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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網絡對立為何愈演愈烈？從飯圈互撕、性別對立，到國際沖突、極端主義，我們越來越容易把自己歸入某個“陣營”，并把對方視為“敵人”。
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系主任哈維·懷特豪斯(Harvey Whitehouse)在《文明的遺產》中指出，人類天生具有三種自然傾向：從眾、宗教與部落性。其中，“部落性”讓人類狂熱地忠于所屬群體，甚至愿意為其犧牲或攻擊他人。“身份融合”是人類部落性的核心機制。一旦我們與某個群體深度綁定，就愿意為其犧牲，甚至發(fā)動攻擊。社交媒體不是創(chuàng)造了對立，而是放大了人類本能的部落沖動。
我們無法消除這一天性，但能否理解它、引導它，甚至用它來構建更包容的世界？
哈維·懷特豪斯(Harvey Whitehouse)
人類學家，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社會凝聚力研究中心主任，Seshat全球歷史數據庫創(chuàng)始人之一。
部落性與戰(zhàn)爭：從身份融合到擴展
在人類歷史上眾多的大型聚會中，也經常出現極度狂喜與極端消極情緒相互交織的時刻。例如，對失去偉大領袖的集體悲傷，對共同敵人的憤怒與仇恨，或是對殉道者、被獻祭者和角斗士的血腥死亡的恐懼與憎惡等。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在大規(guī)模群體中共享焦慮情緒對提升群體凝聚力非常有效，但直到最近，我們才開始真正理解這一現象背后的原因。在小規(guī)模的新入會成員和士兵群體中，共同經歷的情緒強烈的體驗能夠將個人身份與群體身份融合在一起。當這種融合發(fā)生時，人們會愿意為了捍衛(wèi)和保護自己的群體而做出非凡的自我犧牲。隨著社會的不斷發(fā)展，人們開始面臨一個新的問題：如何在更大規(guī)模的群體中（包括在整個文明中）實現這種形式的身份融合？
在大規(guī)模的復雜社會中，身份認同尤為重要，因為每個人都經常與陌生人接觸，比如在繁忙的市場討價還價時，與國家官員交涉時，或去理發(fā)店理發(fā)時。在許多這樣的互動中，人們扮演的身份是被簡化的，如顧客、公民、客戶等。在極端情況下，個體性似乎完全被社會身份淹沒，個體就這樣消失在人群中。
去個性化、對外群的貶低以及對外群敵意的增加等因素，都是軍事團體的潛在優(yōu)勢，有助于增強戰(zhàn)斗意愿。身份認同使人們有意愿戰(zhàn)勝其他群體的成員。然而，認同似乎也只能讓人走到這一步。它可以讓人們愿意貶低外群并偏袒內群，但似乎并不足以讓人們愿意為內群獻出生命。由于認同并不涉及任何強烈的個人記憶或深層次的自我意識，以群體為導向的需求可能會被以個人利益為導向的需求替代。對個人而言，生存就是最強有力的需求，即使這有悖于群體對我們的期待。在危機時刻，對許多人來說非常本能的反應就是試圖躲在人群中，或當機會來臨時趕緊逃跑。
基于這一推理，如果對外群開展暴力敵對行為會危及自身生命安全，那么，認同就不足以激發(fā)這種行為。部分研究為這一觀點提供了證據，這些研究直接比較了身份融合和身份認同對個體為群體犧牲意愿的影響。例如，我和我的同事對居住在英國和比利時的200多名穆斯林進行了一項調查，詢問他們作為宗教少數群體成員遭受虐待的經歷。我們發(fā)現，在愿意舍身保護穆斯林同胞的問題上，認同的作用遠遠弱于融合。
身份融合對于打造一支成功的軍隊意義重大。如果士兵能夠做到與軍隊融為一體，那么無論其作戰(zhàn)計劃有多么危險和艱巨，都會成為每個人的個人目標。問題是，隨著軍隊規(guī)模的擴大，個體變得更加默默無聞。群體的紐帶不再是直接的共同經歷，而變成了共同身份的象征。因此，小群體內的身份融合有被大群體內的身份認同取代的風險。
然而，不知何故，數千年來，世界各國的軍隊都找到了克服這個問題的方法。從最初為了抵御暴力鄰國而進行的自衛(wèi)戰(zhàn)爭開始，軍隊就成功說服了大批民眾為其事業(yè)獻身。這是怎么做到的？答案是，存在一種融合模式，它像認同那樣在大規(guī)模群體內運作。我們稱之為“擴展融合”，它是人類進入復雜社會以來最為危險的發(fā)明之一。
素未謀面，為何同心？
2011年，即“阿拉伯之春”爆發(fā)期間，我在利比亞遇到的革命者與營隊中的其他人完成了身份融合。所謂的其他人，包括革命者早已認識的人、共同經歷致命戰(zhàn)斗的人，以及共同躲避坦克攻擊和槍林彈雨的人。這并不奇怪，因為這些強烈的個人經歷正是能夠促成身份融合的要素。但這些士兵還表示，他們與不認識的其他營隊成員也高度融合—這些人對于他們而言完全是陌生人，盡管大家經歷了類似的苦難，但并非是肩并肩一起經歷的。這便是擴展融合的本質：一大群素未謀面的人之間的身份融合。但是，在沒有共同的親身經歷的情況下，擴展融合是如何產生的呢？
最初，我們認為擴展融合的關鍵在于將局部聯(lián)系（比如個人直屬的作戰(zhàn)單位）投射到擴展范疇（比如個人所屬的整個營隊）。換言之，我們設想，個體要想與一個非常龐大的群體融合，需要先與一個熟悉且小得多的群體（如家庭）融合，并將這種融合感“投射”到某個更大規(guī)模的群體上。我們找到了一些證據來支撐這一假設。
2012年，我們首次發(fā)表了一篇文章，嘗試用“投射”理論來解釋局部融合與擴展融合之間的關系。一年后，波士頓發(fā)生了一起慘案，恐怖分子在一年一度的馬拉松比賽終點線附近放置了兩個自制的高壓鍋炸彈，導致數百人受傷，17人被截肢，3人因傷勢過重死亡。就在襲擊發(fā)生前幾天，我們團隊的一名成員邁克爾·布爾梅斯特剛開始搜集與同胞之間擴展融合有關的數據，并且恰好是對波士頓的參與者進行的抽樣調查。炸彈爆炸的消息一經傳出，布爾梅斯特立即建議調整研究方向，以觀察那些聲稱與自己的美國同胞融合度更高的人是否更愿意用行動證明自己的言論—具體表現為慷慨解囊來支持受害者。
研究發(fā)現，那些對受害者表現出強烈心理親緣感的波士頓人，即那些認為自己的美國同胞就像家人一樣的人，在身份融合程度上得分更高，并且更愿意為救援工作捐款。我們認為，這種反應源于融合的“生物學路徑”：與實際家庭的既有融合感被擴展到了一個更大的“家庭”，這個家庭的成員是整個國家的公民。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意識到這并不是實現擴展融合的唯一路徑。與局部融合一樣，擴展融合通常也源自共同經歷；只不過，這些經歷是由大規(guī)模、素不相識的群體所共享。
我們的多項研究表明，共同經歷變革性事件可以增加大規(guī)模、素不相識的社群中人們的融合度。無論是基于與群體共享生物特征的認知，還是基于在更大范圍內的共同經歷，擴展融合都是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部落性形式之一。
我認為擴展融合的發(fā)現，與火藥或動力飛機的發(fā)明類似：看似無害的創(chuàng)新，帶來了炫目的煙花表演或實現了高速旅行，但也成了高效的殺戮機器。在充滿善意的情況下，擴展融合激發(fā)了令人感動的事件，如世界杯足球賽和拯救生命援助非洲慈善演唱會。但它也有著陰暗的一面，這種全新的部落性形式在人類歷史上最具破壞性的戰(zhàn)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神圣價值觀和帝國主義的崛起
當人們與某個群體融合時，他們的個體身份和群體身份在功能上變得等同。如果你攻擊某個人，就會激起整個群體的憤怒；如果你攻擊整個群體，也會被視為對個人的攻擊。這正是為何實現融合的軍隊會具有如此強大的戰(zhàn)斗力。因此，不難理解，當國家或帝國受到攻擊時，擴展融合是如何激勵第一支大型軍隊不畏艱險地投入戰(zhàn)斗的。當武裝群體背水一戰(zhàn)時，無論是局部融合還是擴展融合，都會發(fā)揮出最大的作用。
正如我們所見，融合能夠激發(fā)心理上的親緣感。在和平時期，熱愛家庭的人們并不希望毀滅其他家庭，而更愿意各自安好，互不打擾。同樣，只有當所愛的群體或其成員受到威脅時，融合才會觸發(fā)極端的自我犧牲。
正如與群體高度融合的個人會為了拯救戰(zhàn)友而撲向手榴彈一樣，人們往往也愿意為捍衛(wèi)自己的神圣價值觀而戰(zhàn)，甚至犧牲生命。阿特蘭認為，當今的西方國家往往低估了這一點。
例如，美國的外交政策未能預料到越南、伊朗、伊拉克和阿富汗等軍事實力較弱的對手會有如此的戰(zhàn)斗意志。軍事邏輯似乎在于，通過一開始的武力展示給對手灌輸“恐懼和敬畏”，讓他們明白抵抗是徒勞的，從而摧毀對方士氣。然而，事實并非如此。阿特蘭指出，拿破侖、希特勒和過去其他帝國的領導者都犯過同樣的錯誤。在這種情況下，常常發(fā)生的是，數量上處于劣勢的一方在初期遭受重大損失后，會以加倍的決心重返戰(zhàn)場，繼續(xù)戰(zhàn)斗。
世界歷史上的所有這些創(chuàng)新都豐富了人類的集體遺產，最終形成了人們當今所處的地緣政治格局。從古埃及人和波斯人發(fā)動的戰(zhàn)爭，到蒙古人的入侵和羅馬被洗劫，在人類歷史上的許多重大沖突中，軍隊的動力不僅源自渴望權力的領導者的貪婪和野心，還源自與他們并肩作戰(zhàn)者的擴展融合。
當這些最強大的帝國將世界宗教作為擴展融合的工具時，他們也引入了新的神圣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可以將不同背景、不同傳統(tǒng)的人們凝聚在一起。世界性宗教及其前身為有著帝國主義野心的軍閥和帝王提供了一種新的方式，用于團結和激勵來自不同種族、階級和地區(qū)的人們。這已成為現代戰(zhàn)爭（包括20世紀最慘烈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標志。從這個角度看，近代以來意識形態(tài)極端主義（包括法西斯主義、軍事民族主義和圣戰(zhàn)主義等）的興起不過是這一軌跡的自然延續(xù)，社會不斷向著擴展融合、帝國主義和暴力性自我犧牲的方向發(fā)展。
當今的部落性：融合、媒體和暴力極端主義
從恐怖主義、戰(zhàn)爭到幫派兇殺和足球流氓行為，現代世界中的諸多暴力現象，皆源于三種古老的力量：對內群體的偏愛、對外群體的敵意，以及縱容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的規(guī)范。為預防其最具破壞性的影響，我們首先要理解，這三種因素混在一起為何會如此容易引發(fā)暴力。
身份融合最初是為了在小群體中增強韌性和促進合作而進化出來的，如今卻能夠將前所未有的大群體團結在一起，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媒體的興起。如今，新聞報道能夠在跨國移民群體和世界性宗教的層面上傳播共同體驗。不久之前，人們還只能通過親身經歷來與他人共享強烈且具有個人變革性的經歷，如大型國家儀式或大屠殺、侵略等。然而，隨著通信形式和媒體報道的發(fā)展，強烈的體驗幾乎可以瞬間通過間接方式與他人分享，從新聞攝像畫面到社交媒體上的視頻，途徑無處不在。這為在更廣泛的人群中共享經歷和擴展融合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機制。
因此，對軍事行動的支持可以在廣闊的地域上迅速形成，有時甚至會促使國家和非國家武裝團體卷入暴力的群體間沖突。如今，已無人能在類似競爭中獲得勝利。將民眾團結在強硬政策背后的這種能力，曾經既是詛咒也是福音：暴力沖突雖然可怕，卻是推動社會復雜性增長的主要機制。然而，如今的情況截然不同。當今武器的破壞力日益增強，這意味著由部落性本能驅動的大規(guī)模戰(zhàn)爭只會將人類引向自我毀滅的道路。
新形式的部落性帶來的問題，不僅體現在人們如何與敵人作戰(zhàn)，還體現在如何在群體內部施加懲罰。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里，將大量人口監(jiān)禁起來以防止暴力的做法是聞所未聞的。然而，在過去的兩個世紀里，這已成為全球各國的標準做法。如今，大多數自由民主國家都在監(jiān)禁并排斥大量“部落”成員，將他們標記為外群體成員，并阻礙他們重新融入社會—這一做法的社會成本是巨大的，好處卻并不明顯。這種社會功能失調的懲罰模式背后的驅動力，正是激發(fā)對外群體莫名仇視的部落性。然而，對罪犯的污名化并非基于階級、種姓或種族（至少不一定以一種公開或明確的方式），而是基于道德。
隨著通信技術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出更加沉浸式的報道方式，通過媒體間接共享變革性經歷以及由此產生的擴展融合現象，其范圍和強度只會持續(xù)擴大和加深。我們或許希望新聞報道能更多地關注沖突帶來的關鍵地緣政治影響以及和平解決的策略，而不是一味報道那些容易激發(fā)人類情感和嗜血欲望的故事。然而不幸的是，后者才是吸引讀者的關鍵。
但這并不意味著這種情況是無法改善的。人們有理由保持樂觀，原因有二。其一，如今我們擁有越來越有效的手段，可以確定擴展融合在何種情境下更能夠促進和平合作，而非導致具有破壞性甚至致命的結果。其二，擴展融合本身并非問題所在—實際上，能夠在更大范圍內共享經歷，可以帶來諸多積極影響。當擴展融合與對外群體的威脅感知以及縱容暴力的規(guī)范相結合時，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那么，我們應該如何利用這些機會來實現集體利益呢？
即便對內群體的心理特征有著深刻的理解，要在恐怖分子采取行動之前發(fā)現暴力極端主義也并非易事。每一個潛在的暴力極端分子背后，可能有無數個表達極端觀點但并不構成實際威脅的個體。
因此，執(zhí)法部門和去激進化項目或許會忽略那些真正重要的跡象，反而去追蹤錯誤的對象—那些宣泄對外群體的極端仇恨但并不真正構成安全威脅的人。在包括英國在內的一些國家，公開發(fā)表支持被禁組織的言論屬于犯罪，會被處以重刑。但這種做法是否能降低恐怖主義風險卻值得懷疑，因為它可能反而會加劇人們對外群體威脅、壓迫或迫害的認知。
在分裂的世界中尋找共同歸屬
人類的智慧不僅讓我們能夠從遠處認識地球，還能讓我們理解地球以及地球上的生命都是歷史的產物。早在了解板塊構造或自然選擇下的進化之前，人類就已經開始思考起源問題—我們從何處來，又向何處去。如今，借助互聯(lián)網，我們只需輕點一下按鍵，就能基于大量的考古和歷史數據直觀地了解人類的起源。
技術創(chuàng)新有望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更具震撼力和激勵性的方式，喚起我們對人類共同命運的深刻認知。如今，我們不僅越發(fā)清晰地認識到人類居住在一個共同的家園內，更目睹著全球性問題正日益影響著人類共同的未來。在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珊瑚白化以及海洋污染等諸多問題上，我們已經能較為直觀地感受到人類命運休戚相關。
然而，在沖突、移民、疾病和貧困等許多其他問題的應對上，人類的命運同樣緊密相連。盡管當前的領導者們仍深陷于地方性視野與短期目標，但地球的未來取決于我們能否突破局限，以更具全局性和可持續(xù)性的思維與行動模式，攜手共進。
新書信息
《文明的遺產》
作者：【英】哈維·懷特豪斯 (Harvey Whitehouse)
書號：ISBN 978-7-5217-8200-4
出版時間：2026年1月
作者簡介
【英】哈維·懷特豪斯 (Harvey Whitehouse)，人類學家，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社會凝聚力研究中心主任，Seshat全球歷史數據庫創(chuàng)始人之一。他的研究涉及人類學、神經科學、歷史學、心理學，通過多學科視角，研究人類社會的團結和崩潰、興起與衰落。懷特豪斯是“宗教認知科學”的奠基人之一，這種研究方法極具影響力。他的“宗教狂熱模式”理論一直是人類學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認知科學家和進化理論家廣泛討論的主題。懷特豪斯曾在歐洲、亞洲、非洲、南美洲、大洋洲等不同地區(qū)進行實地研究，出版專著多部并擔任BBC紀錄片《非凡儀式》的首席顧問。
內容簡介
作為人類這一物種的一員，我們每個人都被賦予了一份獨特的遺產——一系列源自進化的固有傾向和文化工具，它塑造了人類行為的方方面面。在人類繁衍生息的無數世代中，這份文明的遺產曾驅使我們不斷攀上高峰，為歷史上一次次重大變革推波助瀾：它推動了先進技術的發(fā)明、有組織的信仰的形成，以及龐大帝國的擴張。然而，這樣的文明天性卻在今天令我們陷入困境，使現代社會向著深淵迅速滑落。要理解歷史和人類社會的種種成敗興衰，就不得不正視這一文明天性的源頭。
在這本書中，著名人類學家哈維·懷特豪斯從嶄新的角度審視了人類發(fā)展的歷程和人類文明的根本特性，并將其總結為“從眾性、宗教性、部落性”三種主要傾向，這是自然選擇的結果，也是數千年文化進化的鍛造。人類熱衷于模仿、群體儀式和習俗，普遍形成并傳播關于神明、靈魂和祖先的觀念，對所屬群體的狂熱忠誠更是屢見不鮮。這些天性在人類社會發(fā)展中起到了關鍵作用，如推動傳統(tǒng)的傳承、促進社會體系復雜化等，但也帶來了諸如暴力、不平等和群體間沖突等問題。
由古及今，懷特豪斯帶著我們深入現代社會的大規(guī)模從眾事件、廣泛存在的信仰和大型“部落”，用人類學家敏銳的視角剖解資本主義、消費主義、政治極化、環(huán)境破壞等種種危機的本質——當我們對文明遺產的不當使用導致現代社會難以駕馭人類源自進化的天性時，這個世界正逐漸失控。通過揭示人性如何塑造集體歷史，我們將重新思考“我們是誰”，以及如何應對現代社會的緊迫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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