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級巨頭們應該反思一下了

2010年，美國國會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并展開了一系列的嚴厲調查，試圖追究那些應該在金融危機中承擔責任的公司。

除了華爾街投行，國際三大信用評級機構也被列為調查對象。

政府部門認為評級機構不但反應遲鈍，未能預測金融危機，在金融危機爆發前，三大評級機構甚至無一例外地給予了美國國際公司及其衍生次貸產品最高評級。

調查的重點，是三大信用評級公司是否利用自己的特殊角色，誤導投資者，從而導致金融危機愈演愈烈。

在美國國會上接受質詢的，包括中國股民們無比熟悉的老朋友：股神巴菲特。

股神旗下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當時是穆迪的最大股東。在此前的公司股東大會上，股神對自己的投資者們說，雖然購買了評級公司的股票，但自己從來不關注評級，也不讓評級公司參與投資決策。

但在國會的聽證會上，老頭兒打了一手好太極，模棱兩可地為評級公司辯護。

當問及評級機構作為第三方，不向投資者收費，反而向證券發行者收費，是否應該改變商業模式，從而避免利益沖突時，股神的回答很有意思：

我不知道誰會支付費用，反正我是不會的。

言外之意是，信用評級是一門好生意，但做投資決策的時候，最好不要聽他們的。

壹

4月10日，惠譽國際信用評級公司發布報告，維持中國主權信用評級不變，但將評級展望由“穩定”調整為“負面”。

去年12月，另一家國際信用評級公司穆迪也做了同樣的動作。

我方的回應，可以說是克制、理性的：

惠譽主權信用評級方法論的指標體系，未能有效前瞻性反映財政政策“適度加力、提質增效”對推動經濟增長、進而穩定宏觀杠桿率的正面作用。

這事兒呢，很難去評論。比較公正的看法，是一個網友表達出來的：惠譽是商業機構，不是任何生意，都絕對向善。

國家層面，尚可提出抗議，真正感受到國際信用評級公司的隱秘權力，又毫無招架之力的，是中國的開發商。

惠譽調整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兩天后的4月12日，標普發布對龍湖集團的最新評級報告，將龍湖的長期發行人信用評級從“BBB-”下調至“BB+”。

同時，標普將龍湖的高級無抵押票據的長期發行評級從“BB+”下調至“BB”。

這是國家信用評級機構對中國房企的又一次暴擊，最近兩三年時間里，評級巨頭們對中國房企可以說是一視同仁地看空，沒有例外。

就在前段時間，穆迪撤銷了萬科的Baa3發行人評級，降至Ba1企業家族評級，也就是垃圾級。并下調高級無抵押債務評級，同時將萬科所有評級列入評級下調觀察名單。

另一家評級巨頭惠譽，先是將萬科的長期外幣發行人違約評級自‘BBB’下調至‘BB+’，加入負面觀察名單，然后將民營房企之光的龍湖的信用評級，也從投資級“BBB-”下調至“BB+”。

如果以為這是評級巨頭們敏銳地覺察到不同性質開發商的不同境遇，那就錯了。

去年9月中下旬，穆迪將中海宏洋、華潤置地、越秀地產、綠城中國、保利發展、深業集團六家房企的展望評級由“穩定”調整為“負面”，將萬科企業的評級列入下調觀察名單。

一個月后，惠譽下調保利發展的評級，由BBB+調整為BBB。

這是國際信用評級巨頭對中國房企的無差別下調，不管你是民營房企，混合所有制房企，還是國企。

如果細究下調評級的原因，幾乎所有的下調動作都在強調，開發商們的銷售存在不確定性，由此帶來的杠桿率以及現金流變動。

比如，惠譽雖然下調了龍湖的投資評級，但在對龍湖的評級報告里，惠譽卻是好一通夸，指出龍湖目前優于大多數同行的評級，得益于經營物業貸獲得監管支持，龍湖由此獲得強大的銀行融資渠道以及不斷增長的經常性收入的支持。

顯然，他們不是看空某家房企，是在看空整個中國房地產市場。

今年一季度，百強房企實現銷售操盤金額7792.4億元，同比降低47.5%。銷售端一降再降，在一系列的政策出臺后，市場依然沒有明顯改善，降幅接近五成，說是兵敗如山倒，說是摧枯拉朽，一點不為過。

問題是實實在在就在那里的，無法回避。但這個行業是不是就該全盤否定，倒也不見得。

土老板相信萬科董事長郁亮、龍湖董事長陳序平的一致判斷：

中國未來房地產市場，9~10萬億是正常的市場規模水平。

也就是說，這個市場現在遇到問題了，超跌了，但這個行業不會消失。每一個經歷狂風暴雨的行業，最后總會有人活下來。

對房地產這個正經受風雨的行業來說，壞消息是開年第一季度銷售同比跌了近五成，好消息是，3月份單月業績同比降低45.8%（2月為-60.0%），環比巨幅增加92.8%。

只要我們足夠努力，事情總會一點點變好。

貳

在此前很長一段時間里，房企和評級機構保持著蜜月般的良好關系。那時，是房企競相進行境外融資的高峰期。

2019年全年,受監測房地產企業海外融資總額達到752億美元，同比上漲52%。2020年，這個數據大約是544億美元，如果再加上2021年上半年的數據，兩年半時間，房企們從境外融資了近萬億人民幣。

那也是信用評級機構的春天。穆迪在這三年的凈利潤分別是14.22億美元、17.78億美元、22.14億美元。到了2022年，這個數字就急劇下滑到13.74億美元。

其中的奧秘，來自于信用評級機構獨特的商業模式：

他們為證券發行人評級，又向他們收費。

在整個金融市場，評級機構憑借這種隱秘的評級權力，被稱為“無冕之王”。在中國，這個稱號是給媒體的。

首先站起來向信用評級巨頭們表達憤怒的，就是金融危機后的各國政府和投資者。危機之前給予銀行、國際公司投資評級，危機發生后又下調評級，加劇踩踏效應。

災前不預警，災后火澆油。

十幾年后，輪到了中國房企們表達不滿了。在遭到評級下調后，一批房企紛紛放棄了信用評級。

當然，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房企們已經不再進行境外融資，也無需討好國際評級巨頭們了。

以龍湖集團為例，其2024年到期的境外債務為0，2026年底之前已無美元債。其他出險房企，在境外債面前早已躺平。

國際信用評級與房企們，終于到了分道揚鑣的時刻。

在中國房地產行業經歷兩年多陣痛后，階段性去復盤這場劫難，我們需要的，可能是一次系統性的反思。

不只是房企們需要反思，金融機構需要反思，有關部門需要反思，連同作為第三方的信用評級機構，也該檢討自己。

在美國國會調查國際信用評級巨頭們的時候，他們一度想把信用評級納入接下來的金融監管制度改革中。

令人不解的是，在得出金融危機的真正原因之前，他們提前幾個月就已經完成了金融監管改革。

很多事，就這么錯過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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