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上說忘了，表情是怕了

以前念高中的時候，

我們班收作業的方式現在來看有些“非常規操作”，

班主任在講臺桌上等著，幾名課代表將要收的作業，

以告示牌的方式，按照一定順序碼放在講臺桌上，

每個進班的學生，要在進之前從書包里把作業本準備好，

進班先交作業，

把每門課的作業本對應告示牌的位置一一放好，

放好之后，跟班主任眼神交匯，確認“沒問題”，

才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等待接下來的發落。

這個做法回想起來，

時至今日都讓我感到一種強烈的壓迫感，

我仍舊記得，那段時間極少有人沒寫作業，

或者說，以“忘帶了”為理由的說辭，

在那段時間，突然消失的徹徹底底。

仿佛每個人的記性都出奇的好，

所以當我回想起這段經歷的時候，

會不由自主的想到這樣一個觀點：

人活著，記性不能太好。

事有因果，不斷對錯。

實際上當時我所在的班級，對于沒交作業這件事出現的頻率，

如今看來，還到不了需要如此大刀闊斧的地步。

一周下來，全班三十多名學生，

以沒帶作業為說辭，實則沒寫的情況，

怕是超不過兩三起。

同學之間的脾性和做派，相處的多了，

多少能跟日常的互動效果，產生出明確但也微弱的關聯性，

比如有些人沒交作業，是真的沒交，

因為這些人害怕被老師誤解，于是趁著下課時間，

趕緊給家里打電話，無論如何，也不能遭受著“不白之冤”，

而有些人，雖然嘴上說忘了帶作業，

但聽其行觀其言，不緊不慢嘻嘻哈哈的態度，

實際上對此番說法的真實性，也能透過那些細微之處的變作，

看的個一清二楚。

我相信，當時的班主任，不會沒有這等洞察力，

而對于以“忘帶”為名的說辭，

也沒有真的形成某股趨勢，去摧毀某種要求的存在。

所以，時至今日，我都沒有足夠的證據，

來證明老師在那個時候的舉動，具備一定程度的必要性，

以及必要性之上的有效性。

再后來，我跟一個做教師的朋友聊起此事，

他在了解我高中時的遭遇之后，略微思索一番過后，

得出一個基于“同行”狀態下的結論：

或許你當時的班主任，認為這樣的口子不能開，

作為一個負責的教師，有這等做法為支撐，

倒也是合理，且略微合情的舉措。

但是，當我問起“為何這個做法沒堅持多久就取消”的原因時，

我這位做教師的朋友，便怎么都想不到一個合理的解釋，

不過，當時的我倒是想明白了，

我認為可能是這樣的舉措，雖然能極大程度的防微杜漸，

但行為成本如果擴散到整個學校，那么是不是所有的班主任都要用此等做法，

來進行缺乏必要性支撐的防微杜漸之舉呢？

這個判斷，我依然沒有實質性的證據，

但就之后回歸“常態”的結局來看，

或許這是一個值得推敲的問題，

哪怕這個問題沒有答案，

也是值得細細推敲，細細品味的“刁難”。

誠實，是一種美德，

尤其是在必要的問題上，

誠實，更是一種解決問題本質的美德。

以前做學生的時候，我也用過“忘帶作業本”的說法，

去搪塞老師和課代表略顯質疑的目光，

但或許我們都知道，我確實是在說謊，

而若是解決“說法”本身需要支付的代價，

則極有可能超出說實話本身的正向反饋：

當然，這僅僅是我極其有限的判斷，

因為我曾經真的有一次，談成的告訴收作業的老師，

我是真的沒寫，真的忘了寫作業，

而老師的反饋，則直白到無需任何分析與解讀：

忘寫了？

今天補一份，

明天交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