申報了約 5.13 萬顆低軌衛星。其中規劃超 1 萬顆的星座計劃就有 3 個，包括中國衛星網絡集團的國網星座、上海垣信衛星科技的千帆星座，以及藍箭航天和鴻擎科技合作的鴻鵠 - 3 星座。

這些星座計劃全部部署后，在軌衛星總數將達到 50730 顆，但截至 2026 年 1 月 12 日，這些龐大星座的在軌衛星數僅達到規劃數的 1%。這意味著中國商業航天將有大量運力缺口需要填補。

申報規模與產業能力形成正向循環。20 萬顆申報看似超前，實則與商業航天工業化進程相匹配。可回收火箭技術降低成本，高頻發射場提升運力，科創板融資通道提供資金支持，三者共同支撐 “申報、研發、發射、組網” 的閉環落地。

一年 300 顆的商業衛星發射數量，或許還只是行業規模化的起點。多份研究認為，中國商業航天正處在從政策孵化期向工業化爆發期過渡的關鍵節點，2026 年有望成為產業加速發展的元年。

全球博弈與太空治理的深層重塑

這場超大規模申報，不僅是產業競爭，更在深層影響太空治理規則。西方主導的太空資源分配體系長期存在不合理之處，SpaceX 等企業憑借先發優勢大量占據頻軌資源，形成事實上的壟斷。中國的規模化布局，既是對這種壟斷的挑戰，也推動全球衛星互聯網產業從 “單一國家主導” 向 “多極協同” 轉變。

從技術標準層面看，中國可以通過衛星互聯協議等標準輸出，打破 “先占即所有” 的霸權邏輯，通過國際合作推動建立 “資源共享、風險共擔、規則共建” 的太空治理新秩序。

商業航天的爆發式增長，還將帶動整個產業鏈升級，芯片、火箭制造、通信終端等上下游產業都會受益。這種 “太空經濟與地面產業” 的聯動效應，將為全球經濟增長提供新動能。

筆者認為，短期內，中國與 SpaceX 等企業的競爭將聚焦技術迭代與成本控制。2026 到 2030 年可能出現 “星座組網窗口期”，誰能在這個階段搶占先機，誰就能在未來競爭中占據主動。

長期來看，若能持續保持 “申報、發射、應用” 的協同推進，中國有望主導全球衛星互聯網標準制定。超大規模星座的部署將為 5G-A、6G、物聯網等技術提供空天支撐，推動人類社會進入 “天地一體” 的智能時代。

這場布局的意義，遠不止于數字本身。它標志著中國從航天大國向航天強國轉型，從被動適應規則到主動參與太空治理。當低軌資源日益稀缺，當技術競爭日趨激烈，提前布局就是為未來發展鎖定空間。申報 20 萬顆衛星，只是這場長期博弈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