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67. “漢尼拔行動”：德國海軍的“波羅的海快車”（下）

本文是“燃燒的島群”第1467篇原創文章，作者：阿登的苦林。

作者簡介：阿登的苦林，山東人，喜歡二戰及冷戰軍事，尤其是太平洋戰爭、蘇德戰爭和冷戰武器裝備，曾在“空軍之翼”等網站發表過若干文章。

正文共約6700字，配圖13幅，閱讀需要16分鐘， 2025年10月13日首發。

接上期（）

圖15.德國平民將家當堆滿馬車，排成一長隊逃往他們心目中的安全之地

等待登船的難民被分散安置在德軍掌控下的波美拉尼亞海岸的多處港口和漁村，如斯維內明德、薩斯尼茨（位于德國最大島嶼呂根島）、羅斯托克和瓦爾內明德（位于梅克倫堡灣）、施托爾普明德（Stolpmünde，今波蘭烏斯特卡）以及呂根瓦爾德（Rügenwalde，今波蘭達爾沃沃）。這些地區雖遠離蘇軍推進路線，但卻完全沒有做好接收成千上萬名難民的準備。由于行動倉促且保密，當地居民既無力為難民提供食物，也沒有房屋安置突然大批涌入的難民。而且這些所謂的“安全目的地”終究維持不了多久的安全：它們既無防御性駐軍，也缺少防空洞等安全掩體，充其量只是延長了許多疏散者的痛苦和煎熬，他們原以為此刻自己已經脫離了險境。其他分散安置點的情況更糟，有些分散安置點甚至不配被稱為港口，它們不過是地圖上的小點，比如霍斯特（Horst）、迪韋諾（Dievenow）、沃林（Wollin，該鎮及其所在島嶼的統稱）等地方。

疏散船只的準備與裝載工作既帶著絕望又帶著決心。德國港口當局試圖讓船只結隊出航以求互相照應，但這延誤了船只的離港時間，導致停泊在港口等待編隊的船只更易遭蘇軍空襲。每次航行中，試圖登船的人數都遠超額定搭載人數，恐懼使難民們陷入了瘋狂狀態，他們爭搶舷梯或試圖偷偷登船。畢竟，誰知道下一支護航船隊何時啟航？就連有沒有下一支護航船隊還兩說呢！

圖16.皮勞的老年平民耐心等待登上撤離船的批準，照片攝于1945年2月。“漢尼拔行動”使約26.5萬名被困于蘇軍推進路線上的德國平民安全撤離

為降低超載風險，德國當局試圖實施通行證制度，但證件極易偽造，守衛人員也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德國官方規定，潛艇兵作為“關鍵人員”，與納粹官員及其家屬享有優先權，可以不用排隊直接登船。

首艘撤離皮勞的船于1945年1月28日啟航，船上載有1800名平民和1200名重傷員。為躲避蘇軍空襲，這艘船在夜色的掩護下，在無護航艦艇的情況下駛離港口，于次日抵達安全區域。在柯尼斯堡包圍圈內，德國守軍竭力維系著通往皮勞的生命線，因為這是他們最后的逃生希望。

2月9日，以繳獲的T-34坦克為先鋒，德國第3裝甲集團軍和第4集團軍的部隊向蘇軍發起反攻，重新打通了柯尼斯堡至皮勞的通道。德軍成功地將這條通道維持到4月份，在此期間補給得以源源不斷地運給守軍，傷病員與難民也得以撤離。蘇軍則將注意力集中在殲滅守軍上，放任傷病員和難民撤回德國，畢竟，傷病的士兵已無力再戰，而洶涌的難民潮無疑將給搖搖欲墜的德國經濟增添新的沉重負擔。

圖17.通過“漢尼拔行動”撤離的德國平民抵達西部地區的港口（照片拍攝時該港口已被英軍占領）

某些德國平民因曾為第三帝國作出貢獻或犧牲而被列入撤離名單。例如，東普魯士某村莊教堂的牧師夫婦獲得了兩張通行證，因為他們將自己的兩個兒子送進了軍隊。但他們首先必須抵達哥滕哈芬港，這意味著他們要加入冰封道路上西行的難民洪流。為此，他們只帶了能隨身攜帶的少量私人物品。最終，牧師丈夫抵達哥滕哈芬并登上了“威廉·古斯特洛夫”號郵輪，但妻子途中病逝，只能被匆匆埋葬在路旁。那位牧師告訴船員說：“放眼望去，滿目盡是苦難與絕望。”然而，這位牧師恐怕不會想到，他的煉獄之旅才剛剛開始：當“威廉·古斯特洛夫”號被蘇軍S-13號潛艇發射魚雷擊沉時，他正身處船上，最終成為為數不多的幸存者之一。

德國空軍上尉弗朗茨·胡貝爾（Franz Huber）也是位“幸運”的重傷員：他的傷勢嚴重到足以換取撤離的船票，卻并不致命。胡貝爾上尉預定于1945年2月9日從皮勞港撤離。抵達港口后，他與其他空軍及國防軍軍官級別的傷員一同登上了“馮·施托伊本將軍”號醫療運輸船，駛向斯維內明德的德國軍醫院。盡管參與“漢尼拔行動”的運輸船均未繪制紅十字標志（既無時間涂裝，也無法保證就算涂上了蘇軍會遵守相關國際法規不予攻擊，而且蘇軍還有可能認為德軍是為了掩人耳目而故意噴涂紅十字標志），但船上的人卻認為，這艘醫院船能夠安全無礙地通行。

寒冷的天氣導致可用客艙空間極為有限，難民們無法全程滯留在露天甲板上。軍官與納粹官員占據了里面的艙室與豪華套房，普通的平民則被安置在三等艙及走廊里。有部分人甚至冒險藏身在上層甲板的隱蔽處，他們寧愿冒著被嚴寒凍死的風險，也只求能搭船離開那片被戰火燒遍的土地。

圖18.幾名蘇軍士兵操縱76.2毫米口徑的ZiS-3型火炮，準備向但澤市中心的建筑物開火，照片攝于1945年3月

戰爭末期的物資緊缺催生了其他問題：像“威廉·古斯特洛夫”號和“馮·施托伊本將軍”號這樣的大型客輪本應配備全套救生艇，但戰爭進行到這個階段，救生艇早已被挪作他用，而且根本沒有時間尋找替代品。本應發放給全部乘客和船員的救生衣也嚴重短缺，不過這反而不算什么問題了，因為在冬季，任何落入波羅的海冰冷海水的人，幾分鐘內就會因體溫過低而死亡。還有就是給這些銹跡斑斑的老船加油并使其恢復航行能力的問題。例如，“威廉·古斯特洛夫”號已有四年未出海，在此期間一直被用作潛艇部隊的訓練營房。

蘇軍的空襲更是令整個事態雪上加霜。由于不再擔心德國空軍戰斗機的攔截，蘇軍飛機可以放心大膽地掃射碼頭上的貨物、油罐和擁擠的人群，相反，地面上的德軍防空火力卻因火炮和彈藥短缺而稀稀落落。

即便派遣護航艦艇掩護難民船撤離的想法，最終也淪為一廂情愿：德國海軍根本沒有足夠的護航艦艇來保護這些難民船。當時德國海軍可用的軍艦僅剩寥寥無幾的幾艘驅逐艦、掃雷艇和魚雷艇，幸存的幾艘裝甲艦和巡洋艦要么蜷縮在港口，要么因為庫爾蘭口袋等“要塞”里的被圍德軍提供火力支援而疲于奔命，根本無法抽調過來提供護航。更諷刺的是，為難民船加裝幾門甲板炮的做法不但無濟于事，反而會使其喪失作為醫院船或民船原本應享有的受保護地位。

圖19.1939年被改裝為醫院船的“威廉·古斯特洛夫”號豪華郵輪，可見煙囪上繪有醒目的紅十字標志

“漢尼拔行動”的基本原則是：難民船及所能為其提供的護航艦艇趁夜色突圍，緊貼海岸線航行以躲避夜空中來襲的蘇聯飛機。然而，該計劃存在一個致命的缺陷：陰云密布的夜空雖能隔離來自空中的威脅，卻無法防止蘇聯潛艇在海面上發現它們。而且黑暗也無法消除蘇德兩軍在航線上布設的大量水雷。每次航行都如擲骰子般充滿風險，但比起陸路逃亡途中遭遇的種種凍餓而死的威脅，海路仍是更好的選擇。

“漢尼拔行動”的一大幸運之處在于，蘇聯海軍并未派出水面艦艇編隊予以攔截。但蘇聯海軍的潛艇卻積極出擊，擊沉了數艘撤離的船只。一旦被蘇軍潛艇的魚雷命中，根本無法指望救援船只能迅速趕來營救：大批乘客早已因饑餓或傷痛而虛弱不堪，一旦落入冰冷的海水中，即便穿著救生衣也只能堅持片刻。更棘手的是，一些船只雖有能力提供救援，卻因懼怕再遭蘇聯潛艇的魚雷攻擊而猶豫不前。在這當中，“威廉·古斯特洛夫”號的悲劇航程堪稱所有可能的災難性因素同時爆發的典型案例。

1945年1月30日夜，“威廉·古斯特洛夫”號與“漢薩”號兩艘船滿載萬余名乘客，在僅具有象征性意義的護航兵力的掩護下，從哥滕哈芬啟程駛向基爾港。出港不遠，“漢薩”號便發生故障被迫返航，只剩“威廉·古斯特洛夫”號在黑暗中繼續航行。數小時后，該船被蘇聯S-13號潛艇擊沉，超過九千人遇難，這也是史上最慘烈的海難。

圖20.蘇聯空軍的伊爾-2強擊機在柯尼斯堡上空毫無阻礙地飛行，照片攝于1945年4月。這些飛機不但空襲“要塞”里的德軍，而且會襲擊滿載撤離人員且缺少防空手段的德國船只

“威廉·古斯特洛夫”號的沉沒是“漢尼拔行動”中最慘重的單次損失，但絕非唯一。悲劇發生十天后的2月9日，載有約五千人的“馮·施托伊本將軍”號醫療運輸船在從皮勞駛往科爾貝格的途中，同樣被S-13號潛艇發射魚雷擊沉，為其護航的魚雷艇救起約三百名幸存者，并將他們送到了科爾貝格。

2月22日，載有約五千名傷病員的“哥廷根”號離開庫爾蘭，搭乘該船的士兵們本以為很快就能回到家鄉，沒曾想航行次日該船即被魚雷擊沉，導致約兩千人死亡。3月7日，“漢堡”號郵輪在薩斯尼茨外海觸雷沉沒，雖然沉船時上面的乘客已下船，但這艘噸位高達2.16萬噸的巨輪的損失，仍給德軍的撤離行動造成了沉重影響。

隨著蘇軍一路向西推進，波羅的海沿岸的撤離港口也相繼被攻克：1945年3月18日，科爾貝格被蘇軍攻克，哥滕哈芬于3月26日被攻克，但澤于3月30日被攻克，柯尼斯堡于4月9日被攻克，皮勞于4月25日被攻克，“庫爾蘭口袋”則于戰爭結束后的1945年5月12日宣布投降。

圖21.來自東普魯士的德國難民擠滿了科爾貝格港的碼頭。在他們與準備奔赴的西方目的地之間，橫亙著冰封的海水、布滿水雷的海面以及蘇聯海軍潛艇的威脅

這些“要塞城市”在城破前的情況非常糟糕：科爾貝格早在2月份便被切斷了補給通道，即便這座城市已做好殊死抵抗的準備，仍成為東部更遠地區德國難民的終點站。這座城市也是蘇軍進攻的重要目標之一，因其是哥滕哈芬、但澤、柯尼斯堡及庫爾蘭半島上德軍的重要補給港口。當地守軍在“呂佐夫”號與“舍爾海軍上將”號兩艘裝甲艦的炮火支援下堅守了一個月，在此期間，德國人通過“漢尼拔行動”撤走了盡可能多的守軍。

據估計，從科爾貝格撤離的人員包括四萬名軍人及七萬名平民。3月17~18日，兩千名留守的士兵掩護最后一批運輸船撤離，此時城內約八成的區域已化作廢墟，未能撤離的德國守軍或平民要么被蘇軍驅逐，要么死于戰火之中。

3月22日，蘇軍第70集團軍沖到了波羅的海岸邊，將但澤-哥滕哈芬包圍圈一分為二。四天后，哥滕哈芬失守，幸存者先撤往但澤，繼而退守奧克斯霍夫特（Oxh?ft）海岬，他們決心背水一戰，要作最后的抵抗。

圖22.準備乘船逃離柯尼斯堡的德國難民

柯尼斯堡在4月初仍在德軍的控制之下，盡管此時蘇軍戰線已推進到該城以西數百公里處。這座“要塞”得以守衛至此時，可以說全賴鄧尼茨元帥建立的海上生命線；而補給船只在運來物資與援軍的同時，也會順路接走疏散的軍民。與柏林和布達佩斯一樣，柯尼斯堡失守前最后四天的戰斗（4月5~9日）也演變成了一場激烈的巷戰。此時柯尼斯堡內的守軍早已與柏林方面失去聯絡，他們僅憑“戰至最后一人”的命令打到了最后一刻。

雖然德軍的港口一座接一座地落入蘇軍手中，“漢尼拔行動”仍在艱難地開展，竭力疏散抵達海邊的幸存者，其中甚至包括一支以裝甲部隊為主的集團軍殘部。該部隊一路打到海岸線附近后，在霍夫（Hoff）與霍斯特附近建立了橋頭堡。隨后，該部隊轉往迪韋諾，于3月11~12日搭乘撤離船只抵達波美拉尼亞灣與什切青潟湖之間的沃林島。幾天后，一支以“呂佐夫”號和“舍爾海軍上將”號裝甲艦為核心，由三艘驅逐艦和一艘魚雷艇護航的強大艦隊，從沃林島成功撤走了約七萬人。

1945年3月中旬，撤離船只仍在施托爾普明德、呂根瓦爾德和科爾貝格之間往返穿梭。在蘇軍攻占這些“要塞”前，它們成功地從施托爾普明德撤走了18300人，從呂根瓦爾德撤走了4300人。

圖23.在東普魯士地區，包括數名傷員在內的幾名德國士兵向蘇軍投降。被蘇軍俘虜的相當一部分德國戰俘最終死在了西伯利亞的戰俘營中

當“呂佐夫”號與“舍爾海軍上將”號兩艘大艦為避險撤往基爾港后，撤離船隊在失去這兩艘主力艦掩護的情況下，繼續在險境中艱難地往返航行。4月4~5日夜，德國人用小艇與登陸艇，從奧克斯霍夫特撤走了約三萬名軍民，并將他們送往黑拉半島（今波蘭海爾半島），這是一片位于但澤灣與普克灣之間約50~60公里長的沙洲。德軍在海灘上扎營構筑工事，并承受著蘇軍連續不斷的空襲。

黑拉半島只是個臨時的中轉站，撤離船隊陸續抵達，不斷將島上的德軍運離海灘，這一撤離行動一直持續到戰爭結束后的5月10日。不過，并不是所有人從這里登上船都高枕無憂了：4月15日，一支由四艘客輪及其他運輸船組成的船隊載著逾兩萬名難民離開黑爾半島，次日，蘇聯L-3號潛艇對船隊發動攻擊，擊沉了載有七千余人的“戈雅”號客輪，僅183名幸存者獲救。

圖24.“戈雅”號客輪，1940年在挪威首都奧斯陸開工，船長145米，寬17.4米，最大航速21節，經濟航速18節，注冊噸位5230噸

5月初，在德軍撤離行動的努力下，超過十五萬難民從黑拉半島撤走。據某些資料記載，從但澤-哥滕哈芬包圍圈中撤出的總人數高達九十萬，但由于缺乏記錄，確切的數字恐怕已無從考證。但不可否認的是，仍有數萬人被遺棄在原地，等待他們的將是悲慘的命運。

除了蘇軍的空襲，來自西方盟軍的空襲也讓撤離的德國難民和接收他們的城鎮陷入了地獄般的狀態。3月6日，英軍轟炸機襲擊了薩斯尼茨（這個漁港原本是眾多難民的最終目的地），大批難民在露天區域慘遭轟炸，而這種轟炸毫無軍事上的必要性。六天后，德國船只將約兩千名難民送抵斯維內明德，結果他們剛登上陸地便遭到671架美軍轟炸機的狂轟濫炸，頃刻便有近六百人倒在沙灘上，六艘撤離船只被擊沉。據估計，轟炸造成的總傷亡人數在5000~23000人之間，這也使斯維內明德大空襲成為二戰中“十大最具破壞性”的轟炸行動之一。

“漢尼拔行動”一直持續到戰爭結束后。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在總理府地堡里自殺后，鄧尼茨繼任國家元首。這位海軍元帥在5月1日的公開講話中誓言，德軍將“繼續對抗布爾什維克主義，直至戰斗部隊及東德地區的數十萬家庭免遭毀滅”。

圖25.戰后被捕的德國政府成員，從左至右依次為裝備部長及帝國經濟領導人阿爾伯特·斯佩爾，希特勒的繼任者、國家元首鄧尼茨海軍元帥和約德爾將軍

當艾森豪威爾告知德國代表僅有四十八個小時（5月7~8日）可達成投降協議，否則將單方面實施無條件投降條款，從而使蘇軍戰區與西線隔絕時，鄧尼茨仍在試圖與西線的英美盟軍討價還價。當意識到與西方盟國單獨媾和達成停戰協議完全是奢望后，他轉而試圖將盡可能多的德軍部隊移交給英美方面而非蘇聯人。

即便在5月7~8日這最后通牒的四十八小時里，鄧尼茨仍堅持執行“漢尼拔行動”。據估計，在戰爭的最后幾周（此時德國海軍實際上已不復存在），德軍通過“漢尼拔行動”成功地將26.5萬名被困在投降線后方的德軍撤至安全地帶。即便在1945年5月8日德國正式投降后，德國人依舊公然違背投降條款，繼續開展撤離行動：無武裝的沿海船只繼續在波羅的海沿岸往返航行，接走驚惶失措的難民群體，將他們運往遠離東線的西部地區。當時，德國境內仍有少數港口可供難民登陸，此后他們的命運便全憑天意了。

在戰爭的最后一天，即鄧尼茨正式宣布第三帝國投降之際，一支由92艘船組成的龐大船隊從“庫爾蘭口袋”地區的拉脫維亞利巴瓦港（今拉脫維亞里加市經濟特區利耶帕亞）啟航，成功將1.8萬名士兵和平民運了出來。然而，蘇軍魚雷艇追上了這支船隊，并迫使航速最慢的船只停航接受檢查。最終，船上的人員全部淪為俘虜，幸存者在戰俘營中度過了漫長的歲月。

圖26.參加“漢尼拔行動”的撤離船只，可見幾乎都是小船

在“漢尼拔行動”的最后階段，大規模的撤離已不再是組織有序的行動，而成了憑慣性維系的舉動，直到力氣耗盡的最后一刻為止。當正式投降的消息最終傳到第三帝國位于庫爾蘭半島上的最后據點時，艦艇和商船幾乎損失殆盡且早已失去對部隊指揮控制的德國海軍便終止了這場長達數月的“人道主義使命”。此舉將約十八萬仍滯留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的德軍留在了原地，他們很快成為紅軍的俘虜，被押送至戰俘營。

總的來看，“漢尼拔行動”是第三帝國在戰爭后期可謂“成功”的軍事行動之一。那支早已被打得殘破不堪的海軍，在此刻最后一次挺身而出。整場行動以4艘大型客輪及157艘其他船只沉沒為代價，使約200萬德國人撤到了西部，且未損失任何大型軍艦。據統計，1940年時東普魯士地區居住著約220萬德國人；而到1945年5月底，當地人口已銳減至19.3萬，且盡是絕境下饑餓的幸存者。

圖27.“漢尼拔行動”中的德國船隊航線及行動期間蘇軍戰線推進情況示意圖

饒是如此，鄧尼茨仍為“漢尼拔行動”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十年后，他在回憶錄中寫道：“經海路撤離的難民中，百分之九十九成功抵達波羅的海西岸港口，而陸路撤離的難民傷亡比例則高得多。”據估計，在約二十萬通過陸路西逃的德國難民中，數以萬計的人死于嚴寒、蘇聯飛機的轟炸和掃射；而在乘船走海路撤離者中，哪怕按照最夸張的估計，也僅有3%的人在海上喪生。雖然后世的人們往往聚焦于諸如“威廉·古斯特洛夫”號沉船事件中逾九千人遇難一類的海上慘劇，但就最終總的結果來看，“漢尼拔行動”可以認為是成功的，其成就不亞于1940年英國人在敦刻爾克的撤退、1941年美國人在科雷吉多爾島的撤退以及1942年蘇聯人在塞瓦斯托波爾的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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