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杰 | “陌生人”加繆，有思想的記者才有靈魂

文 | 陳杰

我是個寫作者。但不是我，而是筆在思考、回憶或發(fā)現(xiàn)……

——加繆

人們熟悉的，法國著名作家、哲學家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他是20世紀諾貝爾文學獎最年輕的獲得者（1957年），他的主要作品《局外人》《西西弗神話》《鼠疫》等至今暢銷于世，為各國讀者所喜愛。

人們不熟悉的，是作為一名優(yōu)秀的報人、記者的“陌生人”加繆，他1938年擔任過《阿爾及爾共和報》記者，1939年轉任《共和晚報》記者，1940年任過《巴黎晚報》編輯秘書，1944年至1947年在抵抗運動組織“戰(zhàn)斗”的機關報《戰(zhàn)斗報》任主編，也是這家報紙最知名的社論作者、掌舵人。1955年至1956年加入《快報》，成為專欄“當下”的筆者。一生波瀾起伏，有過五段媒體從業(yè)經(jīng)歷，被稱為“20世紀新聞業(yè)的核心人物”。

人們說加繆是“法蘭西的一面真實的鏡子”，在二戰(zhàn)后的頭幾年，“他在巴黎輿論界上下影響甚廣，每周都能收到成千上萬回應他的專欄文章的信。他的風度、他的關懷、他擁有的廣大讀者以及他在巴黎公共領域無所不在的身影，似乎凝聚了一切最典型的法蘭西特性：體現(xiàn)文學、思想和政治介入的結合。”（[美]托尼·朱特著、章樂天譯：《責任的重負：布魯姆、加繆、阿隆和法國的20世紀》）

法國瑪麗亞·桑托斯-賽恩斯著、張冬銳譯《記者加繆——從阿爾及利亞到巴黎》一書，揭示了加繆許多閃光的新聞理念，給予AI時代困頓中的新聞人以啟迪。

在反抗法西斯主義的戰(zhàn)斗中，加繆十分看重媒體的價值與力量，他說，“一個國家的價值往往由其媒體的價值體現(xiàn)。”“新聞是國家的語言。”他在《戰(zhàn)斗報》的一篇社論中提出，“我們每個人的任務都是仔細思考我們打算說的話，一步步塑造我們報紙的精神，專注于寫作，并且永遠不要忽視讓一個國家重新獲得最深刻聲音的巨大需求。”由此，“我們就不會失去尊重。”

什么是記者？加繆認為，“無論如何，在任何時候，記者這一職業(yè)所擁有的好處和肩負的責任是相當?shù)模灰虼耍仁且环萋殬I(yè)，也是一項使命”。加繆在1944年9月1日《戰(zhàn)斗報》的社論寫道，記者“首先應是一個被認為有思想的人。”他又說，記者“首先應該是一個有想法的人，”即記者應該有思想、有觀點、有信念。其次，作為當時日報周期的新聞生產(chǎn)者，“他應該是一個每天都要把前一天發(fā)生的事告知公眾的人。”記者是歷史的記錄者，“他是一個日復一日的歷史學家，而他最應該重視的是真相。”“一份報刊并不會因其鼓吹革命而顯得真實。它的革命性唯有來自于它敢講真話”，加繆在筆記中寫道。

加繆認為，記者的角色以其社會責任為特征，應該在道德層面進行真正的反思。記者是“日常生活中的歷史學家，首先應該關注的是事實。”事實核查（factchecking）無論是在過去、現(xiàn)在，還是將來，都是新聞工作的基本原則之一。記者必須向讀者提供經(jīng)過核查的信息。

在記者的諸多基本素質中，加繆把誠實放在首位。因此，他始終主張誠實的新聞報道。

加繆提出“思想新聞”的概念，包括對時事的政治評論和道德評論。記者要做有思想的新聞人，將新聞性與思想性有機結合，報道“有思想的新聞”和“有新聞的思想”，可謂其不懈的追求。

追求“思想新聞”，對于醫(yī)治AI時代新聞同質、失真、空泛的病癥，當是一劑有針對性的良方。

加繆對新聞業(yè)充滿熱情：“記者這一職業(yè)是我知道的最美麗的職業(yè)之一。”新聞業(yè)是“人間最美好的職業(yè)”。

1952年5月1日，巴黎天氣好極了，猶太裔美國哲學家阿倫特寫信給在紐約的丈夫布魯希爾，興奮地說：“我昨天拜訪了加繆。毋庸置疑，他是法國目前尚存的最杰出的人。其他知識分子頂多算說得過去”。（[德]羅·科勒爾編；孫愛玲、趙薇薇譯：《漢娜·阿倫特、海茵利希·布魯希爾書信集》）她很認同加繆對記者職業(yè)的肯定，兩人有諸多共同的興趣，是精神上的“同道”，1967年阿倫特在《真理與政治》一文中坦言，如果沒有記者，“我們將永遠無法在一個一直變化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并且，從最直白的層面上講，我們將永遠不會知道自己在哪里。”

即便在AI時代，新聞事業(yè)依然不可或缺，而“有思想”的記者更是其靈魂所在。他們的存在，幫助我們在瞬息萬變的世界中避免迷失方向，乃至遠離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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