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杰我睿爆雷案刑事風險解析及辯護要點

2025年以來，全球經濟波動加劇，黃金、白銀作為傳統避險資產迎來單邊暴漲行情，年內漲幅分別超67%、140%，各類貴金屬投資熱潮隨之興起，但熱潮背后，非法投資亂象也悄然滋生，深圳市杰我睿珠寶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杰我睿公司”）爆雷事件，便是其中極具代表性的一例。

一、事件脈絡：杰我睿公司的黃金交易模式與爆雷始末

深圳市杰我睿珠寶有限公司注冊地位于廣東省深圳市羅湖區水貝工業園區。杰我睿公司成立于2014年，起初只是水貝園區普通的一家黃金原料交易商。近年來借貴金屬價格暴漲之勢，逐步向普通消費者客戶開放業務，推出黃金“預定價交易”模式。

這種經營模式本質上是借鑒了期貨交易模式，簡單來說就是：投資者只需繳納少量保證金（最低僅20余元即可鎖定1克黃金），便可約定未來某一時間以當前價格買賣黃金、白銀，杠桿比例高達40倍左右，遠超上海黃金交易所同期14%的保證金比例（同類產品，期貨公司甚至要額外加收2%—5%手續費）。但是，與正規期貨交易不同，杰我睿公司并未對接任何正規的期貨交易場所，也沒有落實期貨交易所必備的標準化合約、集中交易、每日無負債結算等交易制度。

此外，為擴大客源，杰我睿公司通過線上宣傳引流、線下實體店背書等方式，還推出了“寄存黃金免工費”等優惠活動，吸引大量投資者郵寄黃金變現或者在其開發的小程序上充值購買貴金屬。在爆雷前夕，2026年1月17日杰我睿公司還在推廣“一年一次免工費活動”，吸引投資者提前寄送黃金或充值，僅僅1月18日，大量用戶發現平臺兌付異常，線上提現排隊人數激增。1月21日平臺批量駁回用戶提現及貴金屬提取申請，公司法人及核心管理人員失聯，辦公場所被值守人員管控，招牌被拆除，爆雷徹底爆發。

據公開信息，該平臺線上用戶約15萬，遍布全國多地，投資者未兌付資金規模龐大，截至2026年2月2日，杰我睿平臺正式開始執行兌付方案，但是兌付折扣比例極低，其中部分用戶本金兌付比例僅約0.1折，且兌付范圍不包含投資者寄存的貴金屬，同時要求投資者簽署和解協議、刑事諒解書及保密協議，限制投資者后續法律追責權利。

二、杰我睿公司的兩大刑事風險：非法經營罪與合同詐騙罪

目前，深圳市羅湖區政府已成立工作專班介入該案，督促企業梳理資產、推進兌付，并委托第三方機構對公司經營情況進行審計，同時設立群眾咨詢熱線回應投資者訴求。

筆者判斷，若后續官方對杰我睿公司及相關責任主體啟動刑事追訴，杰我睿公司涉嫌的核心罪名將是非法經營罪與合同詐騙罪。

（一）非法經營罪

結合《期貨交易管理條例》《期貨公司監督管理辦法》及杰我睿公司的行為，杰我睿公司被指控構成非法經營罪的風險點有三：

1. 未經許可開展期貨相關業務，違反國家金融監管規定

根據《期貨公司監督管理辦法》第六條，設立期貨公司需滿足注冊資本不低于1億元、具有期貨從業人員資格的人員不少于15人、具備任職條件的高級管理人員不少于3人等嚴格條件，且需經中國證監會批準，取得期貨業務經營許可后，方可開展相關業務，任何單位和個人未經許可，不得擅自開展期貨交易、變相期貨交易活動。

杰我睿公司及其關聯主體并未取得期貨經營牌照，也未達到期貨公司的設立標準，其開展的“預定價交易”蘊含保證金制度、杠桿交易和潛在的對賭機制，可能會被認定為“變相期貨交易”。

2. 杰我睿公司的經營模式可能擾亂金融市場秩序

早在2007年4月15日就開始實施的《期貨交易管理條例》第八十九條就對變相期貨交易進行了明確規定：變相期貨交易的認定核心是看是否具備“保證金制度、雙向交易、對沖機制、集中交易”等特征。

杰我睿公司的“預定價交易”，投資者繳納少量保證金即可參與交易，無需實際交割實物黃金，可通過買漲買跌獲取差價收益，盈利或虧損均由公司與投資者直接結算，本質是投資者與公司之間的對賭，而非真實的貴金屬現貨交易，完全符合變相期貨交易的認定標準。而且這種無資質、高杠桿的期貨交易背后，資金并未進入正規監管賬戶，極易產生資金鏈斷裂、投資者受損的重大風險，與非法經營罪“擾亂市場秩序”的要件相契合。

3. 涉案情節完全可能達到“情節嚴重”的追訴標準

結合司法實踐，非法經營期貨業務的“情節嚴重”構成要件，通常以涉案金額、受害人數、違法所得等為綜合判斷依據。杰我睿公司涉案用戶達15萬人，覆蓋全國，無論未兌付資金規模最終認定為多少，被司法機關認定為“情節嚴重”已經沒有障礙。

（二）合同詐騙罪

杰我睿公司被認定為構成合同詐騙罪的風險點在于兩個方面：

1. 杰我睿公司可能會被認為采取欺騙手段，誘導投資者簽訂合同、投入資金

客觀上杰我睿公司并未向用戶披露自身未取得期貨經營牌照、無資質開展期貨相關業務的核心事實，可能被認為是“誤導投資者認為其交易行為合法合規”。另外，若相關報道屬實，杰我睿公司不向投資人披露資金未進入監管賬戶等關鍵信息，則更加可以坐實杰我睿公司的欺騙手段。

2. 杰我睿公司的行為可能被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

根據《刑事審判參考》指導案例第1372號“黃金章詐騙案”的裁判要旨以及司法慣例，判斷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一般通過“資金用途、履約能力、事后行為”三個維度綜合判斷。

從資金用途來看，杰我睿公司收取的投資者保證金、充值資金，如果沒有被用于真實的貴金屬現貨交易或合規經營活動，也沒有建立有效的風險防控機制，那么就會被認定為“挪用”；

從履約能力來看，杰我睿公司無期貨經營資質、無充足的資金儲備，而且這種交易模式本身就存在不可持續性，可能被認定為沒有履行交易合同的能力，卻刻意隱瞞該事實，持續吸引投資者投入資金；

從事后行為來看，爆雷后公司核心管理人員短時間內失聯、拒絕與投資者溝通，推出0.1折的極低兌付方案，還要求投資者簽署刑事諒解書以逃避刑事追責，上述行為可能被認為根本沒有履行合同的意愿。

需要說明的是，非法經營罪與合同詐騙罪并非相互排斥，若杰我睿公司的行為同時滿足兩罪的構成要件，根據司法實踐，可能會根據其核心行為、主觀意圖，擇一重罪處罰，或數罪并罰。

以上認定邏輯僅為筆者根據司法實踐和自身辦案經驗對案件接下來走向的評估，具體以案件證據、審計結果及司法機關的認定為準。

三、杰我睿公司的破局思路和辯護要點

接下來筆者從辯護視角出發，結合司法實踐經驗，梳理出針對性地辯護要點。

（一）非法經營罪的辯護要點

一是定性辯護，可以嘗試論證杰我睿公司的“預定價交易”本質是“貴金屬現貨延期交易”，而非“變相期貨交易”——比如，現貨延期交易的核心目的是“實物交割”，投資者可選擇提取實物黃金，而非類似于期貨市場的單純的“買漲買跌”對賭；另外，逐一審查杰我睿公司是否全部滿足變相期貨交易的“集中交易、對沖機制”等核心特征，能否認定為正常的貴金屬現貨經營行為，即便存在延遲交貨等違規操作，也應屬于行政違規，由市場監督管理部門予以行政處罰，而非刑事犯罪。

二是主體辯護，區分“單位犯罪”與“個人犯罪”，以及涉案人員的“主從犯地位”。

對公司來說，如果杰我睿公司的涉案行為是經公司股東會、董事會決議，以公司名義開展，違法所得歸公司所有，而非個人占有，則應認定為單位犯罪。根據《刑法》規定，單位犯罪相較于個人犯罪，單位犯罪中直接責任人員的量刑相對較輕。

對于涉案的公司管理人員、業務人員，辯護中可從區分主從犯方面入手——普通業務人員、財務人員，若其僅受指派從事本職工作，未參與公司決策，未實施欺騙、誘導行為，對公司的非法經營模式不知情或知情但未起到主要作用，則可認定為從犯，請求從輕、減輕處罰，甚至免除處罰。

三是從資金用途方面展開辯護。審查杰我睿公司是否將資金用于合法經營，而非非法用途。非法經營罪的“擾亂市場秩序”要件，要求行為人的非法經營行為對市場秩序造成嚴重影響，若辯護中能提交證據，證明杰我睿公司收取的投資者資金，大部分用于貴金屬現貨采購、實體店運營等合法經營活動，且資金鏈斷裂是因市場波動、經營不善等客觀原因導致，而非刻意逃避兌付，則可論證涉案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較小，請求法院從輕處罰。

（二）合同詐騙罪的辯護要點

合同詐騙罪的辯護，核心是否定“非法占有目的”和“欺騙手段”。

關于非法占有目的，可以從三個方面審查論證：一是論證涉案主體具備履約能力，杰我睿公司作為注冊于水貝工業園區的珠寶企業，爆雷前長期正常開展貴金屬相關業務，有真實的經營場所和貴金屬庫存，爆雷前始終正常兌付投資者提現、履行實物交割義務，并非自始至終無履約能力；二是明確資金用途合法，審查投資者投入的保證金、充值資金，主要用于貴金屬采購、實體店運營及正常兌付，未被涉案人員揮霍、轉移、隱匿，資金鏈斷裂系2025年貴金屬價格波動、投資者集中提現引發的暫時性危機，屬客觀經營風險，而非主觀刻意逃避兌付；三是強調事后積極履約態度，爆雷后涉案主體配合羅湖區政府工作專班梳理資產、推進兌付，而非攜款潛逃、隱匿財產，可佐證無非法占有投資者財物的主觀意圖。

關于欺騙行為，重點在于主張涉案行為屬商業違規，而非《刑法》意義上的欺騙。一方面，杰我睿公司“黃金暴漲、低投入高回報”的宣傳，系基于當時貴金屬市場真實行情的商業推廣，未虛構收益前景，不屬于《刑法》意義上的“虛構事實”；另一方面，盡管公司沒有充分披露杠桿比例、交易風險等信息，屬于商業宣傳中的合規瑕疵，但這不等于刻意隱瞞與合同履行相關的核心事實，且投資者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應對貴金屬投資的固有風險具備基本認知，其投資決策系自愿作出，與所謂“欺騙手段”無直接因果關系。

結語

深圳杰我睿黃金爆雷事件，是貴金屬投資熱潮下衍生的灰色金融活動的一個縮影。從刑事法律視角來看，該案目前仍處于政府專班介入、資產梳理階段，后續是否啟動刑事追訴、以何種罪名追訴，仍需結合司法機關的調查、審計結果進一步明確。對于涉案相關人員而言，無論是公司負責人、管理人員，還是普通員工，一旦被卷入刑事調查，應及時委托專業刑事律師介入，梳理案件事實、收集有利證據，結合上述辯護要點，制定針對性的辯護策略，最大限度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對于受害投資者而言，應理性維權，積極配合司法機關調查，提供相關證據，通過刑事追贓、民事訴訟等多種方式，盡可能挽回自身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