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的使命：錢穆一生的教育實驗

教育內卷和過度競爭的惡果之一，就是 文科的衰落。文理科的關系，本應是相互補充、相互成就，而非孰高孰低、競爭替代的關系，猶如一棵大樹的根與枝。

不僅中國如此，韓國 人文學科衰落更甚。由于大財團與教育體系的深度綁定，大學會根據就業率來調整專業結構，韓國文科生甚至用“文歉”來自嘲，即“生為文科生我很抱歉”。不僅東亞，西方也類似，連以通識教育著稱的哈佛，近幾年也砍掉了100多門文科課程。埃隆.馬斯克、川普的言語和行為，以及被選民支持、遭粉絲追捧，不恰是重理工而輕人文的表現嗎？

就個體而言，學文科的價值在于尋找意義，喚醒使命，讓自己成為“人”；學理科的價值在于精通專業，探求技藝，讓自己成為“才”。而教育的責任，首先教人成為“人”，然后教人成為“才”，棄文科而僅重理科，無異于舍本求末，拔苗助長。

就群體而言，文科還承擔著文化符號的保存、思想啟蒙、文化傳承、民族精神與身份認同等責任。例如復旦大學團隊對納西族東巴文的研究，不僅搶救了瀕危文字，更破譯出西南少數民族“人與自然共生”的生態哲學，這種語言考古實質是對民族精神底層代碼的修復。

我們都懂得，澆花澆根，育人育心，尤其AI時代，當機器的體力、腦力都超過了人類，如何守好“人心”，培育和發展人的“心力”，促進人的心智成長，變得更為重要。否則，如此教育出來的人來領導AI時代，將不堪設想。

大學文科存在的重要意義不僅在于培育文科專業學位，還應為文理科所有學生提供通識教育（即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課程。布朗大學前校長Howard Swearer （1932-1991）曾說過：“通識教育之目的是為尚不明確的工作做準備（The purpose of a liberal education is “preparation for appointments not yet made）。” AI時代，未來工作變得更VUCA，這反而更需要通識教育為之做準備。難道這不正是教育家應了解的常識嗎？百年前錢穆先生已悟得的道理，為何今日“教育家”尚不懂得？亦或在名利權杖的追逐中丟失了？

1949年秋錢穆先生創辦新亞書院時，曾寫下24條“新亞學規”和“招生簡章”，是如今招生簡章再難見到的。其中寫道：“惟有人文主義的教育，可以藥救近來教育風氣，專門為謀個人職業而求智識，以及博士式學究式的專為智識而求智識之狹義的目標之流弊”；“于博通的智識上，再就自己材性所近作專門之進修；你須先求為一通人，再求成為一專家”; “求學之最高旨趣在做人”......

錢穆先生（1895-1990） ，無錫人， 生于晚清亂世。只上過初中，自學成才， 終成貫通經史子集的“一代通儒”， 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并稱為“史學四大家”。從 鄉間教師起步，創辦小學，輾轉流離，最終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實驗其教育理想。

他畢生以“為往圣繼絕學”為志業，在史學領域獨樹一幟，其《國史大綱》打破歷史研究的桎梏，提出以“溫情與敬意”重審中華文明脈絡，成為 中國近現代史學泰斗、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

一九四九年秋，錢穆先生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于殖民語境下賡續中華文脈，倡導“學問與人格并重”的育人理念。初創時，無固定校舍，僅租用三間教室，卻以“手空空，無一物”的悲壯，將文化傳承視為“在廢墟中重建精神家園”的事業，后與崇基、聯合書院合并為香港中文大學。

錢穆先生親歷傳統與現代的劇烈碰撞，始終堅守文化本位，以學術著述與教育實踐回應時代困局，被譽為“中國最后一位士大夫”。晚年棲居臺北素書樓，著述不輟，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仍在講授“天人合一”的中國文化精神，其風骨與智慧至今仍為后學仰望的精神豐碑。

錢穆的教育實踐，始終圍繞“育人”展開。

在《師友雜憶》中，他回憶常州府中學堂時期的地理考試：因僅答一題卻得高分，呂思勉先生以蘸水劈鉛筆的“笨拙”方式，在卷后寫下密密麻麻的批語，只因錢穆的思考“觸動了教師的心靈” 。這種超越標準答案的評判，揭示了教育的本質不是知識的灌輸，而是對個體心靈的珍視與點燃。

1919年錢穆擔任后宅小學校長期間，受杜威教育理念的啟發，廢止體罰，注重通過觀察學生天性，進而引導和發掘潛能。對頑童楊錫麟的改造更顯其教育智慧，使其從“問題學生”蛻變為自信的歌者。這一案例與當下教育中盛行的量化考核形成鮮明對比——真正的教育應如春風化雨，從學生的天性中發掘潛能，用"喚醒"而非規訓修剪乃至壓抑個性。

錢穆筆下的師生情誼，超越了單向的“傳道授業”，呈現出雙向激發的思想共生。最典型的莫過于《國史大綱》的誕生：學生陳夢家兩次深夜勸諫，推動錢穆放棄考證性研究，轉而撰寫通史以“救世道人心”，最終成就這部傳世巨著。這種“師不必賢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的平等對話，打破了傳統尊卑界限，構建起思想共生的學術生態。這就是二十世紀90年代，行為管理大師克里斯·阿吉里斯（Chris Argyris）提出的“雙環學習（Double-loop learning）”，最早于1991年發表在《哈佛商業評論》，題為《教聰明人學會學習》。

“大學不僅是謀職之所，更是學做人之地”，在《新亞遺鐸》中，錢穆先生強調大學應培養“終身學習的意志與能力”，應將知識的自由探索置于行政權威之上，同時批判功利化教育，這些都直指現代教育的癥結。

自新亞書院創辦，四分之三世紀已悄然而逝，翻閱當時書院之《學規》和《招生簡章》，感慨良多。如今哪所大學還有如此學規和招生簡章？摘錄如下，但愿教育勿南轅北轍，殺雞取卵。

《新亞書院學規》

一、求學與做人，貴能齊頭并進，更貴能融通合一。

二、

做人的最高基礎在求學，求學之最高旨趣在做人。

三、愛家庭、愛師友、愛國家、愛民族、愛人類，為求學做人之中心基點。

四、

祛除小我功利計算，打破專為職業、謀資歷而進學校之淺薄觀念。

五、職業僅為個人，事業則為大眾。立志成功事業，不怕沒有職業。專心謀求職業，不一定能成事業。

六、

先有偉大的學業，才能有偉大的事業。

七、完成偉大的學業與偉大事業之最高心情，在敬愛自然，敬愛社會，敬愛人類的歷史與文化，敬愛對此一切的智識，敬愛傳授我一切智識之師友，敬愛我此立志擔當繼續此諸學業者之自身人格。

八、

要求參加人類歷史相傳各種大學業、偉大事業之行列，必先具備堅定的志趣與廣博的智識。

九、

于博通的智識上，再就自己材性所近作專門之進修；你須先求為一通人，再求成為一專家。

十、人類文化之整體，為一切學業事業之廣大對象；自己的天才與個性，為一切學業事業之最后根源。

十一、從人類文化的廣大對象中，明了你的義務與責任；從自己個性稟賦中，發現你的興趣與才能。

十二、

理想的通材，必有他自己的專長；只想學得一專長的，必不能備有通識的希望。

十三、

課程學分是死的，分裂的。師長人格是活的，完整的。你應該轉移自己目光，不要僅注意一門門的課程，應該先注意一個個的師長。

十四、

中國宋代的書院教育是人物中心的，現代的大學教育是課程中心。我們的書院精神是以各門課程來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傳授各門課程的。

十五、每一個理想的人物，其自身即代表一門完整的學問。每一門理想的學問，其內容即形成一理想的人格。

十六、

一個活的完整的人，應該具有多方面的智識，但多方面的智識，不能成為一個活的完整的人。你須在尋求智識中來完成你自己的人格，你莫忘失了自己的人格來專為智識而求智識。

十七、你須透過師長，來接觸人類文化史上許多偉大的學者；你須透過每一學程，來接觸人類文化史上許多偉大的學業與事業。

十八、

你須在尋求偉大的學業與事業中來完成你自己的人格。

十九、

健全的生活應該包括勞作的興趣與藝術的修養。

二十、你須使日常生活與課業打成一片，內心修養與學業打成一片。

二十一、

在學校里的日常生活，將會創造你將來偉大的事業。在學校時的內心修養，將會完成你將來偉大的人格。

二十二、起居作息的磨煉是事業，喜怒哀樂的反省是學業。

二十三、以磨煉來堅定你的意志，以反省來修養你的性情，你的意志與性情將會決定你將來學業與事業之一切。

二十四、

學校的規則是你們意志的表現，學校的風氣是你們性情之流露，學校的全部生活與一切精神是你們學業與事業之開始。

敬愛你的學校，敬愛你的師長，敬愛你的學業，敬愛你的人格。憑你的學業與人格來貢獻于你敬愛的國家與民族，來貢獻于你敬愛的人類與文化。

《新亞書院招生簡章》節錄

本書院創立于一九四九年秋，旨在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采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教育為宗旨，溝通世界中西文化，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

本此旨趣，一切教育方針，務使學者切實瞭知為學做人同屬一事，在私的方面應知一切學問智識，全以如何對國家社會人類前途有切實之貢獻為目標。

惟有人文主義的教育，可以藥救近來教育風氣，專門為謀個人職業而求智識，以及博士式學究式的專為智識而求智識之狹義的目標之流弊。

本于上述旨趣，本書院一切課程，主在先重通識，再求專長。首先注重文字工具之基本訓練，再及一般的人生文化課目，為學者先立一通博之基礎，然后各就其才性所近，指導以進而修習各種專門智識與專門技術之途徑與方法。

務使學者真切認識自己之專門所長在整個學術整個人生中之地位與意義，以藥近來大學教育嚴格分院分系分科直線上進、各不相關、支離破碎之流弊。

關于教學方面，則側重訓練學生以自學之精神與方法，于課堂講授基本共同課程外，采用導師制，使學者各自認定一位至兩位導師，在生活上密切聯系，在精神上互相契洽，即以導師之全人格及其生平

學問之整個體系為學生作親切之指導。

務使學者在脫離學校進入社會以后，對于所習學業仍繼續有研求上進之興趣與習慣，以藥近來大學教育專尚講堂授課，口耳傳習，師生隔膜，以致學者專以學分與文憑為主要目標之流弊。

本院同人自身即以講學做人一體之精神相結合，共同有志于大學教育的改進，其自身即為一學術研究集團。將來對于書院內部一切措施，才絕對民主方式，由全校教授同人時時密切商討，以求教育精神之始終一致，與書院制度之不斷改進，

期于理想的大學新制度作一長期之研求與實驗，將來粗有成績，可供其他大學之參考。

本書院規模，暫時先辦文史、哲學教育、新聞社會、經濟、商學、農學等六系，并于每系下分組，惟對人生大義、文化價值、教育宗趣，則懸為本書院各系各組所共同必須研修之對象。于最近之將來，尚擬添設工程、法律等系，并添辦附屬中小學，期能完成一完全之教育系統為書院之根基。

讀罷《師友雜憶》、《新亞遺鐸》等錢穆先生的書，最深的感觸是他筆下師生互動中閃爍的“靈光”——那種超越功利、直抵心靈的智慧碰撞。在當今教育日益工具化的語境中，這些書猶如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們缺失的“人”的溫度：當教育淪為標準化流水線，當師生關系異化為績效指標，當文化傳承讓位于技能培訓，錢穆所踐行的“以心傳心”的教育哲學，恰是一劑清醒良藥。

正如錢穆所言：“人生最大學問在求能虛此心，心虛始能靜” 。或許，唯有回歸教育的本質，讓師生在彼此照亮中共赴精神的曠野，方能真正實現“為往圣繼絕學”的文化使命。這部書不僅是民國學人的集體記憶，更是一把開啟未來教育之門的鑰匙。

承接新亞書院后的香港中文大學，繼續將 通識教育作為其辦學理念的核心組成部分，貫穿本科教育的全過程，并與其獨特的書院制度深度融合，形成了兼具中西文化特色、注重全人培養的教育模式。

恰逢錢穆先生卸任新亞書院院長半個世紀后，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 于2014年在深圳創立，簡稱“港中深”，在中國乃至世界最具活力的區域，繼續播散 全人教育的“火種”。

“港中深”通識教育的 目標是實現“全人教育”，既傳承中國人文傳統，又融合西方博雅教育理念，通過“與自然對話”、“與人文對話”等通識課程，引導學生思考教育的本質、中西文化傳統、科學與社會的關系，以及人生的價值問題，培養理性思辨與人文情懷兼具的人才，堅定地實踐著錢穆等創校先驅的教育理想，“

期于理想的大學新制度作一長期之研求與實驗，將來粗有成績，可供其他大學之參考”。

1. 《師友雜憶》，錢穆，書海出版社，2023年

2. 《新亞遺鐸——錢穆先生全集（新校本）》，錢穆，九州出版社，2011年

3. 《》，管理進化論，2023年

4. 《》，管理進化論，2023年

5. 《》，管理進化論，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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