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越國的船，駛過霍爾木茲海峽

在電視劇《太平年》中，吳越國以東南一隅之地，成為當時最富庶安定的政權之一。一個地小力薄的割據勢力，憑什么能長期維持繁榮盛景呢？很顯然，僅靠“事大”的對外政策以及極低的農業稅，是做不到的。真正支撐錢氏實現“江南樂土”宏愿的，是吳越國發達的海外貿易體系。

從錢镠開始，吳越國歷代統治者便清醒地認識到，以“一軍十三州”的有限疆域和國力，如果熱衷于逐鹿中原，無異于自取滅亡。因此，他們選擇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堅定不移地“保境安民”。不管群雄廝殺得如何熱鬧，吳越只專注于內部發展，能不戰一概不戰。但是埋頭發展經濟，需要雄厚財力的支持。這時通往北方的陸路交通被敵對的南唐阻斷，吳越無法與中原進行貿易往來。尤其是南唐滅閩后，從北、西、南三面將吳越國緊緊包圍，只在東面留下一個缺口，這個缺口就是大海。因此吳越國被迫將經略重心投向了東面的廣闊海洋，“大興舟楫商賈之利”。

以海興國的第一步，是修筑錢塘江海塘。錢镠親自規劃，圍繞著“貿易”這個核心目標，將杭州城的范圍向西拓展到西湖邊，向南延伸到錢塘江畔。隨后以“石囤木樁法”，在錢塘江岸筑起蜿蜒幾百公里長的海塘，從此海船可以安全地停泊、裝卸，令杭州港的吞吐能力實現了質的飛躍。同時明州（寧波）、臺州、溫州的港口也陸續投入運轉。無數貨物在這些良港匯聚、中轉、啟運，源源不斷地輸往海外。

船隊在茫茫大海中劈波斬浪，對海船的要求自然也高。唐末時兩浙的造船術已領先全球，能造“大者長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山”的“蒼舶”，可載六七百人，載重量達兩百噸以上。不僅船體龐大堅固，船上還配備了牽星板導航；吳越工匠改進了水密隔艙技術，讓每艘船都有嚴密的防水設計，即使部分船艙受損，也能保證船只不致沉沒。如此精良的海船，加上不少水手掌握了東部海域季風規律，能夠借助風力提高航速，這就為遠洋貿易提供了堅實的技術保障和完備的抗風險能力，使得吳越船隊能數十載遠涉重洋而平安無虞。

硬件準備就緒，“軟件”立即上馬。錢镠于896年設立了專門管理海外貿易及征收關稅的機構——博易務。其與市舶司、回易務并列運作，一手規范交易抓管控、一手官營專賣抓收益，共同作用于賺取巨額財政收入的目標。同時這三大機構還要負責培養水手、翻譯、外事人才，規劃勘測航線、修繕港口、接待外商等事務，從政策層面為海商實行一條龍服務，給予他們全方位的支持與保護。

《太平年》劇照

上述助商利商的舉措，把海商集團的積極性拉到了最滿。吳越國施行的是古代罕見的“官民協同出海”模式，官方做好后勤和武裝護航，遠洋交易的基本是民間商船。這種分工十分高明，官方既不用承擔因沉船、異國關稅、物價漲跌帶來的商業風險，又遏制了民間商人坐大成為武裝集團，威脅政權穩定；海商們則能專心致力于買賣。所以雙方一拍即合，長期高效合作近百年之久。

吳越國的海商群體或是世代相傳的航海世家，或是頭腦靈活的新興商人，他們結成商幫，敏銳地捕捉著海外市場的需求，共同出資打造或租賃海船出海經營。劇中占據黃龍島從事海商貿易的俞大娘子雖是虛構，但這樣的大海商當時不乏其人。據史料記載，一位名叫郁長發的大海商，原本只做國內絲綢生意，在興海政策的扶持下，湊錢造了十艘大船，直航日本，一趟貿易下來，利潤翻了十倍不止。他歸來后，不僅重金答謝朝廷，還帶動了一大批商人出海。

正是依靠一大群像郁長發這樣敢闖敢拼的民間海商，吳越國開辟了一條條連接東西方的海上貿易航線。到錢弘俶主政時，海上絲綢之路已相當蓬勃興盛。吳越國的商船向東通過黃海、東海到達朝鮮、日本；向南經南海抵達東南亞、南亞諸古國；向西過印度洋，駛向西亞、北非，航程最遠到達過波斯灣，貿易版圖遍及半個地球。杭州、明州等港口終年累月“風帆浪舶，出入于江濤浩渺、煙云杳靄之間，可謂盛矣”。

《太平年》劇照

吳越國航海貿易最早結交的對象是雄踞北方的契丹國。公元915年，錢镠派遣滕彥休為使者，乘海船遠赴契丹進獻禮物，結果是“大得契丹心”，隨后吳越商船便頻繁往返契丹和吳越之間營商。契丹橫亙北亞，地廣人稀，與吳越國在商品上有很強的互補性。江南的商品備受契丹人喜愛，吳越國則從契丹獲取皮革、馬具、鐵質工具等來自中西亞的商品。雙方貿易量十分可觀，每年值錢數百萬貫，折換成馬匹亦有萬匹之多。兩國間的貿易，直到943年契丹與后晉交惡，才因官方交往的終止而終結。

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也是吳越海商貿易主要的獲利區域。當時朝鮮半島上新羅、后百濟、高麗三國鼎立，戰斗不休。后百濟和新羅的國力遠遜于高麗，所以它們積極對中國的王朝示好，借此撐腰壯膽。但在信息封閉的時代，兩國很難搞清到底哪個政權是中國正朔。后梁的朱友貞正忙著對付晉王李存勖，哪有工夫去和半島小國聯絡感情，這時吳越國的商船來到半島，還掛著中原王朝賜予的各種頭銜。后百濟國王甄萱竟錯認小國吳越是中華正統，遂多次千里迢迢遣使吳越獻馬、稱臣。錢镠這回第一次被進貢，驚訝之余竟也似模似樣地以中華“上國”自居，冊封甄萱為中大夫，甄萱也恭順地表示“既奉訓謀，敢不尊奉”。《舊五代史》對此記載道：“偽行制冊加封爵于新羅、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冊焉。”

從此吳越國在朝鮮半島刷足了存在感，頒給兩國的文書稱詔書，在詔書中還稱甄萱為“卿”。吳越國的使者還不時以宗主國的姿態去朝鮮半島進行調解、冊封、主持盟約等活動。順理成章地，兩地間的貿易自然變得十分頻繁。《十國春秋》載：“是時，海舶獻沉香翁一具，高尺余，剜鏤若鬼工”；《清異錄》載：“高麗舶主王大世選沈水近千斤疊為旖旎山，象衡岳七十二峰，錢俶許黃金五百兩，竟不售。”吳越國銷往半島的越窯瓷器還啟發了當地的制瓷行業，全羅南道的康津等地設窯仿造，稱“新羅燒”或“翡色”釉青瓷。這種互惠互利的貿易往來，極大地推動了朝鮮半島的經濟發展。

與高麗不同，日本并不承認中原王朝是宗主國，更不用說地方政權的吳越了。當時日本政府對海外貿易持消極態度，但貴族們對中國商船運來的奢侈品需求頗大，民間也熱衷購買唐貨，所以從兩浙到日本的民間貿易一直非常興盛。據《扶桑略記》統計，907—960年間，吳越商船有23次抵日記錄。這些商船多是夏季從杭州灣出發，利用季風橫渡東海，單程航行三五天即抵達肥前松浦郡，再進入博多灣靠岸，待臺風期過后，冬天借著東北風穩穩當當地返航。《吳越史事編年》《日本紀略》《本朝世紀》等中日文獻里對此多有記載。

吳越商船一到達博多，便由大宰府報告京都，然后由日本朝廷派遣交易唐物使前來交易。中國商人往往把孔雀等珍奇禽獸作為禮物獻給日本朝廷，還不時充當吳越與日本之間的信使。如商人蔣承勛曾多次為吳越王錢元瓘帶書信及禮物到日本，兼具商人與外交使者雙重身份。蔣家船隊的規模和載貨量創下了吳越對日貿易的紀錄。日本商人、僧侶曾搭乘吳越商船往來兩國之間。有“東南佛國”之稱的吳越國還通過東海絲路，將佛教文化竭力播撒到了東瀛。

吳越海商的貿易模式清晰而精準：對日本、高麗，主打“高端路線”，將吳越國的頂級特產——越窯秘色瓷、江南茶葉、吳綾杭綢、銅鏡漆器、名貴藥材等出口；同時進口日本的沙金、白銀、刀劍、孔雀扇、硫黃，高麗的人參、皮毛等。當時一艘中型海船往返日本一次的利潤，足以供養一支千人軍隊半年之久。特別是日本那時相當缺糧，蘇杭平原的水稻卻是一年兩熟，稻米運過去，價格能翻番。海商利潤之豐厚可想而知。

吳越的頭號王牌商品，是當時由官方壟斷制造的頂級奢侈品秘色瓷。工匠們首創瓷質匣缽以釉密封、單件裝燒的極致工藝，成品瓷釉色青中泛藍、如冰似玉，號稱“奪得千峰翠色來”，是海上貿易的超級搶手貨。一件秘色瓷在海外賣得的價錢，在吳越國內可換三百畝水田。在任何國家，擁有一件來自吳越國的秘色瓷，就是身份和品位的象征。日本平安時代的貴族，無不以收藏吳越青瓷為榮。

蘇州博物館館藏文物——五代秘色瓷蓮花碗

同一時期，因陸上絲綢之路中斷，大食（阿拉伯）商人建立了從波斯灣至廣州的航線，吳越國抓住“全球化”契機，將貿易范圍擴展至更遠海域，進行更廣泛的商品交易。在占城（越南）、三佛齊（印尼）、呂宋（菲律賓）、爪哇等熱帶島國，吳越商人用絲綢、瓷器和農具，換取香料、象牙、犀角、珍珠、玳瑁以及熱帶木材，然后遠航至印度洋的訶陵、天竺等地，與到此的大食商人交易，換回西亞的玻璃、珊瑚、乳香、白龍腦、波斯金銀器等珍品。

吳越商船甚至曾經駛過霍爾木茲海峽，直接抵達波斯灣，從阿拉伯進口到一種稀缺資源——火油。據《吳越備史》載：“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國，以鐵筒發之。水沃其焰彌盛。”火油即石油，也稱猛火油。918年，錢元瓘率吳越水師在狼山江面大敗吳軍，取勝的關鍵就在于使用了火油噴火器。這次戰爭和伊朗賴依遺址的青瓷碗、巴格達博物館的越窯殘片，都反映出吳越國與西亞地區存在著密切的經濟、文化交流。

大海無邊無際，連貫八方。海商們駕巨舟乘風破浪，滿載著海外諸國歡迎的緊俏商品，為國狹勢弱的吳越換回巨額財富。《舊五代史》載吳越國“航海所入，歲貢百萬”；錢镠被民間稱為“海龍王”，“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錢弘俶時期年關稅收入折合銅錢高達50萬貫。這些財富又反哺吳越國，支撐起向中原王朝納貢買平安的國策，形成了“以海養國，以國促海”的良性循環。帆檣如云的杭州也成了當時重要的國際貿易港口，“舟楫輻輳，商賈云集”，一派繁華景象。

當中原諸侯打得十室九空、民窮財盡時，吳越國的志向與底氣卻不在陸地上，而在那片深藍中。它憑遠見為帆、以誠信為舵，用開放的海洋精神，讓大海成為金山銀礦，編織了跨越千年的商業傳奇。一條條金色紐帶般的航線，將吳越國的物產與世界文明緊密相連，既成就了吳越國的民殷國富，也推動了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鑒，為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達到鼎盛奠定了基礎，并為今日長三角一體化、詩畫江南帶來的綿延文脈與富庶格局埋下了深刻而久遠的伏筆。

（作者為電視劇《太平年》文學統籌）

原標題：《吳越國的船，駛過霍爾木茲海峽》

欄目主編：陳抒怡 文字編輯：陳抒怡

來源：作者：王新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