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施暴者沒有認真反省和悔改的情況下，任何人都無權要求受害者要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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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來源：阜成門六號院

· 作者：王明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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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明遠

【王明遠畢業于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和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金融MBA學位，2009年-2013年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工作，后在內蒙古、廣東創業】

1. 在日本國民心中，日本作為侵略者的形象是虛化的，是缺乏細節了解的，而日本是戰爭受害者的形象是具象的，整個國家各個縣、各個大中城市都有護國神社、慰靈館、戰災紀念館，不厭其煩地向國民講述日本在戰爭中受到的損失，日本社會對兩種記憶的塑造力度是截然不對等的。

2. 在施暴者佯作無事，沒有認真反省和悔改的情況下，任何人都無權要求受害者要大度，放下歷史包袱。這顯然是在用不同的權利觀和道德水準來要求施暴者和受害者。如果是以強迫受害者的寬容來結束歷史爭議，這是偽善，是對公理正義的褻瀆。

世界矚目9.3大閱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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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政治話語中央的“昭和館”式歷史敘事，以及位于邊緣的“立命館”式敘事

每逢重大歷史紀念日，以及中日之間發生什么不愉快事情。經常有人說日本其實已經對二戰歷史做了很好地反思，其實是我們一直在操縱歷史話題，煽動國民情緒，來為現實服務；或者說我們國民性有問題，糾結于歷史，不愿平復傷痕，跟歷史過不去。筆者之前對這個觀點無法置評，直到去年在東京系統參觀了幾個二戰歷史紀念地之后，才有所直觀感悟。

筆者曾經訪問過很多德國二戰紀念地。僅柏林就有9個二戰相關的紀念館，其中最著名的是“戰爭與暴政犧牲者紀念館”，另外還有數十個二戰暴力題材的紀念碑、紀念花園，無處不在地提醒德國法西斯主義給人們造成的災難。在德國，你可以非常容易獲得納粹暴力史信息，即使鄉下小城也有很多紀念地。

但是筆者去東京前做攻略時，卻費了很大的勁，這個全球人口最多的城市，竟然沒有一個正式的二戰史紀念館，這本身就很說明問題，二戰是日本現代歷史上最重大事情，連一個紀念館都沒有，就充分說明這個民族的回避心態。

如果非要說這個國家有這么一個二戰專題紀念館，那就是作為日本十二家國立博物館之一的昭和館。昭和館位于皇宮隔壁的九段，約等于北京王府井、南池子的位置，亦可見其處于國家政治話語中心地位。紀念館最顯眼處是巨幅美軍轟炸東京的照片，顯然是告訴觀眾，日本才是這場戰爭的受害者。昭和館對戰爭的敘事，基本上是戰前日本寧靜繁榮，然后進入中國和東南亞各國，然后日本遭受巨大戰爭災難，然后日本人自力更生、奮發重建。偌大的紀念館，見不到日本對他國造成的暴力傷害，也不提日本人民為什么被卷入戰爭。

儼然這是一個日本是受害者的歷史敘事，正如日本國家旅游局對它的介紹是“專為紀念日本百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承受的苦難生活而建，保存了日本歷史上這段最悲劇時期民眾的生活百態”。只講自己的苦難，而不提給他人造成的苦難，不講自己為什么遭受這種苦難，這是一種什么心態？

（昭和館不厭其煩地講述日本人在戰爭中遭受的苦難）

昭和館盡管是國立博物館，卻由遺族會這個右翼組織來運營，也顯示出日本政府的心態，即讓戰爭發動者的后人去書寫二戰的歷史，當然得出自己是受害者的結論。筆者又順騰摸瓜找到遺族會辦公室，它就設立在日本帝國時代的軍部俱樂部大樓內，似乎表達它對過去的眷戀。

（九段會館及遺族會辦公室）

站在昭和館就可以看到靖國神社的大鳥居，如果東京還有二戰相關紀念地，這里當然也是最重要的之一。靖國神社是東京五社之一（約等于對標北京的天地日月社稷壇），占地約10萬多平米。它的位置和規模，亦證明它所表達的意識形態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位置。

筆者路過這里時候，一群人正在紀念沖繩戰役死亡的士兵，揮舞著當年的軍旗，如果一群德國人揮舞著納粹旗幟阿登戰役死亡的黨衛軍戰士，世界會如何反應？靖國神社并不是完全是一個歷史建筑，參道上的建筑基本都是二戰后不斷偷偷被加進去的，比如最顯眼的青銅大鳥居是1974年建造的，它同時還是日本最大的鳥居。

靖國神社最近一些年又增添兩處紀念標志。一是“送家人出征雕塑”，把戰爭塑造成溫情的行動，完全忽略了對外派遣士兵血腥的一面。另外一處是“帕爾博士功德彰顯碑”，帕爾（Radhabinod Pal）是遠東軍事法庭唯一主張戰犯無罪的審判委員，他的神奇邏輯是：“侵略戰爭是一種國家行為，國際法的追訴對象僅僅是國家，而不能罪及個人；日本對那場戰爭負有道德的責任，但是沒有法律責任”。日本人為了感念它的“仗義執言”，于2005年為他立碑記功，安倍接任首相后還專門接見他的家人，代表政府表示感激。這不是赤裸裸地否認一切戰爭責任，以及軍國史觀仍在不斷被完善中嗎？

筆者也曾訪問過大阪城市中心的“國際和平中心”，這個紀念館上下三層分別介紹明治至昭和初期的大阪、1945年大空襲和戰后重建。不厭其煩展示大阪在空襲中遭受破壞之慘狀，意在塑造日本是受害者的形象，以及展示日本國民堅忍不拔的精神。雖冠以和平之名，但這里的“和平”表達的并不是日本不要破壞他人的和平，而是日本期待自己不受侵犯的和平。另據據研究者講，這個和平紀念館本來是有展示對其他國家侵略罪行內容的，但是2010年后被強行刪去了。

如果你尋找一個反思日本對其他國家造成傷害的歷史紀念館，那將很艱難。筆者很早就結識的池田惠理子（NHK制片人）創辦的“女性戰爭與和平資料館”是為數不多的幾家之一。不過無論是位置和規模上，比起前面幾個都不可同日而語，它坐落于西早稻田（大約相當于北京中關村吧），僅是租用了幾間民房，隨著池田女士越來越年老，維持經費也越來越困難，并且還經常受到右翼分子的騷擾。

（西早稻田居民區的“女性戰爭與和平資料館”）

筆者再多介紹幾句池田女士和慰安婦的事情。在21世紀初，池田女士數次帶領慰安婦訴訟法律團隊，去山西、河北看望幸存的慰安婦，筆者也曾經一起前往，見到了正在與日本政府打官司的萬愛花等人。面對這些訴訟，日本法院采取了一個拖字，把流程延長到好幾年，就是把這些七老八十行動不便的老年拖到沒有力氣來東京告狀，或者等著他們死亡，案子自然就終結了。即便是走到訴訟最后一個階段，也都以訴訟時效過期（最長20年），“個人請求權”缺失(個人無權告國家)來搪塞，現在這些慰安婦已全都去世，無一人拿到日本政府賠償，這又是一個對歷史的怎樣怯懦和回避呢？

京都西郊金閣寺旁邊的立命館大學國際和平博物館，也是少見的展示日本侵略罪行的地方之一。這個小型博物館盡管這是一個反思日本戰爭行為的場所，但是依然不能大大方方地反思，日本對殖民地傷害只不過是十幾個展區中的其一，并且只能包裝在反思20世紀人類所有戰爭傷害主題下進行。

筆者權且把回避戰爭罪責的歷史敘事稱作“昭和館”式敘事，承認戰爭罪責的敘事稱為“立命館”式敘事。昭和館赫大的建筑、顯耀的位置，彰顯著這種敘事的中心位置，而縮居偏郊的立命館，則反映了這種敘事在日本社會中邊緣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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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象的“受害者”記憶與模糊的“侵略者”記憶

歷史建構的另一個重要依托物就是歷史教科書，日本教科書是如何寫中日戰爭的呢？上次去東京，我專門到國會圖書館查閱到一些中學教科書，簡單聽翻譯介紹了一下，其立場與“昭和館”式敘事并無本質差異。回國后，又找到首師大史桂芳教授和旅日記者徐靜波先生關于這方面的著作，內容非常詳實。

日本中學歷史教材采用率比較高的有清水學院版、第一學習社版、東京書籍版、實教出版社版、山川出版社版這幾家，合計覆蓋率達到90%以上，以上史書的二戰史觀點就可以說是日本主流關于歷史的認識。

對于九一八事變，清水書院版教科書認為：“張學良東北易幟后，制定了滿洲自立開放的目標，推進與滿鐵并行的鐵道線路建設。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也以民族運動為背景，乘機收回列強的利權。在這種形勢下，擁有滿洲和蒙古利權的沙皇俄國倒臺，日本深刻地感覺到在中國東北權益的危機，發動了柳條湖事變”。

明成社版教科書認為：“國民政府提出收回日本擁有的既得利益、國權的政策。滿州反日運動高漲，傷害日本僑民和權益事件增多，擔任關東州及滿鐵警備任務的關東軍，企圖以武力將滿洲從中國分離出去，保護滿蒙權益、對抗蘇聯的威脅。1931 年 9 月石原莞爾等一部分關東軍將校計劃在柳條湖附件炸毀鐵路路軌，關東軍隨即采取全面軍事行動，半年內控制了整個滿洲（滿洲事變）”。

顯然，都是把中國正常收回本國權利的正當行為，當做事變爆發的誘因。光說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會危及日本人，不提中國民族主義就是因為日本侵略產生的，這是什么邏輯呢？在日方責任上，又把政府說成是無辜者，無力控制關東軍行為，這跟當年戰爭發動者的說辭不一樣嗎？

對于盧溝橋事變后的戰爭擴大化，普遍也都是這套邏輯，歸咎于中國的“過激反應”，歸咎于軍部勢力，而日本政府似乎是被動無奈的。比如山川出版社版教材認為：“1937年7月7 日，北京郊外的盧溝橋附近，日中兩國軍隊發生沖突事件。雖然現地一度達成停戰協定，但是，近衛內閣屈服于軍部的壓力，改變了最初的不擴大方針，增兵擴大戰火。與此相對應，國民政府也作出堅決抗戰姿態，戰斗超出了日方的預想，發展成為全面戰爭 ”。

明成社版教材認為：“1937 年 7 月，北京郊外的盧溝橋附近，日中兩軍忽然發生沖突。近衛內閣提出了不擴大方針，現地達成了停戰協定。但是，7月末，在北京郊外發生通州事件，8月，在上海發生殺害大山海軍中尉事件。因此，政府為了武力應對事態、保護僑民，向國內師團下了動員令，華北的兩國軍隊沖突擴大。8 月戰火燒到上海，兩軍處于戰斗狀態，日本放棄不擴大方針。對此，蔣介石下達總動員令，共產軍參加戰線。于是，戰線擴大到中國全境”。

對于日軍暴行和南京大屠殺，多數書籍都有提到，但是做簡單化處理、一筆帶過，南京大屠殺人數均無涉及。東京書籍版教材說： “占領南京時，日軍殺害了包括女性、兒童在內的很多中國人 （南京事件），受到很多國家的譴責”。清水書院版教材說： “占領國民政府首都南京時，殺害了許多非武裝的中國人（南京事件），還對共產黨控制區域，不加區分地屠殺士兵和平民，實行掠奪、放火等。因為受報道管制，當時日本國民并不知道這些野蠻行徑。”

所以，盡管日本教科書沒有否認日本大屠殺和戰爭罪行存在，但是均是輕描淡寫，用筆遠遠不如日本在戰爭期間受到侵害內容多。日本教科書規避戰爭責任，是普遍存在的問題，而非中國一些學者所說的，那些否定戰爭責任的教科書使用率不超過1%。

依據以上的了解和觀察，我們可以初步斷定：日本整個社會從來沒有很好地反思二戰歷史，反思派（以戰爭前后出生的左翼為主）始終是支流，并且隨著他們的老去，反思力量越來越邊緣化。

在日本國民心中，日本作為侵略者的形象是虛化的，是缺乏細節了解的，而日本是戰爭受害者的形象是具象的，整個國家各個縣、各個大中城市都有護國神社、慰靈館、戰災紀念館，不厭其煩地向國民講述日本在戰爭中受到的損失，日本社會對兩種記憶的塑造力度是截然不對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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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歷史問題的幾個探討

因此，國內一些人在中日歷史問題上，無限苛責中國人，每當中日出現不愉快的事情，習慣歸咎為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狹隘民族主義，而從來認為日本人是無辜的，這種認知都是完全背離事實的，在邏輯和道義上也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我們作為受害者，一個犧牲了近兩千萬國民性命的受害者，最有資格紀念歷史。難道記錄歷史要反道我們民族的羞恥？這是什么邏輯！一個個死于屠刀的冤魂，一個個犧牲于自衛的英靈，還配不上我們拍幾部電影、寫幾本書來紀念？（當然這有個前提，就是我們要尊重史實，不能為了抒發仇恨，去杜撰歷史）當全世界——日本、美國、東南亞在故意曲解、淡化這段歷史的時候，我們更有義務認真記錄這段歷史，這么做不是為了復仇，而是避免人類重蹈這樣的悲劇。

我們要與人為善，要對一切盲目仇外的狹隘民族主義零容忍。但是這個善是有底線的，對其他人的寬容、理解、善良、文明要建立在對方也是同樣態度之上，尤其是施暴者的一方佯作無事，拒絕對你寬容、理解的時候，你反倒要求受害者去寬容、理解，那么這種勸說是偽善、是愚蠢、是助紂為虐、是歷史虛無。

在施暴者沒有認真反省和悔改的情況下，任何人都無權要求受害者要大度，放下歷史包袱。這顯然是在用不同的權利觀和道德水準來要求施暴者和受害者，如果希望用這種方式去終結歷史問題，那是對受害者的第二次傷害，以及對公理正義的褻瀆。

中國人并不是喜歡跟歷史過不去，事實證明中國人最容易遺忘歷史，受害者對歷史的執著，不是來自于對苦難傷疤的留戀，而是對是非曲直顛倒的憤恨，以及公理不張帶來的不安全感。因此，解開歷史問題的關鍵不是讓中國人去忘記歷史，而是日本人真誠反思歷史問題，這個最基本的順序不能顛倒。

任何民族都有狹隘的民族性一面，即使是民主政體、信息公開社會之下生活的人們，特朗普主義的興起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如果只對中國人的狹隘民族主義津津樂道，而對他國的排外仇恨情緒視而不見；對日本人在華遇襲痛心疾首，而對中國人在日遇襲充耳不聞，并且認為一定是我們做的不好而導致的，這不是客觀、文明，是一種變態的自虐，是對另一個民族合法權利的蔑視，終點是法西斯主義。

不過，我們不要忘記歷史的時候，也一定要記住以謙卑的心對待歷史。我們不僅不能忘記日本侵華造成的傷害，其他任何侵略者給中國造成的嚴重傷害，也都不許忘記，我們不能選擇性做記憶篩選；我們要如實呈現歷史，不能為了現實的私自需要去剪輯刪改歷史，尤其不能把歷史作為消費大眾的流量密碼；我們牢記歷史，不是為了復仇，或者成為加害別人的理由，而是為了自立自強。

客觀來講，對中國人來說，如何正確理性處理歷史問題，是一個高難度的事情：一方面，中國遭受的苦難太多，而加害方一直不能正確認識，我們不得不帶著憤怒不平一再提起，無法忘懷過去；另一方面，我們又要時刻防止走偏，防止民族主義情緒干擾現實。

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難以把握好這種平衡，只有少數圣人才能做得多，地球上的多數人只能簡單化走向兩個極端，這是中國面臨的歷史問題的兩難境地。這也是施暴者留給受害者的另一個難題，暴力的結束不代表心理創傷的結束，它給一個民族心理帶來的干擾，往往超過一兩百年。

劉勝軍

堅持講真話的經濟學家

政治經濟學+大歷史觀

2014 年參加總理經濟座談會

劉勝軍微財經創始人

致公黨上海市經濟委員會委員

山東省人力資源發展促進會首席專家

著有《下一個十年》

山東·菏澤·定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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