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猶太復國主義者，我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權利

?告訴你一個真實的以色列和猶太世界?

● ●●猶太復國主義

作者：Oliver Zinn

在我的校園里，沒有容得下相信和平的人。

在當今美國的政治話語中，猶太復國主義與巴勒斯坦爭取建國的訴求，往往被描繪成彼此對立、不可調和的道德立場。但作為一名左翼猶太復國主義者，一個始終相信“兩國方案”的人，我并不覺得同時“支持以色列”和“支持巴勒斯坦”有什么困難。

然而，在我的校園里，幾乎沒有這種中間立場的空間。

在波士頓大學，我發現政治立場偏右的同學，既不認同所有民族都享有平等權利的理念，也缺乏對以色列—巴勒斯坦沖突基本事實的理解。而我所認識的反猶太復國主義者，則主張通過將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領土合并、抹去以色列作為猶太國家的身份，作為解決沖突的唯一正義方式——這種立場與我所理解的中東最和平出路并不相符。在我看來，最可行的道路是：以色列繼續作為一個猶太國家存在，同時在加沙和約旦河西岸建立一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家。

作為一名在校園里被政治立場孤立的人，我逐漸意識到：堅持“不同民族能夠和平共處”這一更宏大的理想，從未像今天這樣困難。但與此同時，它也從未像今天這樣重要。

出于好奇，去年秋天我參加了一次波士頓大學共和黨學生組織的會議，并參與了一場關于加沙的討論。在那里，我聽到兩位猶太同學表達了令我深感不安的觀點。

其中一位核心成員表示，他希望以色列強行將加沙的巴勒斯坦人遷走，但又擔心如果他們前往歐洲避難會造成什么后果。他甚至以玩笑的方式談論可能出現的難民危機，顯然將巴勒斯坦人——乃至阿拉伯人整體——視為不如猶太人和白人歐洲人那樣值得道德關懷的群體。

另一位有以色列背景的學生反駁了他的說法，表示她希望巴勒斯坦人有一天能夠在以色列旁邊擁有自己的國家。但她同時認為，由于阿拉伯世界長期的“拒絕主義”，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領必須無限期地持續下去。

在她發言后，我指出，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領導層已經支持“兩國方案”數十年。更重要的是，2002年的阿拉伯和平倡議明確提出：只要落實兩國方案，并在巴勒斯坦難民問題上作出一定妥協，阿拉伯世界就會承認猶太國家的存在。

但我的話無人傾聽。她堅持認為巴勒斯坦人以及多個阿拉伯國家仍然致力于摧毀以色列，并將我引用的一些資料斥為“反猶太主義宣傳”。

我在校園里認識的、對巴勒斯坦問題持相似立場的少數民主黨人，反應也幾乎相同。由于我們連基本事實都無法達成共識，有意義的討論幾乎不可能發生。

我與左翼反猶太復國主義者的交流更為頻繁，也通常更為平和，但同樣充滿挫敗感。

在一次隨意的交談中，一位朋友告訴我，她通過一個教會團體參與了反猶太復國主義活動，并詢問我對以巴沖突的看法。我告訴她，鑒于猶太人在歷史上，尤其是在大屠殺中所遭受的苦難，猶太人理應在以色列擁有自己的國家。我補充說，在加沙和約旦河西岸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國家，足以滿足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訴求，即便這并非他們心目中最理想的結果。

她反駁說，大多數巴勒斯坦人永遠不會接受一個僅限于1967年邊界的妥協方案。對此，我向她提到一項2012年的民調，顯示被占領土內略微過半的巴勒斯坦人支持阿拉伯和平倡議，而該倡議正是通向兩國方案的路徑。即便在以色列多年僵持不前、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腐敗的背景下，仍有相當一部分巴勒斯坦人支持兩國方案。

因此我認為，如果美國和以色列重新致力于這一解決方案，或許能夠逐步推動巴勒斯坦公眾輿論回到十年前的狀態，并與巴勒斯坦人合作，將被占領土建設成一個具備生存能力的國家。

隨后，另一位反猶太復國主義者加入了討論。他從純粹的道德立場出發，否定兩國方案，并主張反猶太復國主義的替代路徑。他表示，歐洲人已經基本離開了他們在非洲及其他地區的殖民地，因此生活在以色列的“定居殖民者”也應當如此。

當我指出非洲的去殖民化進程實際上極其血腥時，他回應說，在他的設想中，沒有任何猶太人會被強制驅逐出巴勒斯坦——只是許多人可能會選擇自行離開，而不是成為一個阿拉伯多數國家中的少數群體。至于在后大屠殺時代，猶太人是否應當擁有自己的國家，這一關鍵問題始終未被正面回應。

我對他的情緒表示理解。1948年巴勒斯坦人大規模流離失所的創傷至今仍在；當然，許多巴勒斯坦人及其支持者仍然會設想如果那片土地從未失去會是怎樣的情形，并渴望其回歸。正因如此，我才相信：巴勒斯坦人理應在加沙和約旦河西岸擁有自己的家園，就如同以色列人理應擁有他們在1948年建立的國家一樣。只有通過兩國方案，這兩個深陷對立與痛苦的民族，才有可能彼此為鄰、和平共存。

然而，我所接觸到的反猶太復國主義者，將以巴沖突視為一場零和博弈：一方的勝利必然意味著另一方的失敗。他們只能想象一種未來——巴勒斯坦建國必須以以色列的犧牲為代價。

在這一點上，他們與我在右翼陣營中遇到的許多學生并無本質區別，唯一的不同在于，右翼希望最終獲勝的是以色列一方。

研究顯示，自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發動襲擊以來，校園內部的分裂所帶來的最痛苦后果之一，就是社會孤立感。我對此深有體會。如果在波士頓大學真的存在某種中間立場，那么多年來，它始終未曾向我顯現。

但我仍會繼續尋找下去，無論我的信念在這個問題上多么讓我在左右兩派中都顯得格格不入。如果我們還有機會推動中東的和平，就必須相信：立場迥異的人之間，理性而清醒的對話依然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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