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論道」趙建：國家性格、國家轉型與資產配置

2025年9月13日，西京研究院在常州舜山小鎮成功舉辦會員專屬閉門研討會，趙建院長及兩位嘉賓以《國家轉型期的宏觀政策與資產配置邏輯》為題，帶來了一場融匯宏觀與人文的深度分享。應廣大讀者與會員要求，現將會議內容整理成文。由于會議內容較長，本次發布通稿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嘉賓觀點內容，將在下次發布。

本文將部分展示，院長核心觀點，從國家性格與歷史轉型的獨特視角，解讀其對當前宏觀走向與資產配置的思考。更多系統性分析與未刪節內容，將僅通過會員內刊完整呈現。本次會議中一位會員基于現場分享整理了高質量筆記，亦已發布（可閱讀：《從宏觀政策到投資實踐，西京研究院常州閉門會圓滿落幕》），與本文形成頗有意味的呼應。加入西京研究院會員，即可解鎖院長全文及更多專屬內容。

很高興在金秋九月的常州，與各位理事和會員再次相見，也感謝沈總以及各位理事對此次線下會的大力支持。我的研究范疇中，有一項重點是在人文歷史領域，我在持續學習,希望不斷挖掘出人文歷史中的財富密碼，對大到國家和社會，中到經濟運行與資產配置，小至個人生活與投資等領域，產生高維洞見與指導意義。

投資雖然聚焦資產配置，但研究則要兼顧到人文歷史的深層因果。如果只關注股票研判和短期結果，不對事物進行深入剖析，那長期的預判能力會逐漸退化，而更多只能依靠短期運氣。俗話說，“菩薩畏因，眾生畏果”，多數人一心追求搞錢，尋求財富密碼，卻忽視了投資背后的深層邏輯。這種情況下，即便知道資產標的和股票代碼，也會因認知不足而不敢行動，或因不了深層解邏輯而選擇放棄，難以做到知行合一。我過去三年對黃金，過去一年對中國股市，從戰略預判的角度看是對的，也跟大家分享了我的觀點。但現實中，不同的人執行效果存在顯著差異，這種差異源于對相關內容的理解和內化程度，只有將認知轉化為行動力，才能在投資中獲得更好收益。

說到底，倉位說明認知程度。有些人認同我的邏輯判斷和結論，但是到行動上倉位卻很輕，其實說明也沒真正的認識到。知行合一，行動是認知最好的答案。

當前投資過程中，需要關注AI革命和貨幣放水兩大敘事。AI對現有秩序及范式的重塑意義重大，但運用AI進行投資時，要清楚其價值需通過貨幣來評估。即便產業前景再好，要是沒有估值支撐，且央行不釋放流動性，也難以實現收益。美國股市近二十年來的牛市，核心驅動力是美聯儲的量化寬松政策，并非僅依靠其科技發展和經濟增長；實體經濟最終決定資產價值，而貨幣背后是政治因素，法幣的發行由國家決定，因此理解貨幣視角必須先把握國家性格。

從國家性格來看，中國對通脹高度警惕，這源于歷史記憶，包括國民黨時期的惡性通脹，以及八十年代末因通脹引發的相關政治動蕩。同時，這也與國內國有企業及體制內等固定收入群體占比較高的現狀有關，通脹對退休人員的傷害最大，他們既無法享受通脹帶來的益處，而且購買力還會被侵蝕。而在職人員尤其是民營企業員工則不同，可以在通脹帶來的企業名義利潤增長后，獲得更多的工作機會與加薪升職。美國、日本也一樣，在通脹時期，動員社會資源的能力通常較強，而通縮則會導致民眾選擇躺平，因為持有貨幣就能實現資產保值。

國家對通脹和通縮的態度，既受先天因素影響，也與后天形成的歷史記憶密切相關，所以不能只關注AI產業的發展。以924的政策相變為例，前后公司的實際價值沒有發生巨大變化，AI技術也沒有突然取得突破，但市場估值卻出現大幅提升，這充分體現了政策和貨幣環境對市場的影響。如果沒有全球央行放水、貨幣寬松以及美元信用危機，黃金和相關資產也難以呈現當前的行情。

在“國家金融資本主義”時代，投資不僅要關注產業科技、產業鏈以及市場份額，還必須兼顧貨幣和金融因素。在今年4月的一份投資建議中，我提出需要將金融周期、實體周期和產業周期結合起來，從大組合的視角去看待投資產品。在通脹時期，個人的資產配置包含房產、股票、債券、黃金、各種基金以及異類等。當前不同人之間的財富差異，主要源于資產組合的不同。今天的一個現象是，房產價值縮水可以通過黃金和股票的收益部分彌補。經測算，三條紅線政策實施后，中國房地產領域的國家資產蒸發至少200萬億，約占總量的三分之一，股市雖已上漲的幾十萬億，但還難以完全彌補這一缺口，資產負債表仍需要恢復。

資產配置必須遵循大組合理念，單一資產投資就如同賭博，即便投資邏輯清晰，并且運用貝葉斯定理進行分析，也難以掌握全部的市場信息，而且黑天鵝事件時有發生。從系統論的角度來看，“網越大，捕魚抓鳥的概率就越高”，通過構建大組合能夠擴大投資的系統可控范圍，就可以大幅提高勝率。

同時還需要理解國家發展的大周期。要是不理解國家性格和中國國情，就難以解釋當前的政策走向以及近年間出現的大變局，比如二十大后的重大變革、政軍系統的調整、最嚴戒酒令對相關行業的影響等。去年三中全會召開后，政策風險已經降至較低水平，這成為中國資產重估的重要契機。形勢比人強，個人力量難以阻擋整體趨勢，當前中美關系處于緩和階段。需要警惕自媒體平臺上那些片段式、具有蠱惑性的內容，這類內容大多是情緒消費，真正有價值的知識往往是枯燥且艱深的，只有突破認知舒適區，才能實現知識增量。

所以，我們研討應聚焦深度研究，理解事物發展的必然性，這樣才能減少焦慮情緒。就像馮友蘭舉例所說，小孩因為不了解下雨的必然性而煩躁，古人則會因不知道打雷的原理而恐懼。理解國家性格的主要目的，就是以包容的心態去看待國家和政治環境，而不是一味進行情緒化評判。

我們這一代人尤其是80后，實際上屬于“過渡中的人”，親身經歷了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再到城市文明的轉變過程。當前中國有1億人存在輕度以上的抑郁癥，這與現代化轉型密切相關。從鄉土文明中緊密的血緣紐帶、集體勞動模式，到現代社會中基于陌生人的社交模式、以價值觀為核心的聯結方式，人們面臨著精神危機，需要進行價值重構和意義重建。過去在農村，人們自給自足，安全感充足，如今卻高度依賴工資生活，社會分工不斷細化，導致個體容易產生價值困惑，就像卓別林電影中流水線上的工人一樣。目前國家和個人的人格塑造仍在進行中，既受到傳統國家性格、原生家庭的影響，又面臨著西方現代文明和工業文明的沖擊，尋找精神家園的過程仍充滿挑戰。

當前政策和社會層面出現的迷茫，并非僅僅個人意志的體現，而是國家與民族的集體意識或無意識，也是國運的一種反映。中國精神中蘊含著強大的吃苦耐勞特質，中國人通常習慣忙碌的生活狀態，一旦閑下來就會感到焦慮，缺乏獨立人格的構建意識。現代性的本質是主體性，而中國人常常處于集體角色之中，習慣在體制內尋求安全感，這種集體文化塑造了中國獨特的國家性格。我國地域遼闊，不同地區之間差異顯著，也形成了差異化的區域發展勢能，這也是中國經濟具備韌性的重要來源，可以將中國看作一個“小全球”，不同地區承擔著不同功能，比如東南沿海地區側重創新和金融領域，現代化程度較高；北方及西北部分地區則側重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傳統意識較強。不同地區之間巨大的文化差異，造成了充滿韌性的國家文化張力，影響著制度轉型與社會轉軌。

在比較現地化的視野中，我們往往以美國的標準來審視自身。殊不知，中美兩國的國家發展路徑完全相反。美國是移民國家，先有個人和家庭，逐漸形成小鎮、州，進而組成聯邦和國家，政黨是在國家形成之后才出現的；中國則是先有黨，黨通過戰爭建立國家之后劃分行政區域，再組織家庭。這種差異造就了兩國不同的發展優勢，美國在創新領域處于領先地位。中國則在工程代工、產業化以及成本控制方面表現突出。美國對錯誤的容忍度較高，破產制度完善，能夠及時出清，卸掉歷史包袱重新出發；中國則存在“剛兌”文化，個人和企業遇到困境時，往往傾向于堅持，而不輕易選擇破產。

中國國家性格具有多方面顯著特征。政治層面存在民主集中的傾向，這種傾向不僅體現在國家治理中，部分民營企業也存在類似問題，就是強大的“一把手文化”。中國是一個封閉性較強、內循環能力突出的陸權國家，與以英美為代表的海權國家在文明形態上差異明顯，陸權國家通常傾向于專制、權威和中心化，海權國家則更強調平等、靈活和創新。而大陸法系對股市也存在著深刻影響，采用大陸法系的國家，其股市實現牛市的難度往往相對較大。中國農業文明根基深厚，即便進入工業文明階段，仍然保留著農業生產體系的思維模式，注重規模擴張和成本控制，但在從0到1的創新以及理論突破方面存在不足。

新中國通過革命建立，戰爭對國家性格的影響深遠，早期出臺的政策常常帶有戰爭動員的焦慮感和安全導向，近如“防風險攻堅戰”“扶貧攻堅戰”等也是如此。直到鄧小平提出“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才實現了戰略轉變。在此之前，由于擔憂戰爭風險，中國沒有把精力放到發展上，消耗了大量戰略資源，浪費了發展的時機。中國也是模仿和學習形成的國家，并非原生國家。新中國發展過程中，曾先后模仿蘇聯和歐美，在政治、經濟領域學習借鑒相關經驗。同時，因受革命和斗爭思維影響，在治理過程中也長期存在反腐等非常規性舉措，這體現的是歷史獨特性。隨著70后、80后逐漸成為社會主力，戰爭留下的痕跡不斷淡化，中國有望真正完成現代化轉型。

一切還需要從歷史中尋找因果。早在宋朝之后面臨著少數民族的威脅，明朝和清朝出現了文化的收縮，主要精力用在了維護國家安全，而非推動社會發展。五四革命之后，中國開始學習西方，民國時期的“黃金十年”因日本侵華而中斷，之后長期處于救亡圖存的狀態。穩定是當前中國發展的重要前提。財政和稅收體系是國家正常運轉的核心，歷史上多個王朝都是因為財政問題走向改革和變局。中國今天財政上總體上是穩定的，但面臨結構性問題，地方債務壓力較大。金融嚴監管雖然防范了金融風險，但也將壓力轉移到了財政領域，地方債和房地產呈現固化特征。不過同時也涌現出AI、新能源等新興產業，整體處于結構性轉型之中。可謂沉舟側畔，等待千帆過；病樹前頭，盼望萬木春。

中國經濟政策的制定受到陳式經濟學和鄧式經濟學思想的影響，在不同時期會有所搖擺。當經濟自由化過度時，陳式經濟學中強調整頓的思路就會發揮作用；在遇到經濟危機和困難時，鄧氏占主導，比如改革開放初期以及次貸危機后的幾年。中國金融體系長期以來具有財政化傾向，在大陸法系框架下，金融結構以大銀行、大國企和大工業體系為核心，房地產行業曾因為符合抵押品需求而快速發展。如今房地產破裂，金融體系面臨挑戰，所以國家開始推動“國家金融資本主義”，依靠社保基金、中央匯金、中證金等國家隊力量重塑金融資本，打造金融強國。在這一過程中，股市有望實現估值重塑，但需要警惕短期投機過熱現象，同時也要正視金融人才短缺、體制機制不完善等問題帶來的長期挑戰。

中國傳統文明以《易經》為重要源頭，從中衍生出儒家、道家、兵家、法家等思想流派。儒家注重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本質上屬于倫理學范疇。易經的“易”，講究的就是一個變化。但也正是因為變化無常，集體層面上又極致追求“穩定”。西方文明以希臘精神和基督教精神為核心，強調人與神之間的關系，注重形而上學和邏輯思維。刻在希臘神廟上的“認識你自己”以及蘇格拉底所說的“我知道我的無知”，體現了西方文明的反思精神；美國《獨立宣言》中提出的“人人生而平等”，則是美國國家理念的重要體現。中西方文明各有特點，沒有絕對的優劣之分，只有適應不適應這個時代。理解這些差異對于跨文化交流和商業合作至關重要。

當前中國政策制定以安全為導向，說明內心存在一定的不安全感和匱乏感。經濟發展過程中常常出現群體特征，比如股市波動、城市化進程、反內卷行動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等，都帶有集體行動的色彩。中國經濟面臨的是結構性風險，但總量仍保持增長。目前，計劃經濟思想在一定范圍內仍有市場。看看歷史很有意思，民國時期也主張搞計劃經濟，這其實是當時形勢和歷史賦予的治理傾向，不是今天的特殊現象。當前中國金融體系存在財政化傾向，在大陸法系下直接融資發展受到限制，房地產泡沫破裂后，資本市場需要承擔更多的融資功能，國家金融資本主義的推進將對股市走向產生影響，投資者對中國的資產市場需要保持理性樂觀的態度。制度進步還是很明顯的，只是每次進步都需要危機來推動。

關于兩岸問題，戰爭風險有多大，這是投資首先要關注的風險。總體來說還是和平統一的主旋律，但偶然性因素也很強。戰爭往往是歷史的洪流推動的，人無法抗拒。（本段內容不宜公開討論，有興趣了解的可加入內部會員閱讀。內容將深度剖析地緣政治態勢下的戰略選擇與投資風險規避策略。）

中國未來發展需要從儒法思想中汲取現代化精神，以應對轉型過程中的各種挑戰。在投資方面，要關注普世性資產也就是與國別無關的現代性資產，比如黃金、加密資產、全球性的科技巨頭等，減少對房地產等國別限制性資產的依賴。重點布局龍頭企業，降低傳統重資產、高杠桿資產的比例。增加保障性資產，企業則要提升人力資本、做好財務規劃。短期仍然警惕通縮，長期要警惕隱性通脹，印鈔注定是必然選擇。投資過程中需要考慮貨幣貶值因素，通過多元化的資產配置來彌補單一資產波動帶來的風險，例如權益類資產的收益可以部分彌補房地產價值縮水的損失。

投資的最終目的并非單純追求財富，更重要的是尋找生活的意義和價值。木心先生在經歷磨難后依然保持精神貴族的氣質，梁漱溟、費孝通等學者在動蕩時期堅守理想，他們的人生態度值得借鑒。投資者應保持平和心態，不被牛市的亢奮和熊市的沮喪左右，在理解國家發展規律和人性的基礎上，順應趨勢，積極應對變化，同時注重精神世界的豐富與提升。我所遇見的投資大師，都是熱愛生活具有深刻哲學氣質的性情中人。一個味同嚼蠟無趣的人，是很難敏感的感知和預判市場。

結語：

投資的終極追求，不僅是財富的增長，更是在時代變局中安頓自我、明晰價值。正如歷史上那些兼具智慧與風骨的思考者一樣，真正的投資者，也應在波動中修煉心性，在不確定中把握根本。

西京研究院始終致力于構建一個匯聚深度思考者的共同體。我們不僅關注宏觀趨勢與資產邏輯，更重視認知的升維與精神的對話。如果您也認同這樣一種穿越周期、超越表象的探索方式，歡迎加入我們的會員社群——在這里，您將持續獲取趙建院長未公開發表的深度研究、參與高質量閉門研討，并與一批真誠而專注的同行者，共同走向更開闊的認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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