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十年述評

自2015年四川省率先啟動職務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來，我國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已走過十年歷程。十年間，改革從地方“破冰探索”上升為國家“科技成果產權制度范式”，從單一“產權分割”拓展為全部賦權，推動科技成果從實驗室走向國民經濟主戰場，成為激活創新動能、實現科技與經濟融合的關鍵引擎。本文從制度突破、實踐成效、價值重構、迎接挑戰四個維度，系統復盤十年改革的演進邏輯與綜合價值，并展望未來深化方向

一、制度破冰：從獎勵成果轉化收益到科技成果賦權的制度突破

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在于構建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的權屬與分配制度規則。十年間，制度體系經歷“地方探索—國家支持—試點推動—立法保障—多元創新”躍遷，形成覆蓋“賦權、轉化、監管”全鏈條的制度框架。

(一)一次“違法”操作成就一項偉大的改革

2010年，西南交通大學將一項職務發明專利的專利權由學校所有變更為學校與發明人團隊按4∶6比例共有，再以該成果作價550萬元入股某企業。為什么要這么做?是因為該企業的投資者要求團隊成員成為企業股東。團隊成員成了企業的股東，投資者“抓得住”他們，該項目的成功轉化才有可靠的保證。

那時，西南交通大學面臨兩難選擇：要么做一個守法的“公民”，拒絕企業投資者的合理要求；要么“違法”將該成果的專利權變更為學校與發明人團隊按份共有。西南交通大學沒有死守教條，從有利于該成果的有效轉化出發，毅然選擇了后者。當時變更專利權人無須經過嚴格的審批程序，才成就了該成果的專利權人變更。

(二)四川省率先破題：從“單位獨享”到單位與個人“混合所有”

201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以中發〔2015〕8號印發了《關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該意見第三十條提出，“在有條件的省(自治區、直轄市)系統推進全面創新改革試驗，授權開展知識產權、科研院所、高等教育、人才流動、國際合作、金融創新、激勵機制、市場準入等改革試驗”。

2015年5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將四川確定為全國8個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區之一，賦予其依托科技創新推動區域發展等先行先試權利。

2015年11月，中共四川省委十屆七次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四川省委關于全面創新改革驅動轉型發展的決定》，提出“開展職務科技成果權屬混合所有制試點”。

2016年初，西南交通大學出臺《專利管理規定》(即“西南交大九條”)，實行“職務發明人與學校按三七比例分割專利權”的“先確權、后轉化”模式，分以下三種情形：一是已經取得專利權的，按照單位與發明人團隊3∶7的比例分割專利權；二是已經申請專利但還沒有授權的，按照單位與發明人團隊3∶7的比例變更專利申請權；三是對于正在研發的科技成果，可以按照單位與發明人團隊3∶7的比例提出專利申請。這一探索被媒體稱為科技領域“小崗村試驗”，徹底改變了“職務成果歸單位所有、科研人員有權獲得獎勵”的傳統模式。同年，西南交通大學完成了168項專利權賦權，并由此孵化了16家科技企業，帶動社會投資11億元，形成“可復制”的樣本。

2016年5月21日，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欄目頭條以《科技成果確權自主創新提速》為題，用近5分鐘時長專題報道了四川省在加速科技成果轉化中的新嘗試和新實踐。

2016年7月22日，中央電視臺《經濟半小時》欄目以《全面深化改革進行時：西南交大的“小崗村試驗”》為題，對“職務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進行了深度報道。

2016年12月，四川省科技廳、省發展改革委等部門印發《四川省職務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實施方案》，在全省以自愿申請為原則選擇了20家試點單位推廣“職務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

2018年9月30日，新修訂的《四川省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條例》通過，并于2019年1月1日起施行。該條例將職務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寫入地方性法規，明確成果分割、收益分配等操作規則，為職務科技成果賦權“立法護航”。

2018年11月，四川省科技廳、省發展改革委等部門印發《關于擴大職務科技成果權屬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的指導意見》，將試點單位由20個擴大到45個。

截至2018年底，四川省完成職務科技成果分割確權400余項，作價入股創辦企業近60余家，帶動企業投資近30億元。其中，四川大學有30余項科技成果申請賦權改革，作價入股創辦企業20余家，投資金額近16億元。成都理工大學已完成11項專利權賦權。

(三)國家支持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

2016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以廳字〔2016〕35號印發了《關于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見》，首次提出“探索賦予科研人員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并在2017—2018年間多次被寫入國家文件。自此以后，中央與地方形成良性互動，推動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循環上升、走深走實。

2018年底，國務院辦公廳以國辦發〔2018〕126號印發《關于推廣第二批支持創新相關改革舉措的通知》推廣“將事后科技成果轉化收益獎勵，前置為事前國有知識產權所有權獎勵”，講清楚了職務科技成果賦權的原理或底層邏輯。

2019年7月30日，科技部等六部門以國科發政〔2019〕260號印發《關于擴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相關自主權的若干意見》，提出改革科技成果管理制度，包括推進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

2020年5月9日，科技部等九部門以國科發區〔2020〕128號印發《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試點實施方案》，決定選擇一批改革動力足、創新能力強、轉化成效顯著以及示范作用突出的單位開展試點，試點期3年。2020年10月12日，公布了40家試點單位。

2020年10月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2021年6月1日起施行)第六條第一款增加了單位“可以依法處置其職務發明創造申請專利的權利和專利權，促進相關發明創造的實施和運用”的規定，增加第十五條第二款“國家鼓勵被授予專利權的單位實行產權激勵，采取股權、期權、分紅等方式，使發明人或者設計人合理分享創新收益”的規定。在第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被授予專利權的單位應根據推廣應用范圍和經濟效益，對發明人給予合理報酬”，為高校院所制定70%以上的收益分配比例提供法律依據。2021年12月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2022年1月施行)第三十三條規定“探索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者長期使用權制度”，不僅鼓勵探索職務科技成果賦權，而且將其正式上升為國家法律制度。

(四)進一步探索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新模式

2020年以后，職務科技成果改革進入“多元創新期”。2021年上海交通大學開展的科技成果轉化專項改革中，探索了全面賦權模式。2023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探索“賦權+轉讓+約定收益”復合模式，允許科研團隊在職務科技成果賦權后根據轉化進度分期獲得收益。

2023年7月31日，上海市科委等部門以滬科規〔2023〕9號印發《上海市科技成果轉化創新改革試點實施方案》，提出“試點單位可結合本單位實際，將單位所持有的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部分賦予成果完成人，試點單位與成果完成人成為共同所有權人；也可將留存的所有權份額，以技術轉讓的方式讓渡給成果完成人，科研人員獲得全部所有權后，自主轉化”，即從部分賦權升級為全部賦權。

二、推進職務科技成果賦權的配套改革

職務科技成果賦權并非靈丹妙藥，還需要其他相關配套改革跟進，以提高賦權改革提升科技成果轉化的效能。

(一)科技成果資產管理改革：從“防止流失”到“容錯松綁”

201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以中發〔2015〕8號印發《關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提出，“盡快將財政資金支持形成的，不涉及國防、國家安全、國家利益、重大社會公共利益的科技成果的使用權、處置權和收益權，全部下放給符合條件的項目承擔單位”，使用權、處置權和收益權“三權”下放為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打下良好的制度基礎。

2015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第十八條規定：“國家設立的研究開發機構、高等院校對其持有的科技成果，可以自主決定轉讓、許可或者作價投資，但應當通過協議定價、在技術交易市場掛牌交易、拍賣等方式確定價格。”這一規定有兩個重要突破：一是將使用權、處置權下放升級為法律規范；二是實行市場化定價。

2019年3月29日，財政部以財政部令第100號作出修改《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暫行辦法》的決定，落實《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規定，即實行區別于其他資產的管理方式，也可以認為是科技成果資產單列管理。

中發〔2015〕8號文和《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的修訂，對科技成果資產實行單列管理，為科技成果資產管理“松綁”，為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環境。西南交通大學在職務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中率先破局，推行“職務科技成果非資產化管理”模式，地方推行的科技成果單列管理步子邁得更大、更快。

(二)職務科技成果賦權遞延納稅

2016年9月20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以財稅〔2016〕101號印發《關于完善股權激勵和技術入股有關所得稅政策的通知》，對符合條件的股權收入實行遞延納稅優惠。

目前國家沒有出臺文件規定對科技人員(團隊)因職務科技成果賦權而獲得的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需繳納個人所得稅，想必將來也不會出臺這樣的規定，因為無法對它征稅，即使征稅也難以操作。然而，科技人員(團隊)轉化賦權科技成果獲得的現金收入，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規定，以轉讓方式轉化并取得現金收入的，須按照財產轉讓收入征收個人所得稅；以許可方式轉化的，須按照特許權使用費所得征收個人所得稅；以作價投資方式轉化的，可按照財稅〔2016〕101號規定遞延納稅。也就是說，只是將征稅環節延后，遞延至轉化賦權職務科技成果獲得現金收入時再征稅，即遞延納稅。

實行遞延納稅是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的前提，也是職務科技成果賦權的紅利之一。如果科技人員(團隊)獲得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要征收個人所得稅，則這一改革是無法推行的。

(三)推進概念驗證、中試等平臺載體建設

職務科技成果賦權，目的在于推進科技成果有效轉化，而科技成果轉化又有賴于概念驗證、中試等平臺載體的建設，也有賴于科技成果評估評價機制的改革，鼓勵各地結合本地實際，采取更加有利于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措施等。例如，深圳市出臺全國最嚴格的“最低持股比例”規定，規定試點單位科研人員團隊持股比例不低于70%。

十年來，我國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已經形成了“國家支持職務科技成果賦權，地方、高校、科研機構等探索各具特色的創新做法”的格局。

三、改革成效：暢通科技人員創業通道

十年的賦權改革成效顯著，從科研團隊到科技創業再到企業創新發展，改革的“乘數效應”持續釋放。

(一)試點成效顯著

2020年5月，科技部等九部門選取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等40家高校科研機構實施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試點，截至2023年底，40家試點單位累計賦權科技成果超4 000項，以轉讓、許可、作價投資等方式轉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金額為120.9億元，合同金額較試點前三年增長了126.5%，平均每家單位年均轉化金額突破3 000萬元，遠超非試點單位平均水平。

陜西省依托秦創原創新驅動平臺，將省級試點單位擴展至201家，2024年轉化科技成果3.6萬項，孵化科技企業2 067家，科技活動產出水平指數躍居全國第4位；深圳市37家試點單位轉化成果年均增速58%，南方科技大學“新型柔性顯示材料”專利賦權后，僅6個月即完成兩輪融資超3億元，刷新高校成果轉化速度紀錄。

(二)科研人員從“被動參與”到“主動創造”

隨著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的持續推進，科技人員由過去的被動參與轉為主動創造，由過去以單位為主推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拓展為科技人員通過兼職兼薪、在職創辦企業、離崗創新創業等方式實施科技成果轉化。由單位作為的單一路徑拓轉為廣大科技人員積極作為的多元路徑，極大地擴大了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廣度，高校科研機構科技人員的創業熱情高漲，科技成果轉化的活躍度顯著提高，成就了一批科技富翁。例如，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劉進教授團隊將麻醉藥物專利轉化收益1億元捐贈；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九韶智能團隊憑借人工智能算法專利賦權，企業估值超20億元；西安交通大學“高端軸承潤滑材料”專利作價1.5億元入股，帶動相關產業產值增加20億元。職務科技成果賦權讓“知識價值變現”步入正向良性循環，讓越來越多科研人員從“實驗室”走向“市場”。

(三)有力地推動企業科技創新

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打通了高校科研機構增加科技供給、滿足企業產業需求的通道，推動企業從被動購買技術轉向主動聯合高校科研機構進行研發。例如，浙江大學王浩華團隊將超導量子計算技術70%所有權作價入股，與企業共建研發中心，推動量子測控系統研發周期縮短40%。再如，中國科學院青島能源研究所將“固體氧化物電池”技術賦權給科研團隊后，建成國內首條量產線，企業年產能突破1GWh；復旦大學將“腦機接口芯片”專利權的75%賦權給科研團隊，與一家醫療設備企業同步推進技術落地與臨床應用，使產品上市時間提前了18個月。

(四)激活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服務體系專業化發展

職務科技成果賦權使科技成果轉化重心從高校科研機構下沉到科技人員(團隊)，進而激發了技術轉移服務機構和技術經理人的活力。無論是高校還是科研機構，常規做法是：科技成果轉移轉化部門作為一個總窗口，主要負責本單位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政策的落實，雖然沒有最終決策權，卻又能影響最終決策，并面臨專業眾多、科技成果成熟度差異大、科技人員訴求多樣的困境，決策效率有限，靈活度也受限，專業化科技轉移轉化服務機構的活力難以激發出來。將職務科技成果賦權給科技人員(團隊)，科技人員(團隊)由被動參與者轉為利益的主要受益者、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活動的決策者，進而可激發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服務機構和技術經理人的活力，技術經理人大有可為，有了更加明確的職業發展方向。正因如此，全國技術經理人總量增長至2024年的3萬人，并形成“技術篩選—估值談判—落地服務”全流程專業服務體系，轉化效率大大提升。

四、多種挑戰不容忽視

盡管十年賦權改革成效顯著，但在向縱深推進的過程中，仍面臨結構性失衡、配套體系短板、分配爭議等諸多問題，需通過進一步制度創新加以破解。

(一)結構性失衡：區域與領域差異顯著

部分中西部省份雖然出臺了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政策，但存在落實難問題，其根本原因在于，高校科研機構缺乏專業技術經理人，企業技術需求與科研成果匹配效率低，陜西、四川等中西部省份試點單位與東部省份相比仍存在明顯的差異。

從領域看，轉化資源集中于生物醫藥、信息技術等“熱門領域”，農業科技等“冷門領域”轉化相對乏力：2024年生物醫藥、信息技術領域成果轉化金額占比達68%，而農業科技領域僅為7%；軍民融合成果轉化面臨“涉密邊界模糊”的困境，涉密成果不納入賦權范圍，但非涉密軍用技術拆分轉化、軍民標準銜接等問題仍未完全解決，制約了軍工科研院所的轉化活力。

中央所屬高校科研機構規模大、研發能力強，設立了專門的科技成果轉化或技術轉移部門，可更好地推進職務科技成果賦權；但大量的地方高校科研機構研發能力有限、可轉化的成果不多，加之不少高校科研機構沒有成立專門負責科技成果轉化或技術轉移的部門，還沒有較好地開展職務科技成果賦權，影響了科技人員實施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積極性。

(二)配套體系：概念驗證、中試、估值等有待完善

概念驗證、中試等是實驗室成果轉化及產業化的關鍵，但我國概念驗證、中試平臺的能力仍存在顯著短板。截至2024年，全國概念驗證中心約100多個，中試平臺約800個，且能力強的并不多，難以滿足每年60余萬項可轉化成果的需求。概念驗證、中試等設備投入大、風險高，社會資本參與意愿低，即使一些省份通過政府補貼予以支持，仍難以滿足需求。

科技成果價值評估缺乏統一標準，評估方法與手段難以滿足要求，導致不同評估機構對同一成果的估值差異比較大，導致高校科研機構與企業之間因“定價分歧”終止合作。盡管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探索先賦權、后根據轉化收益按比例分配的“約定收益”模式，可規避短期定價風險，但從長期來看，收益監管、利益分配失衡等仍有可能導致出現“成果增值后糾紛”。

(三)新矛盾有待化解：公平與效率、科研與轉化的平衡有待優化

職務科技成果賦權只是激發科技人員積極性的一招，并非“一招皆靈”的改革舉措。隨著轉化收益規模擴大，“分配不均”問題逐漸凸顯：一是單位留成過少，難以反哺科研，難以形成科研與轉化的良性循環；二是分配向核心發明人集中，出現“核心發明人與團隊成員收益差距過大”的情況，例如深圳某高校團隊因“負責人獨得80%收益”引發成員舉報；三是為轉化職務科技成果作出重要貢獻的人員未獲得應有的報酬，嚴重影響轉化人員的積極性和技術經理人隊伍的健康發展；四是部分高校院所“學校留存收益使用不透明”，留存的20%～30%轉化收益未明確用于成果轉化再投入或科研支持。

這些問題的根源在于“成果貢獻度量化評估”機制缺失，分配制度的落實存在偏差。目前許多單位僅按“發明人排序”分配收益，未考慮科技人員在創意提出、技術研發、市場對接等不同環節的貢獻差異；缺乏“收益公示監督”制度，分配過程透明度不足。如何在單位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激勵核心發明人與保障團隊公平之間、研發人員與轉化人員之間找到平衡，成為改革深化的重要課題。

五、結語：改革無止境

十年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以“產權激勵”為核心突破點，實現了從制度破冰到制度健全的歷史性跨越。

從西南交通大學3份改革文件入藏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到全國高校科研機構持續多年突破200億元的轉化規模，科技成果轉化潛力與活力持續釋放；從科技人員轉化收益占比持續提高，到職務科技成果全部賦權，不少科技人員實現了名利雙收，反映了“產學研用”深度融合的協同格局已經形成。這也印證了一個深刻的道理：讓科研人員真正實現名利雙收，才能最大限度釋放創新活力，而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正是最有效的實現途徑。

站在新的起點上，改革仍需向深入推進。在區域均衡上，中西部省份需加大改革力度，特別是在營造環境、搭建平臺、激發技術經理人活力和企業活力上下功夫；東部地區要進一步深化體制機制創新，強化產學研深度融合。在領域覆蓋上，戰略發展領域、未來產業領域、傳統產業領域都要同步發力，強化軍民融合成果轉化，推動更多“冷門領域”成果的轉化。中央所屬高校科研機構要繼續深化改革，創造出更多可復制推廣的好經驗好做法；地方所屬高校科研機構要在完善制度、健全科技成果轉移轉化體系上下功夫。在配套體系建設上，需強化概念驗證、中試等平臺建設，建設一批高質量孵化器；在科技成果價值評估等方面，既要探索新的方法新的手段，又要加強機制創新，努力破解“轉化瓶頸”。在成果價值分配上，注重效率并兼顧公平，平衡好國家、單位和團隊之間的利益，更好地激發團隊成員的積極性。

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的本質，是對“知識價值”的尊重，進而加快知識的價值實現。未來，唯有持續深化體制機制創新，才能讓更多實驗室成果轉化為產業發展的引擎，為高質量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創新動能。

本文來源于《科技中國》2025年第12期。吳壽仁，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教授級高工。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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