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在失去手寫的能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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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維坦按：

前幾天還在和朋友討論，如今智能手機如此普及的情況下，GPS導航、語音翻譯等等這些過去需要人類大腦學習和形成長期記憶的技能，如今已經被一部手機完全取代了，或者說，手機已經成為了我們物理性大腦的一種外掛設備，一旦失去了手機，我們的大腦變會空空如也，如同宕機了一般（也許照此路徑推演下去，人機接口在底層邏輯上會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我們大多數人已經漸漸失去了海馬體存儲城市地圖的功用，就如同逐漸喪失了手寫文字的技能——最為關鍵的是，這是緩慢發生的——當你提筆忘字的時候，才會忽然發現，自己已經有很久沒有用筆在紙上寫字了。

我當然不是一個盧德主義者，當技術革命的當下，“手寫與否的問題”自然也并非一個非此即彼的問題，你當然可以憑借個人的興趣或努力來保持手寫文章的習慣，之不過，這多少有些像活在錄像帶時期的人，緬懷的意味或許永遠會大過實用價值了吧。

在國會山、五角大樓和白宮的辦公室中，一種體現美國官僚體制務實、高效與冷靜特點的技術正在低聲運轉：自動簽名機。該設備可儲存某人的簽名，并在需要時通過一個握著真實鋼筆的機械臂進行復制。

2011年6月13日，馬里蘭州羅克維爾，達米利克公司（Damilic Corp.）總裁鮑勃·奧爾丁（Bob Olding）固定住一張紙張，而桌面型自動簽名機“Signascript Atlantic Plus”正在其辦公室里生成一份簽名。? AP Photo

像許多技術一樣，這種原始的機器簽名裝置一直引發人們的矛盾情緒。我們賦予簽名以意義，尤其當簽名者是知名人士時更是如此。在喬治·W·布什政府時期，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因在寄給陣亡士兵家屬的慰問信上使用自動簽名機而引發一陣輿論風波。

鮑勃·迪倫的粉絲們發現，他那本售價近600美元、附有官方證書“證明其由迪倫親筆簽名”的限量版著作《現代歌曲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Modern Song）實際上大量使用了自動簽名機后，令他們大為惱火。迪倫在其Facebook頁面上罕見地發表聲明：“合同截止日期迫在眉睫，有人建議我使用自動簽名機，并保證這種做法在藝術與文學界‘非常普遍’。”他同時也承認：“使用機器是判斷失誤，我希望立即糾正這一行為。”

歌迷們對比了限量版《現代歌曲的哲學》上的簽名，發現簽名一模一樣。? Twitter/thmcdonald1

我們對機器簽名的矛盾情緒清楚地揭示了我們對手寫文字更廣泛的情感聯結：手寫文字得以一窺每個人的個性特征。任何進行檔案研究的人都會深刻體會到辨識手寫文字的挑戰與回報。人們通過筆跡的獨特性逐漸了解早已逝去的人物：一名男子在書寫情感內容時筆跡會變得細小如蛛絲，而另一人整潔如修道士的頁面則展現出其勤勉。書法家伯納德·梅斯納（Bernard Maisner）認為，書法及更廣義的手寫文字“并非為了重復復制某物，而是為了展現人性、回應性與變化”。

然而，手寫文字正在消失。

一名參加美國大學入學考試前的預備性SAT考試的高中生向《華爾街日報》坦言，當監考官要求學生以連筆書寫方式寫一句聲明（確認所有答題均為本人完成）時，“考場內爆發出陣陣驚呼”。“連筆字？我們這一代人大都只在奶奶的信里見過這種‘外語’。”

美國教育通用核心標準（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不再要求學生學習連筆書寫。芬蘭自2016年起在學校中取消了連筆字教學，瑞士等其他國家也減少了相關教學。一項評估稱，超過33%的學生難以掌握基本書寫能力，即能以大寫和小寫字母清晰書寫字母表。“我們只是試圖現實地面對孩子未來需要的技能。”南卡羅來納州格林維爾一位教育委員會成員表示，“不可能什么都教，總得有所取舍。”無法書寫連筆字的孩子，也無法閱讀連筆字。

失去連筆書寫能力的不僅是在校學生。越來越少的人會拿起筆記錄想法、寫信給朋友，甚至寫購物清單。人們不再請求名人簽名，而是索要自拍。許多人已經只能潦草簽下自己名字，而具備連筆書寫能力的人在依賴計算機與智能手機的過程中也會逐漸失去這一技能。多倫多的一家報紙曾記錄一位糕點師的感慨，他發現許多烹飪專業學生無法在蛋糕上用糖霜準確寫字——因為他們本就不會寫清晰的連筆字。

在數字世界中，書寫似乎是一種無用技能。漢語中有個詞叫“提筆忘字”，針對當下語境就是因頻繁使用電腦與手機而不再動筆書寫，導致傳統漢字書寫能力下降的現象。《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已有4%的中國青年“完全不再使用手寫”。

很多人已經忘記手寫字的具體寫法了。? 澎湃新聞

那么，不再書寫意味著什么？

這一技能的衰退是逐步發生的，許多人直到被要求手寫內容時才意識到自己已無法流暢地將筆觸落在紙上。有些人仍會在特定場合（如慰問信、精美婚禮請柬）使用手寫體，或在偶爾填寫支票時潦草寫下變形的連筆字，但除了教師之外，幾乎沒有人堅持在日常生活中保留手寫這一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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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手寫的消失意味著我們失去了某些東西。我們失去了可衡量的認知能力，也失去了使用雙手和書寫工具將思想轉化為可視內容的樂趣。這一過程在人類歷史中已經延續了數千年。我們失去了墨水與紙張的感官體驗，也失去了手寫文字帶來的視覺愉悅，更失去了閱讀逝者書寫內容的能力。

如今，我們更常用手指打字或滑動屏幕。我們溝通更多，但所需的身體努力更少，逐漸遺忘了那段漫長的進化歷史——我們曾通過肢體動作與表達來理解世界。

2000年，洛杉磯西達賽奈醫療中心的醫生們參加了一門書寫矯正課程。“我們許多醫生的字跡不清晰，”該院醫療人員主管向《科學日報》解釋說。與許多職業不同，醫生的字跡潦草可能會帶來嚴重后果，包括醫療事故，甚至導致死亡；一位德州女性曾獲得45萬美元的賠償金——她的丈夫因服用了錯誤的處方藥而死亡，原因是藥劑師誤讀了醫生潦草的書寫指示。盡管如今許多病歷已儲存在電腦中，醫生們仍需花大量時間在病歷上手寫處方。

清晰的手寫字跡不僅僅是溝通的輔助工具。在某種重要的意義上，手寫與打字不同，它能為大腦預熱，從而促進閱讀能力的形成。心理學家帕姆·穆勒（Pam Mueller）與丹尼爾·奧本海默（Daniel Oppenheimer）曾對比研究了使用手寫或筆記本電腦記課堂筆記的學生，以檢驗媒介是否會影響學生表現[1]。此前關于課堂上使用筆記本電腦的研究多關注其分散注意力的影響。結果不出所料，筆記本電腦的使用確實極具干擾性，不僅對記筆記的學生如此，對周圍的同學也是如此。

通用電氣公司20世紀40年代生產的自動簽字筆。? FPG/Getty Images

而穆勒與奧本海默則研究了筆記本電腦如何影響使用者的學習過程。他們發現，“即使筆記本電腦只是用來記筆記，它們仍可能削弱學習效果，因為使用電腦會導致更淺層的信息處理”。在三個不同的實驗中，他們的研究得出結論：使用筆記本電腦的學生在理解性問題上的表現不如手寫筆記的學生。“使用筆記本記筆記的學生傾向于逐字記錄講課內容，而不是處理信息并用自己的語言重新表述，這對學習是不利的。”換句話說，我們在手寫時會記得更牢，因為書寫節奏較慢，促使我們在寫的過程中進行總結；而鍵盤打字速度更快，更容易變成機械的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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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研究科技如何改變我們書寫與學習方式的學者，類似于警告物種瀕危或環境污染的生態學家。我們正面臨一個沒有手寫的未來。研究人員擔心，放棄紙筆而選擇鍵盤會帶來許多尚未預料的負面后果。“寫作的數字化意味著在感覺—運動與身體層面上對寫作行為本身的根本轉變，而這些轉變的（潛在深遠的）影響尚未被充分理解。”研究科技如何改變讀寫能力的安妮·曼根（Anne Mangen）如此指出。她認為，在鍵盤上打字、文字出現在屏幕上的方式更“抽象且脫離現實”，而這在“教育與實踐層面上具有深遠的影響”。如同物種的消失，技能的退化也是逐步發生的。

人們普遍認為我們已經用更方便、高效的鍵盤替代了老式、低效的工具（手寫）。但就像面對面交流的減少一樣，我們在這種追求效率的權衡中忽略了自己所失去的東西，也忽略了那些不可再現的學習與認知方式，尤其對兒童而言。一個掌握了鍵盤技能、卻在成年后仍無法順利簽名的孩子，不能被視為進步的代表。

從身體行為來看，書寫需要手指與前臂的靈巧配合。小說家瑪麗·戈登（Mary Gordon）認為，手寫的勞作本身也是書寫體驗的樂趣之一。“我相信這種勞作本身就是一種美德，因為它具有鮮明的身體性，”她寫道，“它涉及血肉之軀和筆與紙的實體，這些錨點提醒我們：無論我們的思緒多么徹底地沉浸于創造的漩渦中，我們仍生活在一個具象的肉身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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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寫還具有印刷文字所不具備的情感喚起力。文學作品中充滿了因一封手寫信件或簽名出現而引發的情節轉折。在查爾斯·狄更斯的《荒涼山莊》中，戴德洛克夫人認出了她以為已死的前未婚夫在一份法律文件上的獨特筆跡，從而引發了一連串事件，最終揭示了她最大的秘密。

我們自己的筆跡也能成為出奇有效的記憶觸發器。當美國廚師及食譜作者黛博拉·麥迪遜（Deborah Madison）偶然發現一些上世紀70年代她手寫的食譜時，她仿佛穿越回了那個時代。這些寫在棕色筆記本上的食譜，夾雜著筆記、涂鴉、食物留下的污漬以及她在舊金山Greens餐廳使用的供應商名單，她寫道：“這些是將新思想拼接起來的記錄。有時字跡看上去很小心、很刻意。有時則顯得手勢分散、潦草、疲憊。但大多數時候，它傳達出一種深刻的探索感，當我閱讀這些筆記本時，那時所感受到的執迷與興奮又重新感染了我。”她不認為用電腦寫下的一張清單能帶來同樣的感受：“手的痕跡，本身就值得稱道。”

小說家莫欣·哈米德（Mohsin Hamid）習慣在筆記本上手寫筆記，并在創作小說時盡量遠離網絡世界，盡管他最終還是在電腦上寫小說。“當我使用科技時，它正在塑造我、配置我，”他認為采用類機器方式做事存在危險。人類的方式意味著有局限，取決于我們使用的工具。十指可以在鍵盤上飛舞，但單手握筆寫字的體驗則需要更多耐心。美國人平均每分鐘可以打字40個單詞，而手寫只能寫出13個。正如書法家保羅·安東尼奧（Paul Antonio）所指出的，他在教孩子們寫字時，其實是在教他們慢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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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IT世界觀逐漸取代其他認知方式，我們刻意降低了人類悠久歷史活動的技能，這不僅僅發生在書寫方面。其他同樣寶貴的體現技能也面臨著消失的風險。

“當我們專注于制作一件實物，或者演奏一種樂器時，我們的注意力主要是自我導向的，”社會學家理查德·森內特（Richard Sennett）指出。操縱工具或拉動弦弓的行為迫使我們在感受和行動之間同步進行，而我們在這方面越熟練，就越不需要思考自己在做什么。森內特稱之為“情境認知”（situated cognition），這種能力的培養需要時間，也會迫使我們放慢節奏，就像我們觀察那些用手制作物品的人時所看到的那樣。“手工藝的某種基礎作用在于它有助于放慢勞動節奏，”森內特在接受《美國手工藝》（American Craft）雜志采訪時說。“制作即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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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克薩斯州奧斯汀的制靴師李·米勒（Lee Miller）使用已有百年歷史的工具手工制作一雙靴子最多需要耗費40個小時。他指出，投入在工藝上的時間和他所創造的成果是不可分割的。“沒有任何自動化機器能比人手完成得更精致。”他的顧客也認同這一點，他們愿意為他定制的靴子等待數年之久。

手工制品的重要性源于我們對其所耗費的時間、精力與技藝的認知；即使是最先進的機器批量生產出一樣精致的物件，也無法激發相同的情感。“我們既是感知的生物，也是認知的生物，”哲學家朱利安·巴吉尼（Julian Baggini）寫道，“知道一件物品來自哪里，它的制作者是如何被對待的，這種認知確實也應當影響我們對它的感受。”人不必屬于精英階層也能享受到擁有手工制品的樂趣；像Etsy這樣的網絡平臺就提供了各種預算范圍內的手工商品。

一些批評者認為，我們對手工制品的渴望正在增加，是因為我們所購買的絕大多數商品如今都是批量生產的，使我們與日常物品之間的人性聯系變得疏離。這也許是為什么人們對制造iPhone的中國工廠里駭人聽聞的工作環境感到憤慨的原因之一。那些光滑的科技產品原來是出自過度工作、甚至是走向自殺的人的雙手，這一認識改變了我們對它們的理解，盡管這種憤怒很快就消退，新的iPhone很快又出現在了商店貨架上。

我們對“人手痕跡”的渴望并沒有減退。然而，如今我們以一種新穎的方式來滿足這種需求。我們轉而擁抱一種“代入式的工藝體驗”，我們觀看精美作品的圖片，而不是擁有這些作品本身。我們在Instagram上瀏覽完美擺盤的餐點，觀看家裝電視節目里陌生人的努力成果，以及YouTube上的DIY視頻——這些視頻的質量從制作精良的管道教學，到那些燈光昏暗、枯燥無味的割草剪影不等（但即便如此，依然能收獲數千萬觀看次數）。這與其他“代入式”活動的增長趨勢是一致的。

克里斯·安德森：制造某種起初是虛擬的、但很快就能在現實世界中被觸摸和使用的東西，其滿足感是純粹像素無法給予的。? ArtStation

與我們的技術時代更為契合的新型動手制作形式也隨之而來，比如“創客運動”（maker movement），它起源于20世紀末的黑客文化，旨在賦予個人對技術運行方式的更多控制權。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曾任《連線》（Wired）雜志主編，后來加入了一家DIY無人機公司。他認為，這類新型的DIY科技玩家和3D打印愛好者，正在回應一種對虛擬過度依賴的文化。“制造某種起初是虛擬的、但很快就能在現實世界中被觸摸和使用的東西，其滿足感是純粹像素無法給予的，”他寫道，并預測日益增多的“創客空間”將帶來一場新的工業革命。而像葉夫根尼·莫羅佐夫（Evgeny Morozov）這樣的批評者則認為，這場運動并未真正帶來革命，而是演化成另一種“消費主義與DIY玩物式的修修補補”，其背后有大公司和美國軍方的資助。

在法國佩里戈爾附近，16世紀隨筆作家米歇爾·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家中圖書館的一根梁木上，刻著對《傳道書》一句話的自由演繹：“你若不知道心靈如何與肉體結合，便對上帝的造物一無所知。”蒙田接納人類肉體的一切榮耀與令人不安的存在（他的隨筆中對自己和他人放屁的描寫不勝枚舉），他抨擊那些否認自身肉體性的人們的虛偽。蒙田相信，我們的身體是理解自身的核心方式之一。身體提醒我們自身的脆弱，是對自負的警示。“即使坐在世界上最高的王座上，我們仍是坐在自己的屁股上。”他寫道。

米歇爾·德·蒙田（1533-1592）。? Granger, NYC./Alamy

蒙田時代日常生活的身體需求與我們今天迥然不同，且更為艱難，因此更容易培養出謙卑之心。而在技術時代，這種謙卑已日益稀缺。我們每天用身體完成的那些瑣碎任務，似乎遠不如新技術賦予我們的能力那般神奇。如今，發一條消息到世界的另一端，比自己系好鞋帶還要容易。

但我們的工具和器械在關鍵方面依然是我們身體的延伸。正如計算機科學家約瑟夫·魏岑鮑姆（Joseph Weizenbaum）在其著作《計算機的力量與人的理性》（

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

我們選擇的工具及其使用方式不僅塑造了我們的手部習慣，也塑造了我們的思維習慣。我們的具身經驗不只是影響我們如何學會完成瑣碎事務，也影響我們如何理解這個世界。在華萊士·斯泰格納（Wallace Stegner）的小說《安息之角》（

Angle of Repose

如今，我們遭遇不適的頻率降低了，也不常直面身體的失敗。這種日益增強的舒適感可能導致我們更難接受身體不可避免的衰退，我們常常依靠技術盡可能延長生命。那些正在消失的習慣，例如手寫和繪畫，也許看起來微不足道。它們是些樸素的技能，其益處大多私密，不易變現（除非你是極為少見的職業書法家），而且對越來越多的人而言，它們在日常生活中已變得不再有實際意義。

然而，手寫從我們生活中悄然消失的過程，展示了某些體驗是如何滅絕的：它們不是通過某種自上而下的法令或自下而上的民意運動而被廢除，而是逐漸隱退。我們往往將它們的過時合理化，不是視為一種損失，而是又一次進步與改良的標志。一個技能淡出舞臺，同時也帶走了一種跨越千年的人類體驗。即便這些體驗最終消失，它們仍會留下痕跡，就如阿爾塔米拉（Altamira）與拉斯科（Lascaux）洞穴中的壁畫所示——這些距今約四萬年前、相距數百英里的洞穴中都畫有同樣的事物：人的手掌。

在這個屏幕主導的世界里，手寫的迅速衰退也是我們在新舊之間不加思索妥協的象征。新技術不一定要摧毀舊的做事方式。印刷術并沒有消滅手寫。我們沒有理由認為鍵盤和觸屏的勝利是不可避免的，或認為軟件的出現就意味著手繪的終結，或認為技術進駐課堂就必須驅逐傳統的具身學習方式。我們完全可以實現某種形式的共存，盡管這種共存更可能是緊張的，而非平和的。

“我們的血肉之軀，也被自身的欲望所包圍，”詩人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寫道。它也為我們提供了機會——去學習、去理解、去感受，這種感受不是我們通過屏幕間接體驗就能替代的。隨著我們的世界越來越被圖像和虛擬化所飽和，我們不應讓對迷人技術的渴望掩蓋了人類與生俱來的需求：看見、觸摸，以及用我們的雙手去創造。

參考文獻：

[1]pubmed.ncbi.nlm.nih.gov/24760141/

文/Christine Rosen

譯/tamiya2

校對/tim

原文/www.theguardian.com/news/2025/jan/21/signature-moves-are-we-losing-the-ability-to-write-by-hand

本文基于創作共享協議（BY-NC），由tamiya2在利維坦發布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