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正雜談｜明朝真有吃瓜蒙主說的那么好嗎？

圖片

這網真是網，小蝦都難逃。過去一段時間了，老正才聽到還有“吃瓜蒙主”這一號人物居然也被網住了。

這兩天的“吃瓜蒙主”頗有些像司馬南剛被禁時的情形，賬號被封，作品下架，其言論卻仍在傳，好像還有人替她打抱不平。覺得挺有意思，就搜了搜，看了看，一看不要緊，覺得此人言論還真有問題。其中美化明朝的一些言論就不怎么樣。

過分夸大明朝的造船技術，認為“一戰時期的船，質量不如大明寶船”，暗示明朝海軍技術遙遙領先于近代西方。

聲稱明朝擁有工業革命關鍵發明，說“瓦特改良的蒸汽機，明朝也能夠制造，但是，明朝人沒那個想法”。甚至還提出“明朝就有了微積分”。

總之是在構建“明朝領先論”，證明明朝在各方面都“遙遙領先”，并以此服務于其“1644年后中華文明斷層”的核心史觀。

“吃瓜蒙主”這些觀點很扯。其行為就是用“營銷號”的方式，通過截取或曲解歷史片段、進行跨越時空的不當比較來制造“爽點”，意圖達到其個人或某小群體利益的目的罷了。

說到此人美化明朝，老正忽然想起以前寫的一篇文章，正好也說到明朝，是通過對四個人物對待機遇的態度的對比說到明朝的。這四個人兩個是英國人，兩個是中國明朝人，都是名人。我們從他們對待機遇的態度的角度能看到什么呢？老正想，至少不會得出“吃瓜蒙主”所鼓吹的“明朝才是最好的”結論。

朋友們，這一期我們來比較培根、莎士比亞與袁宏道、傅山對待機遇的觀點：

積極與消極的反差

弗里西斯·培根：1561—1626

莎士比亞：1564—1616

袁宏道：1568—1610

傅山：1607—1684

從年齡上看，培根、莎士比亞比袁宏道分別大7歲和4歲，袁宏道在世42年，三人重疊在世39年，完全屬于同時代人。傅山在世77年，與培根和莎士比亞分別重疊19年和9年，大體屬于同時代。如此，他們四人具備對比的基礎。

圖片

培根是英國政治家、科學家、哲學家。他所著的《培根論人生》一書中有兩節是專門闡述機遇問題的。

在“論時機”中，他認為“善于在做一件事的開端識別時機，這是一種極難得的智慧。例如在一些危險關頭，總是看來嚇人的危險比真正壓倒人的危險要多許多。只要能挺過最難熬的時機，再來的危險就不那么可怕了。因此，當危險逼近時，善于抓住時機迎頭邀擊它要比猶豫躲閃它更有利。因為猶豫的結果恰恰是錯過了克服它的機會。但也要注意警惕那種幻覺，不要以為敵人真像他在日光下的陰影那樣高大，因而在時機不到時過早出擊，結果反而失掉了獲勝的機會。”

“總而言之，善于識別與把握時機是極為重要的，在一切大事業上，人在開始做事前要像千眼神那樣察視時機，而在進行時要像千手神那樣抓住時機。” “機會老人先給你送上他的頭發，當你沒有抓住再后悔時，卻只能摸到他的禿頭了。”

在“論幸運”中，他承認“幸運與偶然性有關，例如長相漂亮、機緣湊巧”。但他強調的卻是“人是自身幸福的設計師。”他說：“幸運的機會好像銀河，它們作為個體是不顯眼的，但作為整體卻光輝燦爛。同樣，一個人若具備許多細小的優良素質，最終都可能成為帶來幸運的機會。”他還認為“意外的幸運會使人冒失、狂妄，然而經過磨煉的幸運卻使人成為偉器。”

培根重視機會的創造。他說：“人應不失時機地創造機會。” “賢者造出機會多于發現機會。”蘇格拉底說，“幸福乃是機會的影子。”培根則更進一步，索性指明“人是自身幸福的設計師。”也就是說，機遇是可以創造的，同時也說明了機遇所具有的主觀目的性的特征。

培根的機遇思想是西方機遇思想發展這個時期的頂峰，并且對于中國后來機遇思想的發展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圖片

莎士比亞是文藝復興時期英國偉大戲劇家、詩人，英國人文主義思想的杰出代表。他的作品中經常出現的“機遇”、“機會”等詞匯，而且大多是“好的”。

莎士比亞描述了機會的重要。他說，“人生的種種鵠的，往往在最后關頭達到了完成的境界；長期的艱辛所不能取得結果的，卻會在緊急的一刻中得到決定。”

莎士比亞經常講到要抓住時機、利用機會。“世事的起伏本來是波浪式的，人們要是能夠趁著高潮一往直前，一定可以功成名就；要是不能把握時機，就要終身蹭蹬，一事無成。我們現在正在滿潮的海上漂浮，倘不能順水行舟，我們的事業就會一敗涂地。”

他以詩的語言表述“機會錯過不復來”的道理：“好花盛開，就該盡先摘，慎莫待，美景難再，否則一瞬間，它就要凋零萎謝，落在塵埃。”

莎士比亞還表達了要等待時機的思想。“我只是靜候時機，在目前嚴冬的風雪中顫栗，希望溫暖的日子會有一天到來。”

他還寫到：“在危急的時候，一個人是應當通權達變的。”

此外，莎土比亞還涉及機會的形成：“時勢在替你造成機會。”

莎士比亞積極進取的機遇思想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的生機與活力。

圖片

袁宏道是中國明代文學家。他在《顧升伯太史別敘》中，對“可以用之時”與“不可用之時”作了較深入細致的討論，并且涉及機遇的識別問題。他說：“夫士當其可用，則為龍為蛇，為鋒為穎。當其不可用，則陸沉眾中，寧晦勿耀，寧可與庸夫同其庸，不與智士同其杰。”

他還認為：“唯當不可用之時而求用，與值可以用乏時而不能用，其無才等也。”

他指出，“然可用不可用，其幾甚微，非至圣大賢，不能測識。”

他認為 “天下之患，莫大于使豪杰不樂為用，而蔽賢為小。”豪杰之所以不樂為用者，非真“世不我容”，而是“欲盡其用而不可得”。原因在于“一時執政諸大臣”之“假氣魄、偽節義，而不能別天下之真丈夫”。

“天下之患，莫大于使豪杰不樂為用。”這個說法在明代比較盛行。一個社會到了“豪杰”們有了機遇而卻“不樂為用”的地步是很可怕的。

圖片

傅山是中國明清之際思想家。他對于機遇的態度十分消極。他在《仕訓》中說：“仕不惟非其時不得輕出，即其時亦不得輕出。君臣僚友，那得皆其人也。仕本憑一‘志’字。志不得行，身隨以茍，茍豈可暫處哉？不得已而用氣，到用氣之時，于國事未必有濟，而身死矣。死但云酬君之當然者，于仕之義卻不過臨了一件耳。此中輕重經權豈一輕生能了？”

在比較這四個人的觀點之后，能明顯看得出，在對待機遇的態度上，培根和莎士比亞與袁宏道和傅山之間有著十分強烈的反差。一邊是積極進取，創造機會；一邊是消極謹慎，不僅“仕不惟非其時不得輕出”，甚至“即其時亦不得輕出。”這種對待機遇的積極與消極的如此強烈的反差表現出中西方機遇思想發展在這個時期的兩個突出特點：

圖片

一是探討的機遇范圍不同。培根和莎士比亞所說的機遇雖然也說事業功名，但這個事業功名所包含的范圍卻比較廣，既有人生機遇，也有從事各類事業的機遇，并且能夠上升到哲學的高度。而袁宏道和傅山所說的機遇，卻仍然是仕途機遇。無論是袁宏道的“天下之患，莫大于使豪杰不樂為用”的說法，還是傅山的“仕不惟非其時不得輕出”，“即其時亦不得輕出”的觀點，都只局限在出仕做官的范圍。

圖片

二是所處的社會環境不同。盡管從時間上看，這四人屬于同時代，但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卻有非常大的不同。培根和莎士比亞正處于14世紀到16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大環境之中；而袁宏道和傅山卻處于1368年建立，1644年滅亡的明代，袁宏道屬于吏治嚴酷的明中后期，傅山所處的則是明末清初大動蕩時期。很明顯，袁宏道的“豪杰不樂為用”和傅山對于仕途機遇的謹慎，充分反映了明朝政治的昏暗和明清交替時期社會動蕩的時代特征。

圖片

有人或許會說，那個時代信息交通不暢，國與國之間處于隔離狀態，文化經濟不能互通困難，各自發展，可比性不強。其實不然，有資料顯示，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著作的首個近代印刷本是費諾奇成書于1468年的版本。明代中國出現了該版本的中譯本”。這是不是很有意思？明代的中國居然就出現了柏拉圖的中譯本。西方在與明代相同的年代實現了文藝復興，促進了近代科學的爆炸式突破，而與西方文藝復興同時期的明代卻沒能跟上世界人文科技文明前進的腳步，甚至還出現了社會發展的倒退。如清初我們也有圈地，同時期英國也有圈地，但其性質卻完全不同的現象即如此。這告訴我們，社會時代環境固然是重要方面，但屬于文化層面的對機遇價值取向的取舍才是最深刻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