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常跟00后小伙伴搞一種玩法,叫作「交出你的抖音」。
這個說起來有點失禮。因為據(jù)說算法會制造信息繭房,將小中老登的差異越拉越大,所以出于打破繭房的自律,我很渴望知道小登們每天都在刷些什么,而迫使他們交出手機是個最簡單粗暴的方式。
每次圈閱他們的喜歡列表,都能讓人收獲新知識:
咦?這位網(wǎng)紅老師我怎么沒刷到過?大數(shù)據(jù)隔離得真徹底啊!這該死的算法!
直到有一天一位小伙伴問了一句,陳老師,有沒有可能這不是算法的問題,而是寧的問題?
我承認,他的發(fā)問讓人產(chǎn)生了一點精神內(nèi)耗。這個問題的本質(zhì),顯然不是我誤會了自己,而是,是不是大眾誤會了算法?
有種說法持續(xù)很長時間了:算法推動下的社交媒介并不簡單,它討好每個人的興趣是小,而封印了個體的認知、導致了觀念的極化。這個問題可就大了,妥妥是造成社會撕裂的元兇啊!
社會撕裂不是小事情。熱點評論區(qū)總是激烈對線,鍵盤俠層出不窮,就連都市麗人每年回鄉(xiāng)走過村口,短短幾十米都會經(jīng)歷一次身敗名裂。村口大爺大媽的審視標準既統(tǒng)一又單一,均可歸結為兩點:你結沒結婚、你是否正經(jī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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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口是這個世界的一種真實寫照,坐鎮(zhèn)村口的人和路過村口的人,總會視彼此為異端。
那么,這關算法什么事呢?
將觀念極化歸咎于算法制造的繭房,但這無法解釋在算法出現(xiàn)前,人類社會本就存在到處可見的對立,也無法解釋村口老登們遠離算法之外,也總是以一成不變的標準審視人。
我認為的「村口效應」,就是一群人只要各自搬著小板凳,坐到一起,就足夠形成一種輿論。
然而現(xiàn)在有個詞叫「傻子共振」,它針對的不是小板凳,而是算法,意思是那些持荒謬觀點的人,是在算法的幫助下強化荒謬,才導致極化的病情越來越重。
那事實到底是不是這樣呢?讓我好奇的是,還真有學者在仔細研究這個。
前一陣子,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兩位社會學家搞了個實驗,刊登在頂級科學期刊《Science》的八月刊。是的,社會科學也是可以搞實驗的。這個實驗怎么做呢?他們精心打造了500個AI人,這500個人都有年齡性別、教育愛好、信仰傾向等區(qū)別,有的是油膩老登人設,有的則是傻白甜或小可愛。除了沒有肉身,他們跟真實人類也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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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論文被Science關注
這500人團需要做什么呢?讓他們活躍在一個虛擬的社交平臺上,像正常的網(wǎng)民一樣評論熱點事件。重點是,這個社交平臺非常原始,沒有算法的介入,成員看到的信息基本只依賴于發(fā)帖、回復、轉(zhuǎn)發(fā),大概跟古早時期的論壇差不多。
社會學家期待通過這個實驗去證實,剝離算法的干預之后,觀點抱團和極端言論這些壞東西就不存在了。
然而結果讓人大失所望。那500個AI人根本不是什么省油的燈,他們既沒有出現(xiàn)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也沒有誕生理性客觀的討論氛圍,該吵鬧還吵鬧、該極端還極端。哪怕實驗循環(huán)一萬次,也還是呈現(xiàn)相同的結果。
這個實驗的崩潰,仿佛又讓人看到了村口的影子。是不是人類一旦「聚眾」,就會莫名其妙地「集體降智」?我問了問豆包,又翻了翻經(jīng)典,發(fā)現(xiàn)很早就有學者研究過這個猜想,并且早已得出了結論。
在130年前,法國學者勒龐在它那本神作《烏合之眾》里說過一段話:
群體是匿名的,也就是說無須負責,當一直約束著個體的責任感消失不見時,人便會肆無忌憚。
一本書的名氣會越來越大,代表它的含金量在不斷上升。老先生在《烏合之眾》里為了說明這個觀點,舉了個歷史上存在的真實操作。
在法國大革命時期,掌權的國民公會搞審判,陪審員基本都是溫和的中產(chǎn)階級,私下里都主張手下留情。哎呀,不要搞得太殘酷嘛,日后好相見。然而當他們聚在一起后,在幾個「意見領袖」的影響下,總是毫不留情把一些無罪的人送上斷頭臺。悲劇啊!
歷史上的很多悲劇,都是由于人的抱團成群、集體施暴導致的。極端觀點是一把殺人無形的刀。在群體中,尤其一個人發(fā)現(xiàn)自己的觀點是少數(shù)時,往往會因害怕孤立而陷入沉默。在眾多氣氛組的烘托下,極端意見很容易形成優(yōu)勢。
喧囂的一小撮,總能裹挾沉默的大多數(shù)。
人和人的悲喜并不相通,立場也不會一致,人類天然就是一個容易各自抱團的社會。不是一個團,而是很多個團,也如同一個個散落的村口。
成團的因素通常極其簡單,性別、年齡、學歷,跟什么人交朋友、去過多遠的地方。
比如,大爺大媽幾乎很少走出村子,他們在村口就可以原地成團。因為自己都沒走出過多遠,假如聽聞有殘障人士抱怨出行不便,那他們必然會一致認為,殘疾人就不該出門給社會添麻煩。你看看大爺大媽,在家里都待得好好的。
不過,社會始終在進步的,現(xiàn)在絕大多數(shù)人都知道了,分歧是不好的,相互理解是重要的。所以在面對顯而易見的撕裂時,很少有人愿意承認是自身「頭發(fā)長,見識短」的原因:嗯,一定是媒介給我的信息不夠完整全面。
甩鍋于傳播信息的媒介,是一件非常輕松的事,而且成本極低。我們仔細捋一捋就可以發(fā)現(xiàn),幾乎任何時代的主流媒介,都是被甩鍋的對象。
過去要么抱怨媒體提供一種類型的報道,報喜不報憂;要么就說他們立場偏頗、夾帶私貨,從而做了社會撕裂的幫兇。
而現(xiàn)在,算法更容易被怪罪。一個原因是,算法是去中心化的,首先干掉的是編輯和總編輯們。
當年被編輯人為篩選掉的、無法構成選題的信息,現(xiàn)在素顏地出現(xiàn)在了觀眾面前。因此,許多過去沉默的、邊緣的聲音出現(xiàn)在公眾視野,讓以往的「主流」感到詫異:完了,小群小團怎么還越來越多了?
這不是算法制造了現(xiàn)實,而只是還原了真相。
而算法另一個容易被遷怒的原因是,他太強大了,人們認為算法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理應提供滿漢全席式的套餐。但如果算法是一個技藝高超的廚師,他也無法保證將每一道菜都投喂到用戶的嘴里。
當算法試圖將某些新口味送到用戶面前時,可能短短一秒鐘,他或許就已經(jīng)點了「不感興趣」。
人們總是過多看重媒介對信息的篩選和推送,而忽略了自身對信息的過濾。
如今有傳播學者也開始懷疑,所謂的信息繭房是一個假說。換言之,繭房到底是造成問題的原因,還是說,它僅僅反映了一個結果?
到底是有許多屋子困住了人,還是每個人都有著天然的偏好,走進一個喜歡的小屋,便賴在里面不走了,更不再對別的屋子感到好奇?
那么有什么好辦法,將人從屋里趕出去,時常地交換空間呢?主動打破社交隔離是一個辦法,但搶奪00后的手機畢竟不太體面,也不高效。
與很多固有的印象相反,算法或許還真是一個有效的辦法。它本身就具備打破繭房的動機,就平臺來說,也并不樂見于總給用戶推薦單一的內(nèi)容。
例如,抖音的實踐經(jīng)驗是,只推薦單一內(nèi)容會使用戶很快厭倦,導致用戶體驗與活躍度下降,因此平臺也在試圖打破繭房。抖音在網(wǎng)站上公開了他們打破繭房的一些手段,其中我比較感興趣的有三個。
第一,多樣性的優(yōu)化。比如一個擼貓愛好者,他之前刷五個視頻就有三只貓貓,而進行優(yōu)化之后,貓貓的數(shù)量降低到了一只。與此同時,勢必要用其他內(nèi)容來補齊。
這就是第二點,探索更多興趣。假如我是一個音樂愛好者,那么算法會隨機拉著我往舞蹈和美術的方向靠一靠,畢竟藝術都是相通的,尤其一個老派的文藝青年一定同時能欣賞多種技藝的。
而第三點,則是基于用戶社交關系進行興趣拓展。在獲得用戶授權后,推薦系統(tǒng)會通過用戶的“互相關注好友”推斷用戶的興趣圈層,朋友喜歡的內(nèi)容會成為用戶的興趣探索內(nèi)容。這一點在我的理解是,無論在線上還是線下,信息的拓展必然要依賴朋友圈的拓展。
老東西如果只接觸老東西,那肯定滋生不了小清新,只會分泌更多油膩。
那回過頭來說,村口回來了年輕人,實在是一件大好事。只是這一年一次的交互太少了。也許最終瓦解村口的,并不是大爺大媽們的「自然減員」,而是強大而多元的算法能夠覆蓋村口,也經(jīng)常告訴他們:
外面的生活是這樣和那樣,有很多種樣子的。
就像一個牢固繭房中,能滲透進不同的聲音,哪怕微弱但只要持續(xù),也是扭轉(zhuǎn)觀念、彌合分歧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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