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江與《春江花月夜》

張若虛，初唐詩人，《舊唐書》中稱其“文詞俊秀，名揚于上京”。據說，他留存在世的詩僅兩首，其中《春江花月夜》唐、宋詩選均未收錄。最早收錄該詩的是北宋郭茂倩的《樂府詩集》，共收《春江花月夜》同題詩五家7首，張若虛的這一首也在其中，卻長期默默無聞。自明代起才不斷受重視和推崇，著名詩人聞一多將其上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稱其為“詩中的詩，頂峰上的頂峰”，素有“孤篇蓋全唐”之譽。但對于這首詩中所描寫的景色到底是哪里？是詩人站在瓜洲“沙灘”（唐時隸屬鎮江）觀月下“長飛的孤雁”抒發情懷，還是立于鎮江“危樓”覽江中“潛躍的魚龍”有感而發？由于歷史資料的缺失，至今無從定論。

雖然大多數專家學者傾向于鎮江和揚州一帶沿江風景，可究竟是長江南岸即鎮江段，還是北岸即揚州—泰州段，一直爭論不休。經多方求證、比對，本文認為《春江花月夜》所描寫的場景應在今天鎮江金山至焦山的江畔。

一、從地理角度講，唐代長江鎮江段更符合詩中所描述的地理元素。

據地質學家考證，鎮江最早是長江入海口，江海交匯。當時的焦山正處于海口位置，旁有兩座小山——松山和廖山，形似雙闕，稱為“海門”。唐中葉后，海口逐漸東移，但漲潮時，海水還是可以沿喇叭口直入進來，形成“京江潮”。從宏觀上看，鎮江和揚州分別處在喇叭口的南、北兩岸，最寬江面達四五十里，但鎮江的位置更靠近入海口。即使到唐朝后期，為加強對東南控制，保證漕道暢通，朝廷還在潤州設了鎮海軍。由此可見，“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如此宏偉遼闊的水天一色，必然只有在鎮江段的江面才能看到。退一步講，就是張若虛在瓜洲創作，其生前，瓜洲也一直隸屬鎮江。

二、從天文角度講，唐時江邊賞月的絕佳處也屬于鎮江段。

揚州雖有“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之譽，但描寫月亮與江水交相輝映的詩文似乎并不多。鎮江有位旅游達人在《何處春江花月夜》一文中提到：“從歷史上鎮江揚州段長江岸線演變來看，南岸多山丘，岸線較為穩定；北岸多泥沙，坍塌時有發生，岸線變化較大。而長江鎮江揚州段（江水）自古以來就是由西向東流去，南北兩岸的岸線雖有變化，但基本是東西走向。按天文學常識，初春的滿月月升地偏東北、月落地偏西北，這是一條亙古不變的規律。

如果長江是一條東西向的直線，站在北岸，面對長江，那么月升地、月落地就都在觀景點的東西側后方，就是說都在岸上。”

由此我們可以推斷，當時詩人只有站在長江的南岸，才能見到江面上的月起和月落；甚或我們可以進一步推斷出，只有站在金山至焦山這一段沿江制高點，包括金山和焦山，才能完整地看到“海上明月共潮生”和“江潭落月復西斜”的壯觀景象。

三、從風景角度講，詩中描寫的江畔景色是典型的江南風貌。

初唐時，位于長江北岸的揚州，運河的出江口還在揚子津，但它與江對岸之間橫亙著一片積沙。后來積沙漸漲，形狀似瓜，得名瓜洲。唐開元二十六年（738年）潤州（鎮江）刺史齊澣為貫穿瓜洲南北，開伊婁河二十五里，瓜洲得以繁榮。至唐代宗大歷（766—779年）以后，瓜洲中部較寬部分始與長江北岸相連。而瓜洲的管轄權這時才移交揚州。隨著江流不斷北移，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瓜洲城全部坍入江中。民國初年，在原瓜洲城西北四里鋪的基礎上又逐漸發展形成今天的新瓜洲。由此可見，在張若虛時代，與京口隔江相望的瓜洲還是“兩三星火”，不甚繁榮，與“芳甸”“花林”“青楓”難以匹配。而與之恰恰相反，江南岸的京口早已興盛起來。“遠巖映蘭薄，白日麗江皋。原隰夷綠柳，墟囿散紅桃。”南朝謝靈運在《從游京口北固應詔》中如此描寫春天傍晚京口北固江畔的風景；“青楓林下回天蹕，杜若洲前轉國容。……可憐宮觀重江里，金鏡相傳三百年。……赤縣唯馀江樹月，黃圖半入海人煙。暮來山水登臨遍，覽古愁吟淚如霰。唯有空城多白云，春風淡蕩無人見。”這是與張若虛同時代的鎮江籍詩人孫逖所作《丹陽（即鎮江）行》。這些描寫與“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楓浦上不勝愁。……可憐樓上月徘徊，應照離人妝鏡臺。江流宛轉繞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的描寫情景、語境與手法多么暗合，何其相似？！

四、從情感角度講，詩中表達了思婦、游子等情結。

張若虛是揚州人，他若站在家門口的江邊望月，怎有游子之慨？何來相思之情？李澤厚在《美的歷程》里這么評論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它是一種少年時代的憧憬和悲傷，……所以盡管悲傷，仍感輕快，雖然嘆息，總是輕盈。……它顯示的是，少年時代在初次人生展望中所感到的那種輕煙般的莫名惆悵和哀愁。”據此，以及詩文中呈現出的流暢、優美和輕快的氣質，我們可以大膽地推測一下張若虛寫這首詩的年紀，應該正值青春年華，還未入仕。唐代文人特別熱衷于游歷，少年游學幾乎是一種社會性群體行為。其目的無外乎增長閱歷見識，擴展人脈關系，以期得到達官名流的賞識和推薦。

于成我在《〈春江花月夜〉研究》中則是這樣分析張若虛的：“溫文爾雅，性情還算平和，富有才華，對現實和下層具有相當的了解和理解，借助地域人際關系圈子和自己的才華（期望）迅速而毫無障礙地獲得當世的名聲。”

張若虛與賀知章、張旭、包融并稱“吳中四士”。賀知章，越州永興（浙江杭州蕭山）人；張旭，蘇州吳縣人，而包融則是潤州延陵（鎮江丹陽）人。“吳中四士”雖不屬于詩詞流派，但一定是高水平的文藝組合。年輕的張若虛在春日渡江，即將沿著運河南下，一邊游學，一邊結識朋友，經營屬于自己的文人圈子。當詩人夜宿京口，臨江登高，面對壯闊無比的江海，以及天空高懸的一輪明月時，少年的惆悵不禁襲上眉頭，“面對無窮宇宙，深切感受到的是自己青春的短促和生命的有限”（李澤厚《美的歷程》）。而同時涌上心頭的，還有對家鄉、親人和愛人的思念。

當然，誠如聞一多先生所說的那樣，這首詩表達了“更瓊絕的宇宙意識，一個更深沉寥廓更寧靜的境界”，超越了時空，屬于中華民族、屬于全人類的范疇，那么該詩在哪里創作、抑或描寫的是哪里就不那么重要了。對此，我們不宜過分糾結，甚至可以讓鎮江、揚州、泰州等一起聯手，求同存異，資源共享，合作共贏，產業集聚效應。我們應將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如何活化、傳承和弘揚中去，讓更多的人感受到這首詩的無窮魅力，體會到這首千古絕唱所帶來的對人生、大自然和宇宙的哲理性思考，讓古人為我們留下的寶貴歷史文化遺產放射出更加璀璨的光芒。（文/蔡曉偉 鎮江市旅游學會副會長；吳雷 鎮江市旅游培訓中心主任）