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其他都好，就是這一點太假了

如果《太平年》以一種更持平的視角處理南唐的相關情節(jié)，著力刻畫中原王朝-南唐-吳越的戰(zhàn)略三角關系，這部劇的外交戲和政治戲只會更為出彩。

撰文丨張明揚

最近一直在追《太平年》，好久沒有這么精彩的歷史劇了。

站在我個人的角度，我覺得《太平年》很精彩，但與一些歷史現(xiàn)象級神劇——《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大明王朝1566》《貞觀之治》《走向共和》等，尚有差距。

《太平年》一開始的敘事有些亂，人物太多，頭緒太多，“南北雙線敘事”也很有些割裂感，但看到后來，的確有漸入佳境之感。白宇飾演的“九郎”錢弘俶、保劍鋒飾演的水丘昭券、吳昊宸飾演的“六郎”錢弘佐、倪大紅飾演的胡進思、董勇飾演的馮道都很見功力。

從上線一開始，就有一種很流行的批評：《太平年》很多情節(jié)不符合史實，所以是一部爛劇。

作為一名歷史寫作者，我素來對此類批評不以為然。歷史影視劇的一個“基本設定”是，它原本就不可能完全符合史實，而“是否虛構、是否符合史實”也不應該成為評價一部歷史劇的所謂標準。當然，這里也有一個前提，這個改編不能改變歷史的最終走向。

《三國演義》很多情節(jié)也不符合史實，但不妨礙它成為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就定義中國人的歷史觀和心智而言，《三國演義》甚至比《三國志》更為偉大。打個比方，我一定會“誘導”我的孩子先看《三國演義》（包括小說和電視劇），而今后是否讀《三國志》，完全看她自己。或者說，前者是“必讀書”，后者是“選讀書”。

評價一部歷史劇的優(yōu)劣高下，不是看它是否虛構、是否符合史實，而是取決于這個改編是否高明：敘事是否流暢、是否符合歷史情境和邏輯。

《太平年》這些做得相當不錯，但還可以更好。

《太平年》的一大出彩在于，在石敬瑭、桑維翰、胡進思，尤其是在馮道這些歷史爭議人物上，突破了道德化臉譜化，展現(xiàn)了人性的幽深多面與亂世的混沌斑駁。

但很可惜的是，《太平年》又在一些新的議題上陷入了新的道德化臉譜化：吳越與中原王朝的關系、南唐、黃袍加身尤其是趙匡胤的奪位。

01

《太平年》雖然是南北雙線敘事，但作為“南方”的吳越國顯然是電視劇的頭號主場。

在此之前，別說影視劇了，即使是歷史通俗寫作，也幾乎沒有過將吳越國作為主角的嘗試。從這個意義而言，《太平年》幫助（杭州以外的）國內公眾“重新發(fā)現(xiàn)”了吳越國，解鎖了一段長期被湮沒和淡忘的歷史。

主角當然是有光環(huán)的，這沒問題，這也符合電視劇的基本創(chuàng)作規(guī)律，但《太平年》似乎在這方面用力過猛，以至于給我這樣一種強烈印象：有別于中原的流血盈野、禮崩樂壞，吳越國似乎是一個桃花源。

這個“桃花源”有兩個層面：一方面，《太平年》借多個主要人物之口表達了“我們吳越不是中原啊”的道德優(yōu)越感；另一方面，吳越與中原王朝的關系也被理想化了，電視劇極力在塑造一種吳越心向中原，從無異心，協(xié)助中原王朝完成統(tǒng)一，實現(xiàn)“太平年”的理想主義敘事。

這里就必須談到吳越國與中原王朝的關系。《太平年》的一個小小缺憾是，這個關系本可以塑造得更有張力更有深度一些，但電視劇選擇了一種“臉譜化”的單向度敘事。

吳越當然是忠于中原王朝的。自吳越開國君主錢镠始，吳越便始終奉中原王朝為正朔，并接受其冊封，也就是所謂的“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

但問題是，吳越之所以有這種選擇，并不是《太平年》中渲染那種理想主義敘事，而更多是一種自保的現(xiàn)實主義策略。吳越歷代君主應該很明白，吳越小國寡民，沒有任何實力參與為了改朝換代的大國爭霸，又緊鄰南方第一強國南唐（及前身南吳），最佳的策略就是仰賴中原政權，并在實質上與之結盟，以防被南唐兼并。

當然，在后期，當后周及北宋江山一統(tǒng)的大趨勢已經(jīng)形成，吳越的“善事中國”就多了另一層自保的意思：等到中原王朝南下，或許會看在吳越恭順的歷史情分上，放吳越一馬。

而中原王朝呢？他們也需要“利用”吳越，將其視為牽制南方諸國的政治軍事盟友。也就是說，吳越是北方“五代”在南方“十國”中埋下的一顆釘子。

實際上，當年朱溫之所以封錢镠為吳越王而不是“越王”，便存有了挑撥其與南吳關系的意圖，這一戰(zhàn)略意圖也被后來的中原政權所繼承。

這是一種互相需要、互相利用的現(xiàn)實主義外交關系，在歷史上也不難找到參照物：戰(zhàn)國時，秦國執(zhí)行的遠交近攻大戰(zhàn)略，吳越就是這個“遠”；在近代歐洲，英國對歐陸一直執(zhí)行“均勢外交政策”，聯(lián)合第二強國打第一強國，防止歐陸出現(xiàn)與己抗衡的強敵。

吳越的這個外交政策當然很高明，但高明就高明在這是一種可行的現(xiàn)實主義策略，并不是什么理想主義敘事。

退一萬步說，即使吳越和錢弘俶真的有江山一統(tǒng)太平年的政治理想，他們心目中的一統(tǒng)和柴榮趙匡胤的一統(tǒng)也不是一回事：在吳越精英設想的一統(tǒng)中，吳越國仍然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或許有點像明清時代的朝鮮，盡管對中原王朝稱臣納貢，但“王國”仍自存于整個大帝國之內。

納土歸宋這個情節(jié)目前還未播出，但我很擔心《太平年》在這個議題上繼續(xù)陷入臉譜化，畢竟，在真實歷史上，納土歸宋遠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天下歸心一團和氣，而是充斥了陽謀、猜疑、脅迫、淚水。

還是那句話，我并不是說不能虛構和改編，而是好的虛構應該展示人性的幽深與亂世的混沌，而不是自限于臉譜化。

02

在歷史上，吳越的“善事中原”，其背后其實有一個基本設定：無論中原王朝得位正不正，是篡位還是武力奪取，是漢人還是沙陀人，只要占了中原，建了新朝，做了天子，吳越就尊其為正統(tǒng)。

無論“天子”是篡唐的朱溫，還是契丹人的“兒皇帝”石敬瑭，吳越都照單全收，只要你坐穩(wěn)了中原。

這更能看出，吳越的“善事中原”是高度現(xiàn)實主義的，去道德化的。

在《太平年》中，當柴榮準備帶兵北上攻伐北漢與契丹時，南唐有意出兵牽制后周，此時錢弘俶有一段讓人印象很深的發(fā)言，大意是吳越絕不坐視南唐背后捅刀，破壞了陛下中原一統(tǒng)的大局。

這個橋段當然是很精彩的，但有些過于大義凜然了，以至于將南唐的人設黑化成了“破壞江山一統(tǒng)者”。

可以說，《太平年》處理最不成功的情節(jié)便是有關南唐的部分：為了映襯吳越的理想主義，南唐被塑造成蠅營狗茍的暗黑之國，中主李璟陰險狡詐，后主李煜為人尖刻。似乎為了達成這一“黑化”效果，南唐在劇中的好幾次朝會都是在夜間召開的，宮殿里影影綽綽，甚至有點“陰間濾鏡”的意思。

在“正統(tǒng)”這個問題上，《太平年》的姿勢比司馬光還要嚴肅：中原王朝是“統(tǒng)一主導者”，吳越是“統(tǒng)一協(xié)助者”，南唐是“統(tǒng)一阻礙者”。

在這個剛性的人設之下，南唐會以怎樣一種形象被呈現(xiàn)也就可想而知了。

人設剛性也就罷了，每當《太平年》出現(xiàn)吳越與南唐之爭時，都會表現(xiàn)出一種濃濃的吳越式道德優(yōu)越感。

我困惑的是，難道更“持平”地處理中原王朝-南唐-吳越這三者的關系不是更可以增強《太平年》的深度與張力嗎？

吳越基于生存策略與現(xiàn)實主義外交，尊奉中原王朝為正統(tǒng)，這沒問題；但這只是吳越視角的歷史，公允地說，南唐與中原王朝本就是平等的戰(zhàn)略競爭者，最后誰實現(xiàn)一統(tǒng)，成王敗寇而已，完全不存在道德上的高下，更不存在中原王朝是統(tǒng)一主導者、南唐是統(tǒng)一阻礙者的臉譜化敘事。

設想一下，如果《太平年》以一種更持平的視角處理南唐的相關情節(jié)，著力刻畫中原王朝-南唐-吳越的戰(zhàn)略三角關系，這部劇的外交戲和政治戲只會更為出彩。

看《太平年》時，我不時地想到《權力的游戲》，這可能是中國第一部在非主角“群像戲”上有如此優(yōu)異表現(xiàn)的歷史劇。但問題是，“權游”的“群像戲”也隱含著一個去道德化視角的意思：劇中幾乎沒有絕對意義上的“壞人”和“壞政權”，每個“王國”都是權力游戲的平等參與者。

可惜的是，在《太平年》中，連爭議更大的契丹人、耶律德光、石敬瑭都被賦予了客觀與多面視角，這是符合“權游”精神的；怎么南唐這樣一個在歷史上形象尚可的割據(jù)政權反而要被打入另冊呢？

當然，如果江蘇人想為南唐鳴不平，最好的辦法就是也拍一部同人劇。這不就是日本“大河劇”的邏輯嗎？

03

《太平年》還有一個臉譜化的問題：似乎很多人都是被迫做皇帝或大王的。

《太平年》似乎在塑造這樣一個歷史敘事：從劉知遠、郭威到趙匡胤，三個人都真誠地不想當皇帝，但為時勢所逼，最后被迫當了皇帝。

這當然不符合史實，尤其是趙匡胤，很多證據(jù)表明，他的黃袍加身是自導自演的。

但就像前面所說，符不符合史實沒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這么敘事真的好嗎？

我的態(tài)度是：一點都不好，這消解了人性的復雜性，將權力場中的大人物塑造成了一個個“偉光正”。

在《太平年》中，劉知遠、郭威、柴榮、趙匡胤、錢弘俶，這些人都不想做君王，尤其是后三個人，他們對最高權力沒有真實的興趣，他們唯一的興趣是“致太平”。

為了配合這一敘事，《太平年》倒是有一個很精彩的渲染：為了皇帝之位，劉知遠、郭威、柴榮這三個人無不是家破人亡。劇中還借劉知遠之妻、太后李三娘之口表達了這樣一個意思：在做皇帝前，我們家也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做了皇帝后，這個家就毀了。

按照《太平年》的意思，（亂世中）的皇帝簡直是天字第一號苦差事，誰當誰倒霉。

這層意思我倒是不反對，皇權對人的摧殘是全方位的，有時甚至連皇帝本人也不放過。

但《太平年》在此基礎上又做了一個引申：因此劇中的幾個主角當皇帝都是被迫的。

這就是我對于《太平年》最遺憾的地方：這樣一部有如此多精彩的情節(jié)與設定的優(yōu)秀歷史劇，竟然是如此“淺薄”與“單向度”地刻畫權力中人的。

尤其是趙匡胤黃袍加身那場戲，可以說是全劇最大的遺憾，完全看不出趙匡胤有什么對于權力的渴望，他似乎全程在冷眼旁觀黃袍加身，在道德上居高臨下地審視兵變參與者的私心，他的心中只有天下與生民。

恐怕趙匡胤時代的宮廷文人都不敢這么說。

坦白說，我能理解《太平年》編劇對于皇權與權力的反思，編劇或許試圖凸顯的權力對于人性的摧殘與戕害。但在這種反思之上，還可以共存著另一更深層次的反思：無論皇權的戕害多么顯而易見，還是有無數(shù)人甘冒奇險愿意為之犧牲一切。

這不就是《魔戒》試圖闡釋的主題之一嗎：凝視深淵過久，深淵將回以凝視。

看到郭威、柴榮、趙匡胤那么真誠地拒絕當皇帝，看到錢弘俶那么堅決地辭讓當大王，我很難不在心中生出一種巨大的荒誕感，原來五代十國的時代精神是：君王日益崇高的虛懷若谷，與士兵幾年一次黃袍加身沖動之間的激烈矛盾。

一部打破了那么多臉譜化的優(yōu)秀歷史劇，卻主動地在另外一些問題上強行臉譜化，說遺憾都是輕的。

當然，還是期待《太平年》的最后幾集來一個反轉，給我一記痛快的打臉。

*本文為冰川思想庫原創(chuàng)文章，未經(jīng)授權禁止轉載，否則追究相關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