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紀念：父親田家英的收藏往事

永遠的紀念：父親田家英的收藏往事（曾自）

父親田家英二十六歲擔任毛澤東主席秘書，參加了《毛澤東選集》的編輯、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和中央許多重要文件的起草，是毛澤東身邊名副其實的“秀才”。

然而人們大都只知道田家英學養(yǎng)好，受毛主席器重，卻很少了解他在工作之余收集清代學者墨跡，成就了一項傳承傳統(tǒng)文化的大事情。

本文，想就父親田家英緣何輯藏清人墨跡，又是怎樣收集的，以及他專項收藏的終極目的是什么，作為女兒，談?wù)勎宜赖耐隆?/p>

史學研究成為一生的志向：

父親是個孤兒，由于父母早逝，殷實家境的衰敗，使他沒有受到良好正規(guī)的教育，十二歲輟學當學徒，十四歲靠稿酬收入走上獨立的生活和求學之路。算下來，他在校學習的時間總共不過七年。他的學識，主要靠自學。他十二歲開始發(fā)表文章，十六歲之前，已在報刊發(fā)表了近百篇文章，自學的經(jīng)歷，使他對中國文學和歷史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

一九三七年，父親來到延安，先后就讀于陜北公學和馬列學院，三年后，十九歲的田家英被馬列學院留校擔任中國近代史教員，中國近現(xiàn)代史學，成了他一生的鐘愛和追求。

在馬列學院，父親有幸結(jié)識了歷史學家范文瀾。

范老于一九四〇年一月來延安，任馬列學院歷史教研室主任，此時他正嘗試以新的視角探討中國近代史問題。一次范先生的史學演講，吸引了在場的毛澤東，毛敦促他把提綱整理出來，并說：倘能寫出來，必有大益。此后，范文瀾邊搞教學邊著書，在延安資料缺乏，生活艱苦的條件下，完成了《中國通史簡編》和《中國近代史》（上冊）。

這兩部書，可說是運用唯物史觀敘述中國史的始創(chuàng)篇。范文瀾通曉中國文化，又研究馬列經(jīng)典，田家英找到了一位導(dǎo)師，范老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對田家英的治學產(chǎn)生深遠影響。

以后田家英調(diào)到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對史學興致仍不減，和范老一直保持著師生般的關(guān)系。范老也很喜歡家英，對這個有志后生希望甚殷。范老還把兒子范元偉交家英培養(yǎng)，小范當時才十五歲，在楊家?guī)X圖書館工作，以后家英真就做了小范的入黨介紹人。

在延安政研室，田家英從中央圖書館借到一九二三年版的《清代通史》（上卷），作者蕭一山二十一歲，僅憑一己之力撰寫了中國第一部體系完整的“清史”，并得梁啟超作序。對蕭一山的治學勇氣，田家英十分感佩。但蕭的著作畢竟受時代、條件局限，缺乏新史料和時代視角。田家英由此萌生了有生之年立志完成一部以唯物史觀為指導(dǎo)的清史篇的想法，真可謂心高志遠。

父親從熱愛史學，到關(guān)注近現(xiàn)代史研究，最終選擇了清史的方向。亦或說，引他走進史學研究大門的老師是范文瀾。他與自己青年時就敬重有加的老師保持了一生的關(guān)系。他們的最后一封通信，當在一九六五年秋季。

這便是父親緣何輯藏清人墨跡的源頭。

建國初期的田家英

“清史篇”的寫作計劃得到毛主席首肯：

田家英年輕時選擇的清史課題，始終沒有放下，來到毛澤東身邊，他把想法和主席談過，得到主席的首肯。

毛澤東喜歡身邊人觀點鮮明，有見地，田家英恰恰愛思索，愛想問題。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毛澤東幾乎每晚都要找田家英，交辦完事情聊一陣天，歷史、文學、古今人物，從古到今，從政治到生活，每次都有新的話題。很明顯，毛澤東喜歡田家英，他們無話不談。

毛澤東是政治家，又是詩人和文學家，他淵博的學識，寬闊的思路，深邃的哲理，超凡的抱負，怎能不給田家英以全新的感染。無拘束的接觸中，田家英受到深刻的影響。他熱愛研究問題的天賦得到極大的激活和施展。

編輯《毛選》，他便對中共黨史、毛澤東思想發(fā)展史，發(fā)生濃厚興趣，他把二者結(jié)合起來推進毛澤東思想的研究，成為給中央機關(guān)干部宣講黨史最有特色的宣講人。

建國后豐富的書籍和資料，同樣加深了田家英對近現(xiàn)代歷史的認識，以及知識的積累，他于“清史”的興趣也更傾心，更執(zhí)著。以至一九六二年政治生涯受挫他想離開中南海，竟向主席提出想去專心從事清史研究的請求。這的確是他深思熟慮后的想法，絕非僅僅為逃離現(xiàn)實。

一九五一年，田家英和董邊及愛女

母親董邊有一段回憶：

1950年代初，一次我和家英去王府井舊書店，邊走邊聊，家英說了他為什么想寫清史。他說，比之延安時期，他對近代中國的認識加深了。中國從封建王朝到社會主義社會，中間還不到四十年時間，沒有經(jīng)過資本主義社會，故而探究封建社會的特質(zhì)，對認識今天的中國，很必要。

他認為，清代作為最后一個王朝，是集封建社會之大成的王朝，富有代表性。另外，清朝屬于外族，清代的版圖卻是華夏有史以來最大時期，奠定了今日中國的疆域。它的興衰始末，吏治改良、文化沿革、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變法維新、乃至近代輸入新思想……內(nèi)涵豐富。現(xiàn)在條件比延安好多了，可以先收集資料，為日后做準備。他還告訴我，他的想法和主席談過，得到了主席的首肯。

如果說田家英鉆研清史最初更多出自個人興趣，那么建國后他對這一命題的執(zhí)著，是經(jīng)過思考后作出的理性選擇。

這便是父親收藏清代學者墨跡的動力和目的。

“人棄我取”的意外收獲：

父親收集清人手跡始于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大量地搜集，當在一九六二年以后。建國初，毛澤東委托田家英幫他建立一個個人圖書室，加上毛澤東點名組建的新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也需要大量圖書資料，幾年間，跑書店成為父親一項不稱為“工作”的工作。

在古舊書店，父親無意間發(fā)現(xiàn)清代學者的信札、軸聯(lián)、手卷俯拾即是，因年代較近，少有人重視，可他從中發(fā)現(xiàn)了很有價值的史料，他管這叫“人棄我取”，這便是父親收藏的開始。

北京琉璃廠的文物商店，西單、王府井古舊書店，是收獲最多的地方。

父親的另一個渠道，是利用和主席外出開會和調(diào)查的機會，在上海、杭州、成都、武漢、廣州等文化大城市收集。

毛澤東偏愛杭州和武漢，據(jù)統(tǒng)計，建國后僅杭州共去過五十多次。上海、廣州則是中央多在此開會之地。由于常來常往，他和地方上文物行家結(jié)成朋友。上海市文化局的方行、浙江省文管會的葉遐修，都和父親友情篤深。文物商店的行家也成為他的朋友，平日幫助留心。父親的收藏之所以成系統(tǒng)成規(guī)模，是得到眾友人誠懇幫助的結(jié)果。

例如一次在杭州開會，田家英聽說古舊書店有海寧藏書家后人賣出的一千多封清人信札，便即同店方聯(lián)系，借回駐地，他利用工作間隙，一周內(nèi)把上千封信札過目一遍。為弄清信與信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和價值，信札攤在地板上，他伏在地上反復(fù)琢磨，最后買下40封，有顧廣圻、周春、許梿等著名學者的手跡。其中周春（一七二九——一八一五年）致吳騫信，提到《紅樓夢》及作者曹雪芹（一七一五——一七六三年），此信寫于1794年，據(jù)曹雪芹故去僅三十一年，信中說“曹雪芹之名字、履歷皆無可考”，請吳騫“祈查示知”。這應(yīng)該是迄今最早有關(guān)《紅樓夢》的點評，對于《紅樓夢》作者考，是極有價值的史料。

父親研究問題講求系統(tǒng)化、體系化，收藏清人墨跡，亦如此。

記得父親辦公桌案頭常年放著一本泛黃的書，是民國版蕭一山編《清代學者生卒及著述表》，清代學者按生年排序，籍貫、著述、學術(shù)派系、社會地位，一目了然。這是父親選擇藏品的“航向標”。凡收到一件，就在書上人名前劃一紅圈。他對朋友戲言：此乃“清朝干部”花名冊也，希望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將書中所列一千多位學者墨跡收全。他的收藏思路，清晰明確，可見一斑。

父親注重學者、官吏的墨跡，看重的是它的史料價值，他共收信札六百多通，涉及二百多人，寫信授信雙方，于經(jīng)史、音韻、金石、天文、歷法、輿地、書法、繪畫各有千秋，通信間，或交流考據(jù)心得，或記述所聞軼事，或描述風土人情……，零散書信匯集起來，對了解真實的社會，像是打開了一扇窗口。

信簡多是一封一封淘來的，攢多了，父親將相關(guān)聯(lián)的匯編成集。

例如，將清早期著名學者趙翼（趙甌北）等十一位給孫星衍的信匯集為一集，取孫星衍編纂的《平津館叢書》中“平津館”三字，為信札集命名《平津館同人尺牘》。

授信人孫星衍是清代著名藏書家，他對經(jīng)史、古文字學、諸子百家融會貫通，所編《平津館叢書》、《岱南閣叢書》堪稱善本。

而寫信人趙翼則是宋代宗室，乾隆二十六年授翰林院編修。趙翼以詩詞著名，其詩重性靈，思想新穎，詩存達四千八百多首。與袁枚、張問陶合稱“乾嘉性靈派”三大家，不愧為大才子。

再如錢大昕、翁方綱等給錢泳的信，被合集為《梅華溪同人尺牘》，取錢泳號梅溪而得名，雅致又別致。

授信人錢泳乃吳越武肅王三十世孫。他生性灑脫，修建一座寫經(jīng)樓，仿東漢蔡邕，用石碑寫孝經(jīng)、論語、大學、中庸，刻石置放樓中，碑版流傳江浙，又傳入朝鮮、日本、中山鄰國，名聲大振。錢泳一生好交友，長期做幕客，足跡遍及大江南北，結(jié)交翁方綱、錢大昕、孫星衍、章學誠、包世臣等眾多名士。

而給錢泳寫信的錢大昕，是乾嘉一代儒宗，與紀曉嵐并稱“南錢北紀”，其治學以“實事求是”為宗旨，不默守漢儒家法，把史學和經(jīng)學放在同等重要地位。錢大昕歷時五十年，對《史記》、《漢書》、《元史》、《金史》一一校勘，撰成《二十二史考異》。錢大昕倡導(dǎo)的治史，轉(zhuǎn)變了一時期的學術(shù)趨向。

又如馮桂芬、鄭觀應(yīng)、楊銳、康有為、梁啟超等變法維新人士，父親在他們的通信合集上注明：“此冊所收乃晚清輸入新思想者”。

父親每晚七點辦公，通常到深夜兩三點方睡。工作前他習慣騰出一小時對收藏品整理考據(jù)，有時也和我母親一起欣賞，一日不看，便覺缺失了什么。可惜“文革”后田家英的筆記片紙未還，心得體會亦無從考量了。

“專項收藏”的魅力：

父親的專項收藏，得到黨內(nèi)有此愛好的友人的理解和支持。

父親的老相識辛冠潔說，“當年老同志中喜好文物的不少，但專項收藏，目的這么明確的，我敢說，只有家英一人”。谷牧、胡繩、魏文伯、李一氓、夏衍、辛冠杰、陳英、姚洛、姚旭、王力等，都曾經(jīng)或?qū)⑺叵噘洠驇椭鷮ふ已a缺，表達了他們對文化熱愛的共識。

到一九六六年，父親的藏品已達兩千余件，時間跨越明朝末年至民國初年的三百余年，涉及人物五百余位，囊括了清代各時期的學術(shù)流派和有代表性的人物，蔚為大觀。

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年）行書珠鏡吉祥龕心課冊。

所藏大致分三個階段。

明末清初收藏的，主要為抗清、仕清的文人志士的墨跡。到死不吃清官飯的抗清人物有：傅山、朱耷、顧炎武、黃宗羲、孫奇逢；出任清官吏的人物有：周亮工、吳偉業(yè)、龔鼎孳等。然無論抗清的，還是接受清廷官爵的，都是著名大儒。

顧炎武、黃宗羲，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通經(jīng)學、史地，音韻，與王夫之并稱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孫奇逢則與黃宗羲、李颙并稱“清初三大儒”。這些人在清初創(chuàng)立新的治學方法，為清學“開山”，成為明末清初繼往開來的一代宗師。

龔鼎孳、吳偉業(yè)，雖然仕清，被前朝人所不恥，但由于他們富有才氣，詩文并工，在文人中，聲望很高。因是江南人，與錢謙益并稱“江左三大家”。

還有一些官場實力派人物，他們又是理學名儒，如魏裔介、李光地、萬壽祺、徐乾學、朱彝尊、徐乾學、孔尚任等。

第二段，乾嘉時期（乾隆、嘉慶兩朝），這一段父親下功夫最大，學術(shù)氣息最濃。

首推應(yīng)該屬“乾嘉學派”和“桐城學派”，前者師法漢儒，后者提倡宋明理學，他們在學術(shù)相互對立，然各有千秋。

“乾嘉學派”的代表人物惠棟、戴震，弟子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汪中等稱皖派。“桐城學派”的代表人物為方苞、姚鼐、劉大櫆。田家英的收藏中，兩大派系代表人物居然齊全，可見下了功夫。其中汪中，一介布衣，家貧，無力求學，十四歲入書店當學徒，博覽了經(jīng)史百家書籍，后學術(shù)成績斐然，校驗《四庫全書》，被稱為奇才。

名氣大的學者還收有：《四庫全書》總篡修官紀昀（紀曉嵐）；于官吏和畫家集一身的錢維城；翰林學士朱筠；翰林院編修、湖廣總督畢沅；與惠棟、焦循并稱“乾嘉易學”三大家的張惠言；地理學家徐松；開拓邊疆地理學、民族關(guān)系學之先河的地理學家張穆；《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史學家、思想家、中國方志學奠基人章學誠。被稱為“書法清四家”的翁方綱、劉墉、永瑆（成親王）、鐵保四人作品都收了；而錢維城、畢沅則是乾隆狀元。

還有今人熟悉的揚州八怪畫派，父親收到金農(nóng)、鄭燮（鄭板橋）、黃慎、李方膺的字。西泠八家丁敬、蔣仁、黃易，奚岡、陳豫鐘、陳鴻壽、趙之琛、錢松的字都收了，這些人多出身貧寒，生活清苦，而往往清高孤放，借書畫抒發(fā)胸臆，他們作品具有膽大創(chuàng)新之風，在藝術(shù)史上獨具位置。

第三階段，為一八四〇年以后，中國社會進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這一階段，父親關(guān)注時代風云造就的杰出俊才，如思想家龔自珍；民族英雄林則徐；清末“戊戌六君子”。“六君子”收到譚嗣同、劉光第、楊銳、康廣仁的墨跡，他很遺憾，六人中缺了林旭、楊深秀的墨跡。一九六一年父親在長治搞農(nóng)村基本單位核算的調(diào)查，后到山西晉祠賓館起草中央文件，偶然在晉祠發(fā)現(xiàn)了一幅楊深秀水印件《松風水閣圖》，題款有楊深秀的44個字，楊是山西聞喜人，重要的維新派人士，即使是水印件，父親也視為珍品收下了。

父親最看中收藏中龔自珍的一幅中堂，龔自珍是近代改良主義先驅(qū)，主張革除弊政，抵制外辱，人物分量極重。知音好友來了，必拿出欣賞。田家英一九六六年五月，“文革”發(fā)動前含冤離世。此珍品“文革”中被陳伯達順走，再也沒能找到下落，實在可惜了。林則徐的《觀操守》中堂，則是精品中的精品，是林則徐遭貶黜后自作文：

“觀操守在利害時，觀精力在饑疲時，觀度量在喜怒時，觀存養(yǎng)在紛華時，觀鎮(zhèn)定在震驚時。防欲如挽逆水之舟，才歇力，便下流；從善如緣無枝之木，才住腳，便下墜。”

林則徐這段內(nèi)心直白，是他情操的真實寫照，說出了人的操守、精力、度量、存養(yǎng)，要在經(jīng)受考驗的環(huán)境中才能體現(xiàn)得真實的道理。

晚清離今天很近，所收藏的著名人士人們相對熟悉，比如經(jīng)史學家、湖南岳麓書院創(chuàng)始人王先謙；參與洋務(wù)運動，興辦路礦，主張西方科技的學者郭嵩燾；愛國文史學家、“舊文學的殿軍人”李慈銘；碑學帖學并尊、自立門戶的書法藝術(shù)家楊守敬；發(fā)現(xiàn)了殷墟甲骨文的甲骨文之父王懿榮；最早于甲骨學研究取得主要進展，并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收藏大家羅振玉；中國近現(xiàn)代交替時期新史學的開山學者王國維。這些學者除了學業(yè)卓著，著作等身，他們的書法都是各有千秋。尤其是王國維，是父親作學習的楷模。

再有洋務(wù)運動代表人物曾國藩、張之洞，吳大澂、端方等墨跡。

林則徐（一七八五——一八五〇年）行書觀操守軸

心靈的慰藉：

曾和父親工作了十七年的逄先知說：收藏清代學者墨跡，是田家英的業(yè)余愛好，卻成了他全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他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更加充實，更加豐富。逄先知的話是有所指的。

自上世紀六十年代，面對左的指導(dǎo)思想，父親敢于堅持真理，堅持實事求是，很少隨聲附和，很少講違心的話。一九六二年，因向毛澤東反映包產(chǎn)到戶，被指責為刮“單干風”的代表人物。這一年，成為他政治生涯的分水嶺。

失去了主席的信任，可想父親的思想是何等苦悶。然而對傳統(tǒng)文化的熱愛，讓他在以后備受冷落的日子里，把一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清史的研究上，空閑的日子，他花大力氣收集藏品，收獲的喜悅和成績，給了他精神世界以極大的安慰。

文化陶冶著性情。 一九六一年父親在浙江調(diào)研，當目睹老百姓缺糧斷炊，病餓致死的情景，極大的內(nèi)疚壓在心頭，他不由想到鄭板橋的詩句，“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guān)情”，感慨系之地對省委書記林乎加說，“一個封建社會的縣吏尚且如此關(guān)心百姓疾苦，何況我們共產(chǎn)黨人呢！”

調(diào)查時，對工作組有同志擔心反映問題會冒風險，他說，“人生最慘無非是妻離子散，死于非命。難道我們的命比老百姓的命大一些嗎？我們革命不就是為了老百姓嗎，為老百姓而死又有什么不好呢？”這是他的肺腑之言。

從浙江調(diào)查回來，父親請篆刻家陳巨來將林則徐的詩“茍利國家生死以，敢因禍福避趨之”刻成一對印章，奉為座右銘。他說，“如果有利于國家，就不顧生死去做，哪敢為了個人的禍福躲避或追求其他”。

面對即將來臨的政治風暴，父親和母親說過：“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一品行，和他一向仰慕的愛國志士“士可殺，不可辱”的思想精髓，不無關(guān)聯(lián)。

一九九一年，田家英個人收藏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展出，引起的人們對我父親的深切懷念，趙樸初老人觀展后難以抑制敬重和感懷之情，賦詩云：“觀其所藏，知其所養(yǎng)，余事之師，百年懷想”。

展覽之后，全家將一百一十余件藏品捐給中國歷史博物館，包括吳偉業(yè)、龔鼎孳、王時敏中堂、龔自珍吉祥龕心課冊、林則徐、鄧廷楨對聯(lián)，何紹基的代表作等清代著名學者、仁人志士的墨寶。

一九九五年、一九九九年、二〇一三年，文物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法書選集》上下編、《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信札》上中下冊，將田家英收藏品的全貌大致公布于世。

作者：曾自（本文來源老知青家園，首發(fā)人民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