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問題的再思考｜1970-2020：新農村烏托邦的延續與變遷

2023年7月，聯合國秘書長談到了一個 "全球動蕩的時代"，各種各樣的氣象災害證實了這樣一個時代的到來，我們因此迫切需要思考如何以不同的方式生活。這種對我們日常行為方式轉變的思考可以涉及到我們的食物、旅行以及我們與生物的關系。

中法環境月期間，法國駐華大使館與您分享數篇法國作者的文章，他們將從理論家、歷史學家或作家的角度來思考我們的地球和全球變暖的挑戰。這些法國當代作者的文章將被翻譯成中文，幫助讀者們更好地了解法國知識界對這一問題所作出的思考。10月份，本系列專欄文章將先后在法國文化平臺和網易新聞上發布。

1970-2020：新農村烏托邦的延續與變遷

丹妮爾·艾維爾-萊杰

貝特朗·艾維爾

《未雨綢繆，重返自然：法國的新農村烏托邦》

l'Aube出版社，2023年

貝特朗·艾維爾（Bertrand Hervieu）畢業于巴黎政治學院，擁有社會學博士學位。他曾是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的研究主管，并在農業部擔任過高級職位。他于1999年至2003年擔任國家農業研究院（INRA）的主席，于2003年至2009年擔任地中海高級農業研究中心（CIHEAM）的秘書長。他攥寫了多本關于農村和農業世界的書籍。

丹妮爾·艾維爾-萊杰（Danièle Hervieu-Léger）是一名社會學家，曾是社會科學高等研究學院（EHESS）的榮譽研究主任和前任院長。她的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后現代宗教社會學（包括世俗化和宗教復興）、各種形式的宗教信仰、信仰轉換以及當代社會中的宗教機構。

在1970年代初，我們研究了法國1968年五月革命結束后涌現的新農村社群，并出版了兩本書1。鑒于其內容持續受到廣泛的關注，我們決定合并為一卷重新出版。社科學者對我們的書感興趣，因為新農村社群是一股反文化運動，具有社會變革潛力。參與新農村運動的人也對我們的書感興趣，因為他們希望了解相關歷史背景以及先行者的經驗。這些因素促使l'Aube出版社在2005年重新出版了第一本書。此書詳細探討了“烏托邦移民”適應農村生活的過程。他們預見世界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于是成群結隊離開城市，向農村遷移。他們選擇的新居是曾被農民遺棄，但因保護政策和綠色旅游而重新煥發生機的地區。第二本書則關注一小部分激進群體。他們預見未來世界會因消費主義而失控，為防范于未然而決定搬到農村。與第一本相比，第二本書泯然于眾，彼時聞者寥寥。沒想到若干年后，這些所謂的“末世預言”群體突然引發許多關注。這無疑是因為人們對生態災難的威脅感受日益深切，從而與之產生了共鳴。

簡而言之，當年進行這項調查時，我們根本沒有預料到這股走向新農村的趨勢會在法國社會中持久地生根，更沒想到它會深遠地促進農村地區的變革。我們當時認為這是一種游走于反體制邊緣的新烏托邦，誕生于日益衰落的社會運動余波。我們認為這股群體潮流很可能，甚至可以說是不可避免地遭遇絕大部分烏托邦的結局。按照亨利·德羅什（Henri Desroche）的說法，要么徹底失敗，敗給了殘酷的現實，要么因成功而失敗（因為從此失去創造動力）。當時，部分學者更加重視那些在他們看來真正具有變革潛力的社會運動。其中一些人指責我們太過關注這些方方面面都很“邊緣”的社群。對于他們來說，這股反文化抗議的主角是一些落魄的知識分子，是68年五月革命沒有實現烏托邦夢想的失意者。他們還批評我們偏離主題，不滿足于調查那一小部分因為受到政府補助而成功融入當地的新移民。我們的確不滿足，越走越偏，還走訪了一批城市的叛徒：他們深信生態災難在即，感覺社會難以改革，因此決定過自給自足、簡樸的農耕生活。然而，這種自給自足的生活模式穩定性難保，并且難于吸引大量跟隨者。只有少數人選擇此路，最終可能淪為教派般的封閉小圈子。在1970到1980年代之交，當這兩本書首次出版時，我們試著從兩個角度來解讀這些現象。一方面，人們選擇“走向森林深處”卻最終遇到現實中的社會制度。另一方面，人們不妥協地尋找一種徹底取代消費主義的方式。我們認為這些烏托邦式的理念反映了68年五月革命理想的退化，注定會消亡。人們懷有的理想要么逐漸被現實撞成碎片，要么退化成為消費社會里“健康生活”的個人或集體愿望。

然而實際上，新農村潮流沒有退去，反而越演越烈。經過幾十年的演變，這股潮流從2000年開始明顯活躍起來，并從最初集中在法國南部的荒地擴展到整個國家。人們遷移的方式各不相同，不再維持原有的社群訴求，不再執著于集體去開荒和探索新的社會形態。他們越來越從個體出發，單純想投入自然的懷抱，在農村生活和工作。然而，大部分人已不再急于在小社群里短期創建一個全新的社會模式。相反，他們追求更簡單、更慢節奏節奏的生活，與自然和諧共處，通過“有意義”的工作實現自己的價值。他們通常是向往歲月靜好的夫婦和家庭，希望生活在不受干擾的自然環境里，與當地人們保持友好的往來。這種生活理想促使一些人遷移到農村，也產生了更廣泛的社會影響。

人們立足鄉村的方式也有所改變：前期準備更加充分，更加專業化，從一開始就調動當地的資源（包括法律、社會和物質資源）進行創業及組建人脈。現在選擇到農村定居的人，其社會背景也與70年代截然不同。那個年代農村人口持續外流，而烏托邦移民前來填補空缺。雖然目前還有一些農村因偏遠地理位置或工廠關閉而留不住人，但大體趨勢是城市居民正逐漸流向農村。從1990年代以來，法國大多數農村地區的人口持續增加，而農業人口持續減少。由于通訊方式更便捷，農村房產更便宜，再加上地方政府有效的人才吸引政策，法國農村長達百年的人口外流趨勢從此逆轉。然而令人覺得矛盾的是，盡管農村地區逐漸煥發生機，人們依然將其視為“被遺棄的”地域。這主要是因為這些地方沒有城市的交通設備，對于需要日常通勤的“新居民”來說不太方便。為了避免此類困擾，一些新居民轉向簡單樸素的生活方式，融入自然環境，遠離城市的喧囂和就業壓力。

他們看中的不是那些曾經牛羊成群的的廣袤山區，而是那些充滿村落的田園鄉村，那些經濟活動較為活躍的、有潛力創業的地方。眾多人投身有機農業和可持續發展，追求在傳統畜牧與動物福利間的平衡，這體現了他們對“自然”與“扎根”的深深向往。當然，現在的新農村夢想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一些人投身養蜂業或手工業（磨面、釀酒、制作肥皂、提煉精油等）。有的學習“高級”手工技能（木工，皮革制作等），有的接管當地的小商鋪或者開創自己的小生意。很多人投身于當地的社區和文化活動。有人延續自己的本職，也有人遠程全職或兼職工作。這種方式尤其適合于家庭，因為如果夫妻中有一人能夠遠程工作，那么另一個人就能夠有余力開拓另一種業務。如此一來，不同的工作模式彼此互補，更像是合作社而非社群，讓一群志趣相投的人能夠集結一起，開展新生活。

農村夢的改變與新農村人的面貌不無關系。從城市搬到農村的主要人群不再是人文學科的學生，失業青年或文化教育工作者（教師、社工、培訓人員或與樂園的臨時工等）。這是70年代初的情況。今天那群“拋棄一切”開創“新生活”的“新居民“年齡更大，學歷更高甚至過高，許多是工程師、醫生、建筑師、農業專家、IT專家、金融或人力資源部門的高管。他們選擇遷往農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之前的職業生活讓他們感到失落，期望新生活能帶來更多的“意義”。在年輕人當中，也有不少剛從名牌大學畢業的學生。他們本應該憑借文憑找到一份令人垂涎的高薪工作，但他們在拿到畢業證書后就明確表示，不想從事那些可能對地球造成破壞或者讓自己感到壓抑的工作。然而，我們不應該過于簡單地對比不同批次的農村新移民，不應該夸大他們的社會和職業特點。選擇搬到鄉村的人一直以來都是來自各個階層的人：第一批搬到鄉村的人里面也有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換句話說，養羊或者采集香草只是一小部分人的選擇，更多人依然憑借過往的專業技能在當地立足。

很多人選擇回歸田園，很大部分是由于對當下資本主義體制的不滿，同時覺得傳統的階級斗爭無法與其抗衡。在社會運動日漸減弱的背景下，選擇“生活在邊緣”，挑戰主流消費社會和“社會成功”模式，變成了一種不妥協的抗議姿態。他們通常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在被"體制"最邊緣的地方重新發出吶喊。如今在新農村社區里，除了“土地防衛區”等集體活動之外，尋求自由和反權威的抗議已經大為減弱， 但這并不意味著新農村運動失去了其政治影響力或意義。換句話說，70年代的農村新移民尋求實現全面的政治變革，認為這是與自然重新建立聯系的前提。而到了2020年代，農村新移民更希望馬上參與生態革命，從具體融入綠色生活開始，為建立新的政治社會打下基礎。總之，無論是政治還是生態，烏托邦的理念并沒有消失，它只是以一種新的方式轉變了，目的還是要從下到上，從基層開始探索一種與主流文化不同的替代方案。

如果要指出當前“回歸自然”現象里真正新穎的部分，那就是越來越多的人渴望過上“綠色生活”，這一愿望在不同的人群里產生了共鳴。這種愿望不僅限于那些完全搬到農村的人，也包括那些住在郊區但仍在城市工作的人。新冠疫情期間，因封城帶來的痛苦體驗極大加速了這股趨勢，促使大批人“向農村出發”。他們的首要目的是遠離大城市，但目前還無法判斷會否回流。他們或是因為厭惡主流消費社會和工作模式，或只是希望在日常生活中做出一些改變。無論如何，他們的選擇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想更靠近大自然，想吃得更健康，想支持當地產業，想遠離城市污染，想改變生活節奏，想為生活創造更多意義等等。這些目標如今已經被廣泛接受，成為社會主流。

有人問“鄉村夢”越來越流行，是不是因為之前激發新鄉村社區的烏托邦理想失敗了，從而退而求其次？這和問雞先有還是蛋先有一樣，都沒有多大的意義。同理，我們也沒必要深究農村新移民的社會結構是否發生變化，是否更加符合主流價值觀，以此論證他們的激進程度遠比不上其先輩。回顧過去五十年中新農村運動的各個浪潮，不要急著去評判哪一個在政治或生態方面更加激進。更重要的是要弄清楚，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人們如何拒絕現狀，如何渴望與自然環境更加和諧地共存。為此，我們需要仔細研究每一個時代都有哪些文化、政治和經濟影響著人們對農村生活的想象和落實。同時，也需要準確地從歷史角度出發，去找出促使人們渴望這種改變的政治和文化動機。是反對現有的世界狀況？還是設想一個不同的未來？這兩者的構建方式有所不同。這取決于你是在為長期的社會變革做準備，還是緊急尋找應對即將崩潰的生態環境的對策。

實際上，在新農村運動的每一個階段，政治和生態這兩個主題一直都在交織著，只是隨著局勢變化呈現不同的面貌。人們的目標有所改變，實施的方式（或溫和或激進）有所改變，在當地產生的社會影響以及被接納的程度也所有改變。重新出版這兩本書2的目標是通過分析新農村現象，進一步豐富我們對其歷史背景的理解。

[1]《重返自然：深入森林...找到體制》，巴黎Le Seuil出版社，1979年；拉圖爾代格l'Aube出版社，2005年；《未雨綢繆的社群：新農民或新僧侶？》，巴黎Centurion出版社，1981年。

[2]2016年，我們應邀在《科斯和塞文地區》（Causses et Cévennes）雜志的“回歸土地”專題（第13號）中回顧了我們在1970年代的研究項目。我們重新審視了研究的條件、主要內容和一些盲點。我們和編輯都認為，這次回顧對兩本書的新版很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