頻繁調整“百億補貼”，京東外賣為何如此著急裹挾商家？

自上線外賣“百億補貼”活動以來，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京東已經三次變更補貼政策。

最初也就是4月11日，京東外賣宣稱承擔所有的“百億補貼”成本。豈料一周后該政策突然被取消，改為商家承擔30%-50%不等的成本。

又是一周后也就是4月23日，眾多商家反饋京東外賣再次調整“百億補貼”政策，所有補貼活動強制商家分攤50%成本。因此登上熱搜后，京東外賣出面否認強制分攤，表示是商家自主選擇。

一個月后，第三次更改施行。據不同地區的多家商戶反應，京東外賣再次調整“百億補貼”政策，將原先商家平臺各承擔50%的補貼成本，抬高為商家需承擔70%-80%。

值得注意的是，京東每一次變更補貼政策，都恰好撞上了外賣日訂單量的新高峰。從4月17日的600萬到4月22日的1000萬，再到5月14日的2000萬，每當訂單量沖上一個峰值，京東外賣的補貼策略調整都如約而至。

這看上去并非巧合。在訂單量和補貼成本的增長游戲里，京東選擇無限放大前者而盡可能壓縮后者。結果就是，在不到50天的時間里，商家的補貼成本猶如火箭一般從0急速攀升至最高80%。

怨氣早已在商家群體蔓延。強制分攤50%比例時雖然京東出面否認，但事后仍有商家自發舉證“反抗”，到本次變更，已有連鎖餐飲的創始人親自下場炮轟。

隨著京東頻繁變更補貼政策，幾個基本事實也隨之浮出水面，第一，補貼隨訂單量增加呈階梯型減少；第二，最先發聲“反抗”的商家基本為非連鎖型，等到補貼再次降低，也就是這一輪已經是連鎖餐飲都坐不住了；第三，京東利用補貼催熟外賣業務的速度比以往任何一個新進入者都要急。

01 商家叫苦：從心歡喜到被裹挾

京東外賣再次調整“百億補貼”政策的消息傳出不久，就有天津、江蘇無錫、江西南昌、福建泉州等地商家反饋，稱后臺已能看到最新的活動信息，以主力活動“滿11減10”為例，商家需要承擔7元補貼以及全額配送費。

恐慌情緒在不到一天時間里迅速蔓延，廈門一家壽司店老板在算了一筆賬后發現，紅包7塊、配送6塊，一單基礎成本就13塊，“廈門什么時候實施我就下架京東，誰愛做誰做，我不干。”

“再這樣搞，我們真的有點兒吃不消了。” 5月30日，炸雞品牌“飛叔生炸雞架”官方視頻號更新，創始人在視頻中炮轟京東外賣，稱平臺活動要求“AA補貼”，最高要求商家承擔80%的成本，呼吁商家共同拒絕低價內卷，抵制“綁架式“讓利。

該品牌創始人以23.8元雞架舉例，稱該商品打折后16.8元，如果參與到“滿6減5”百億補貼，自己要承擔4元補貼、3元運費，實際到手只有9.8元。他認為，這屬于“你請客，我買單”，“顧客開心了，平臺開心了，商家開心不動了”。

公開信息顯示，飛叔生炸雞架屬于上海駟馳餐飲管理有限公司。2023年公司推出飛叔生炸雞架，截至2024年底，飛叔全國營業門店已達150余家，簽約數量超300家。

連鎖餐飲品牌的呼吁很可能不會得到中小餐飲企業的回應，2023年國內的餐飲連鎖率只有21%，換言之占比更多的非連鎖品牌/個體戶/夫妻店很難團結起來施壓平臺。

很多小餐飲老板的處境難言樂觀，一是不參加新的補貼活動就要面臨“負訂單”可能，在無錫經營煲仔飯的李先生就說，之前11-10商家承擔一半的活動停了，新的11-10商家承擔7元，已經開始扣錢了，沒辦法，不參加沒有單。

二是平臺商家很難將成本轉嫁出去，同樣在無錫經營木桶飯的范先生，嘗試過漲價，“已經漲了2塊，但京東又要求價格必須不能高于其他平臺，被抓到會雙倍罰款，擔心被抓到被罰”。

多重因素導致，中小餐飲企業在面臨平臺隨意變更補貼政策時，幾乎沒有話語權。更嚴重的問題是，平臺通過低價補貼迅速做厚訂單量，但大額補貼很難長久，短期薅羊毛不能轉化忠實顧客，平臺補貼停止后餐飲小白只能閉店出局。

飛叔生炸雞架的創始人在視頻中可能講出了大多數中小餐飲的心聲，這種大額補貼很難長久，短期薅羊毛不能轉化忠實顧客，平臺補貼停止后餐飲小白只能閉店出局。不希望被卷入到不健康的價格戰中，也呼吁廣大小餐飲商家共同拒絕無底線低價內卷，共同抵制綁架式讓利，“卷補貼我們賠不起”。

02 留給京東外賣的時間不多了

“綁架式讓利”可能持續不了多長時間了。

5月20日，對于如何整治“內卷式”競爭新華社發文，國家發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聞發言人李超強調，一些企業陷入“內卷式”競爭，有的以低價、超低價、甚至以低于成本價格銷售，有的制假售假、以次充好。

結論是，“這些都突破了市場競爭的邊界和底線，扭曲了市場機制，擾亂了公平競爭秩序，必須加以整治。”

一邊是官媒定調，一邊是市場監管總局等五部門約談京東、美團、餓了么等平臺企業，要求公平有序競爭，共同營造良好市場環境，切實維護消費者、平臺內經營者和外賣騎手的合法權益。

同時，市場監管總局研究起草《網絡交易平臺收費行為合規指南（征求意見稿）》并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指南》明確“轉嫁應由平臺自身承擔的費用”等8種不合理收費行為。

政策層面的監管意愿體現出“綁架式讓利”的高危害性，也是合法合規給中小餐飲企業撐起了一把保護傘。

如果從商業層面看，在正式規章出臺之后，企業平臺就很難再開展“以低價、超低價、甚至以低于成本價格的銷售行為”，補貼必須保持在一個合理范圍內。

換言之，京東利用補貼快速催熟外賣業務的窗口期，很可能被提前了。這也體現在京東管理層對外賣業務的預期里。

在今年Q1的業績會上，京東管理層放出日訂單突破2000萬的同時，也表示將未來方向定在三塊：優化商家與用戶體驗、擴大規模、優化ROI效率。

市場普遍看好京東外賣對主業零售業務的帶動，華泰證券認為，在強勁的流量增長支持下（持續受益于國補行動+外賣等高頻場景引流），京東零售業務有望延續穩健的收入增長趨勢。

但同時也指出，其在外賣等新業務上的投入產出效果需進一步關注。重點則落在了系統化能力的補足以及高效的競爭補貼策略上，華泰證券稱在外賣訂單量實現快速攀升后，二者是京東外賣能否快速邁出早期投入期的關鍵。

系統化能力對應了京東管理層提出的優化商家與用戶體驗，而高效的競爭補貼策略則是指擴大規模和優化ROI效率。

理論上來說，京東外賣如果能在減少補貼成本的情況下持續擴張，將對優化ROI效率起到提振作用。不過，如果要兼具規模擴張，那么就意味著每開一座新城京東都要重復一遍高補貼策略，即承擔全部補貼成本，在訂單量達到一定程度后迅速止損，優化ROI。

而現實情況是，京東在外賣與零售業務出現明顯的協同效果之前，必須解決由高投入帶來的虧損問題。2025年Q1京東包括外賣在內的新業務收入為58億元，經營利潤虧損達13億元。

早前就有學者針對為騎手繳納社保問題提出看法，面對如此龐大的成本壓力，平臺企業需要多方分擔。

南開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南開大學數字經濟交叉科學中心研究員陳兵教授認為，新增的社保成本大概率會由各方分擔：平臺合作的第三方公司可能會被要求讓出部分利潤為騎手繳納社保；平臺內的入駐商家可能也要接受稍低的補貼或者稍高的抽成；也可能會讓消費者承擔稍多的配送費。

而從京東頻繁調整百億補貼策略來看，商家端是業務發展前期調整阻礙最小，同時也是壓縮成本最易見效的群體。

至于壓縮補貼的時效（50天內三次更改），則是因為在政策指引下，競爭回歸理性的速度或快于此前預期，京東不得不加快腳步，努力在窗口期到來之前快速邁出早期投入期，如此才能有余力真正擠上外賣牌桌，開始圍繞三端生態平衡、履約效率、長效運營進行競爭。

03 尾聲

1939年9月1日4時45分，德軍以其6個裝甲師、4個輕裝甲師和4個摩托化師為主要突擊力量，在一馬平川的波蘭西部勢如破竹般地撕破了波軍6個集團軍約80萬人組成的防線。

由德國名將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發明的閃電戰一舉成名，閃電戰充分利用了現代化戰爭工具飛機、坦克、裝甲車、摩托車的速度優勢，以超出對手反應的速度對敵人實行閃電般的打擊。

但很多歷史學家都在研究的一個問題是，閃電戰在二戰初期產生了巨大威力，為什么二戰中的閃電戰又均以失敗而告終？

源于閃電戰的兩大缺陷，第一，隨著裝甲機械化兵團的快速突擊和推進，就不可避免使自己的補給線過長和兵力分散；第二，如果對方擁有大的戰略縱深，就有足夠的能力來吸收和消化你的閃電戰的進攻動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蘇德戰爭的中后期，蘇聯的廣袤領土對德國的閃電戰有一個很好的吸收消化效果。

京東對外賣市場發起的這場以補貼為武器的商業戰爭，也符合閃電戰特征。同樣，也難以避免閃電戰的致命缺陷：

第一，在外賣業務上投入過大、時間過長，尤其是與主業未完全建立有效協同前，京東的資源和注意力就會被分散；

第二，時間越長對京東而言越不利，其對手擁有堪比蘇聯廣袤領土的資源和實力，借助各種工具和手段就能瓦解京東的攻勢，典型如淘寶×餓了么的百億補貼。

所以，京東有計劃的通過快速調整商家補貼達到止損訴求，刻意避免自己戰線過長，但問題是在這個過程中，將商家作為犧牲品似乎也并非一個完美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